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范式的转换

新文化运动：新型传播媒介引导的一场变革

章清

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并且表现出不同于以往文化运动的特色，最鲜明的一环即是新型传播媒介的影响，这场运动的参与者在不同的场合即阐明了这一点。胡适1923年在一通信函中就以晚清以降出版的杂志作为创造新时代的表征，指明“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以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蒋梦麟1932年为其所著《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一书撰写的“引言”，也点出了报章杂志与思想变动的密切关系：“回溯民七至民十一年之间，从文字上而使吾国思想界生转变者，有《新青年》，其文学革命、思想革命之鼓动，影响青年最大。其后北京之《每周评论》，上海之《星期评论》，和其它的刊物，亦不无相当之势力。”随后出现的论作，也指明了这一点。1934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一书，同样将胡适所说的三个杂志作为新文化运动“启蒙期”与“全盛期”的代表。而对出版界的总结，更是阐明新文化的勃兴是以出版事业为基础的，“举凡革命主张的鼓吹，世界思潮的介绍，现代文学的提倡，新兴艺术的引进，科学精神的展开，哲学理论的探讨”，“其所持的工具，莫非为报章、杂志、书籍”。

与之相应的，今之研究者也从不同维度对新型传播媒介发挥的影响进行了检讨。张灏曾揭示，1895—1920年前后大约25年时间，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的关键年代，主要变化有二：一是报纸杂志、新式学校及学会等制度性传播媒介大量涌现，二是新的社群媒体——知识阶层出现。杨国强也强调晚清中国造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言论界”：“从甲午前后到辛亥前后，脱胎于清流的名士群起于时世艰难之中，锲而不舍地在中国造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言论界’，于是思想、学理、意见、愿望都能借助于文字而化作横议。”而对于新型传播媒介的推进以及因此赋予晚清、民国不同的色彩，亦为研究者所重视。王汎森即颇有针对性地指出：“清季的保守派似乎还不大能熟练地掌握新型传播媒介及横向组织，但是到了民初，保守派也开始组团体、办报刊，推展各种活动来与新派相抗。”影响所及，“谁的论点说服人，谁的立论坚决（有时候是武断），谁的观念与社会的脉动相照应，便在各种‘论述’的争衡中胜出，一旦它获得‘群聚效应’，这个‘领导性论述’便逐渐上升到全国舞台的中央”。罗志田同样注意到，“五四后的中国，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杂志的兴起”，“且当时办杂志和读杂志者渐有形成一个社群的趋势，而不甚注意杂志之外的读物”。尽管关注的重心略有差异，但这些论作皆阐明“新型传播媒介”对塑造这段历史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也明示对于思想文化史上种种现象的分析“新型传播媒介”具有重要参照意义。

然而，值得关切的是，新型传播媒介仅仅包括印刷书刊吗？所发生的影响又是如何具体呈现出来的呢？凡此等等，无疑都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同时，原则上肯定新型传播媒介的作用与具体揭示其所形成的影响机制，并不是一回事。这篇文字正是试图对新型传播媒介的影响机制略加分析，期望能从新的视野重新检讨新文化运动。我想强调的是，所谓新型传播媒介，绝不限于印刷书刊，那个时代技术层面的推进都影响着信息传播的效力，而且，所谓“效力”，不仅体现在信息传播的快捷上，而且表现在信息得以在更广泛的地域并且持续传播上。尽管晚清与五四构成历史的延续，但技术因素的作用还是颇有差异的。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赋予了新文化运动不同于以往文化运动的色彩，堪称塑造了新文化运动的品质。

一 信息传播技术带来的变化

所谓“新型媒介”，涉及的面颇为广泛，罗志田在一篇文章中即强调，如果报刊舆论在开通见识方面有这样的作用，则“物质层面的电报和铁路、轮船等或有着更直接的推动作用”，“这些新事物扩大了区域性事务的影响，使其得到跨区域的关注”。究竟哪一种因素更为“重要”，或许是见仁见智的问题，这些因素原本是共同作用的，不过对新型传播媒介的研究需扩大视野，倒是题中应有之义。只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变化颇难准确评估，也不是这篇短文所能担当的，只能大致勾画影响信息传播的大端及其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影响。可以明确的是，印刷技术之外，不可忽视的还包括信息传播效率的改变，那就是火车、轮船等交通工具的利用以及电报、电话等媒介工具的使用。晚清所兴起的邮政事业即成为一种象征，为信息的传播提供了重要支撑。报章成为那个时代新型传播媒介的代表，也端赖于此。

用不着特别指明，新型传播媒介并非同步成长起来的，首先值得关注的无疑是印刷书刊。不少西方媒体史的论著都会提及1438年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在斯特拉斯堡发明印刷术这一令人震惊的事件，继印刷图书之后，报纸的印刷也紧随其后。最初的报纸是无规律的，也称为“偶然的出版物”；接下来则是周期性出版物的出现，创立起一种作者与读者定期的“会面”。费夫贺（Lucien Febvre）与马尔坦（Henri-Jean Martin）合著的被公认为书籍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印刷书的诞生》，则将“印刷书”视作“新一代的书籍”，“不仅为思想的习惯带来深远变化，也令当时最重要的读者群，即教会与俗世的学者，得享全然不同的工作环境”。作者试图厘清，“印刷书所代表的，如何、为何不单只是技术上巧妙发明的胜利，还进一步成为西方文明最有力的推手，将多位代表性思想家散步于各地的理念，荟萃于一处”。该书尤其还述及印刷技术上的诸多发明，当然加速了书籍的生产，也为印刷世界中较晚近的产物——报纸预先铺路，“讲到报纸，则无疑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见证印刷术对广大读者吸引力最典型的例子！”而彼得·伯克（Peter Burke）所著《知识社会史：从古腾堡到狄德罗》，同样立足于技术的进步展开，书中提示了两个关键性的年代，即1450年前后活字印刷在德国的发明和18世纪50年代陆续出版的《百科全书》（Encyckopédie）。而该书审视“销售知识”之“市场与出版界”，也特别指明1600年以后开始发行的报纸和杂志，“最足以说明资讯商业化的文学式样”，而且，“十七世纪的人已经视新闻为商品”。

各种新型传播媒介大量涌现于中国——以“新闻纸”为肇端，则是新教传教士“援西入中”的产物，并且很快成为西方文明、富强的象征。1870年受英国“浸礼会”派遣来华的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这样介绍报章：“泰西各国竞立报馆者何也？缘百年之内，各国所出新法，有益于教养者多，故先登报章，俾人周知，择善而从之耳。”而在晚清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泰西新史揽要》一书，则以这样的方式描绘英国“报馆初行”时的情形，“轮船、轮车、电报，皆能通不通者而使之通，然恐未能家喻而户晓也，则报馆尚焉”。这里旨在表彰“新闻纸”的意义，同时也肯定了“轮船”“轮车”等交通工具的作用（内中特别指明新闻纸“皆由轮船轮车，包封寄递”）。当然，受“天下有道，庶人不议”古训等因素的影响，报章在中国的成长也经历了颇多曲折，《申报》与《万国公报》等报章的发行，才显示出新型传播媒介越来越深入地介入晚清的社会生活中。《申报》代表的是商业性报章的兴起，对社会生活的广泛介入是其显著的标识；由教会内部报章发展而来的《万国公报》，调整为直接以中国读书人为受众，同样是意味深远的转变。尤值注意的是，这些报章往往都会刊登邸钞之类的信息，甚至内容更为丰富。相应的，近代报章之于京报、邸报以及宫门钞、辕门钞这样一些沟通政情的形式，实际构成一种信息的“替代”，是以古代世界难以想象的方式汇集各种信息，还相应的挑战过去的统治方式。影响所及，晚清士人对外部信息的把握，也由阅读邸钞转而接受各种报章所提供的信息。姚公鹤即表达了这样的洞见：

自书籍印板已 [以] 来，学者求学，较前而易，故后世称道冯道不衰矣……报纸滥觞于邸抄，邸抄原始于时政记及起居注，为专门政治上传达消息之用，与书籍自印板而后，公诸社会，其效用尤各别也。

不过，单是内容上的突破，还难以发挥更大的影响。实际上，初期阶段的报章一方面还不足以承担传播“新闻”之职责，另一方面则是其发行往往受到很大限制，导致读报在当时还是颇为稀罕的行为，严重制约了信息传播的效力。1907年生于江苏宜兴的报人徐铸成就表示：“在我幼年的江南穷乡僻壤，都是把《申报》和报纸当作同义语的。”原因无他，斯时能接触的报章还很有限。徐也肯定只有到《申报》问世，方才“以一般群众为读者对象，开始冲破‘宫门抄’、‘辕门抄’及政治公报的藩篱，重视对国内外大事的采访和记载，也逐渐注意市井琐闻和社会变化，第一次形成了一张现代意义的中国报纸”。更突出的是，受当时交通条件的限制，所谓“新闻”早已成“旧闻”。1896年任职于《新闻报》的孙玉声就有这样的感受：“当日犹轮轨未通，交通迟滞，各埠访函之来，远道者十数日，或数十日不等，即近如苏杭，亦须二三日始达，电报则仅上谕可传外，其余无只字，故主政者于每日报中材料，颇感困难。一届冬令封河，京津各道消息不通，岁除各官署封印以后，末至开印，公牍俱无，致巧媳尤难作无米之炊。不得已，乃以论说充篇幅，间及诗词杂稿。”交通条件发生改变，使报章传递新闻的效力得以提升，还要到宣统后：

逮夫宣统以还，铁路广通，邮局遍设，千里之函，朝发夕至，报章内容，于是丰富，阅者渐众，而报馆亦日多，各奋其竞争之心，消息必求迅速，乃有专电一栏之设，如遇地方要事，即由访员电达，登载靡遗。

这里也提示我们注意，关注新型媒介传播，还当进一步审视信息传播技术等因素的影响。实际上，构成西方近代印刷业三大要素的石印法、铅印法、蒸汽机印刷等新式印刷技术，正是在这一时期传入中国的，这也改变了印刷业的基本形态。《北华捷报》刊登的一篇介绍上海石印书业的文章，就特别说明上海石印书籍“正快速发展成为一项重要的行业”，现有石印书局四五家，印成著作百千种，销行于全国。面对这样的改变，各方人士也在思考如何使其发挥更好的作用。王韬在给盛宣怀的一通信中即言及：

沪上书局太多，石印已至七八家，所印书籍实难销售。同文书局码价积至九十一万，又复他局印者日有所出，聚而不散，必有受其病者。鄙意当设一代销公司，贩运中国十八省，为之梳栉一通。粤逆之乱，书籍之经劫火者几如烟海，今日书籍之多，又复极盛之难继。静观世界，为之一笑。沪上之开书局者，既非文士，又非书贾，皆门外汉，书虽多，实无可观。若有如明季之汲古阁，专选精本佳购，亦足为书林生色。

尽管认知上各有不同，但石印书籍构成出版业的新形态却是无可回避的。陆费逵所撰《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即描绘了“石印业印书多而营业盛”的景象。

印刷技术之外，不可忽视的还包括信息传播效率的改变，那就是“电报”的使用。《申报》1872年5月31日刊载的《电气告白》即称许说：“凡遇切要之事，用电线通报，虽万里之遥片刻周知，所以有裕国便民之宏用，至于行商坐贾更不可少。”实际上，《申报》在电报的使用上也走在前列。1882年10月25日登载的《壬午科顺天乡试题名录》这则信息，就是利用电报的结果。“附识”即说明：“北闱于十三日黎明发榜，天津离京城约三百里，而题名录竟于早八点钟到津，随将江浙皖三省之中式者由电局传至上海，其神速实得未曾有。”顺天乡试的结果发榜仅一日就在上海刊出，这是过去难以想象的。正是在此背景下，对于电报的价值，各方都表达了积极的期待。时任《万国公报》华文主笔的沈毓桂，即撰文大谈“电报之益”：“今天下电气之用广矣哉！上而国计，下而民生，中而商务，无不于电气是赖”，“电报实创古今未有之奇”。《大公报》1902年创办时也述及，若各省遍设官报局，“加以电报，则五洲以内若影响也；附以邮报，则万国建立若户庭也”，“皆将于报馆收其效也”。

列名清末“四公子”之一的孙宝瑄，提供了接受新型传播媒介的突出例证。对于电报，孙在日记中即有不少赞誉之词。看完《电学须知》一书后，他在日记中就表示：“今之学于此者，尚未能深造其极，将来有无穷奇妙，悉从此出。”为此特别提到：“今之电报，亦能杪忽间达志意于数千万里。”1898年1月15日的日记中还留下《咏电报》一绝，云：“万里长风鱼雁迟，偶吹弱线系离思。投壸偏为人传意，借问天仙知未知？”1906年的日记中则提及电话的利用。1月28日记：“季鹰于古年大雪之日，和余一诗，自电话传来，录如下。”2月5日又记：“欲访季鹰，电问其在家否。季鹰云：饭后即出，不能待也。因于电机中谭诗良久，甚乐。”过了二日，孙又留下“与邵二我电机中谭诗”的记录，并留下题为《与二我电机谭诗》的诗作：“白云入我袖，山鸟集其掌。妙语空中闻，精神自来往。”9月1日的日记中还提到更有意思的一幕：“又诣履平谈。闻是日有旨，宣布立宪。既归，晚间履平以电机传语，诵诏书全文，计数百字，即明定宪法宗旨也。”这一切自耐人寻味，过去是通过邸钞，再一步是通过报章，现在则是通过电话，单就对“上谕”的了解就不难看出，晚清士人对外部世界的把握经历了颇有意思的变迁。不久，清廷有创设“邮传部”之议，受聘该部的孙宝瑄也热情写下对此的高度评价，“与同部诸公勉之”：

西儒有言，汽蒸、邮电，为万国开化根原，岂不然哉，岂不然哉！盖人之生也有智慧，智慧以交通互换而日增长……有汽蒸舟车，则邮便愈捷，而人之著作思想印刷于报纸者，不数日而通遍远迩矣。

这样的技术进步所产生的影响，直接体现在推动邮政事业的发展上。清季邮政缘起于赫德（Robert Hart）在海关署内兼办邮政，随后陆续在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福州等地兴办海关邮政。1896年“大清邮政”正式开办，1906年又成立“邮传部”。1902年赫德在一份报告中即说明“推广邮政”所取得的成效：“综计已开之总分局几及三百余处，或于省会要区，或于府、厅、州、县，均系栉比而设，节节通灵，数年以来，成效昭著。”后续的发展，《中国邮政》一书也有所揭示，指出“总局及副局之数，虽非一致上升，然其继续增加之趋势，大体可谓直上无阻”。具体说来，1903年时全国总局及副总局30处，分局134处，代办处12处，总计176处。到1913年总局及副总局45处，分局1176处，代办处6487处，总计7708处。同时，在地域的拓展上，也逐渐由以通商口岸为中心过渡到以行政区域为中心。此外，交通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出版的《交通史邮政编》第1—4册，也提供了邮政发展取得的进展。时任交通部长的孙科在“序”中即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自辛亥以还，建设事业莫不以政局之扰攘而形疲滞，以言交通，破坏多而建树绝少，补救残毁，已自不遑。虽欲粗有所规划，而有所不能。此固一时事势之所限也。虽然，若就邮政言之，则差有足慰者。我国邮政之兴，至清光绪二十七年而规模略具。其时总分局及代办所才一百七十六处，民国十三年增至一万一千七百九十处。其里程有籍可稽者，光绪三十年仅十万一千里，至民国十三年达七十三万八千三百余里。财政收入光绪三十三年为一百八十二万二千余元，至民国十三年为二千三百二十五万七千余元。支出之数光绪三十三年为二百四十万三千余元，入不敷出为五十万元。民国十三年为一千八百八十八万七千余元，而增购及建筑房舍为二百七十五万余元，盈余为百余万元。其逐渐发达有与年俱进之势。

邮政事业的开办，乃新型传播媒介逐渐作用于个人的保证。影响所及，清末民国时期，电报逐渐成为普通人可以加以利用的传播工具。早在1881年，中国第一条向公众开放电报业务的长途线路天津至上海线即已开通。商务印书馆组织编写有《明密码电报书》，该书注明戊申年（1908）九月初版，以后又多次再版，1939年版中包含“发寄电报须知”、“查问电报须知”，以及“各省电报局台名”等信息，表明电报逐渐构成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内容。而“邮电与新闻事业之繁荣，至有关系”，黄天鹏在《中国新闻事业》一书中即谈道：

明清信局兴起，近世报纸最初遂托附之以销行，及光绪时，设邮局，交通四通八达，报纸遂由邮局传递，且订专章，受有优待之例，报纸之销行受邮局之助至多也。其次为电报，乃报纸消息灵通之命脉。报纸之最初兴也，消息转录京报，至为迟滞，各地通信寄到，亦非时日。自光绪五年设立电线，消息为之大变，新闻日见敏捷，近电业日兴，又有新闻电优待之例，在传递方面已大便当。

就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报章来说，即构成一张在空间上、结构上分布颇为广泛的“思想版图”，逐渐作用于普通人士。梁启超20世纪初即已感叹，斯时的中国是“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甚至还不乏文章传递这样的信息：“二十世纪以前，枪炮之世界也；二十世纪以后，报馆之世界也。”那么多人介入报刊的创办，自是看重报刊所具有的社会功能。梁启超1912年归国后发表的一次演讲，联系自己18年前之投身报业，不免感触良多，“今国中报馆之发达，一日千里，即以京师论，已逾百家，回想十八年前《中外日报》沿门丐阅时代，殆如隔世；崇论闳议，家喻户晓，岂复鄙人所能望其肩背”。被尊为中国新闻界“开山祖”的徐宝璜甚至有言：

在民智开通之国的英美，有不看书者，无不看报者。新闻纸之有用于人，几若菽粟水火之不可一日无，其势力实驾乎学校教员、教堂牧师而上之。

上述种种，大致即构成新文化运动展开的基础。不过，通过报章的发展来呈现清季民国时期的“思想版图”，并不容易。1919年罗家伦欲批评当日中国之“杂志界”，即生发出这样的感叹：“（一）中国近年来杂志太多，不能全看；（二）这班杂志，忽生忽灭，不知上年出版的今年是否继续出版。”不过，通过以上的梳理，对于民初由报章营造的“思想版图”，还是可以获得基本的认知。最为突出的是，民初报章所呈现的“思想版图”，其荦荦大端，使报章的发展有明显的分界。戈公振大致从分期、性质等环节勾画民初出版界的图景：“以时期论，则可分为欧战以前与欧战以后。以性质言，则可分为学术与政论与改革文学思想及批评社会三大类。”特别描绘了民初报业“风起云涌，蔚为大观”的情况。这也为时人的观察所揭示。李大钊在1913年的文章中就注意到，民国初肇，催生出不少新的出版物：“共和建造以来，海内言论界各标帜志，立论建议，策嘉谋猷。”惟“今之以言论号召于天下者，多挟其党见之私，黄钟瓦缶，杂然并作，望风捕影，各阿所私”。1922年《晨报副镌》登载的一篇总结思想界发展倾向的文章，则大致以1918年为界区分出两个阶段：“四年以前中国思想界所评论的，多半是时事问题；近四年来的思想界所评论的，多半是学理问题。”胡适还提供了审察民初白话文报刊的资料，指出1919年“五四运动”后，全国青年皆活跃起来，都要办些小型报刊来发表意见，1919年至1920年两年之间，“全国大小学生刊物总共约有四百多种，全是白话文写的”。这也提示我们注意，若要审视民初由报章所勾画的“思想版图”，当重视是什么因素主导了报章之兴起，报章的发展又呈现了当时思想文化领域怎样的趋向。

总之，经历晚清的发展，以报章所代表的新型传播媒介已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这张“思想版图”若置于地理版图之上，或还不足以完全展示报章杂志的“星罗棋布”，然经历晚清以来的发展，报章已不再局限在少数大城市或沿海城市，也并非由少数社会阶层所操控。这也意味着，理解新文化运动的展开以及所展现的特质，离不开对新型传播媒介作用的解析。

二 新型传播媒介所发挥的效力

评估新型传播媒介的影响自非易事，往往难以确立较为明晰的因果关联。可兹拓展的是将此与历史进程结合起来，从新的维度重新检讨相关历史。如针对“新教”，论者就阐述了这样的看法：“新教崛起的起因很复杂，并非完全出于宗教的原因。但是，至少在一个层面上，新教可以被视为由一种新的大众传播技术所引发的各种的分裂性潮流的综合体。”换言之，“从某些方面来看，‘新教是印刷术的产物’这一结论在新教教会的以下作法中得以强化：他们非常刻意地用一种新的、以印刷文字为基础的传播方式来代替传统的、在文字出现之前所采用的宗教传播方式”。一部关注“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的专书，还检讨了西欧从手抄书文化向印刷文化的过渡，尝试勾画“传播革命”具有的主要特征，以及对近代世界的诞生所产生的影响。正是基于此，作者也将印刷术的发明视作“尚未被公认的革命”（unacknowledged revolution）。于中国近代史研究来说，这也是有待深化的领域。所谓“三千年来所未有之变局”，自包含新事物、新技术这一环节，理解近代社会的变迁，也绕不开对这些因素的探讨。这其中，新型传播媒介在信息传播上所发挥的效力，也构成理解这场变局不可或缺的要素。

《申报》发刊50年之际编辑出版了《最近之五十年》一书，其中一篇文章即有如斯之言：“小小一新闻纸，五十年间，思想界、物质界之进化，于是乎见焉，人心风俗之厚薄，与夫社会生活程度之高下，于是乎征焉。是不可以不记。其野也无所讳，其文也无所饰，其烦也无所惮。”张季鸾在《大公报》发行一万号之际所写下的纪念辞也表达了这样的看法：“近代中国改革之先驱者，为报纸。”而且，“近代国家，报纸负重要使命，而在改革过渡时代之国家为尤重”。在这个意义上，关注由报章所营造的“场域”（field），也成为题中应有之义。这个“场域”，既包含报章的编辑、印刷、发行所营造的“网络”，也涉及“阅报处”及读者之间所构成的“网络”，基于此，或才能更好地评估新型传播媒介所发挥的效力。

以新文化运动来说，推动其走向的关键性要素，无疑都与新型传播媒介有关。这里重点要检讨的是信息传播机制的形成，以及对推动新文化运动所发挥的效力。就此而言，大致可区分为“外部”与“内部”两个方面，前者系指外部世界的信息如何及时传入国内，引发普遍的回响；后者则指国内一地所发生的事件如何不断发酵，激起全国的响应。巴黎和会召开，其引发的事件即充分显示出电报及报章媒介在连接国内外信息方面所发挥的影响，其所产生的动员效应，尤其是在激起民愤方面发挥的作用，无疑是决定此一事件持续发酵的关键。这其中，北大学生捐了几百块钱打电报，即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事，“一方面打电报给巴黎和会中国代表，要求他们坚持，一方面通电全国，反对因为外国压迫而撤换本国专使的事”。另据胡适在一篇短文中援引英文报纸介绍的信息，“巴黎中国议和专使团先后收到国内国外团体或个人关于和约的电报，共七千通”。这些皆可说明信息技术在沟通内外方面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围绕此的相关研究已有不少，不赘。这里拟针对1919年陈独秀被捕事件略加分析，结合此一事件所产生的持续影响即不难看出，现代传播媒介对历史事件的走向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过去发生类似的事，是否能掀起一场风波就大可怀疑。原因无他，一是因为信息传播慢，甚至能否发出信息都还是问题；二是信息传播的渠道各异，各地未必能同步获取相关信息。但有了报章，再辅以电报这样的传输工具，情形就大不一样。

陈独秀被捕的时间在6月11日深夜，起因于陈与高一涵、邓初等三人到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结果陈独秀当场被捕。关于这一过程，《陈独秀被捕送案表》有较为详细的记录。接下来的几日，通过报章，这一事件的相关信息很快传播开来（尽管消息来源渠道多样，散播的信息未必准确，甚至充斥着种种传闻）。

6月13日，北京《晨报》率先报道了此一消息，《北京日报》同日也登载了相关消息。14日，《晨报》又以《被捕后之陈独秀》发布消息：

前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君被捕情形，已志昨报，闻陈君现尚被拘在警厅。前日有北京导报记者、中美通信社记者、路透社通信员，及北大教员等赴警厅视陈，不获许可，其他友人往视者，亦悉被拒绝。又闻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已决定呈请保释陈君，保状本日即可递入当局，果知尊重士流，顺从社会之公意，当能即予照准也。

同日，《北京日报》也刊登了《陈独秀案再志》：

陈独秀被逮。时步军统领衙门官兵与警察官厅，为职权问题，小有争执，结果解至警厅。至在陈家抄出之书籍，有西洋学说多种之册籍，皆为大学教授之参考书，尚不能构成刑律某项之所为，故警厅于今日将陈氏移送高等检察厅，请为检举云云。

北京之外，由于电报的利用，消息很快传到上海，6月14日《民国日报》即表示“昨由京员报告北京市民宣言五条，特为披露如下”，全文发表了令陈独秀遭此祸端的《北京市民宣言》。一天以后，《民国日报》又发表了《北京军警逮捕陈独秀 黑暗势力之猖獗》，先是援引“中美通讯社”的消息，然后发表了这样的述评：“当此风潮初定、人心浮动之时，政府苟有悔祸之诚心，不应对于国内最负盛名之新派学者，加以摧残，而惹起不幸之纠葛也。”同日，《时报》也发表了署名“迦”的《陈独秀被捕》“时评”，指出“陈氏之主张，固无与于政府事也，而今乃以被捕闻，或曰是与学生举动有关，不知学生既无罪，陈又何罪？且不捕于风潮初起之时，而捕于风潮渐定之际，岂政府藉是以为泄愤地耶？呜呼，是亦不可以已夫。”而上海的其他报纸，随后也刊布了相关消息，6月16日，《时事新报》刊出《陈独秀被捕续志》。6月17日，《申报》也刊载时评《北京之文字狱》“陈独秀之被捕，益世报之封禁，皆北京最近之文字狱也”，道出此事之实质乃“利用黑暗势力，以摧毁学术思想之自由”。

报纸之外，杂志（主要是周刊）也很快跟进。《教育周刊》的《每周大事记》（《时报》附张随报奉赠）连续刊登了相关消息。该刊第17号之《国内大事记》（十七）登载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国内大事记》（十八）则登载了《陈独秀出狱之京讯》；《国内大事记》（二十一）还刊出了《岑西林请释陈独秀》的消息。不过，同样是周刊，《每周评论》由于替换主编以及编辑方面的原因，到1919年6月29日出版第28号时，才登载与陈独秀被捕相关的信息，即胡适写下的《爱情与痛苦》《研究室与监狱》两篇“随感录”。

陈独秀被捕事件通过报章的发布，不再是秘密，接踵而至的是各种力量的介入，以致报界、发通电的形式，纷纷发出“声音”。6月16日，《申报》即刊登了《旅沪皖人营救陈独秀》的消息，以“安徽协会”之名致电北京安徽会馆会长转同乡诸公鉴：“陈独秀君被捕，旅沪同乡，群情惶骇，望速起营救。”同乡会发出声音，自是富于意味的，显示同乡因素在社会动员中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6月17日，《时事新报》刊出的《陈独秀被捕之不平鸣》则以“国民大会上海干事部”的名义向学生联合会各团体、各报馆发出吁求：

北京及各省学生联合会各团体各报馆鉴：前大学学长陈独秀君，学望优崇，国人共仰，久为北廷侧目，今延军警违法逮捕。当民气方昌之际，则巧事敷衍，风潮稍定，又复挟私罗织，似此处心积虑摧残学界，凡爱国热心之士，孰不人人自危。此间各界，群情愤激，请就近一致力争，以作士气。

而学生也在行动。6月17日《晨报》刊出的《北京学生对于陈独秀被捕之表示》，内中就包括《致警察总监函》及《致上海通电》。同日，《民国日报》也刊出《各团体电援陈独秀》的消息，内中收有《国民大会致各省各团体电》《江苏省教育会致北京电》。这样的“通电”一直在持续，《时报》1919年6月25日刊出《工业协会请释陈独秀》。《晨报》1919年7月14日还刊有《全国学生联合会请释陈独秀之电》。

个人的声音也通过报章传递出来。章士钊就发出“致王克敏电”“致龚代总理函”，谴责这是“忽兴文网，重激众怒”，称陈独秀“英姿挺秀，学贯中西”，“向以讲学为务，生平不含政治党派臭味”，自己与陈“总角旧交，同出大学，于其人品行谊知之甚深。敢保无他，愿为佐证”，敦促“立予释放”。来自皖人的声音尤其突出。如余裴山为请释陈独秀事发出致安徽协会书及致张东荪书，均刊登于《时事新报》（张任该报主编）。同为安徽老乡的胡适，其致张东荪函，也在《时事新报》刊出。此外，《民国日报》刊出《田桐为陈独秀事与徐世昌书》，《神州日报》则刊登了《岑西林请释陈独秀》。

当然，北京、上海之外，信息传播的效力自然有所不同，同样的消息来源，传播到京沪之外的地方，或许要拖延不少时日，这也提供了检讨信息传播影响机制的例证。陈独秀被捕事，吴虞在日记中也有所记录，他在1919年6月24日的日记中即写道：“今日《晨报》陈独秀被捕，不知何事。”而毛泽东也提供了类似的例证，1919年7月14日创刊的《湘江评论》，发表了毛泽东的《陈独秀之被捕与营救》。仅由这篇文字就不难看出，其对陈独秀案相关信息的把握主要通过哪些渠道。这些信息文章中大致有所涉及，先是援引中美通信社所述《北京市民宣言》，接着引述了北京学生致警察总监的公函，接下来又提到北京学生“致上海各报各学校各界一电”、“工业协会请求释放陈氏的电”，以及章士钊的电函。

上述围绕陈独秀被捕所发出的各种公开的声音，显示出那个时代特有的信息传播机制。这里只是汇集公开媒介刊布的信息，以函件方式发出的“声音”自然也不少，不可否认的是，决定陈独秀被捕案走向的关键，或许是各方政治势力背后的角力。这里略去这些不谈，正是期望据此检讨信息的反应机制（这些信函实际上也构成信息影响机制的一环，是因为在报章中获得相关信息，然后再通过写信的方式发表意见）。

其一，不同的媒介，其传播信息的效力颇有差别。与报纸、周刊相比，月刊显然就太过于迟缓。事实上，围绕陈独秀被捕事件在杂志上的反应就要少很多。以《新青年》来说，第6卷第5号约出版于1919年5月，到第6卷出版时，已是1919年11月1日，内中刊有李大钊《欢迎独秀出狱》的文字。尽管《新青年》这一情况的出现有特殊的原因，但就杂志来说，原本有编辑、出版的周期，延迟出版也是常态。《东方杂志》所刊登的《中国大事记》《外国大事记》，大致能说明信息传播的情形。该刊第16卷第6号出版于1919年6月15日，《中国大事记》记录的是该年4月18日—5月20日的信息；《外国大事记》则汇集了3月12日—5月10日的信息。而第16卷第7号出版于1919年7月15日，《中国大事记》收录1919年5月19日—6月18日的信息（该号无《外国大事记》）。据此即大体能判断，其刊登的信息要延迟约2个月的时间。而一直到陈独秀获释，《中国大事记》中未涉及任何相关的信息。

其二，此一时期的信息传播仍受制于空间的因素。身处四川、湖南的吴虞、毛泽东所提供的事例，给出了重要的提示。同样是依托于北京、上海的报章获得相关信息，要晚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而地方上的报章利用电报传播来自中心城市的信息，还不那么普遍。不过，这些事例仍值得重视，显示出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信息的持续传播：既体现为由“中心”到“边缘”的信息传播，又反映为“边缘”在信息上的再度传播。正是这些信息的汇集，导致发生于这一时期的事件，其反应机制也有别于以往，大约需以日、月来进行衡量。

陈独秀被捕事件，揭示出那个年代特有的信息传播机制。正是报章媒介所发挥的影响，推动着各种社会力量围绕此发出种种声音，相应的，也导致各方势力介入其中，幕后活动频频展开。到1919年9月16日，京师警察厅做出释放陈独秀的裁决，次日，在监狱拘禁近百天的陈独秀终被释放。

不仅是陈独秀被捕案，其他事件之所以能很快激起反响，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信息传播渠道。浙江杭州发生的学生运动，即可印证这一点。1919年5月4日所发生的学生运动，5月6日消息已传播到杭州。经亨颐在1919年5月6日的日记中即述及：“忽闻报载京师学生滋事，章宗祥被殴毙命，此事关系甚大，即由会拍二电致国务院及教育部，切勿操切！”5月8日又记：“为北京学生事件及杜威谈话会，集各校长商议办法，又拍一电。”这里显示的是，不仅及时获得相关信息，当即还有所回应。当时在浙江省第一师范就读的陈范予，也提供了类似信息。同样是在1919年5月6日，陈范予从《时报》上获悉“月之四日下午二时，北京大学生等五千人往各国使馆求归还青岛并诛卖国贼陆、曹、章等”，当即表示，“此种学生诚足取法”。而杭州的学生也马上有所动作，陈范予在日记中提及，第二日晚，之江大学来函云：“吾傥学生宜结成团体以为北京学生之后盾，所被捕二十余人当思能以出之。”很快，由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所主导的杭州学生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可以说，正是在新型传播媒介的作用下，新文化运动形成了有别于以往思想文化运动的反应机制。这不仅体现在“中心”的信息很快传播到其他地方，甚至是“边缘”之地，还意味着历史事件得以在更广泛的区域内发酵，汇为全国性的浪潮。没有这样的技术条件，新文化运动是否能发展为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广泛回应的思想运动，是大可怀疑的。具体到个人，同样可以看出，个人以种种方式汇入新文化运动的潮流中，也依凭于这样的信息传播机制。

三 汇入新文化运动：“交流的循环”

新文化运动是如何开展起来的，一向是众所关心的问题，这也是评估这场运动如何产生广泛影响的关键所在。就此而言，技术层面的因素同样不可忽视。其一，有关新文化运动的言说能否由“中心”向“边缘”进行广泛传播；其二，需要多少时间完成这样的有效交流，包括派送、阅读，乃至由读者成长为作者。达恩顿（Robert Darnton）对《百科全书》的研究，就富于洞见地提出下列问题：启蒙运动是如何在社会中传播的？印刷品的物质基础和生产技术与它的主旨和传播有很大的关系吗？出版商、书商、推销员和文化传播中的其他媒介扮演什么角色？出版如何像生意那样运作？单就此书所展现的印刷商、工场主、出版商、读者的真实生活，就足可说明对于出版物的审视，除著者之外，尚包括诸多环节需要厘清。在稍后撰写的一篇文字中，达恩顿还对书籍史研究中业已取得的成绩及有待深入的面相提出了看法。借助于阐述“交流的循环”（the communication circuit）这一分析模式，他强调，对于书籍流通的每一个环节，都要努力搞清楚：从写作到出版，从印刷到流通，从销售到阅读，以及所涉及的作者、出版者、读者。这些因素，无疑都构成理解新文化运动的关键所在。

如前所述，较之晚清，民初由报刊所营造的“思想版图”已关联于普通人，影响所及，报刊作用于个体的模式也在发生改变。这里要揭示的是，报章被广泛阅读，还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值得关注的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机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就强调：“一份报刊是在公众的批评当中发展起来的，但它只是公众讨论的一个延伸，而且始终是公众一个机制：其功能是传声筒和扩音机，而不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载体。”针对新文化运动的分析，王汎森即阐明“阅读大众”（reading public）的形成乃其中的关键环节，指出新文化运动培养出一个新的“阅读大众”，为争取这些新的读者，以营利为考虑的出版业者因而随之变化。报章构成个体与社会发生联系的关键所在，所发挥的影响既深且巨，这里提出“时限”的考量，正是试图对此有更为准确的把握。换言之，值得考虑的是，身处各地的读书人，多长时间可以接触到包括《新青年》在内的刊物，进而完成“交流的循环”。

所谓影响，有必要首先确立这样的沟通渠道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晚清以降，上下对于阅报都很重视，也推动了报章发行工作的积极展开。当然，报章的创办与发行，本有中心与边缘之别；各主要报章在全国设立售报处进而各方人士开设阅报所，是普遍的现象，只是各地所能接触到的报章情况究竟如何，还难以有全面的较为准确的估计。

可以明确的是，民国以后推动阅报的形式有了进一步发展。北京大学就成立了不少类似的组织，《北京大学日刊》即刊发了不少这方面的信息。一则《阅书报社之发起》，就表示该社致力于“购阅各种关于法理上之书报，以补图书馆之缺”。更有《消费公社启事》，说明“本社受本校委托为代购书籍机关，如荷定购中外各种书籍，请于每日下午五至七钟惠临马神庙总社接洽为盼”。恽代英的日记也展示了这方面的情况，1918年6月2日的日记表明恽与其同道议决“设公共图书馆以交换所有书籍，并公之大众”，而且“所备图书，以最近杂志及新书为要，其大部旧书不在重要之列”。此外，1919年7月25日恽所拟“启智图书室附卖最新书报办法”，又表明这个图书室“所卖书报暂订如下：《新青年》、《新潮》、《新教育》、《新中国》、《少年中国》、《教育潮》、《学生》、《每周评论》、《救国日报》”。当时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的陈望道，在后来的回忆中也特别提到“书报贩卖部”的作用：

五四后宣传工作一般通过报刊来进行。报刊影响很大，对青年有启发、教育作用。我们一面写文章，一面在许多地方组织书报贩卖部，挨门推销进步书报。通过推销书报，找订阅者谈话，发展组织。书报贩卖部这个方式，在学校里很流行，贩卖书报的都是进步的青年。

1920年7月，毛泽东还在湖南长沙开办了一家“文化书社”，实际上即是代售书报。据《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该社“营业范围，为书、杂志、日报三类。书计一百六十四种，杂志计四十五种，日报计三种”。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新潮》《改造》《新教育》《民铎》《少年中国》差不多都能销售二三十份，《新青年》更是能销售150份左右。《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二期）则汇集了开办以来七个月的情况，更展现出这些书刊“均很畅销”，常常“供不应求”。并且在各县成立了七家分社，尚有本城的“贩卖部”七处。所销售的书报，从数量上来说也属惊人。其中《新青年》200本，《劳动界》5000本，《新生活》2400本。此外，《时事新报》每日可售75份，《晨报》每日可售45份。不用说，正是这些场所构成新文化运动重要的影响机制。当然，这其中个人的作用也不可低估，鲁迅在日记中就透露，其曾将《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等杂志，以邮寄的方式寄给其二弟、三弟以及众多友人和图书馆，这样的方式实际是自晚清报章流行开来后一直延续的方式。

上述报章之广泛销售以及阅报处的开办，以往皆构成解读新文化运动影响机制的重要环节，然而这些并不能完全涵盖新型传播媒介所建立起的“交流的循环”，也是清楚的。以吴虞来说，则不单有何时接触《新青年》的问题，值得考量的还包括反馈机制的建立，促成其成为《新青年》的重要作者。这一过程能够实现，信息传播的“时限”就构成重要的因素。

吴虞民初那段时间的日记，昭示出阅读报章已构成那个年代读书人的基本生活形态。之所以发生这一幕，端赖于报章已建立起基本的销售渠道，这是首先需要把握的。具体说来，陈岳安主持的华阳书报流通处，就构成吴虞接触各种报章及书籍的主要渠道。该流通处系傅樵村在晚清创办，1915年委托陈独立经营，到1917年傅辞世，华阳书报流通处即由陈岳安继承下来。当然，渠道并非单一的，其他书局也在成都建立起发行网络，这同样是吴虞接触各种书刊的渠道。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在成都皆设有分支机构，吴虞往往直接通过此订阅书刊。其1918年11月12日的日记就写道：“在商务馆取《透视学》一本，《刻板沿流考》一本，《宋元戏曲史》一本。中华书局取孙渊如联一付，钱竹汀联一付。”类似的记录还有不少，1919年5月9日记：“同少荆至商务馆，取胡适之《哲学史大纲》一本。韦伯司大字典已到，予将预约券交之，取得字典，尚须补银十元，邮费一元八角。”一个月后又有这样的记录：“过商务馆取留美学生《季报》春季一册、《成功捷径》一册。又过志古堂，取《墨林今话》一部……又至中华书局取所带丁刻《佛经》而归。”据此，大致可以判明，通过华阳书报流通处及商务、中华等出版机构设立的分支机构，生活在成都的吴虞很容易就能接触到各种新式出版物。有两个数据颇令人惊奇，1915年吴虞为自己发表的文字做了一份清单，涉及杂志有25种之多，除省内的成都、重庆等地外，还远涉上海、东京。1920年的一则日记，则说明了其所定购的杂志达12种之多。无论是投稿还是直接订阅，都是接触报章之明证，显示一位身处内地的读书人如何通过报章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

值得进一步探索的是吴虞接触这些书刊所需要的时限问题。这样的问题之所以值得探索，正在于这是确保有效沟通方式的重要依凭，能否及时读到来自上海、北京等中心城市出版的书刊并且及时反馈，进一步的，其所发表的个人意见也能够在这些报章登载，无疑是审视新文化运动形成了怎样的反应机制的关键环节，吴虞留下的日记正可以说明此点。

根据吴虞日记的记载，大致能判明其约在1916年底的时候接触到《新青年》。1916年12月3日，吴虞在日记中留下这样的记录：“《新青年》，上海棋盘中街群益书社。饭后发新青年主任陈独秀信。”陈独秀与吴虞早已相交，因为章士钊、谢无量的推许，陈了解到吴虞乃“蜀中名宿”，于是选录其《辛亥杂诗》加以诠释，登载于1915年出版的《甲寅》第1卷第7期。大概是此时吴虞了解到陈独秀正在办《新青年》杂志，为此才有致函陈独秀之举。不惟如此，到12月6日，吴虞又将其所写文章寄给陈独秀，他在日记中写道：

胡景文来，计抄完《消极革命之老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儒家大同之义本于老子说》《读〈荀子〉书后》凡四首。午刻单挂号由邮与新青年陈独秀寄去。

通过发表于《新青年》的文字，也可了解陈、吴二人相交之大致情形。吴虞致函陈独秀，是因为读到《新青年》登载的易白沙《孔子平议》一文，他表示“读贵报大论，为之欣然”，并提出“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然欲坚持其学以笼罩天下后世，阻碍文化之发展，以扬专制之余焰，则不得不攻击之者，势也”。还表示不日拟将其文字依次录上，“以求印证”。陈独秀将吴虞的来函以及回函登载于《新青年》“通信”栏，除说明《甲寅》所刊吴虞诗即是由他选载以外，又向吴约稿：“尊著倘全数寄赐，分载《青年》《甲寅》，嘉惠后学，诚盛事也。”吴虞给陈独秀写信是在1916年12月3日，《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行于1917年1月1日，据此可以大致判明，吴虞在成都寄信给上海的陈独秀，不足一月即已刊登于杂志。

当然，吴虞不可能当即知晓《新青年》登出其信函，但显然他对该杂志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该年1月19日即通过陈岳安订了全年的《新青年》杂志。从其他杂志获悉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吴虞也不免关心“《新青年》其能继续乎”。吴虞要到1917年3月15日才见到《新青年》第2卷第5号，获得其信函刊登于该杂志的信息。为此他在日记中也表示，“《新青年》二卷五号来，陈独秀复余信”。这对于吴虞显然是莫大的鼓励，为此他在3月18日又“发陈独秀《书〈女权平议〉》稿挂号信”。事实上，吴虞寄给陈独秀的文章，他也很快通过其他途径知晓已刊登于《新青年》杂志。最初是《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刊于1917年2月1日发行之《新青年》第2卷第6号。该年3月25日，吴虞已获得了这样的信息：“午刻陈岳安处送来《进步》十一卷四号，《新中华报》三月七号三张，因上登有《新青年》六号要目，余之《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在上，故送来余一阅也。余之非儒及攻家族制两种学说，今得播于天下，私愿甚慰矣。”为此到3月28日，吴虞又“发陈独秀挂号信，钱一百五十二文”, 大概是知道《新青年》将刊其文，故寄钱购买。

《新青年》迁往北京后，吴虞与陈独秀的联系所花费的时间更多些，但也只需一两个月的时间。1917年5月2日吴虞在日记中提及，“写吕东莱、朱元晦、李邦直论《礼运》三条与陈独秀先生，请列入通讯与余前说互证”。这里指的是针对稍前撰写的《大同之义本于老子说》一文，其所发现的三条证据，后刊于1917年7月1日发行之《新青年》第3卷第5号“通信”栏。而该年5月3日吴虞在日记中又提及，“饭后发陈独秀信，附去《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一首”。该文后刊于《新青年》第3卷第4号，1917年6月1日发行。由这些例证提供的信息，大致可推断这样的交流往往只需一两个月的时间即可完成。

文章刊发后，作者也大致在两个月的时间内收到杂志；通过其他报纸刊登的广告，在更短的时间内即可获得相关的信息。1917年5月20日吴虞在日记中就说明，陈岳安带来《申报》上刊登的《新青年》第3卷第2号要目（该卷刊于1917年4月1日），“已见登余《消极革命之老庄》文一首”。1917年7月13日的日记中又写道：“陈岳安幸未受损，交来《新青年》三卷三号一本，登余《礼论》一首。有毛义者于通信门驳余‘盗丘遗祸万世’之语，请为孔子雪冤，可笑也。”该卷刊于1917年5月1日，吴虞是在两个月后收到这期刊物的。吴虞最初寄给陈独秀的文章，陆续刊登于《新青年》杂志，大概都呈现出这样的情形。

这样有效的交流，也使作者能够及时感受到文字刊出带来的欣喜。1917年5月18日吴虞在日记中提及，“陈岳安送来《新青年》三卷一号一本”。次日，他在日记中表示：

《新青年》三卷一号将一、二卷目录特列一页，上署大名家数十名执笔，不意成都一布衣亦预海内大名家之列，惭愧之至。然不经辛亥之事，余学说不成，经辛亥之事而余或不免，四川人亦无预大名家之列者矣，一叹。美人嘉莱儿曰：文人亦英雄之一种。余正不可妄自菲薄，以为逊于世之伟人也，勉旃。

不惟如此，成为读者、作者的吴虞，也成为《新青年》发行的推动者。吴虞1917年4月17日的日记留下这样的记录：“晚陈岳菴来谈，云《新青年》三十份、《甲寅》二十份均售罄，现又往续带。祝屺怀、李哲生亦订《新青年》，可知矣！《甲寅》拟仍出月刊。君毅所办《学艺》，岳菴允代派三十份。”这里述及的是陈岳安处代派《新青年》的情况。而成为《新青年》的作者后，吴虞也帮忙订了不少该杂志。1917年5月31日记：“存孙来信言，订《新青年》一份。”1919年6月8日又记：“廖学章欲买旧《新青年》，予作书与岳安，嘱检送廖宅。”正是由于包括吴虞在内的诸多人士的努力，《新青年》等刊物在成都的发行也更为理想。吴虞1919年12月24日的日记中就留下这样的观察：“至书报流通处，取《解放与改造》第五一册，《教育潮》第四一册，《杜威演讲集》一册。”12月31日又记：“至流通处小坐，阅其售报簿，成都县中学生买《新青年》等杂志二十二元，守经堂亦买《新青年》，潮流所趋可见矣。”

由读者成为作者，还不算完成“交流的循环”，吴虞参与创办的《星期日》，还曾借助于《每周评论》《新青年》等刊物进行宣传。1919年8月胡适即在《每周评论》撰文推荐《星期日》等刊物，道出长沙的《湘江评论》和成都的《星期日》在形式上、精神上，“都同《每周评论》和上海的《星期评论》最接近的”。吴虞1920年1月26日的日记还述及：“将《星期日》社会问题号《说孝》一篇校正，寄《新青年》编辑部，并附去广告一纸。”而该年4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5号也刊出了《星期日》的告白。在其他环节还可注意到吴虞对推行杂志做出的努力。1919年7月12日的日记这样写道：“在陈岳安处取回《大学》月刊第二号一本、《新教育》第一号、第二号各一本。《外交报》全年三十四本、《法政质疑录》十本、《新社会》一本，捐送少年中国学会分会……午饭后，毕节杨适夷自北京西单石虎胡同七号寄来《社会改造论》一本，系油墨印，嘱登四川报，令人与少荆交去。”1920年2月1日的日记中又有这样的记录：“楷女寄回王光祈介绍楷女入新四川杂志社书及新四川杂志社章程一份。”这里指的是王光祈等一群川籍学者创办的《新四川》杂志，吴虞收到相关资料后，即将此交给时任《川报》编辑的孙少荆，不日，“新四川杂志社章程今日《川报》登出”。吴虞不仅将外面所创办的杂志引到成都，还将出川人士的稿子在成都的报章上进行介绍发表。这是以多种形式连接成都与外部世界，自然也构成推动新文化运动产生广泛影响的表现。当然，这些活动也构成吴虞的晋升之路，1921年夏天吴正式受聘于北大，任国文系教授。因在北京获得胡适等人佳评，他在日记中也不无自豪地表示：“予之著作，在四川前数年，真有‘蜀犬吠日’的景象。近来同调虽多，而‘诧异惊奇’的人，委实还是不少。可是一到了人文荟萃的北京，简直欢迎到这种地步，足见社会文化程度上的差异了。”

由读者成长为作者，不仅吴虞如此，从《新青年》“通信”栏还可发现，从投函《新青年》开始，逐渐成为该杂志主要作者的，还可开列出一长串的名单：钱玄同、常乃悳、张申府、俞颂华、蔡和森、陈望道等。当然，吴虞的例证未必具有典型意义，尤其是对于这里所关注的新型传播媒介的影响机制问题，处于不同地域的读书人，自然展现出不同的特质，因此需要透过其他的例证加以补充，才能更好揭示那个年代的读书人如何汇入新文化运动。

这里可略举身处东北的金毓黻的情况。1920年前后那段时间，金毓黻游走于东北的几个城市，其留下的《静晤室日记》从1920年3月开始记录。据此可看出，其所在的地方也很容易买到所需杂志，往往是先从报纸的广告上获得相关信息，然后去购买该杂志。1920年10月1日记载：“看报，梁任公主撰一报曰《改造》，第一期已出版，拟购阅之。”次日日记表示已购到。《改造》第1期发行时间为1920年9月15日，由此也可知东北与北京之间的书报销售，已建立起颇为便捷的渠道。同时，具体分析金毓黻日记的内容，也能说明其针对杂志内容反应的时限问题。1920年10月6日的日记写道：“胡适之论新思潮义意 [意义]，有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四项。而新思潮的态度，则为评判的态度。《改造》载寓公《新思潮我观》一篇，解释‘新思潮’三字之义最为切当透辟。盖胡氏用综合的解释，而寓公则用分析的解释，此其不同之点也。”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1919年12月1日刊于《新青年》第7卷第1号，从时间上来说看不出什么问题，而《新思潮我观》1920年9月15日刊于《改造》第3卷第1号，则说明金毓黻接触上述杂志，大概只需要半个多月的时间。《学衡》杂志1922年1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而金毓黻在1922年1月22日的日记中当即有所回应，并评点了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一文。

时就读于武昌中华大学的恽代英，在日记中也展现出这样的反应机制。从时间上来看，也是很短的时间就有回应。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发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而在1月19日的一则日记中，恽代英即记下了看了蔡元培入长北大后讲话的感想。此外，恽代英日记中同样显示出作为作者其投稿也能及时刊登。恽接触并向《新青年》投稿，从时间上说不算晚，他也提供了投稿能及时刊登的情况。1917年8月11日的日记有载：“拟作文投《新青年》，借问前稿究竟。”其所整理的《民国六年大事记》中，列有这样的信息，该年6月20日，曾撰有《破坏与建设》《论信仰》，“投《新青年》共酬洋五元”。所谓“前稿”，当是指这两篇文字。查阅《新青年》杂志可以获悉，恽所撰《论信仰》刊于《新青年》第3卷第5号，该刊出版于1917年7月1日，从时间上看也颇为及时。不仅《新青年》如此，养家负担甚重的恽代英向报刊投稿换取现金与赠书券，是其支撑家庭生活和学习生活的主要倚靠。既如此，想必也是因为所投文稿一般能够及时刊登出来，否则也难以设想这样的谋生方式。据日记提供的信息，1917年2月他即以《论奴仆》“初从《妇女杂志》社得酬现金”。日记中列有《爱澜阁文稿目录》，记录了其投稿各杂志的情况，具体收益也详细登录。整个1917年，共得现洋109元、书券35元2角。其中还不乏详细的记录。

同样重要的是，这样的交流也不是单向度的，恽代英所开创的事业也得到《新青年》的襄助。该刊第6卷第3号“通信”栏曾登有《欢迎〈新声〉》，内容为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新声社致《新青年》编辑的信及胡适的复信，信中写道：“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的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我们对于做《新青年》的诸位先生，实在是表不尽的感谢了。”以这样一种方式推销自己的刊物，在当时是颇为流行的做法，也是杂志与杂志之间搭建起的交流平台。从《新青年》刊登的广告看，最初主要是群益书社的书籍介绍，随后即为各种新创办报刊的广告所充斥，展现出各种报刊所形成的“共同市场”，共同汇为新文化运动的潮流。

结语

物质与技术的进步如何改变历史的基调，无疑是值得重视的问题。通过晚清、民国时期信息传播机制的成长，便不难了解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既深且巨。对于新型传播媒介的作用，吕思勉在检讨“三十年来之出版界”的一篇文字中即言及：“三十年来动撼社会之力，必推杂志为最巨。”胡道静还撰文说明，“在最近一世纪的时间中，新闻事业对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所起的作用，可谓无物堪于伦比”；尤其指明，新闻事业“受了近代精神与物质文明的洗礼，而完成为指引时代前进的灯塔”。不只是新型传播媒介，其不过是推动近代历史发生重大转变的一个缩影，其他同样重要的物质与技术进步，所在多有。而值得检讨的是，这些物质与技术的进步往往都构成“专史”的研究范围，鲜少与从事“一般史”研究的史家发生关联。职是之故，将“专史”与“一般史”加以“会通”，也颇为必要。

用不着特别指明，基于新型传播媒介的维度寻求对新文化运动新的认知，显然不是本文所能承担的，相应的，这里也无意针对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机制提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看法。余英时讲述的《我所承受的“五四”遗产》集中表达了这一层意思，带有浓厚自传意味的“五四”，更加值得珍视。在这一特殊的角度下，“五四”便不再是一个笼统的思想运动，而是因人而异的“月映万川”。同是此“月”，映在不同的“川”上，自有不同的面目。实际上，新文化运动在各地的表现，原本存在颇大的区别，叶文心在一篇文章中论及新文化运动在杭州的开展，即阐明了这一点：“杭州之于北京，并不是省会之对中枢、边陲之于核心，杭州新文化运动的内涵，并不为北京五四运动所涵盖。五四运动在杭州，比较之于北京，本身便代表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求变的讯息。这个讯息来自中国内地乡镇社会，而不来自通都大邑对外开放的口岸。正因为它源生于对日常现实的不满，而不只是对抽象理想的憧憬，所以表现出来的反传统性尤具激情。”具体到新文化运动所形成的影响机制，也可以说是多姿多彩的。

譬如，回应并非都对新文化运动持肯定的立场。长期生活在浙江温州的张棡，自晚清以来即接触到不少报刊，新文化运动开展后，对报章文字的点评也构成其阐述其文化立场的显著环节。在日新书局看了《新青年》后，他在日记中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此报皆陈独秀、刘半农、胡适之、钱玄同各位笔墨居多，中间论文学处颇有新颖之语。然抹杀国粹，专向白话，自谓特识，而按之实际究仍是依旁洋文，鄙薄前哲，此殆世运使然，所以生此种怪物令其扰乱文学界也。阅毕不禁废书三叹。

同样重要的是，尽管新型传播媒介到民国时期已作用于个体，但仍然有很多特例。就对《新青年》的阅读来说，也未必有什么通例可以援引。舒新城提供的信息，无论是“禁读《新青年》”还是“读《新青年》”，都算得上是例外。1918年下半年，舒任教于湖南福湘女学。该校由美国长老会所办，就阅读《新青年》来说，舒所提供的这所学校的信息是令人颇感意外的，“该校对于学生禁阅某种书报——当时的《新青年》是被禁的”。他也成为引导学生阅读新文化报刊的引路人。不过，其之所以阅读《新青年》，也属例外。他坦陈：“我对于当时社会之种种，自然和一般青年一样，而惊醒则比较的快：是因为自民国五年起我便继续不断地阅读《新青年》——最初并不是知道这刊物的价值而订阅，是因为它是由湖南陈家在上海所开的群益书局所发行而订阅——对于陈氏的议论，当然是表同情的，不过因为知识的限制，不能有深切的表示。”此外还提及，“当时长沙无代售各种刊物兼报纸的书店”，只是因为一位黄姓体育教员个人创办了《体育周报》，以之与各种刊物交换，且代售各种刊物，舒新城也由此有了购买杂志的渠道：“我与他本相熟，托他把能办的刊物都送我一份，同时于本省的报纸而外，并由他代订《时事新报》、《民国日报》及北京《晨报》一份。中秋节他送来一张账单，三种报纸连同五六十种定期刊物，共为九十余元。这数目是一年的费用，当然不算大。”

因此，立足技术的进步审视新文化运动，重要的是把握新型传播媒介以不同以往的方式改变了思想文化运动的品质，既使各种信息以更快捷的方式实现更广泛的传播，同时个人也超越以往接受信息的方式，无论身处何地，皆可以参与到文化运动中。这是新文化运动的特质所在，基于新文化运动历史的解读，或也有必要在这个环节多做努力。关键在于，原则上肯定新型传播媒介的作用与具体揭示其所形成的影响机制，并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