科学职业的欧洲根基

与大多数主要机构相比，比如从一开始就扮演人类生活重要角色的政府和家庭，现代科学的历史是短暂的。它起源于“自然哲学”，一开始是“自然哲学”的一部分。我们在本节接下来的部分将要谈到，如果早期科学被称作一种“职业”，那只是指一群怀着共同兴趣的、坚持共同行为准则的实践者进行的科学探索和实践。直至20世纪，一大批人首次开始依靠职业科学家的身份谋生，并获得了丰厚的待遇，科学才真正发展为一种职业。而在此之前，科学只是富有阶层的追求。

依照历史记载，现代科学开始于尼古拉·哥白尼（Nicolas Copernicus,1473－1543）。哥白尼在自己的祖国波兰靠教士职业维持生计。他提出了太阳而非地球是宇宙中心的“日心说”，从而开启了一场科学的“范式转变”（paradigms shift）——主宰科学实践的假设发生了根本转变。这一转变不仅对天文学和物理学发展有重要的启示作用，而且对推动人类知识的进步意义深远，因为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人类在宇宙中处于中心统治地位，而“日心说”的提出彻底推翻了这种观念。《天体运行论》（On the Revolutions of the Heavenly Spheres）出版后，哥白尼的生命也走到了终点，开普勒、伽利略等其他天文学家继承了哥白尼的事业，在对现象的观察中不断验证和修正哥白尼的理论。这个日积月累的过程被称作“哥白尼革命”，这场革命一直持续到17世纪晚期牛顿出版他的著作才完成。

同时，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也就是哥白尼曾开展过研究的地方，科学家们开始聚集，形成了一些早期的科学协会。约瑟夫·本－大卫（Joseph Ben-David）认为，科学组织的形成在推动科学创新和进步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意大利科学院（Academia dei Lincei）是其中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早期组织（1603年成立），伽利略就是这个组织的成员。然而，这些组织的成员，跟当时的科学家一样，主要来自上流社会中一些有抽象思维或贵族态度的人士。这些科学家诉诸柏拉图哲学而非实用性来证明他们的工作，这一局限或许是17世纪意大利科学衰落的原因。从17世纪开始，科学发展的中心转向英国。

在英国发生的一个重要转变就是科学从哲学和其他形式的知识中逐渐独立出来。根据英国著名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极力支持的一种理想化观点，科学是对自然界运行法则的系统探索。在17世纪，培根的“科学方法”——被广为接受时有多种含义——通常被理解为客观性、经验主义，有时候也指实验。随着科学逐渐成为一种社会制度，科学方法也成为人们理解自然的首选方法，“科学家”开始以一种拥有特权的精英群体的身份出现在英语国家，他们将科学作为探索自然的最优模式。牛顿取得的成就是英国科学发展的巅峰。通过证明地球和其他天体的运动遵循同样一套自然法则，牛顿的工作实际上解决了哥白尼理论提出的所有理论性问题。

尽管牛顿在剑桥大学数学系任教授，但19世纪以前大多数科学家是业余爱好者而非“专业人士”，因为他们并不靠科学谋生。早期科学家基本是贵族、牧师、医生或商人，因此有独立的生活来源。为了追求真理和获得认可，他们自己承担科学研究的开支。这里有一个著名的人物案例，一个我们认为几乎不可能是科学家的人。作为一个美国商人，同时也是一个业余科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虽然接受的正规教育非常少，但他对知识如饥似渴，最终自学成才。作为出版商积累了一定财富后，他全身心投入政治和科学。富兰克林至今被世人所铭记，不仅仅因为他是美国宪法的起草者之一，更因为他作为一名科学家发现了电的工作原理，发明了富兰克林火炉（新式火炉）、避雷针、富兰克林（双焦距）眼镜和导尿管等。跟其他那些世袭家族财富的人一样，富兰克林自己承担科学研究费用，而那些没有独立生活来源的科学家则从贵族社会或教堂寻求研究资助。比如，伽利略依赖王室和教皇赞助开展科学研究，他在事业的鼎盛时期有很高的薪水。

英国富裕的达尔文－威治伍德家族（Darwin-Wedgwood family）是一个有趣的案例，其家族成员都是“自赞助”的科学家。这个家族至少拥有十位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成员，以及一些艺术家和诗人。该家族中最杰出的一位成员是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他因提出自然选择学说而著名。另一位著名的成员是达尔文的表兄弟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1822－1911），他奠定了现代统计学和统计方法在诸多领域（如心理学、社会学、人口学和人类学领域）人类现象研究中应用的基础。私有财产和财富使家族成员（如达尔文、高尔顿）可以在无报酬的条件下追求科学事业。

科学协会、科学学会的形成是促进科学家向职业人士转变的重要一步。这些组织通常不给成员提供工资，但是会给优秀的科学爱好者提供集会的场所。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英国皇家学会。事实证明，它在促进英国科学快速发展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然而，到18世纪，英国丧失了在世界科学中的领导地位，法国后来居上，成为新的中心。在法国，与英国皇家学会类似的机构是法国科学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这一科学精英聚集的组织在法国政府的支持下于1666年成立。尽管组织的成员会收到一定的工作报酬，但他们不可能将科学研究当作全职工作，因为要想获得高薪任命需要漫长的等待。不过，法国的科学实践活动集中在科学协会或学会，没有得到更充分的发展。科学的职业化扎根于早期法国社会，因为受资助的法国科学家通过给政府提供专业化服务而获得一定报酬。

法国科学在1830年以后停滞不前甚至开始衰落，这主要是因为法国社会体制的集权化导致僵化以及教育与研究之间的脱节，阻碍了法国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到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世界科学中心逐渐转移到德国。我们知道，在英国和法国，协会或学会是主要的科学组织，而德语国家却不同，大学是科学生产力的中心。在德国体系中，研究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大学教授的一项主要活动。在德国，科学融入当地大学得益于一种具有德国特色的哲学倡导，即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或哲学）的研究方法的有机结合。科学融入大学有两个重要意义：第一，大学的教师和学生数量庞大，这让科学研究转变为有报酬的职业成为可能；第二，科学进驻大学，从而变得比较灵活、具有竞争性、跨学科，并独立于外部控制。总之，在德国，最可能的科学从业者是大学教师，他们开始被公认为是从事科学的专业人士。

尽管时空差异使得纯粹的一般化的归纳显得比较困难，但17～19世纪的科学实践活动和实践者主要可以用“业余”一词来形容，只有极少的科学家把科学研究当作主要职业。基本上所有实证研究都表明，早期的科学家很少依靠科学工作谋生。与早期“绅士科学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代科学事业已经向“绅士”阶层以下的人们敞开大门，出身较差的现代科学家能够期待从科学研究活动中获得收入、维持生计。不过，早期的科学实践活动模式仍然对现代科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是否专业机构的会员始终是科学领域参与度高低的标志，大学在科学研究中仍处于中心地位。虽然现在的科学家已经不再从哲学的角度从事研究，但“为科学而科学”仍是基础科学研究的信条，关于科学家依赖外部组织提供资金的担忧也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