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相关文献回顾

一 文化旅游研究概况

文化旅游是一种全新的、知识含量较高的旅游形式，关于文化旅游的研究亦成为学界和业界关注的热点。截至2013年3月10日22时，在中国知网（CNKI）文献总库平台上查找到以“文化旅游”为主题的文献16826篇，以“文化旅游”为题名及关键词的精确查找条件，搜索到文献10543篇，研究文化旅游方面的文献主要是近十年内的，2003～2013年发表的文章数为10119篇，占总数的95.98%。在旅游学的主要核心期刊——《旅游学刊》《旅游论坛》《旅游科学》中，自2003年至今，以“文化旅游”为篇名及关键词的文献分别为80篇、48篇和37篇。从表2－1所示的有关文化旅游的研究文献的分类中可以看出，学者们对文化旅游的研究集中于定性分析，多以案例研究展开，多数学者致力于遗产地旅游、民俗旅游、节事旅游的研究（文献数量占总数的49.69%），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学术界开始关注文化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对旅游的重要意义。

使用Science Direct数据库，以“cultural tourism”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检索到相关文献1515篇，其中在最具影响力的期刊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379篇）和Tourism Management（344篇）上发表的文献占总数的47.72%; 2003～2013年发表的文献为989篇，占总数的65.28%。国外关于文化旅游的研究从最初对文化旅游和文化旅游者等概念的界定逐渐过渡到对特定旅游地的案例分析，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学者开始关注旅游活动给旅游目的地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对旅游地的负面影响，并开始关注对旅游目的地的保护工作；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遗产地和遗迹旅游逐渐成为国外学者关注的重点，研究集中在遗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旅游产品的开发、对遗产地居民和社区的影响等方面。

二 文化旅游相关文献回顾

文化旅游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不同学科的学者如人类学、传播学、行为学、生态学、营销学等都对这一主题有过不同视角的探索，对文化旅游的研究也跨越了遗产遗迹旅游、博物馆旅游、酒文化旅游、表演艺术旅游、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和消费等专题。

Silblerberg（1995）研究了文化旅游为当地博物馆和遗产地带来的商业机会，他认为文化旅游给博物馆和遗产地带来重要的经济利益，同时应出台相关政策对如何吸引游客、加强社区合作和开展市场营销等进行指导，在开发过程中还需要对文化旅游活动经营者进行遗产保护等方面的培训。

Walle（1996）讨论了有关思想形态与文化旅游的问题，认为文化旅游者对旅游地本土居民的看法会影响其自身的旅游体验，并介绍了四类游客对旅游地本土居民的看法，他认为对文化旅游的研究应该站在战略层面来处理其中的多样性问题。

Nuryanti（1996）认为遗产和旅游之间的复杂关系可以通过传统和现代的矛盾来反映。在后现代旅游活动中，遗产尤其是建筑物遗产是文化旅游的核心内容，因此，遗产与旅游的融合需要解决四个重要挑战：社区居民和游客对遗产的理解、营销、规划以及遗产旅游与当地社区的相互依赖性。

Charters（2002）认为，一些学者试图从消费者的角度对葡萄酒旅游进行研究，但是以往的研究缺乏对酒庄访问者或游客的行为和特征的深入探索，因此提出了一个涵盖旅游目的、旅游者基本动机和与其他旅游活动关系的三维模型（见图2－1），以阐释构成葡萄酒旅游的活动和特定文化和地理差异对葡萄酒旅游的影响。

Ivanovic（2008）对文化旅游的流程进行了描述，如图2－2所示，并指出由于每一个社会群体都有其独特性，因此，存在于不同社会中的文化也是截然不同的，这就是文化旅游存在的原因，人们被不同的部分而不是共同之处所吸引。事实上，人们希望在短时间内用独特和新奇的事物来替代平凡的、日复一日的生活，这正是他们进行文化旅游的主要动机，这也意味着文化旅游或者遗产地旅游的旅游吸引物是文化的多样性。

Richard（1996）研究了欧洲文化旅游的产品供给和消费情况后认为，尽管人们对文化遗产旅游的需求会随收入的增加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上升，但促销对需求的影响比较有限。由于文化遗产旅游产品的生产会受到空间的限制，再加上文化遗产旅游产品的消费者主要是一些消费能力有限的新中产阶层，通过促销活动试图促进文化旅游消费仍显得比较困难。

MacDonald（2003）认为，开发文化旅游已成为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在传统产业衰落态势下的一种重要的补充手段。Hughes和Allen（2002）指出，文化旅游之所以变得异常重要，不仅因为它是一个新兴发展的市场，还可能是源于一些政治原因，比如文化旅游可以作为塑造国家形象的手段。与此同时，文化旅游还可以实现文化和旅游之间的互惠互利。

Medina（2003）从民族志的视角论述了在玛雅文化遗迹伯利兹城的文化旅游发展历程中，文化商品化对玛雅村落传统习惯的影响，研究表明：大部分村民都已放弃土著身份，并通过一些新渠道来响应游客对玛雅文化的需求，他们甚至对自己是否具有玛雅人的身份都持模棱两可的态度。Chhabra（2003）认为，可通过感知原真性的方法来评价文化旅游产品的质量，而产品质量又是游客满意度的决定因素。基于对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弗洛拉麦克唐纳举行的苏格兰高地运动会的游客（使用李克特量表让游客对活动的真实性做出评价）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即使远离文化渊源地，较高的感知真实性也是可以实现的。Mckercher（2004）以香港为例研究后指出，文化旅游的五个要素涵盖文化旅游产品、旅游体验、市场营销活动、文化内涵、领导和管理，其中前三个要素对文化旅游地的发展非常重要。同时，旅游服务设施是旅游地开发的重要条件，文化旅游地的多功能性是影响旅游目的地受欢迎程度的关键因素。

国内学者对文化旅游的研究多是围绕某个地区或某种特定的旅游吸引物展开的，例如，张生寅对青海文化旅游的发展提出了若干建议；韩国春等探讨了基于河北省历史名人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原则和方法；杨洪等指出，应通过加强政府对文化旅游业发展的宏观指导来发展湖南省的文化旅游产业；张慧霞等认为，山西具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应重点发展以旅游为载体的文化旅游产业；蒙吉军等通过对北京市文化资源的分析，设计出11条文化旅游线路；贝舒莉研究了以客家山歌为吸引物的揭西县文化旅游开发的意义；张跃西探讨了竹文化旅游资源对旅游业开发的重要意义。还有一些学者从产业经济学的视角，借助产业链和产业集聚等理论对文化旅游业进行了分析，如王忠云从产业演化的视角对民族文化旅游业的发展进行研究；丁新军等提出了唐山市文化旅游产业链的培育和优化的措施；郭莉认为应当充分利用旅游乘数效应来延伸文化旅游产业链；王克岭等指出，西部民族地区的地方政府应强化对文化旅游业的规划和组织引导，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提升购和娱两个薄弱环节，促进旅游业结构升级，培育“头雁”，打造产业价值链微笑曲线，以促进西部民族地区文化旅游业的持续发展。

在对文化旅游的概念、经济效益、开发模式等方面进行探讨之后，许多学者意识到文化旅游的开发活动会对旅游吸引物（无论是旅游地本身还是旅游地蕴含的特殊文化资源）造成破坏，因此，开发过程中如何平衡旅游产业开发和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就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借鉴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很多学者开始探索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路径。MacCannell（1973）借鉴了社会学家Goffman的“拟剧论”（Dramaturgical Perspective），提出对旅游地的开发应该分为“前台”和“后台”两部分。前台是旅游地居民展示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或者其他文化旅游资源的空间，游客可以参与其中，体验独特的民族风情；后台则是旅游地居民的真实生活，保留着原始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是民族文化传承和保护的重要空间。

McKercher（2004）以香港为例研究了旅游业和文化遗产管理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把遗产资源作为旅游产品是极其合理的，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非常困难，因为旅游和文化遗产管理涉及不同的管理要求和侧重点，大多数文化旅游吸引物并非一开始就是为了开发旅游活动而存在的。事实上，旅游业与文化遗产管理活动是不断发展着的连续体，二者之间的关系大致可以划分为七种类型。

Hughes（2002）认为文化旅游的作用不仅是作为一个新兴产业给旅游地增加经济价值，更重要的是它能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和文化保护的互利，旅游地可以将开发文化旅游获得的收益用于对文化资源的保护和提升。

Ondimu（2002）基于对肯尼亚西部Gusii社区的居民进行的问卷调查，并借助SPSS软件对结果进行分析，筛选出11个需要保护的文化遗产因子，同时指出，游客正是被旅游地的文化资源吸引才到文化遗产地进行参观，文化旅游地应重视对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

Russo（2002）通过对欧洲四个城市的分析，构建了一个涵盖城市旅游产品质量、可获得性和图像投影（image projection）三个因素的框架，来评估是否应通过加大对文化和旅游设施的投资来回应旅游市场的繁荣，并指出旅游产品中的“软要素”对吸引国际游客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Ko（2005）基于对1992～2000年旅游可持续性评估相关文献的回顾，提出了一个用于评估旅游可持续性的概念性框架，该框架包括两个重要模型，一个是旅游可持续性晴雨表（Barometer of tourism sustainability, BTS），另一个是旅游可持续性指标阿米巴虫图（AMOEBA of tourism sustainability indicators, ATSI）。

国内也有学者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对文化旅游的开发进行探索。郭颖指出，少数民族文化旅游的开发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民族文化的保护，但同时也可能给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文化带来负面的影响，并以泸沽湖地区为例，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探讨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旅游资源保护的方式和开发的模式。林龙飞等认为，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对民族文化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同时民族文化的“失真”已经成为开发过程中越来越突出的问题，因此，在旅游的开发中，必须彰显民族特色，对民族文化进行有效的保护，构建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与保护机制。民族文化旅游的开发与保护，应根据民族文化的特点、分布状况、区位特征等情况的不同，构建不同的开发与保护机制。杨振之在MacCannell提出的“前台、后台”开发模式的基础上指出，针对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应采用“前台、帷幕、后台”这一新模式来解决，但到目前为止，这一模式尚未在我国旅游开发中被应用。

综上所述，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但相关研究多是通过案例分析探索可持续的开发模式，缺乏对其可持续性的定量研究。

三 云南文化旅游文献述评

有关云南文化旅游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2007年之后，尤其是2010年以来，成果较为集中。2005年，随着云南开始实施旅游“二次创业”战略，许多学者开始从不同视角对云南文化旅游进行研究，这些研究大多是围绕某一旅游目的地或者某种特殊的文化特质展开的。周智生以丽江为例，指出云南省等西部民族旅游地的开发均是借助区域主体民族文化走向兴盛的。李维锦从旅游资源、发展模式、开发策略等方面探讨了云南茶文化旅游的开发，指出在文化旅游的开发过程中应注重文化生态的保护，进而探索了茶文化生态旅游活动的开发模式。

杨子江等基于对丽江古城的田野调查，通过定量分析的方法探索了游客的旅游真实性结构情况，进一步挖掘了古城文化型景区旅游真实性和旅游动机的内在联系，为文化型景区的规划和旅游市场的研究提供了指导。陈刚等基于工商人类学的视角，对泸沽湖地区民族文化旅游商品市场和消费者行为研究后认为，地处文化旅游景区的旅游商品市场应充分展示景区文化的突出特征，并利用文化因素来吸引游客购物。

近年来，学者们的研究重点逐渐转移到旅游行为给旅游目的地带来的影响上来，认为民族文化旅游化保护，是民族旅游社区文化传承保护与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共同要求，进而指出应加大对云南旅游目的地文化资源的保护力度，走可持续的文化旅游开发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