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人口结构和经济增长

如第一章所述，经济学分析一般把供给面增长的来源归结为劳动力和资本存量，以及使用劳动力和资本的效率（所谓全要素生产率）。处在劳动年龄阶段的人口的数量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一个基本因素，但人口结构的变动还有更广泛意义上的影响。一般来讲，给定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教育水平的提高便有利于提升劳动生产率。还有，给定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年轻人占比高的社会，创新的动能更强些，会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一个特殊现象是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富余劳动力从农村的失业或非充分就业转移到现代制造和服务业，变为充分就业，使得有效劳动力供应的增长比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快。换个角度看，也可以讲劳动力从农村向城镇转移提高了平均的劳动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在其发表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中，论述了这样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他认为，经济发展过程是现代工业部门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此时劳动力过剩，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开始不断提高。经济学把连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从人口结构对经济的需求端的影响看，经济学的主流分析框架是生命周期消费理论，由美籍意大利经济学家弗朗科·莫迪利安尼提出。生命周期消费理论认为，人们会在相当长时期的跨度内计划自己的消费开支，以便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实现消费的最佳配置。一个人年轻时的收入较少，消费的需求超过收入；进入中年后，收入会逐步增加，收入大于消费，超过的部分或偿还年轻时的债务，或为今后的老年时代进行积累；退休之后步入老年，收入减少，消费又会超过收入，形成负储蓄。

现实中，人们的消费和储蓄行为当然受多重因素的影响。比如，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利于降低低收入人群为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储蓄需求，从而提高社会的平均消费率。发达的金融市场有利于年轻人通过借债来支持消费，以平滑一生的消费需求。社会环境包括制度因素影响人们给后代留遗产的意愿，从而影响当前的消费行为，等等。但是，这些因素的存在并不能否定生命周期消费理论，相反，加进这些更符合现实的因素增加而不是降低了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作为分析人们消费和投资行为的基本框架的价值。

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对宏观经济分析的一个重要含义是：整个社会不同年龄段人群的比例会影响总消费和总储蓄。比如，社会中的儿童与老年人所占比例大，则社会的消费倾向较高、储蓄倾向较低；中年人比例大，则社会的储蓄倾向较高、消费倾向较低。在人口红利阶段，生产者人数超过消费者，消费占总收入的比例（消费率）下降，储蓄率上升。

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储蓄既可以转化为国内投资需求，也可以转化为境外投资需求，如果储蓄大于国内投资，则产生贸易顺差。所以，人口的年龄结构影响着总需求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出口）的相对比重。一般来讲，人口红利阶段，消费需求相对较弱，投资需求相对较强；国内需求相对较弱，出口相对较强。

储蓄转化为投资，增加了当期的投资需求，而现在的投资将增加未来的资本存量，进而提高经济的供给能力，或者潜在增长率。所以，上述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对经济供给面的影响还有另一个层面，如果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储蓄率的上升也会促进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在人口红利的拐点出现后，生产者/消费者的比例见顶回落，上述过程出现反方向的变化。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放缓，甚至绝对数下降，导致劳动力供给紧张。同时，和人口红利阶段年轻人口不断增加相反，年龄偏大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逐渐上升，影响总体的劳动生产率。另外，生产者/消费者比例下降，其他条件不变的话，储蓄率下降，投资率下降，资本存量的增速放缓，形成导致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另一个因素。需求的结构方面，消费需求转强，投资需求则相对转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