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国古代，士人被列为四民之首，是一个身处民间却又离官场最近的特殊群体。对于士人来说，出仕与归隐是人生的两大基本定位，因而也成为儒学及其他学派历来关注的重要议题，“出处”之论于各种典籍中屡见不鲜。

士人应如何选择“出处”？白沙大体继承了儒学的思想，而又有自己的理解和发挥。他所阐发的理念，有两点相当集中的表现。

一是合“时”。

白沙论判断“出处”是否恰当的标准，“时”是用得最多，也是最为核心的一个概念。虽同为一个“时”字，但在每项具体的表述中，其含义仍有各自的侧重。如言“与时偕行”: “世无我遗，安以隐为？世不我须，其隐亦宜。”《诗教解》释之为“言用舍在人，行藏无与。君子在世，与时偕行而已，不必于隐，亦不必于不隐也”，意谓隐还是不隐，本身并无好坏对错，全看世间对我的用与不用，君子与其同步即可。如言“待时”: “岁云暮矣，冬雨凄凄。……采芳何为，将以遗所思。……天寒日短，谁为致之，不如待时。时维仲春，阳道既亨，万物得时。……博采众芳，泛泛轻航。……而德之所被，人将化之”，寒冷的冬天不宜“采芳”，要等春暖花开才恰逢其时，得遂所愿。《诗教解》赞其“托意高远。……盖比出处以时而不可苟也”，以采芳讲出了要善于把握时机的大道理。如言“伤时”:“吾闻大泽滨，羊裘动世祖。何如六尺蓑，灭迹芦花渚。举俗无与同，天随梦中语。今夜不须归，前溪正风雨”，披蓑隐身于野外，断绝出仕之念，只因不认流俗，欲避风雨。《诗教解》解释说“……言举世之人无可与同者，惟有天随子可与之梦中语也。……风雨以喻时，盖伤时欲避世也”，这反映了诗人应对现实时世的态度。

对于“时”本身的确切含义，白沙并未直接予以说明。归纳上述所引，似可理解为时势、时运或时机。其中，以当时社会的整体状态为主，而个人的具体情境也不能忽视；“时”之好坏、合与不合，主要根源于客观存在的事实，但个人主观上做出怎样的判断，也是一种重要的凭据。因此，同为合“时”，不同人对出处的选择亦可能不完全相同。

二是守义。

就“出处”而言，“时”为外在环境，与此相匹配，还需以内在之“义”作为遵行的准则。白沙给一名当官不久即迅速辞职归隐的友人写信，对此说得很明白：“人出处、进退、去就之节不可苟也。非但不可苟仕，亦不可苟止。……始者，执事由端阳入省履任……然不谓得意而往，超然脱其衔勒，一息万里，如是速也。‘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 ……流传世间，识者笑之。执事真无负斯言哉！……窃以为喜。……只不为苟出，始终一意，进退合义如此，于名教何如哉？于世道何如哉？”官员纷纷表示不想当官，却不见有谁当真，被人传为笑谈，而执事出处只问“合义”与否，不合义即断然离职，真是可喜可赞。这既是对他人的首肯，也是白沙的夫子自道。

对守义的原则，《诗教解》在诠释白沙“但谈孔氏规，坐失微生亩”诗句时，作了这样的阐发：“但谈孔氏规，言学者专欲速仕，但喜谈圣人汲汲遑遑不忘天下之事，而不知微生亩之诮栖栖为佞者，亦未可失也。盖圣人仕止久速有义存焉，无可无不可，虽不必于不去，而亦不必于去。后之不知止者，偏于不去，而微生亩则偏于去，皆非圣道时中之全体也。”一心想当官、当了就不愿下台，或以为官必不可当，这两者都偏颇，当官本身无可厚非，关键要看与“义”是否相符。这与上述所言人“不可苟仕，亦不可苟止”，是同一意思。

“义”者为何？白沙亦有多种表达。有的是要力戒贪图富贵之心，“丈夫重出处，富贵如浮烟。行则为在田，止则为在渊”, “夫丈夫所重者出处之义，若富贵则如浮烟之无有。在田在渊，惟其时耳”，不论是选择出仕，还是选择归隐，都不能以追求富贵为立足点；有的是要做到安于本分，一旦为官既不要轻言辞职而应努力尽贤，也不要“位卑言高”、越级论事，“行止各有时，姓名忌标榜”, “盖人之行止，随遇而安，不在于标榜慕外也”，也就是要守住内在之本心，而不要羡慕外在的名声；有的是应听其自然，不要溺陷强求，若违其义，一意孤行，结果会是“费尽多少精神，惹得一场笑唾”，要懂得“百年不满一瞬，烦恼皆由心作。若是向上辈人，达塞一齐觑破。归来乎青山，还我白云满座。莫思量，但高卧”，与其迷恋官场自取其辱，还不如自在于青山白云之间。

总体来看，在“出处”之间，白沙力图给出一种合于道的标准。这一标准单从理论上说，既没有否定出仕，也没有否定归隐，而是以合时与守义两大原则，作为士人选择的合理取向。按此标准，白沙并不反对士人当官。其所教弟子，多有获取科举功名后出仕者，湛若水大半生为官乃至登上高位，就是任职成功的典范。其友人中，为官者也不在少数。对这些奔走于仕途之人，白沙总是多方予以鼓励、劝勉、教诫，甚至给出具体的治理方策。不过，就其实际指向而言，白沙出处的理念还是比较偏重于归隐，而不是两者并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