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殖民主义的拥护者

指控中国在非洲推行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往往是美国、澳大利亚、南非（白人政府）、法国和瑞典等国的记者，[4]还有美国支持的津巴布韦反对派和一度受台湾资助的赞比亚曾经的反对党。[5]大多数的非难都发源于英国，主要是记者，[6]但也有政府高层。1997～2001年任内政大臣、2001～2006年任外交大臣的工党下议院议员杰克·斯特劳（Jack Straw）曾说过，“中国现在在非洲做的事情和150年前我们在非洲做的事情是一样的”。[7]一位德国发展部官员在提到中国时说，“我们的非洲伙伴真是要小心，以免再经历一次殖民化”。[8]这些观点又被西方媒体强化。《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称，“中国在非洲的目标同150年前欧洲在非洲的目标完全一样”。[9]其他的欧美媒体则告诉读者中国在遭遇新殖民主义的指控。[10]一份英国报纸的头条质疑“中国在非洲是新的殖民势力吗？”[11]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在听众中开展了“中国是为非洲国家提供了一种发展模式还是在推行新殖民主义”的讨论，暗示这个二元选择涵盖了中国与非洲关系的所有可能选项。[12]

斯特劳一方面暗指中国在非洲推行殖民主义，另一方面又表示英国欢迎中国在非洲的活动，或许他相信殖民主义对非洲是有益的。[13]在2002年的一次采访中，斯特劳讲道，“帝国主义有很多错误”，但是他的批评仅针对英国殖民主义的“历史错误”，这部分错误影响到他的外交大臣工作，而且与非洲没有关系，而是涉及英国殖民政权在巴勒斯坦（秘密外交）、在阿富汗（“一个不够光荣的角色”）、在印度和伊拉克（错误地划分边界）等地。尽管斯特劳的讲话遭到保守派严厉批评，[14]但实际上他的讲话还够不上对大英帝国的谴责，而是顺应了英国精英阶层的共识，即“殖民制度有些时候带来了不幸，但大多时候是开明的”。[15]

其他英国高层政客也认为殖民主义对于被殖民者来说是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1988年表示，“欧洲人无须为开拓和殖民史道歉，这项教化世界多数地方的活动，是一部富有天分、才能和勇气的非凡传说”。[16]英国工党的托尼·布莱尔本来准备在1997年工党大会上说“我为大英帝国感到骄傲”，但因为他的“政治化妆师”的干预，最后在言辞上迂回了一下，“回顾英国一千多年的历史，我们看到了什么？一个帝国，一个世界上已知最大的帝国”。[17]此后不久，布莱尔又说道，“关于帝国有很多闲言碎语，在我看来，我们无须道歉或辩白。这就是历史事实，在许多方面，它都是极其非凡的成就……”[18]当时任财政大臣和准备上任首相的戈登·布朗曾表示英国人应该为“建立帝国的商人、探险家和传教士们”感到自豪，“英国为殖民历史道歉的日子该结束了……与其为我们的过去道歉，我们更应该庆祝和纪念”。布朗还劝告英国学校应该积极对待殖民历史。[19]2006年，拥护者发动了通过学校课程提倡积极看待殖民主义的运动，保守党历史顾问小组的主席安德鲁·罗伯特欢呼“振奋人心的消息”，因为新的课程重新强调帝国的重要性，他们的运动达到了目的。[20]

重新拥抱殖民主义历史不仅仅发生在英国。法国第2005-158号法令第4条规定“学校课程应该特别关注法国海外存在的正面作用，特别是在北非地区”。[21]法国对殖民主义的赞颂导致了法国与法属加勒比地区及前殖民地阿尔及利亚之间出现了紧张关系。总统不得不要求宪法委员会重审该项法令，后者称其超出了国会的权力范围。[22]

英国学术圈的保守力量长期为殖民主义辩护，比如发展经济学家彼得·鲍埃尔就持这样的观点：“第三世界的贫穷非但不是西方造成，其现有的物质文明也是靠与西方的联系才取得的。”[23]他被玛格丽特·撒切尔封为终身贵族。[24]有政治影响力的英国知名历史学家们现在赞扬殖民历史，而且向美国推荐。财政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称“21世纪比以往都更需要帝国”，因为英国的殖民给被殖民者带来了有益的现代性和自由的资本主义，与殖民地时期相比，现在的南方国家过度开发资源、充满暴力，却更少以发展为导向。弗格森认为独立对于大多数穷国都是灾难，并强烈要求在这些地区进行帝国统治并暂停国家主权数十年。[25]

知名媒体型历史学家、剑桥大学资深荣誉学者安德鲁·罗伯特曾写道，“帝国带来了自由和公正”，“英帝国五百年历史的绝大多数时期都是一个典型的正面势力”，“英国人在教给他们的继任者民主和代表制度之后，没有发生流血冲突就放弃了大片的领土”。他声称“英帝国传播了令人吃惊的发展速度……”他倡导在英国的保护下，重新殖民非洲，因为“英国统治时期是非洲经历的最好时期，在那之前，这里是没有秩序的……”[26]前桑德赫斯特学院的军事史学家约翰·基冈爵士曾说，“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将文明和善治带到了它的殖民地，并在不再受欢迎的时候离开…帝国在其最后的岁月里仍然是乐善好施和道德高尚的”。[27]

英国一位著名的后殖民主义学者曾称弗格森、罗伯特和基冈是媒体的“半官方历史学家”，他们对于殖民主义的重构是“有毒的童话”。[28]维护帝国的还有官方的学者。布莱尔的外交政策专家、1999～2003年任国防和海外秘书处秘书长、驻阿富汗全权公使、曾任欧盟高层官员的罗伯特·库柏认为“现在对于殖民主义的需求同19世纪时一样”。[29]他提出发达国家必须采取双重标准：

在发达国家之间，我们按照法治和集体安全的原则行事。尽管这样，面对更多传统类型的国家，我们不得不恢复过去更野蛮的方式——通过武力、先发制人的攻击、讹诈……我们尊重法律，但当我们在丛林中生存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按丛林法则行事。[30]

据说布莱尔同意库柏的“新自由帝国主义”。[31]内政部也声称殖民主义在那些之前没有法治和民族的地方创造了法治和民族。[32]

称殖民主义是“开化土著”的言论使人回想起对奴隶制持续而保守的辩护，即教化“野蛮”的非洲人。[33]这符合一贯的“白人的负担”的假设，即被征服的人没有能力创造工业、善治和进步，因而他们的文明和进步不可避免地成了白人的负担。这也是对六卷本《英属印度史》的作者、功利主义哲学家詹姆斯·密尔的附和，他断言“在殖民主义下的整个亚洲都将有辉煌的未来……即使是最优越的地区在所有时代都被认为是半野蛮的，并处于专制暴君统治的痛苦中”。这与殖民企业家赛西尔·罗兹的思想不谋而合。后者认为殖民主义带来了法律、秩序和发展，这些是殖民地的人们无法通过自身获得的。[34]这也与最近的观点紧密配合，如一位英国记者声称，“殖民主义给亚洲带来了工业革命。虽然欧洲帝国可能认为亚洲在发展中处于底层，但是底层的发展毕竟也比好过不发展”。[35]另一个人说，英国在乌干达种植咖啡、棉花、烟草，但如果让土著人自己种植，他们大概只能以香蕉为生。[36]同样的，英国殖民主义史学家菲尔德豪斯说，欠发达地区“如果没有成为欧洲的殖民地，它们中的大多数仍将保持原有的状况”。[37]

相比之下，这些人认为殖民主义者发展了殖民地，带去了繁荣和公正社会的先决条件，为后来的独立提供了一种温和转型方式。殖民主义因此可以成为新帝国主义的模板，这不仅在英国有人捍卫，而且受到了美国知名历史学家欧内斯特·勒弗菲尔的声援。前《华尔街日报》作者、现外交关系委员会委员麦克斯·布特曾说过，“混乱之地现在哭泣着祈求曾被身着戎装而自信满满的英国人给予的开明的行政管理”，[38]并建议大幅提高美国的势力存在，[39]因为战争和帝国是不可分割的。[40]小布什将美国占领伊拉克类比为一个世纪前美国对于菲律宾的殖民统治，表明他很欣赏这种殖民主义，但是当时菲律宾800万人中有24万人死亡。此外，他还授予“新保守主义之父”欧文·克里斯托“总统自由勋章”，克里斯托认为美国应将自身视为“帝国民族国家”。[41]

支持殖民主义的美国流行作家们，其中有些侨居加拿大和英国，认为“殖民主义是一条传送带，向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带来了西方文明的祝福”，“现在需要一种国际机构给予新型帝国主义合法地位”，“实际上的再殖民化”，“帝国官僚的全部额外实惠”，“体面形式的殖民主义”。[42]一位英国作家认为殖民统治使印度受益，而2001年入侵阿富汗的动机与殖民印度的动机如出一辙，“一种问责制的帝国主义或许可以解决阿富汗的问题”。[43]还有人说美国在伊拉克可以英帝国为榜样，即“人道主义事业”，“建造埃及和印度的灌溉系统、铺设铁道和建立学校等实际工程”。[44]一个美国学者提出了相似的观点，“英国在印度的经验在向伊拉克这样的不民主的非西方国家出口民主的过程中至关重要”。[45]

多数明确表示支持殖民主义的学者都自我定位为“保守主义者”。然而多年前“自由主义者”是这条道的开路先锋，后来呼吁新殖民主义的诉求在右翼中聚集。弗兰克·福瑞迪曾指出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了跨政治光谱的“对于南方国家的道德谴责”，这又联系着为殖民主义的辩护，以提高西方的道德可信度。[46]举个例子，自由派作家威廉姆·拜福在1994年的《外交事务》上写道，“大多数非洲国家缺少受过高等教育的和拥有专业知识的中间阶层，以斡旋公私机构从而组成‘市民社会’……说白了，多数非洲国家需要公正的新殖民主义”。[47]这些作家大多在英美主流媒体上发声，这样的媒体恰恰很可能发表中国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义”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