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现状与章节安排

一 研究现状

有关上述转型时期中国政治经济关系的研究成果很丰富，学者普遍地强调了国家政策在其中的重要性。研究既有全国性的，亦有地区性的。著述类型有论文集、专著、年鉴、系列等。除国家统计局每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外，还有《中国税收发展报告》《中国财政年鉴》《中国经济年鉴》《乡镇企业年鉴》《中国金融和银行年鉴》等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济发展数据。

国内全面考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转型的著作较多，尤其是在改革开放30周年后，以30年变迁为主题的作品更是层出不穷。早在20世纪90年代，林毅夫等人就首次出版了探讨中国经济改革的著作《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随后反复再版。作者就改革开放后中国发展速度由缓慢变迅速、发展不平衡、发展能否持续等问题做了探讨，认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从微观激励机制入手，随后再通过市场机制的发展将改革推进到资源配置和宏观政策领域，使中国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杨光斌对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内的国家权力进行了考察。王一江等从另外的角度解释了9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因，并给出新的分析框架，阐释了国家如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匿名银行系统与自我强制的承诺获得经济效益。刘国光研究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双轨模式。于春晖、魏礼群等对改革开放30年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研究。

在中国经济改革中，五年计划一直以来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是政治领导集团对经济发展长期规划的思想集。由于历史原因，以往几乎没有这方面研究的学术大作出现；随着五年计划资料的解封，相关研究逐渐丰富起来。刘国光主编的《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是内地学者中研究五年计划的代表性著作，书中用翔实的数据和史料展现了从“一五”到“十五”的10个五年计划的筹划、制定、施行工作，基本勾勒出中国五年计划工作的面貌和价值。但著作并没有着重从政治与经济、政府与市场角度来考察五年计划，对五年计划运作的权力机制、政治经济结构缺乏深入分析。其他著作还有《“十一五”规划战略研究》《新中国五年计划研究》以及武力所著《中国建设五年计划》等。总体上这一类著作并不丰富。

在论文方面，王亚龙、鄢一龙对10个五年计划的制定过程与决策机制进行了分类：“一五”的制度化建设期；“二五”的制度化破坏期；“三五”“四五”的非制度化期；“五五”“六五”的制度化重建期；“七五”至“十五”的制度化深化期。此外，他们还连续对五年计划的完成情况进行了定量评估。武力论述了五年计划中发展速度与综合平衡、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这三对关系。他强调，五年计划是弥补市场“失灵”的重要手段，计划与市场的结合符合历史经验；但计划的预见性和准确性容易受到局限，转变政府经济职能是有效制定和实施五年计划的保障。胡鞍钢等亦赞同这一观点，他们详细考察了五年计划的转变，列举了从经济指令计划到发展战略规划，从经济计划到全面发展规划，从微观到宏观，从以经济指标为主到以公共服务为主等具体变化。他们认为，五年计划发挥着提供公共服务、调控发展模式、促进经济增长、减少经济波动等重要职能，是实现中国发展奇迹的重要手段。

对政商关系进行直接研究的著作成果并不多。其中，高勇强对中国自1949年以来的政商关系进行了仔细梳理，而较早的研究则有《政府与企业：从宏观管理到微观规制》等。更多的研究要么侧重于政府对市场经济活动的管制，要么侧重于国有企业改革，而较少将二者间的互动关系——尤其是政商合作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作为研究对象。

上述中国转型时期政治经济关系的已有研究成果，描述了中国体制改革以来经济领域发生的变迁现象，以及政治领域的相应改革，两者之间相互影响、彼此促进。但这些研究并没有明确揭示出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正向关系是通过何种政治机制形成的，也未能明确归纳出国家形态在此一过程中形成的政治经济关系究竟具备何种政体特征，更不提论证该国家形态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延展性了。

二 章节安排

第二章“发展型国家与中国”旨在阐释发展型国家理论的基本内容，并建立一种分析路径用以在下文中解读中国国家形态特征。这一章首先阐释“发展型国家”的渊源、代表性学者的主要观点、模式弊端，讨论了一种突出的发展型国家唱衰论，即发展悖论。随后，依据发展型国家理论进行案例分析的成功样本，将其理论工具分解提炼为（静态）结构分析与（动态）过程分析，分别展开探讨。结构分析包括支撑理论的三个结构性要素，即国家自主性、官僚组织和大企业，这些要素的相互关系形成发展型国家的结构性特征。过程分析主要针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逻辑，既包括对资源分配与投资的宏观调控，也包含细致的行政干预对具体经济活动的影响。最后，将提出贯穿整书的分析路径，在强国家能力背景下，从意志和实践两个层面分析中国政治权力对经济活动的介入机制。

第三章进行的是描述性工作，意在展示中国“强汲取—高发展”的发展特征。强盛的汲取能力体现了强大的国家能力，而国家能力的强盛与否直接关系到发展型国家的稳定性、有效性乃至合法性。高发展体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型国家对经济发展的优先态度，经济发展的优先性正是发展型国家建立和发展的动力。“强汲取—高发展”是中国政治经济关系的生动抽象，中国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之大，对经济发展政治性强调之甚，都通过“强汲取—高发展”特征呈现出来。本章将从财政收入与支出、财富分配与消费上论证“强汲取—高发展”的特征。中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以及财政支出上国家用于经济建设的支出占整个支出结构的比重，表明了国家在财政功能上的“强汲取—高发展”，而与多个国家的比较研究强化这一结论。随后，本章继续引入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与居民最终消费的概念，从最终使用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国家汲取潜力。结论是，财政角度只能从国家直接汲取和支配的资源情况揭示国家政治经济关系，但并不能完整描述它的真实面貌；消费角度则从使用结果出发揭示出那些不计入国家收入但实际上受到国家配置的资源，论证了中国实际汲取能力——强汲取不仅描述了国家从GDP中汲取财政收入的能力，还强调国家能在社会创造的财富中，从居民那里调动极大一部分资本作为生产和投资资源，使生产维持了超市场水平的“高发展”强度。

第四章着眼于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五年计划。国家理性与市场理性的结合是发展型国家的典型特征，而发展计划是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在中国，国家实现计划理性的工具是国民经济计划体系，五年计划是该体系的核心，是国家发展意志的集中体现。本章通过五年计划的编制流程考察了中国计划理性如何凝聚发展共识，通过五年计划在导航性质和决策模式上的变化考察了中国计划理性的适应性变迁能力，最后论证了嵌入式计划理性的存在，以及它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本章的目的在于揭示国家理性通过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有效地将发展意愿植入经济领域内，凝聚全社会的发展共识和发展方向，为发展型经济体的腾飞夯实了基础。

第五章继续探讨了第二个介入机制，即从国家经济管理部门的组成与行为，分析国家如何将其强制力输入经济领域，从而实现对经济生活的引导与管理。在发展型国家，经济部门是实践国家自主性的象征主体，也是运用国家能力的行为主体。中国拥有一个综合统领经济管理事务的导航机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还拥有深入经济生活的产业主管部门。经济管理部门的结构行使和所拥有的权力，是中国实现“强汲取—高发展”的重要政治机制。在考察了这些经济部门的基本情况后，还考察它们行使经济权力的主要方式，即干预手段。我们选择中国政府的产业、财政、金融政策为主要考察对象，分析了国家如何通过规划产业发展，引导资源流动，促进投资生产，实现持续经济发展。

第六章简单总结了中国“强汲取—高发展”的特征。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这种“强汲取—高发展”特征，具有历史性和必要性，它的重要意义理应获得肯定。但是，转型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发展与政治、社会发展的张力，必然带来发展目的与发展模式之间日益紧张的矛盾。中国在下一轮改革中应当对发展平衡问题有所回应，从“强汲取—高发展”走向“中发展—低福利”。这正说明了中国模式具有意义和延展性，中国经验无疑丰富了现代国家转型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