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来华传教士与程朱理学在欧洲的传播

来华传教士是西学东渐的使者，也是理学西传的媒介。他们通过译介“四书”、寄往欧洲的书信及有关著作中对理学的介绍，逐渐让欧洲人对理学有了初步认识。

明代中后期，来华传教士罗明坚（Michel Ruggieri, 1543～1607，字复初，意大利人）、利玛窦、金尼阁（Nicolaus Trigault，字少表，法国人）先后将“四书”、“五经”译成拉丁文。龙华民用西班牙文写成的《关于中国宗教中的若干问题》（后于1701年译为法文），被认为是欧洲最早发表的专门介绍理学的论著之一。

康熙元年（1662），柏应理与郭纳爵以拉丁文合译了《大学》和《论语》前五章，起名为《中国箴言》（Sapientia Sinica）。康熙十年，意大利耶稣会士殷铎泽（Prosper Intercetta, 1625～1696，字觉斯）返回罗马途中，翻译《中庸》，取名为《中国的政治道德学》（Sinarum Scientia Politic Moralis），并附有《孔子传》。此书相继在中国广州、印度果阿和法国巴黎刊行。

康熙二十年（1681），柏应理由中国返回欧洲，六年后，在巴黎刊印了《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该书副标题为中文《四书直译》，内容包括序言、带绘像的孔子传，上述三人所译的《论语》、《大学》和《中庸》等。柏应理在序言中说，这本书是为了传播福音，供赴华传教士了解中国文化所作。此书把孔子描绘为一个智者、伦理学家的形象，提到了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并重点对理学做了介绍：

理学的形象就是存在着一个叫做“太极”的万物之本原。它通过动静的变化而影响和产生了天、地、人以及世界万物。太极先于一切，它最为尊贵、纯洁、微妙和完善，中国人有时还认为它有灵魂。太极实际上就是欧洲哲学家所说的第一物质。

书中所用《孔子传》为前述殷铎泽的作品。《论语》、《大学》和《中庸》也并非直译本，而是从天主教的立场对原著内容作了发挥和改动。尽管直接在这部书上署名者只有柏应理、殷铎泽等四人，但实际上共有17名在华传教士参与了本书的撰写，因此可以说，该书是康熙年间来华传教士的集体成果。

《中国哲学家孔子》在欧洲获得了巨大反响，得到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支持，影响了莱布尼茨（Gottried Wilhelm Von Leibniz）等哲学家、思想家。符腾堡大公国的大臣毕尔丰格读罢此书后对孔子产生了狂热崇拜，并在其所著《中国伦理和政治的典范理论》（1724）一书中对中国古代伦理思想作了阐述。他还因此而拒绝对礼仪之争表态。雍正十三年（1735），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收录了该书有关理学内容的法译文。奥地利传教士白乃心（Jean Grueber）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在佛罗伦萨出版的《中华帝国杂记》，书后所附《孔子传》及《中庸》译文，也源自该书。

卫方济以拉丁文译有“四书”、《孝经》等，并著有《中国哲学》。他具有良好的中文修养，翻译“四书”时，不仅译其正文，还译其注疏。这些著作，于康熙五十年（1711）由布拉格大学图书馆出版。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沃尔夫以此书和《中国哲学家孔子》为基础，于康熙六十年出版了《中国哲学讲义》，名噪一时。

白晋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受康熙帝委派出使欧洲。他向法王路易十四呈递了关于康熙帝及中国状况的报告，即著名的《中国现任皇帝传》，同时还进呈了包括“五经”、《性理大全》等在内的儒家典籍。其中，《中国现任皇帝传》内有对程朱理学的介绍。该传后被收入莱布尼茨所编《中国近事》一书。

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Nouveaux Mémoires sur 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是他写给法国要人的通信汇编，康熙三十五年（1696）在欧洲出版后反响强烈，短短4年间法文版重版5次，并被译为英文、意大利文、德文出版。巴黎索邦神学院曾先后开会30余次对其进行审查。该书被视为耶稣会护教的代表著作，反对中国礼仪的神学家们则认为该书有悖神学原则。李明书中对于中国宗教和文化的赞美和肯定，认为中国所受上帝的恩泽并不比世界其他地方少：“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一直保持着真正的上帝信仰，谨守着最纯洁的道德准则；相对而言，欧洲和其他地方却谬误百出，思想堕落。”诸如此类的观点受到了神学家们的指责和非议。该书专门介绍了程朱理学，认为理学是“儒生们的宗教”，类似对自然力量的崇拜，并对理学与中国封建政治的关系有所说明。

此外，清代前期其他来华传教士，如法国耶稣会士刘应（Clande de Visdelou, 1656～1737，字闻声）、马约瑟等在他们的书信、著作中对程朱理学及“四书”等儒学典籍也有所介绍。

传教士对理学的传播是与礼仪之争联系在一起的。礼仪之争，表面上是有关中国宗教习俗性质的判定问题，实质上则是对中国儒学性质的认识问题。其中，程朱理学的宗教性问题是他们关注的焦点之一。他们在欧洲传播理学，原是要向教内人士说明中国思想文化的状况，从而制定和实施相关的在华传教策略。但是，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介绍，在客观上却激发了欧洲人探讨中国文化的兴趣。欧洲人专门收集传教士的书信和著作，编辑出版了《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34册、大型书籍《中华帝国全志》（杜赫德主编）。

清初来华传教士对于理学的看法通过书信、书籍等直接影响了欧洲的哲学家和思想家。譬如，在法国，著名神学家、天主教士、笛卡尔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马勒伯（Nicolas Malebranche）爵士通过阅读龙华民、傅圣泽（Jean-François Foucquet）、梁弘济（Artus de Lionne）等来华传教士的著述从而形成了他对理学的看法。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François Quesnay）所著《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书中，以理学为宗教的观点也来自传教士的影响。值得提出的是，清初传教士对中国儒学的传播还影响了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的思想。在德国，著名哲学家、科学家莱布尼茨对于中国文化和学术的热爱，可视作来华传教士影响力的集中体现。他与来华传教士闵明我、白晋、张诚等有直接联系，还通过阅读龙华民、白晋、利安当等人的著作、书信，形成了对理学及《易经》的系统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