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圣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嘉靖六年（1527），王阳明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将行广西思恩、田州平定少数民族“暴乱”。临行前，他将手录的《大学问》交弟子钱德洪。在这之前，门人虽也曾多次请录《大学问》，但都被王阳明婉言谢绝。他对于表达自己重要思想的这一著作是极为慎重的，希望通过“口口相传”来教授弟子，而不愿意弟子将它当作一般文字看待，或由于误传而使它有丝毫走样。

《大学问》论述的核心问题是“万物一体之仁”的思想。王阳明在其开篇即说：

 

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

 

《大学》作为儒家政治伦理学说的一部经典，论者常解为“大人之学”。王阳明解“大人”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人，以为“大人”即圣人，圣人以万物为一体，天下为一家，国家为一身，而不“间形骸”“分尔我”。他在这里所表述的正是儒家自孔子以来的以“仁”为核心的社会理想。

儒家早在春秋时期，由孔子提出了“仁”学思想，并规定了“仁”的基本精神是“爱人”。孔子在《论语》中大量使用“仁”的概念，把“仁”当作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高道德标准及决定社会生活的普遍原则。孔子崇尚“德治”，他用“仁”这一术语来描述这样一种社会理想，即在阶级社会中人人都能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就是说人人都要常常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你自己要事事行得通，也要让别人事事行得通；自己不喜欢的事，也不要强加给别人。这样，不仅统治阶级内部能够互相尊重，消除矛盾；同时，统治阶级也能够爱大众，广泛地给人民带来好处，以便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这就是“泛爱众”（《论语·学而》），就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而这又是建于以宗族亲情关系为本位的仁爱思想基础上的。孔子“仁”的思想被他以后的儒家学说所继承。如孟子提出“仁政”，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就是要统治者将自己的“仁爱之心”推而广之，如此，便能运天下于掌上了。孟子还提出“仁民”“爱物”，要人们将爱自己、爱亲人之心推广到一切人，而且扩展到一切物。

宋代以后，理学家将“仁”的学说发展为一种宇宙观，心灵境界，用仁来解释天人、物我、心理、心性关系等内容，但“仁”作为儒家的社会理想，其核心内容并没有变。理学家有“万物一体”的观念，认为人与万物合而为一个整体，万物之间都存在一种内在联系，这就是“仁”的本质。如孟子讲仁爱之心，人能将仁爱之心推及他人和万物，就是因为人与万物之间有着休戚相关的内在联系。“万物一体”也蕴含着一种“大公无私”的境界，人应把这个境界当作道德修养和精神生活的目标，抛弃从一己出发的“小我”感受，而达到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大我”境界。例如程颢讲“识仁”, “仁者，浑然与物同体”, “天地之用皆我之用”; “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遗书》卷二上），就是讲的这样一种境界和感受。而程颢所发挥的亦是张载《西铭》中万物一体的伦理本体思想。张载在《西铭》中说：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

 

他在这里对理想社会的人际关系作了具体的发挥，可谓淋漓尽致：他把天地比作父母，人生于天地之间，自应把万民看作同胞兄弟，把万物视为同伴和朋友。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人都尊长慈幼，同情、爱护病苦、残疾、鳏寡、孤独者；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没有矛盾和争讼。但是，这个社会并非没有等级之差，而是由君主和大臣层层管理着。

王阳明“万物一体之仁”的思想就是建在孔、孟及前辈理学家这些思想基础上的。但是，他已将“万物一体”的观念与“致良知”的思想相结合。他以为，“大人”（圣人）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视天下如一家，中国如一人，并不是由于外在的“理”对他提出这种要求，而是他的心本来就具有“仁”的本质。“大人”具有视人如己的崇高情怀和“博施济众”的社会责任感，这出于他的“良知”。不只“大人”之心有这样的良知，即使平民百姓，“小人”之心也有这样的良知；天下人都有良知，良知人人所同，所以心是息息相通的。这就是“万物一体之仁”的根据。王阳明说：

 

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是其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

 

他把“一体之仁”的思想建于良知为天下所同的根据之上，这样，就在道德人格的意义上缩小了圣人与平民的差距。王阳明说：“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他又说：

 

心之良知是谓圣。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愚不肖者，虽其蔽昧之极，良知又未尝不存也。苟能致之，即与圣人无异矣。此良知所以为圣愚之所同具，而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也。

 

还有一个最典型的事例，就是他与弟子关于“满街都是圣人”的即兴谈话。据《传习录下》载：

 

一日，王汝止出游归，先生问曰：“游何见？”对曰：“见满街都是圣人。”先生曰：“你看满街都是圣人，满街人到看你是圣人在。”又一日，董萝石出游而归，见先生曰：“今日见一异事。”先生曰：“何异？”对曰：“见满街都是圣人。”先生曰：“此亦常事耳，何足为异。”

 

王阳明关于“致良知”的这种观点，宣告他的圣人观已与朱熹有很大的不同。朱熹讲“格物致知”“读书穷理”，讲“涵养”“进学”，他所说的圣人，是道德和知识两方面的完人。他认为圣人不仅要具备崇高的道德，而且在知识才智上也要胜人一筹，才可成帝王之师。为此，不仅要涵养道德，亦须具备自然事物、历史事变、政治制度、典章名物等各方面的广博知识。而在王阳明看来，这样的圣人标准太繁难，无异于在圣人与普通人之间划一截然界限，宣布只有士人、学者才有资格成圣。王阳明认为，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由于良知至善，“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传习录上》），好比精金之精，只因其“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一样。圣人虽也有才力大小的不同，但论其为圣，是不分知识和才力的。圣人原与凡人一样，并没有全知全能的天赋，他们也只是能够发现自己的良知；圣人也不一定没有过失，只不过他们能够兢兢业业，勤求去私而已。因此，“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也就是说，圣人和凡人只有一步之隔，就看能不能致得自己内心的良知。若能“致良知”，即便一字不识的“愚夫愚妇”，也同样做得圣人。

王阳明在“良知”的基础上，把圣人与平凡的百姓放到同等地位，这种良知平等的思想对于否定圣人权威，解放人的思想无疑是个进步；而“致良知”否定知识才能的重要，排除一切成圣的客观条件和规范，这又容易从另一个方面导致思想的蒙昧和学术的空疏。“万物一体之仁”的理想建于这样一种带有二重倾向的理论支柱上，王阳明的思想主旨却只有一个，就是调和封建社会的一切矛盾，把它们都归于人心本体的道德性。而他所提出的唯一的救世方案，也就是改造人心，恢复人人所本有的良知善性。在《大学问》中他这样说：

 

夫为大人之学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耳；非能于本体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