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康门师徒对“康学”“康教”的宣传

康有为的“康学”“康教”对康门弟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是康门师徒合作的产物，康门弟子信奉“康学”“康教”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整个戊戌时期，康门弟子无不以宣传“康学”“康教”为己任，“康学”“康教”的影响也随之大增。

在《新学伪经考》叙中，康有为即指出：“门人好学，预我玄文。其赞助编检者，则南海陈千秋、新会梁启超也；校雠讹夺者，则番禺韩文举、新会林奎也。”他在《孔子改制考序》中，也说：“乃与门人数辈朝夕钩撢，八年于兹，删除繁芜，成就简要，为《改制考》三十卷。”梁启超也回忆说：“有为弟子有陈千秋、梁启超者，并夙治考证学，陈尤精洽，闻有为说，则尽弃其学而学焉。伪经考之著，二者多所参与。亦时时病其师之武断，然卒莫能夺也。实则此书大体皆精当，其可议处乃在小节目。”可见，“康学”“康教”乃康门师徒的集体成果。

康门弟子不仅参与其师的理论创作，而且热衷于师说的宣传。对此，梁启超又说：

 

对于“今文学派”为猛烈的宣传运动者，则新会梁启超也，梁启超年十三，与其友陈千秋同学于学海堂，治戴段王学，千秋所以辅益之者良厚。越三年，而康有为以布衣上书被放归，举国目为怪。千秋启超好奇，相将谒之，一见大服，遂执业为弟子，共请康开馆讲学，则所谓万木草堂是也。二人者学数月，则以其所闻昌言于学海堂，大诋诃旧学，与长老侪辈辩诘无虚日……居一年乃闻所谓“大同义”者，喜欲狂，锐意谋宣传，有为谓非其时，然不能禁也。又二年，而千秋卒（年二十二），启超益独力自任。启超治伪经考，时复不慊于其师之武断，后遂置不复道，其师好引纬书，以神秘性说孔子，启超亦不谓然。启超谓孔门之学，后衍为孟子荀卿两派，荀传小康，孟传大同，汉代经师，不问为今文家古文家，皆出荀卿（王中说），二千年间，宗派屡变，一皆盘旋荀学肘下，孟学绝而孔学亦衰，于是专以绌荀申孟为标帜。引孟子中诛责“民贼”、“独夫”、“善战服上刑”、“授田制产”诸义，谓为大同精意所寄，日倡道之。又好墨子，诵说其“兼爱”、“非攻”诸论。启超屡游京师，渐交当世士大夫，而其讲学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谭嗣同。曾佑方治龚刘今文学，每发一议，辄相视莫逆。

 

由梁启超的上述回忆可知，作为康门弟子，梁启超等人对“康学”中的主观、武断之处不无微词，而且对康有为“好引纬书，以神秘性说孔子”的做法也不“谓然”，但对“康学”“康教”的主旨很赞赏，并为宣传“康学”“康教”不遗余力。而且，这种宣传早在康有为于万木草堂开讲时就已开始，他和陈千秋入康门，“学数月，则以其所闻昌言于学海堂，大诋诃旧学，与长老侪辈辩诘无虚日”。如果说此时他们的宣传尚限于学海堂一隅的话，那么，随着梁启超“屡游京师，渐交当世士大夫”, “康学”“康教”的影响便溢出广东，流向全国。

虽然梁启超说陈千秋去世后，“启超益独立自任”宣传“康学” “康教”，但事实上，当时康门热衷于传教的绝非梁启超一人，传教是康门师徒的集体行为，只不过梁启超是其中的中坚力量而已。康门师徒宣传“康学”“康教”的途径主要有二：一是通过创办学会、学堂、报刊，提倡传教；二是在报刊中撰文立说，宣传师说。

光绪二十一年，康有为在京师发起强学会。对于强学会的创办目的，谭嗣同在写给欧阳中鹄的信中如是说：“于是孔子之道日削日小，几无措足之地。小民无所归命，止好一事祀一神，甚且一人事一神，而异教乃真起矣。当柄亦终不思行其教于民也。东汉以后，佛遂代为教之，至今日耶稣又代为教之。耶稣教士曰：‘中国既不自教其民，即不能禁我之代教。’彼得托于一视同仁，我转无词以拒。故强学会诸君子，深抱亡教之忧，欲创建孔子教堂，仿西人传教之法，遍传于愚贱。某西人闻之，向邹沅帆曰：‘信能如此，我等教士皆可以回国矣。’不知此举适与黔首之意相反，故遭禁锢。后虽名为开禁，实则设一空无所有之官书局，亦徒增一势利场而已。此后孔子教竟不知如何结局。意者将附于佛教以行其精意耶？亦可哀甚矣！士生今日，除却念佛持咒，又何由遣此黑暗之岁月乎？”谭嗣同此信写于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是其北游南返后不久的事。这里，谭嗣同对强学会始末的了解，当来自当事人梁启超，反映的正是康门师徒倡办强学会的初衷：“欲创建孔子教堂，仿西人传教之法，遍传于愚贱。”这也与康门师徒孜孜以求的传教宗旨相符。

随后，康有为南下，与张之洞等人筹办上海强学会，同样贯彻其传教宗旨。在《上海强学会章程》中，康有为如是说：“本会专为中国自强而立。以中国之弱，由于学之不讲，教之未修，故政法不举。……今设此会，聚天下之图书器物，集天下之心思耳目，略仿古者学校之规，及各家专门之法，以广见闻而开风气，上以广先圣孔子之教，下以成国家有用之才。”在《上海强学会后序》中，他再次强调保教之义：“凡吾神明之胄，衣冠之族，思保其教，思保其类，以免为象、驼、牛、马之受槛、絷、刲、割，岂无同心乎？抑其甘沦异类耶？其诸有乐于会友辅仁欤！仁者何？仁吾神明之胄，先圣孔子之教，非欤？”康有为还强行在《强学报》实行孔子纪年。最终，因张之洞等人的反对，强学会与《强学报》停办。而后，梁启超到上海筹办《时务报》，康有为再度以实行孔子纪年相嘱，但因同人的反对而作罢，因为孔子纪年在当时似有叛逆之嫌。然康有为并未就此放弃，在其权力所及的范围之内，都尽量推行孔子纪年。康门弟子创办的《知新报》即使用孔子纪年。而由康有为在广西桂林发起的圣学会不仅实行孔子纪年，而且成功地将尊教、传教宗旨寓于其中，凡入会者不论名位学业，皆以尊孔教救中国为宗旨；还推行庚子拜经，通过庚子拜经的仪式来维持圣教，并指出：“夫中国义理学术大道，皆出于孔子，凡有血气，莫不尊亲。外国自尊其教，考其教规，每七日一行礼拜，自王者至奴隶，各携经卷，诵读膜拜，吾教自有司朔望行香，而士庶遍礼百神，乃无拜孔子者，条理疏矣。今宜大复厥规，每逢庚子日大会，会中士夫衿带，陈经行礼，诵经一章，以昭尊敬。其每旬庚日，皆为小会，听人士举行，庶以维持圣教，正人心而绝未萌。”圣学会为“提倡圣道、发明孔教”，贡献颇多，“以庚子拜经，以月课试士，以越日刊报，振刮耳目，光明道真，其啣石填海之志，殆无以过也”。不仅如此，在康有为参与创办的各种学会中，他都强调保教、传教的作用。光绪二十四年，他在组织京师保国会时，即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保国会章程明确规定，保国会在京师、上海设总会，各省各府各县皆设分会，会中总理、常议员均由选举产生。这样一来，传播孔教的组织便遍及全国，对传教极为有利。

与学会一样，学校也是康门师徒借以传教的重要途径。光绪二十三年，梁启超在上海，“双遣先生”托梁教授其子。为此，梁启超“略依南海先生长兴学记，演其教之言”，作《万木草堂小学学记》。其中，梁启超将传教与立志、读书、穷理、经世、学文等一起列为学生学习的主要内容，指出：“孔子改制立法，作六经以治万世，皜皜乎不可尚矣。乃异道来侵，辄见篡夺，今景教流行，挟以国力，奇悍无伦，而吾教六经，舍帖括命题之外，诵者几绝，他日何所恃而不沦胥哉？虽然，中庸之述祖德，则曰施及蛮貊，春秋之致太平，则曰大小若一，圣教之非直不亡，而且将益昌，圣人其言之矣。记曰：其人存则其政举，佛教耶教之所以行于东土者，有传教之人也。吾教之微，无传教之人也。教者，国之所以受治，民之所以托命也。吾党丁此世变，与闻微言，当浮海居彝，共昌明之。非通群教，不能通一教，故外教之书，亦不可不读也。”在国、民、教的关系中，梁启超将教摆在首位，“教者，国之所以受治，民之所以托命”。面对关系国脉、民命的孔教近乎“沦胥”，而西方基督教又“挟以国力”而“奇悍无伦”的现实，梁启超不得不大声呼吁“浮海居彝”，昌明教义，传播孔教。在《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中，梁启超同样将传教作为该学约的第十条，指出当此孔教衰微之际，必须重新昌明教义，大力传教：

 

微夫悲哉！吾圣人之教在今日也，号称受教者四万万……而真儒几无一人也。加以异说流行，所至强聒，挟以势力，奇悍无伦。呜呼！及今不思自保，则吾教亡无日矣。今设学之意，以宗法孔子为主义……今宜取六经义理制度微言大义，一一证以近事新理以发明之。然后孔子垂法万世，范围六合之真乃见，论语记子欲居九夷。又曰：乘桴浮于海。盖孔子之教，非徒治一国，乃以治天下。故曰：洋溢中国，施及蛮貊。凡有血气，莫不尊亲。他日诸生学成，尚当共矢宏愿，传孔子太平大同之教于万国，斯则学之究竟也。传教之功课，在学成以后，然堂中所课，一切皆以昌明圣教为主义，则皆传教之功课也。

 

传教虽为“学成以后”之事，但作为学生，“堂中所课，一切皆以昌明圣教为主义”，为日后传教奠基。与时务学堂一样，康门弟子在日本办的大同学校也将尊教作为学生必须履行的职责。徐勤在《日本横滨中国大同学校学记》中提出，学生要“尊祀孔教”。他对比中教、西教之后认为，“西人之于教也，定以一尊，用以纪年，安息之日，举国祷颂，既经商之地，蛮野之岛，亦咸立教堂，以资诱化”；反观中国，“我民工商外域，遍于五洲，曾不闻有倡祀孔子，尊崇教旨之事者。西人以无教目我，良不诬也”。因此，他建议仿照西教，“立孔子之像，复七日来复之义，作尊圣之歌，行拜谒之礼，使朝夕讽诵，咸沾教泽。传曰声名洋溢夫中国。复中国施及蛮貊，凡有血气，莫不尊亲，其在此一举矣乎！”并规定，“学校于来复日即西人礼拜之日，尊祀孔子，行团拜礼，歌尊教保教等诗，事毕放假”, “孔子生卒日及春秋佳节，行礼歌诗，事毕放假”。康门弟子在学校中灌输传教、尊教的思想与做法，无疑事半功倍。

阐发孔教经义于报章，成为学会、学堂之外康门弟子宣传“康学”“康教”的另一重要手段。梁启超主笔《时务报》，虽有传教之志，却受到了《时务报》同人的约束，因此其在《时务报》宣传“康学”“康教”并不得力，仅有数篇文章有所涉及。而康门师徒宣传“康学”“康教”的主阵地则在康门弟子创办的《知新报》。此外，唐才常主笔的《湘报》也一度成为宣传“康学”的重要报刊。但因《湘报》宣传“康学”，涉及“康学”与湖南维新的关系，故相关内容将在第四章中论述。这里，仅以《知新报》《时务报》为中心探寻康门弟子宣传“康学”的力度。为方便了解康门弟子在《时务报》《知新报》宣传“康学”“康教”的状况，这里我将相关文章列表如下。

分析表1所列文章内容可见，康门师徒对“康学”“康教”的宣传，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康门弟子宣传其思想来源。康门弟子以宣传师说自任，因此无不强调其学问源于康有为。如梁启超的《说群自序》开篇既说：“启超问治天下之道于南海先生，先生曰：‘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斯二义立，虽治千万年之天下可已。’启超略述所闻，作变法通议。”而其作《说群》也是“内演师说”，希天下志士“得闻南海之绪论”。刘桢麟在《地运趋于亚东论（续前稿）》中，也说：“尝闻之南海先生之言矣，世界之公理，由力而趋于智，由智而趋于仁，上古千年，力之世也。”陈继俨更是以宣传师说为己任，作《保教末议》，在《保教末议自叙》中说：“继俨学于南海，备闻孔子立教之义，获睹南海之孔子改制考，惧天下未闻南海之说，因以不知孔子之道，驯至乎大道之隐也。继俨又惧天下之言政者，眩于西人之富强，而忘吾教之美备，率天下之人耳近于禽兽也。于是作为此篇，以告天下，思补救于万一。其于孔子之大道，南海之绪论，或有当也。”林旭在为康有为写的《春秋董氏学跋》中，如是说：“南海先生既衍绎江都春秋之学，而授旭读之，既卒业，乃作而言曰……”凡此种种，都显示康门弟子宣传“康学”“康教”的自觉。

其二，宣传以“三世”说为核心的“素王改制”论，主张设议院、民权、平等。作为“康学”“康教”的核心内容，“三世”说、“素王改制”无疑是康门弟子宣传的重要思想，也是康门师徒倡导变法的主要依据。欧榘甲对于孔教经义与变法、强国之间的逻辑关系，作如是说：“中国之坏，自人心始，人心之芜，自学术始，学术之谬，自六经不明始，六经不明，未有变法之方也。六经明则学术正，学术正则民智已开，民智已开，人心自奋，热力大作，士气日昌，爱力相迸，国耻群励，以此凌厉九州可也，况变法乎？故谓今日欲救中国，宜大明孔子六经之义于天下。”在国家—人心—学术—六经—变法的因果链条中，六经处于核心位置，六经不明则学术谬，学术谬则人心芜，人心芜则国势弱，因此阐明六经经义乃变法强国之本。而欧榘甲对六经经义的阐发，则不出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的范畴，重在阐明孔子为素王，作《春秋》，为后世作制。在《变法通议》中，梁启超即以“三世”说来论证变法的合理性，他说：“吾闻之，《春秋》三世之义，据乱世以力胜，升平世智力互相胜，太平世以智胜……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之后，他在为徐勤的《春秋中国彝狄辨》所写序言中，再发此义：

 

孔子之作春秋，治天下也，非治一国也，治万世也，非治一时也。故首张三世之义，所传闻世，治尚粗觕，则内其国而外诸夏。所闻世治进升平，则内诸夏而外夷狄。所见世治致太平，则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彝狄进至于爵，故曰有教无类。又曰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凡有血气，莫不尊亲，其治之也，有先后之殊，其视之也，无爱憎之异，故闻有用夏变彝者矣，未闻其攘绝而弃之也。今论者持升平世之义，而谓春秋为攘彝狄也，则亦何不持据乱世之义，而谓春秋为攘诸夏也。且春秋之号彝狄也，与后世特异，后世之号彝狄，谓其地与其种族，春秋之号彝狄，谓其政俗与其行事，不明此义，则江汉之南，文王旧治之地，汧雍之间，西京宅都之所，以云中国，孰中于是，而楚秦之为彝狄，何以称焉。

 

夷夏之辨是近代中国推行变法的一大阻力，梁启超、徐勤依据春秋“三世”说重释彝狄之辨，意在为变法扫除障碍。出于同样的目的，梁启超在《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中，更是大张此说，指出：

 

春秋张三世之义也。治天下者有三世，一曰多君为政之世，二曰一君为政之世，三曰民为政之世。多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曰酋长之世，二曰封建及世卿之世。一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曰君主之世，二曰君民共主之世。民政世之别亦有二：一曰有总统之世，二曰无总统之世。多君者据乱世之政也；一君者升平世之政也；民者太平世之政也。此三世六别者，与地球始有人类以来之年限有相关之理，未及其世，不能躐之，既及其世，不能阙之。

 

而从多君到一君到民政的演变则是有顺序的：

 

凡由多君之政而入民政者，其间必经一君之政，乃始克达，则所异者西人则多君之运长，一君之运短；中国则多君之运短，一君之运长（此专就三千年内言之）。至其自今以往，同归民政，所谓及其成功一也。此犹佛法之有顿有渐，而同一法门。若夫吾中土奉一君之制，而使二千年来杀机寡于西国者，则小康之功德无算也，此孔子立三世之微意也。

 

这里，“三世”说又为梁启超论证从君政到民政的嬗变提供了重要依据。在《读日本书目志书后》一文中，梁启超再度发掘此意：“孔子作六经而归于易、春秋。易者随时变易，穷则变，变则通，孔子虑人之守旧方而医变症也，其害将至于死亡也。春秋发三世之义，有拨乱之世，有升平之世，有太平之世，道各不同，一世之中，又有天地文质三统焉，条理循详，以待世变之穷而采用之。呜呼！孔子之虑深以周哉！”可见，“三世”说成为梁启超倡导变法的理论基石。

欧榘甲在《春秋公法自序》中也有对“三世”说的阐发，他说：“《春秋》则有三世之义，据乱世以力胜，升平世以智胜，太平世以仁胜，力胜故内其国而外诸夏，智胜故内诸夏而外彝狄，仁胜故天下大小远近若一，讲信修睦之事起，争夺相杀之患泯，环球诸国，能推春秋之义以行之，庶几我孔子大同大顺之治哉！故曰春秋者万国之公政，实万国之公法也。”王觉任也指出：“《春秋》之言三世也，曰据乱世，曰升平世，曰太平世。”

“三世”说不仅为康门师徒提供了变法的理论依据，而且为其传教提供了信心，因为太平世的“天下大小远近若一”，正为孔教的一统天下提供可能。林旭在为康有为的《春秋董氏学》作跋时，说：“孔子为神明圣王，为改制教主，湮曶不彰著久矣。春秋不明，三世不著，则后世以据乱为极轨，而无由知太平之治。中国遂二千年，被暴君夷狄之祸，耗矣哀哉！王仲任谓文王之文，孔子之文。传于仲舒，以孔子为素王，仲舒为素相，汉家一代之治，公羊严颜之业，皆董氏之学，盖孔子之大宗正统哉！”后“经伪经篡后”，此义不明，“先生乃推之演之，揭日使中天，拨星以向极，庸董氏得有此功臣耶”。对于孔教与异教之争夺前景，林旭充满自信，“夫孔子立元以统天，本仁以爱人，建三统而推之无穷，在兹之文，盖自信也。今异种逼迫，覆易是惧，要之彼之所有，皆非我之所无；彼之所无，当资我之所有。彼虽强而必降，我暂昧而大昌，归于壹而与天久长”。

在“素王改制”的理论之下，民权、平等思想是康门师徒着力发掘的思想内涵，这是康门师徒与其他维新派的共识，也是他们合作的基础。梁启超在上陈宝箴《论湖南应办之事》中说：“今之策中国者，必曰兴民权。兴民权斯固然矣，然民权非可以旦夕而成也，权者生于智者也……昔之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陈继俨在《伸民权即以尊国体说》中论及君民关系时说：“夫天之生民也，将以自理也。夫天之立君也，亦以理民也。苟无民，何有君？君能理民，民之福也。民能自理，亦君之福也。以君而理民，即缘民以立国。”在他看来，“积水而成渊，积土成山，积权而成国，能国其国者，未有不自固其权者也，还权于民，即所以固权也”。

其三，宣传尊教、传教。康门师徒思想体系的终极目的在于创建孔教，因此其宣传的核心也在尊教、传教。西方宗教的兴盛使得康门师徒误认为西方的强盛缘于宗教，因此保教进而保国成为康门师徒理论展开的逻辑进路。在与西教的对照中，康门师徒尽力探寻孔教衰微的原因。徐勤在《中国除害议·无教之害（四）》一文中，指出：“尝推中国亡教之故，一败于刘歆之作伪经而攻今学，而孔子之微言大义亡。再败于六朝隋唐之尚词章而弃义学，而浮华空虚之习盛。三败于宋儒专言寡过，力攻事功，而孔子己饥己溺道弃天下之义废。”如果说这三者尚是从学术上变乱、废弃孔教经义的话，那么其后则是专制王权利用孔教为其服务，孔教真义进一步湮没，“霸天下之心既雄既武，大禁讲学，束缚天下之论议，钳瞽天下之心思，锄扫天下之廉耻，愚蔽天下之耳目……窃圣人之义，忠孝之道，然后能阴持之，然教主之尊，仁爱之实，太平之法，皆于霸者不便，则取其专言忠顺，以便于己者，而去其仁智廉耻，去其尊教主。夫仁智廉耻去，教主不尊，则民愚悍亡耻，夷为野蛮，为生番，为禽兽，以待狩戮分割矣”。在徐勤看来，正是因为孔教教义不明、不专崇孔教，终至孔教衰微，民愚无耻，夷为野蛮，国将不国。因此，尊教、传教势在必行。

刘桢麟在《公羊初学问答自叙》中也指出经义不明与无人传教，是孔教衰微的重要原因：“今中国人士，嚣嚣自称者，宁不曰吾孔子之教哉！然教必有立教之主，教必有垂教之书，乃春秋不过赴告之文，大易亦羲文之业。诗书定本，只收删订之功，礼乐休明，以为周公之制。孔子手定之六经，素王改制之法，而谬然夺之，归之于伏羲文王周公，而孔子反若有名而无实，尊之为教，乌在其为教也。”不仅如此，在科举制度的引诱之下，士人沉溺于无用之学，“而于圣人经义，实茫然未有所知”。反观耶教、佛教则不然，“释氏之尊其教也，日宣佛号而念之，故三藏之书，佛所作者谓之经，其余只谓之律论。彼教之尊耶氏也，凡初入学者，即先授以圣经章节撮要等书，乃次及他学，故无人不受教，其教乃盛行于大地”。因此，发掘孔教经义以传孔教势在必行。

陈继俨在《忧教说》中强调，西教之盛由于“定于以一”，而且保教得力，“彼教何以强，定于一故强也”, “西人保教也，有教会，有教堂，有教报。教会立，则同舟共艰，相观而善，而独立无助者，不至见异而迁矣。教堂设，则讲习有麇萃之地，岁时期会，振刷整顿，不致伥伥乎无所之矣。教报行……故彼教之行，周于大地也”。相较之下，中国“齐州之地，甲于西欧，非谓不广矣，而文庙之立，一省之大，郡其一焉，一郡之大，县其一焉，若夫会以萃人才，报以光道真，则举天下之大，而未之见也”。值此外寇深入之时，“以彼之理，遇我之纷，以彼之强遇我之弱，以彼之众，遇我之寡，有不服左衽而言侏离者哉！及今不图，悔何及矣？”

黎祖健专门著文探讨了孔教致弱之七大原因，其中包括孔教正统失传、刘歆作伪及郑玄、韩愈与诸宋儒不明圣制等，而儒者不传教、孔教不能定于一尊，尤为孔教无法与西教抗衡之重要原因。他认为：“所赖以振作一国之士气，维持一国之人心，激厉一国之风俗，莫重于教若”，教之重要由此可见。但遗憾的是，“中国之教则已弱也。孔子受天命而为素王，以匹夫而定百代之制，其于天天人人之故，条理万绪，本末皆赅，精粗具举，自有地球诸星诸教主以来，未有如斯之美备者也。然而易伤未济，大道终穷”。本为“本末皆赅”之教，何以衰弱？他分析了种种原因：“一乱于少正卯，再乱于杨墨，三乱于名法，四乱于老庄，五乱于佛法，六乱于耶回，此皆乱于教之外，实儒教所以致弱之根源也。”除此之外，他认为无人传教也是孔教衰弱的重要原因：“夫回教之行也，木罕麦德，挟兵力以威人，不从者杀之，若刲羊豕然，故号召之间，从之者百数十万，其教骤强……耶氏之徒，迫于犹太，弟子十二人，死者十一，其一人犹百折不挠，以传教自任，至保罗以私淑之徒，大张教旨，赴汤蹈火，有墨翟之风，至今日而其教大行者，迺（乃）昔日之艰难困迫，侧身无所，历千百劫而不磨者也。”两相比较，“中土之士，日挟其高头讲章，八股折策，伏案勤苦，穷年矻矻，即使八星勿知，五洲勿识，便以为极儒者之能事，然则见侮于外教，不有由然耶？”至于孔教之不定为一尊，则是其示弱的另一原因，“救世教之所以强者，谓其拜独一之神，而一切淫祀皆毁之，故其教独尊。若夫孔子之席，一夺于文昌，再夺于魁星，三夺于关羽，四夺于观世音，五夺之于一切土木居士”。既如此，如何复兴孔教？在康门师徒看来，昌明教义、尊教传教乃复兴孔教的不二法门。而创办学会、学校，又是昌明教义、尊教传教的重要途径。因此围绕学会与学校，康门弟子大做文章。一方面，如前所述，在创办学会、学校的实践中，他们尽力贯彻传教、尊教思想；另一方面，在报刊中撰文强调学会、学校提倡传教的重要性。在《变法自上自下议》中，欧榘甲指出，合群的途径在于学会，“合群则宜开学会”, “学会者，士之群也”。而他所主张的学会就是要在省城设大学会，府县设中学会，乡闾设小学会，学会之旨乃“以发明孔教，救中国为宗主”, “以通时务求实用为条理”,“其会之目，专门经学，备购图书，通其政治，佑我文明，议论有关时事者，刊之新报，著作有益人心者，付之副墨。其会之人，能文学者，令传教于四方；能言语者，充讲生于异域；能艺术者，制利用于民生。学会已盛，智士愤励，风气日开，人心苏醒，延未坠之道，续将绝之脉，庶有疗乎？及今不图，则祸患接轸，虽欲讲学亦无日矣”。这里，欧榘甲所说的学会，其功能是发明经义、传教四方；其组织是遍布各省各府各县各乡，与西方的教堂颇为类似。

梁启超甚至呼吁传教应当从幼学始，在《论学校五·变法通议三之五·幼学》一文中，梁启超强调说：“记曰：凡入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所以一志趣，定向往，崇教而善道也。今之学塾，于孔子之外，乃兼祀文昌魁星等。吾粤则文昌魁星，专席夺食，而祀孔子者殆绝也……嗟夫，以视佛氏之日念佛号、耶氏之七日礼拜者，其相去抑何远矣！”在其为幼学设计的歌诀书中有经学，包括“一孔子立教歌，二群经传记名目篇数歌，三孔门子弟子及七十子后学姓名歌，四历代传经歌”。并且他建议“每日八下钟上学，师徒合诵赞扬孔教歌一遍，然后肄业”。“每十日一休沐，至日，师徒晨集堂中，祀孔子毕，合诵赞扬圣教歌一遍，各散归。凡孔子生卒日，及万寿日，各休沐五日”。在幼学中灌输传教宗旨，其效果不言而喻，这是梁启超的精明之处。

此外，康门弟子努力寻找各种机会，宣传其传教、卫教的思想。光绪二十三年初，梁启超辞去伍廷芳相邀赴美一事，但他利用此一机会致函伍使，大谈在华工中传教的主张。鉴于华工因未受教育在美遭受歧视的现实，梁启超提出教育华工的六种方法，其首要之法便是立孔庙，他说：“西国之人，各奉一教，则莫不尊事其教主，崇丽其教堂，七日休沐，则咸聚其堂而顶礼而听讲，虽其教之精粗得失不必论，要之诱劝奖掖，涵濡渐摩，使人去暴就良，去诈就忠，其意至微，其法至善。今中国之人，号称奉孔教，而农工商贾，终身未登夫子庙堂，不知圣教为何物。故西人谓我为半教化之国，良不诬也。今宜倡义劝捐，凡华市繁盛之地，皆设建孔庙，立主陈器，使华工每值西人礼拜日，咸诣堂瞻仰拜谒，并听讲圣经大义，然后安息，则观感有资，熏陶自易，民日迁善而不自知。西人睹此威仪，沾此教泽，亦当肃然起敬，无敢相慢矣。”这里，梁启超将孔庙等同于西方的教堂，让华工按照西人做礼拜的方式去拜谒瞻仰孔子，并听讲圣经大义。可见，西教的传教仪式对于康门师徒设计孔教的传播途径不无影响。

光绪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知新报》刊出梁启超的《复友人论保教书》。其中，梁启超系统阐发了其传教、保教主张。虽然他承认友人所说的“西教之强，凭藉国力，是固然矣”，但仍认为西教之强“亦有其本也”，其本在于艰苦卓绝的传教。他以耶教教徒的传教经历为例，强调了传教对于耶教强盛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今人只见耶教之盛，“不知其初之累受逼迫，皆一二匹夫之贱，百折不回，以成之者也”。同时，他还以西汉之前孔教兴国的历史说明孔教之兴乃“匹夫之贱，以强毅坚忍而成之者也”。对于教与国的关系，梁启超强调，“天下无不教而治之民，故天下无无教而立之国。国受范于教，肉食听命于匹夫，是以彼教之挟国力以相凌，非所畏也，在吾之能自立而已”。何以自立？在梁启超看来惟有发明孔教教义、复兴孔教，而孔教复兴的途径在于讲学、开学会：“今空言忧愤，无救危亡，思与海内有志之士，大明教之日，即于亡之势，而共求其可以不亡之道。语其条理，殆必自讲学始。”如何讲学？梁启超主张借鉴西方学会的经验，“拟仿彼中保国公会之例，为保教公会，凡入会者，人设日课，日有札记，以发明经义切实有用为主，五日或十日一会，相与反覆诘难，讲求实学，及推行扩充条理，其一切天算地矿声光化电颛门之学，各专其一，求以能著书为主。其札记每月一汇，公定去取，刻之以布示天下，以转移旧习。其大会一在京师，一在上海。其会中人所至，必分立小会，见人必发明保教之义，由斯渐推渐广，愈讲愈明，则此道之不绝于大地，当有望也”。这里，梁启超提出的保教公会是一个以京师、上海为中心，遍布全国各地的组织，其主要任务是发明经义并及一切有用实学。保教公会是梁启超所期望的保教、传教的重要途径，“居今日而不以保国保教为事者，必其人于危亡之故，讲之未莹，念之未熟者也”。在他看来，中国的历史进程表明，此时保国、保教不仅必要，而且可行。他说：“夫春秋三世之义，乱世内其国而外诸夏，升平世内诸夏而外彝狄，太平世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彝狄进至于爵，窃尝论之。孔子之道，秦以前所传闻世也，齐鲁儒者，讲诵六艺，成为风气，外此则寥寥数子而已，所谓内其国也。自汉至今，所闻世也，中国一统，同种族者皆宗法焉，所谓内诸夏也。若夫所见世之治，施及蛮貊，用夏变彝，则过此以往所有事也。夫以事势言之，则今日存亡绝续之交，间不容发。以常理言之，则岂惟不亡，直将胥天下而易之。此事亦视我辈为之而已。”以“三世”说为基础，梁启超对于孔教的复兴极为乐观。

光绪二十三年，巨野教案发生，德国以此为借口侵占胶州湾。在反思胶州湾事变的过程中，欧榘甲提出了在全国设立孔教教堂、教会的主张，在他看来，“祸乱之兴，由于人心之不明”。因此“今大明吾孔子之经义，准各省各州县各市镇各村落，遍立孔子教堂，遍立孔子教会，悬孔子及诸贤之像，于庚子拜经之日，衣冠瞻拜，行孔子之礼，歌孔子之乐，发扬孔子之大道，各以传孔子圣教自誓，其有善堂医院囚狱，皆令讲生入其中，日诵圣经以教之，以生其善心，使知天下之大，万民之众，无一不受孔子之泽，无教不受孔子之范围。不传孔教，即自绝于天，不知圣泽，即自忘其本，其有高深义理，则作为浅近俗话之书以明之，遍送山农野老，妇人孺子，则人人知饮食衣服，宫室伦理，知觉运动，莫不出于生民未有之孔子”。通过设立教堂、教会，孔教遂进入省、府、州、县、市、镇、村的各个角落，然后通过庚子拜经日的各种宗教仪式及普及孔教书籍，使孔教教义深入人心。如此一来，“则吾君民莫不尊奉孔子之制，上则推孔子经世之义，以行仁政，下则推孔子义理之学，以作新民，天下已晓然于至教之所归，岂有鄙毁彼教而致生大衅者乎？”

从欧榘甲上述所说的学会到梁启超的保教公会，再到此时的孔子教会，虽然名称不尽相同，但其功能均在于传教，均是康门弟子受西教教会、教堂启发而设计出的传教方式。

与报刊宣传并行不悖的是，康门弟子亲自著书发明师说。其发明的主旨也不外乎“孔子改制”、“三世”说、创教传教说。此期，康门弟子的相关著作主要有徐勤的《二十四朝儒教会党考序例》《孟子大义述》，欧榘甲的《春秋公法》，刘桢麟的《公羊初学问答》，陈继俨的《保教末议》等。鉴于孔教经义不明，刘桢麟作《公羊初学问答》，发明孔教经义。他在自叙中说得很清楚：“桢麟懵陋，昔年学于南海先生，始闻有所谓圣人之道者，既而先生授以公羊标例举义，为绎而诏之，既卒业，桢麟于是瞿然喜，皇然惧，乃知孔子改制立教之本，在于六经，乃知六经之关键在于春秋，乃知春秋之微言大义，赖公羊氏与何邵公发明而光大之。是故不通六经不足以通圣人之道，不通春秋不足以通六经，不通公羊不足以通春秋。”徐勤的《春秋中国彝狄辨序》，凡三卷，“一曰中国而彝狄之，二曰彝狄而中国之，三曰中国彝狄进退微旨”，梁启超指出该书“于以犁千年之谬论，抉大同之微言，后之读者，深知其意，则哓哓自大之空言，或可以少息也。中国之彝患或可少衰也。天下远近大小若一之治，或可以旦暮遇之也。虽然，以孔子之圣，犹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乎？然则世之以是书罪徐君，而因以罪余者，又不知凡几矣！”“彝狄”与“中国”“远近大小若一”之日，也是孔教遍传天下之时。《春秋中国彝狄辨》的背后仍然是康门师徒遍传孔教的终极关怀。

合观上述史料，可见，康门弟子宣传尊教、传教的逻辑与内容都一如其师。首先，他们强调孔教的教义及其重要性，即孔子改制立法，以六经治万世，“教者，国之所以受治，民之所以托命”。其次，以西教为参照，他们分析孔教衰微的原因，认为关键在于教义不明，无人传教，孔教未定一尊，等等。最后，他们提出尊教、卫教的途径，即通过学校、学会、教会等途径发明教义、尊教传教，从而达到卫教的目的。而康门师徒所传之教的核心又是经过康有为改造后掺杂了民权、平等诸说的公羊学“素王改制”论，他们自认为“孔教”，而时人却称之为“康教”。

《时务报》与《知新报》都是戊戌时期影响力很大的报纸，康门弟子铺天盖地的宣传，无疑扩大了“康学”“康教”的影响力，成为时人认知“康学”“康教”又一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