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西方心学与明代的心学之概念区别

至此，我们不禁要问明代的“心学”与“科学知识的文化典范”之西方“心学”究竟有何不同呢？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人下了一项本质定义，谓：“人是理性的动物”，他所谓的“理性”指逻辑理性和知识理性，他针对前者创造了三段论证和形式逻辑，针对后者建构了一套抽象的概念思辨之知与客观对实然特征对应符合的知识理论。由古希腊哲学奠基的西方传统哲学是源于知是理性的求知欲和对确切之真知识的爱慕，故被称为“爱智之学”。明代心学崇尚先验的道德本心、本性，以修心养德、尊德乐道和实现仁人君子，甚至圣贤气象的人格境界为主轴。西方传统的心灵哲学，主要认为“心”具有三种机能（faculty），亦即知、情、意。就一般学者的理解，乃是把“心”解释为知觉、想象、记忆、概念思辨、分析、推理、意欲、好恶、荣辱感、喜怒、哀乐等内在生命活动的自我主体。西方传统哲学中，各个体的“心”以极其单纯的精神体“灵魂”（soul）来界说，例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基督教的哲学、神学。20世纪英国哲学家莱尔（G. Ryle）是研究心灵（mind）哲学的大师，认为法国哲学家笛卡儿（R. Descartes）将身心予以二分，强调身、心属性不同而区隔，有视心灵为“一部机器中的鬼魂”之危险。他认为人的心灵不占空间，亦不受机械律则的制约。

心灵主体的活动亦无法由他人观察而验证，心灵活动的历程是隐秘、私藏的，大多数英美分析哲学家认为心灵意识或“意识模型”（Models of consciousness）可扼要地抽离出下列数特征：

 

1．意识由一系列可观察的心理行为或心理现象所构成。

2．此一系列包括知觉、记忆、感觉、意欲、推理、幻觉（包括做梦）、痛苦等心理现象。

3．这些现象可以不受物理定律影响。（如想像在空中飞翔）

4．无法用自然语言全部描述而具有一定程序的模糊与不可言传的特色。

5. “意识到”（conscious）意指“发现”、“领悟”或“发觉”。

6. “意识”是一自我主体，必然有一对象，如“意欲”的对象或许是“名利”, “思考”的对象或许是“问题”。

 

赖瑞（Timothy Leary）的“心学”理论分析不认同唯物论的主张，他特别强调“自我意识”是对人一生具决定性的重要概念。事实上，“自我意识”是一切伦理学的基础。

现代化扼要言之，乃是推行“现代性（modernity）”之文化转化运动。就哲学基本概念而言，西方之“现代性”可概括为兼真理论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理性、主体性哲学、表象文化和具扩张性的宰制作用。所谓“理性”之基本含义当指推理的能力和正当性，西方哲学的心灵主体之主要特征在于理性思维的认知能力，即“理性（rationality）”，其基本含义当指推理的能力，即思考合乎逻辑规则，论述之内容（概念内涵或命题含义）不违反经验事实。西方源自18世纪“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的现代化发展历程迄今已有300年之久，“理性”是现代化的一个本质元素。我们甚至可以说现代化就是理性化，所呈现的状态是知识理性（理论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蓬勃发展。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 1929～）指出，理性化历程迈向规律性的控制，发展出专业化过程，导致科学、艺术和规范三者分立并行，各具自主性。不但如此，整体化系统和正当化也是基于理性的功能作用。质言之，西方的心灵哲学所言的“心”主要指认知心或知识主体。

然而，儒家心学从孟子四端之心至明代心学的脉络，其核心含义为道德心灵，即仁心，而非主客对立分化抽象思辨、概念界说、论证推理的智心。宋明理学主要的流派分成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其间的差异可呈现在他们对《大学》文本“格物致知”一语的不同理解上。程伊川将“格”解为穷究意，“物”释为事物之理，谓：“致知，尽知也。穷理格物便是致知。”朱熹解释“格”为“至”也；“物”, “犹事也”，指客观的对象物。他说：“格物二字最好，物为事物也。须穷极事物之理到尽处，便有一个是，一个非。是底便行，非底便不行。凡自家身心上皆须体验一个是非。”他在后世所称的《格物补传》中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王阳明对“格物”的解释是：“我解格作正字义，物做事字义。”又进一步说：“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扼要言之，王阳明诠解“致知”为“致良知”于事事物物以判出是非且为善去恶。《大学》一书的精髓不仅在成就德性人格上教人明明德，而且启发人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由个人推广至家庭、社会和国家，若人人皆能自觉地修心养德，以修身做人为首务之事，则家庭、社会和国家的根基才得以安康幸福且维系长久。当代大儒唐君毅（1909～1978）指出：

 

中国传统所谓智，并不只是西方所谓知识。知识是人求知所得之一成果，而中国传统所谓智，则均不指人之求知之成果，而是指人之一种德性，一种能力。中国所谓智者，恒不是指一具有许多知识的人，而至少亦当是能临事辨别是非善恶的人，或是临事能加以观察，想方法去应对的人，或是善于活用已成之知识的人。

 

朱熹虽在知识论上言及天下事物皆有其存在之理可穷究。若就运用知识的价值取向而言，应以实践人切身的道德知识为优位。王阳明也说：“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乎见闻。”在经验世界中，人的道德实践应将形上的道德普遍原来与形下的分殊化之具体事实判断，进行理性的辩证性之统合。换言之，先验之仁心仁性亦知识理性对经验事实之确切的客观化理解，合情合理地密合无间，即仁智互摄、仁智相辅相成才能实现具体的美德。西方心灵哲学的尚智与儒家心性之学的崇仁，两者可周密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