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近代以来中国的地域文化—文学研究

如前所述，中国古代有着很丰富的地域文化思想，而晚清以来翻译出版的大量国外地理学著作，又进一步促进了近代以来中国地域文化观念的演进。同时，西方文明的侵扰和冲击，激发出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危机意识。许多学者试图通过东西方地理环境的不同寻找出东西方文明的本质差异，从而探寻中国文化摆脱困境的良方。因此，“地理与文化”的讨论显得格外活跃。应当说，近代迄今，中国地域文化—文学的研究继承传统，融会新知，创造了地域文化—文学研究的繁荣局面。

一 1901—1949年的地域文化—文学研究

梁启超是20世纪初应用现代科学方法探讨区域文学与文化问题的第一人，启地域文化—文学研究之先声。1901年起，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接连发表《地理与文明》、《中国地理大势论》、《地理与文明之关系》等论文；梁启超还有《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地理及年代》、《亚洲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等论文，均论述了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亦涉及地域文化—文学的研究。

梁启超《地理与文明之关系》引英国洛克之语：“地理与历史之关系，一如肉体之与精神。有健全之肉体，然后活泼之精神生焉；有适宜之地理，然后文明之历史出焉。”文章分高原、平原、海滨三种论述地理环境对文明产生发展的作用。梁启超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他在《中国史叙论》中言：“地理与人民常相待，然后文明以起，历史以成。若二者相离，则无文明、无历史。其相关之要，恰如肉体与灵魂相待以成人也。”《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言：“环境对于‘当时’、‘此地’之支配力，其伟大乃不可思议。”

梁启超对中国地理环境的南北差异与民情风俗、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等的关系也有专门的论述。《中国地理大势论》认为，文学（此处当指文化艺术之学。——引者按）上千余年间“南北峙立，其受地理环境之影响”很为明显。南北哲学种种不同：“凡此者，皆受地理上特别之影响。”经学也有不同：“同一经学，而南北学风，自有不同，皆地理之影响使然也。”佛学也存在差别：“同一佛学，而宗派之差别若是，亦未始非地理之影响使然也。”词章亦然，“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书法有南北之分：“书派之分，南北尤显，北以碑著，南以帖名。”绘画也有差异：“画学亦然，北派擅工笔，南派擅写意。”音乐分南北二流：“西梆子腔与南昆曲，一则悲壮，一则靡曼，犹截然分南北两流。”

梁启超在地理环境与文化的思考上富有问题意识。其《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即提出：“何故一代学术几为江、浙、皖三省所独占？”“何故考证学盛于江南、理学盛于河北？”“何故江西与皖、浙比邻而学风乃绝异？”等十余个问题。此外，梁启超还在研究方法上加以创新。他用统计学方法将历史上有传的人物的籍贯列表进行分析，制成《历史人物之地理分配表》，进行人才的地理分布考证与研究，开人才地理研究之先河。

当然，梁启超不是单纯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他清楚地意识到随着文化文明的发展，人类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便越少。其《地理及年代》言：“……然此类地理之权威，迄近代既日以锐减。例如海运及国境之铁路既通，则连山大漠，不足为对外交通之障；国内船路邮电诸机关渐备，则幅员虽广，不艰于统治……诸如此类，今皆有异古云。”“人类征服自然之力，本自有限界，且当文化愈低度时，则其力愈薄弱，故愈古代则地理规定历史之程度愈强。”《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一文也指出：“专从此方面（指地理环境。——笔者按），遂可以解答一切问题耶？又大不然。使物质上环境果为文化唯一原动力，则吾侪良可以委心任运，听其自然变化；而在环境状态无大变异之际，其所产获者亦宜一成而不变。然而事实上决不尔尔。……人类所以秀以万物，能以心力改造环境，而非倜然悉听环境所宰制。”梁启超甚至认为：“尽人力则足以制天然也。”梁启超关于地理与文化、地域文化—文学的思考具有非同一般的深度和广宽。

对地理与文明、地域文化—文学的探讨，不止梁启超一人，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潮流。1904年，张之洞、张百熙、荣庆等拟定的《大学堂章程》中即列有“文化与地理关系”、“风俗与地理关系”讲授内容。而“五四”以来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论战、中国地理学研究的新进展，使地理与文化、地域文化—文学的研究成为热潮。如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地学杂志》、《东方杂志》、《史地学报》、《禹贡》等刊物就不断发表地理与文明、地理与人类历史方面的论文。1933年《地学杂志》还开辟了《地理与文化》一栏。1921—1922年《地学杂志》介绍和译载关于亨丁顿的“地理的历史观”。出版较重要的著作有1926年张其昀的《人地地理学》、1923年白眉初的《地理哲学》、1940年张其昀翻译的《人生地理学》、1940年陈高傭的《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等。较重要的论文有杜亚泉的《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李大钊的《东西文明根本异点》，姚存吾的《地理与文化》、《何为地理环境，地理环境与人类生活有何之关系》，丁文江的《历史人物与地理之关系》，胡适、顾颉刚的《论闽中文化》，王峒龄的《陕西在中国史上位置》，蒙文通的《中国古代北方气候考略》，徐中舒的《殷人服象之南迁》，《古代四川之文化》，胡翼成的《中华文化之地理背景》，张其昀的《中华民族之地理分布》，刘文翮的《中国近世史之地理解释》等。

其间对后代地域文化—文学影响尤为显著的是陈寅恪与钱穆两位先生的观点。陈寅恪先生著于1939年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言： “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庭、地域两点不可分离。”陈先生所指虽为学术与宗教，然后其观点和视角也常为后来的文学研究者所效法。

钱穆先生写作于抗日战争时期，出版于1947年的《中国文化史导论》，弁言即论及地理环境与文化类型之间的因果关系： “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穷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人类文化，由根头处看，大别不外三型。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游牧文化发源在高寒的草原地带，农耕文化发源在河流灌溉的平原，商业文化发源在滨海地带以及近海之岛屿。三种自然环境，决定了三种生活方式，三种生活方式，形成了三种文化型。此三型文化，又可分成两类。游牧、商业文化为一类，农耕文化为又一类。”是书第一章《中国文化之地理背景》，认为中国文化自始即走上独自发展的路径，以及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均与其自然地理环境有关。中国文化发生的地理背景是黄河各支流流域： “中国的农业文化，似乎先在诸小水系上开始发展，渐渐扩大蔓延，弥漫及于整个大水系。”“古代中国因其天然环境之特殊，影响其文化之形成，因而有许多独特之点。”中国文化一开始便在一个复杂而广阔的地面上展开，造就了中国文化的大局面。因中国的并不优越的气候条件，使得中国人开始便在一种勤奋耐劳的情况下创造他的文化。总之，中国的地理环境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政治格局、经济形态、文化进展以及中国人对于人生观念和人生理想、宗教信仰的特征等。

应用地域文化的视角研究文学，也是这一时期的热点。1905年，刘师培发表了《南北学派不同论》一文，文章分总论及南北诸子学不同论、南北经学不同论、南北理学不同论、南北考证学不同论、南北文学不同论五章。其中，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一章中，刘师培认为南北文学之所以不同，一为声音，“声音既殊，故南方之文亦与北方迥别”；二为水土，“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民尚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文章概述了南北文学的不同点，也指出了南北文学相互渗透交融的特征。但刘师培在《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中又强调：“研究文学不可为地理及时代之见所囿。”他说：“有谓中国因南北地理不同，文体亦未可强同者。然就各家文集观之，则殊不然。《隋书》之说，非定论也。”“南北固非判若鸿沟耳。”刘师培的这篇文章，常常为地域文化—文学研究者有意或无意地忽略。实际上，刘师培对文学与地域关系的质疑是他南北文学不同论观点的进一步修正和补充。文学与地域之间的显然并非简单的对应关系。刘师培的思考，有助于后人对地域文化—文学现象的复杂性做更深入的思考。

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认为我国春秋以前，文学上存在不能相调和的南北学派，北派多感情，南派富想象。屈原文学成就的取得恰恰就在于他能够“通南北之驿骑”。王国维还在《宋元戏曲史》之九《元剧之时地》中，将元杂剧家里居情况排列成表，从而根据杂剧发展各时期杂剧家中北人、南人的数量差异，判断杂剧创作中心的转移。这是地域文学研究方法在文学史研究上的成功应用。

汪国垣（辟疆）《近代诗派与地舆》对地域文学的研究开始着眼于规律性的探讨。“夫民亟五常之性，秉水土之情，风俗因是而成，声音本之而异，则随地以系人，因人而成派。溯渊源于既往，昭轨辙于方来，庶无尤焉。况正变十五，已肇《国风》；分野十二，备存班《志》。观俗审化，斯析类之尤雅者乎！”他认为同光以来诗家“可以地域系者约可以分为六派”：（一）湖湘派，（二）闽赣派，（三）河北派，（四）江左派，（五）岭南派，（六）西蜀派。汪国垣将各个区域自然环境、人性风尚与诗派风格结合起来论述，精彩独到。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中也对楚辞和诗经进行了比较：“实则《离骚》之异于《诗经》史，特在形式藻采之间耳。时与俗异，故声调不同；地异，故山川神灵动物皆不同。”

1943年，词学大师唐圭璋在《中国文学》第二期发表《两宋词人占籍考》对两宋词人之籍历，按省分列，借以觇一代词风之盛，及各地词风浓厚。以上这些专著或论文，大都从具体的文学研究实践出发，探讨具体地域与文学的因缘关系。这些具体的研究实践为下一阶段的地域文学研究提供了精彩的范例。

二 1949—1978年的地域文化—文学研究

1949年后，中国大陆的意识形态受到苏联的深刻影响。地理与文化，地域文化—文学的研究，习惯于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历史唯物主义论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等著作的结论为圭臬。从积极的方面讲，中国学者在理论思考中增加了更多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从消极的方面讲，中国学者普遍把孟德斯鸠、黑格尔、普列汉诺夫、梁启超等视为“地理环境决定论者”，并对他们的观点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和简单的摒弃。地理环境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地域文化—文学等问题一度成为理论的禁区。

这一时期，较有价值的论文和著作有吴泽的《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蒲良的《从历史观点认识地理环境的作用》、王振德的《地理环境、人口和社会发展的关系》等。在地域文学研究上，胡小石发表于1950年的《南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一文，从山水文学、文学教育、文学批评之独立、声律及宫体文学四个方面，论列起自东晋下至南唐，南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三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地域文化—文学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解禁、学术领域自由空间的拓展，以及现代文明所引发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全球化的趋势与反制，使得地理与文明、地域文化—文学的探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哲学、地理学、史学以及文学领域都对之进行了丰富而广泛的探索。

（一）哲学、史学与地理学领域关于地理与社会文化发展的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哲学、史学以及地理学领域对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取得了许多理论上的进展和突破。

首先，学术界对传统的观点有了更多的反思。如严钟奎的《论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认为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是唯心主义的，而黑格尔的地理环境观点包含着唯物主义成分；普列汉诺夫认为地理环境对人类的形成、工具制造、生产的种类和生产力发展速度方面，无不具有直接的甚至决定的影响。地理环境通过生产力间接影响社会，影响社会经济制度特点的形成。严钟奎赞同普列汉诺夫的观点。李澄的《地理环境作用的再认识》分析了斯大林关于地理环境观点三个方面的缺陷：一是没有说明地理环境究竟怎样对社会发展起作用；二是斯大林认为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只起加速、延缓进程，而对社会发展不起决定作用的原因缺乏理论上的深刻认识；三是斯大林观点上存在内在逻辑上的矛盾。李澄提出：“社会生产力水平越高，人类便在更广泛领域内和更深刻的程度上接受地理环境的条件制约。”葛剑雄的《全面正确认识地理环境对历史和文化的影响》从地理环境的界定出发，认为从本质上和总体上说，地理环境对人类和人类社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同时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保留着相当广泛的自由，因为人类对地理环境的利用远远没有达到极限，丰富多彩的历史和文化就是人们对地理环境不同的利用程度和方式的产物。李学智的《地理环境与民族性格》认为地理环境对民族性格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一方面是地理环境影响物质生产活动，进而左右社会政治精神生活；另一方面是地理环境直接影响民族性格，而社会政治精神生活又反过来影响民族性格。

类似的论文还有程洪的《新史学：来自自然科学的挑战》，王荫庭的《再论普列汉诺夫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学说》、《传统地理环境理论之反思》，章清的《自然环境：历史制约与制约历史》，杨琪、王兆林的《关于“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几个问题》，徐咏祥的《论导致普列汉诺夫地理环境决定论倾向的理论根源》，宁可的《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张琢的《中国的地理环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二重性》，张明锁的《关于地理环境与民族文化、民族性格关系的对话》，徐亦让的《读〈传统地理环境理论之反思〉——与王荫庭同志商榷》，宋正海的《应公正地评价地理环境决定论》，李学智的《丹纳“艺术哲学”中的地理环境与社会生活》、《唯物史观与“地理环境决定论”》，王会昌的《世界古典文明兴衰与地理环境变迁》，王恩涌的《文明起源的地理分析》等。

其次，在对传统的观点进行反思的同时，许多学者都呼吁要重视地理环境这一要素对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呼吁学术研究中不能忽略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如唐晓峰的《地理学与人文关怀》即倡导地理学的人文关怀，提出“文化景观”的概念。他在另一篇文章中也说：“希望国内研究社会历史的大同行们，如历史学家、社会史家……能多多关注地理问题，从不同角度把中国这个地域文明的历史地理过程和历史地理文化揭示出来。”李孝聪的《传统文化与地域空间》认为阅读古典文献时，“不能仅仅着眼历史主义的时间而忽视空间的次序。”强调：“不同民族居住区的合并，以及民族特质的融合，逐渐使各种影响融为一种明确的文化特征。探查古代人类交流的道路，阐明不同地域的文化特征曾经是如何交往，血缘与族缘的影响如何逐步让位于地缘和其他因素的影响，都是当前人类应当追索、研究的问题。”并提出各个学科，尤其是历史、地理学者对这些地域空间问题的共同参与。赵世瑜的《从空间观察人文与地理学的人文关怀》认为：“地理学的最大贡献，一是提供了从空间观察事物的尺度，从而导致了社会、经济、文化、历史的区域研究；二是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所以，“人文学者忽视了空间观察的角度，会使他对真理的认识具有局限，会使他失去研究领域中的广阔天地。”当前，区域史的研究已经展开，“但地理环境或空间并不应该只是一种自然的大背景或大舞台，在最初的叙述结束后便烟消云散，它应该像空气一样渗透或弥漫在历史、文化和社会之中，它应该与人们每日每时的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

最后，学术界除了理论的探讨，也应用地理的视角，分析历史、文化的具体问题和现象。

如张琢的《中国的地理环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二重性》、张艳国的《东方地理环境与中国历史发展》、冯天瑜等的《中华文化史》探讨了地理环境与中国文化起源以及文化特色之间的联系。又如隆国强的《内忧外患与气候变迁》，徐蕾如的《我国历史时期几次气候变动对社会的影响》，张善余的《中国历史人口周期性巨大波动的自然原因初探》，方金琪的《气候变化对我国历史时期人口迁移的影响》，王会昌的《2000年来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南迁与气候变化》，王铮、张丕远、周清波《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王子今的《秦汉时期气候变迁的历史学考察》，蓝勇的《从天地生综合研究角度看中华文明东移南迁的原因》等，论述了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影响。又如徐日辉的《略论地理环境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影响》、郁越祖的《地理环境与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李桂海的《地理环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王法辉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地理思考》、吴松弟的《无所不在的伟力——地理环境与中国政治》、邱永明的《夏商君主专制政体之成因与地理环境》等著作和论文，探讨了中国政治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又如郑学檬、陈衍德的《略论唐宋时期自然环境的变化对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武仙竹《我国历史环境演变与经济发展的思考》、庞德谦的《试论我国古都变迁的地理轨迹及其规律》等论文从地理环境的变化角度论析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的原因。

地理环境因素的深入考量，促进了区域研究的兴起。于希贤的《滇池地区历史地理》，邹逸麟的《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梅莉、张国雄、晏昌贵的《两湖平原开发探源》，周宏伟的《清代两广农业地理》，王社教的《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李心纯的《黄河流域与绿色文明：明代山西河北的农业生态环境》等著作即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

（二）地域文化—文学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地域文化—文学的研究日益重视，学术界从各个角度全面探讨地域文化—文学发生发展的规律，在研究的方法和角度上多有所创新，在论述的深度与广度上均有所突破。

如地域文化理论的探讨方面，即有丰硕的成果。中国文化地理的著作便有赵世瑜、周尚意的《中国文化地理概论》，王会昌的《中国文化地理》，张步天的《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王恩涌的《文化地理学》等。周振鹤主编的《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中也有颇多论文谈及地理环境对地域文化的影响。此外，谭其骧的《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蔡国相的《南北文化差异及其形成的地理环境因素》，王兆明的《中国文化地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李慕寒、沈守兵的《试论中国地域文化的地理特征》，吴必虎的《中国文化区的形成与划分》，周振鹤的《从“九州异俗”到“六合同风”——两汉风俗区划的变迁》，朱永春的《文化心理结构与地理图式》，胡兆量的《中国文化的区域对比研究》，刘沛林的《近年来我国文化地理学研究的进展》，汤茂林、金其铭的《文化景观研究的历史和发展趋向》，张雷军、黄昌智的《论民族文化的生成环境》，汤茂林的《文化景观的内涵及其研究进展》等论文也在地理环境与中国文化的理论探讨上颇有创获。

地域文化理论的探讨同具体地域的社会历史文化研究紧紧相连。这方面的研究著作有卢云的《汉晋文化地理》，司徒尚纪的《广东文化地理》，张伟然的《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宋新潮的《殷商文化地理》，王振忠的《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蓝勇的《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程民生的《宋代地域文化》，王子今的《秦汉区域文化研究》，林拓的《文化的地理过程分析——福建文化的地域性考察》等。这方面的论文有徐建春的《文化区的意义及先秦浙江文化区的演变》、卫家雄的《明清闽台风俗通义》、单树模等的《论苏北古代文化地理》、黄成林的《试论徽州文化地理环境对徽商和徽派民居建筑的影响》、《徽州文化景观初步研究》，刘岩的《河北地域文化景观分析》，刘益的《岭南文化的特点及其形成的地理因素》等。

同时，也有大量的研究应用地域文化的理论来分析具体的文化现象。如周振鹤与游汝杰合著的《方言与中国文化》，论及方言与地方文化、方言地理与人文地理等问题，颇有新意。论宗教与地域文化的有周振鹤的《秦汉宗教地理略论》、张桂林的《试论妈祖信仰的起源、传播及其特点》、张伟然的《南北朝佛教地理的初步研究》、王清廉等的《中国佛寺地域分布与选址相地说》、李悦铮的《试论宗教与地理学》等。关于艺术与地域文化的论文有乔建中的《试论中国音乐文化分区的背景依据》，冯健、张小林的《人文区划方法及世界书法文化区的划分》，吴慧平的《论书法地理的地域空间研究》等。关于聚落、民居等与地域文化的有但家平的《论民族聚落地理特征形成的文化影响与文化聚落类型》、沙润的《中国传统民居建筑文化的自然地理考察》，关于风俗的有周振鹤的《秦汉风俗地理区划浅议》、《从“九州异俗”到“六合同风”》、吴成国的《论东晋南朝婚姻礼制的地域差异》等。张捷、都金康、张兆干、章光日的《网上“情绪符号”（smilies）的地理学研究》，则对新兴计算机网络上的“情绪符号”的产生、类型、感知、传播及表现内容趣味进行文化地理背景的分析，颇为新颖。胡阿祥的《中古时期郡望郡姓地理分布考论》，王日根的《地域性会馆与会馆的地域差异》，张述林、罗世伟的《试论服装地理的主要研究领域》，陈传康的《中国饮食文化的区域分化和发展趋势》等也分析了具体文化现象的地域文化因素，时有创见。

对于人才的地理分布的研究，亦是这一时期研究的热点。韩茂莉、胡兆量的《中国古代状元分布的文化背景》，制作了历代状元籍贯表，南宋至明清时期状元籍贯分布图等，总结了状元的地理分布特征，即唐中期以前状元主要出身于北方，南方籍状元很少。唐中期以后，南方籍状元数额逐渐增加，至明清时期形成绝对优势。状元籍贯的时空变化，在历史上有自北向南推移的趋势。文章认为，状元籍贯地的时空变化主要受经济发展影响，我国古代经济中心的南移决定了教育文化中心也由北向南转移。此外首都的位置、考试制度的沿革对状元分布也有影响。状元籍贯地理分布反映了我国文化与人才的历史地理特征。胡兆量、王恩涌、李向荣的《我国武将地理分布初探》，也应用了同样的研究方法。胡兆量、王恩涌、韩茂莉《中国人才地理特征》，制作了中国人才分布表，人才与经济分布比较表，中国历史名人分期分布表，京、沪、津教授地域构成表等表格，也制成了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教授分布图，中国科学院院士分布图，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分布图，南宋、明清状元分布图等。文章认为中国人才地理分布根植于气候、地貌和海岸线等自然环境以及悠久的历史文化前景，呈现出东多西少，南多北少，江浙一带最密集的特点。朱翔的《中国人才时期与人才地理研究》在分析大量人才资料的基础上，分阶段阐明了中国人才的历史时期，侧重研究了重点人才时期的主要特征和人才籍贯的地域分布，并探讨了我国人才地理的基本规律。朱翔还有《近现代湖南人才地理研究》、《中国现代人才地域分布问题》等论文。这类研究还有曾大兴的《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黄定华的《中国历代名人地理分布》，史念海的《两〈唐书〉列传人物籍贯的地理分布》，王尚义的《汉唐时期山西文人及地理分布及其文化之特点》，王尚义、徐宏平的《宋元明清时期山西人才的地理分布及文化发展特点》，李泉的《试论西汉高中级官吏籍贯分布》、《东汉官吏籍贯分布之研究》，肖华忠的《宋代人才的地域分布及其规律》，叶忠海等的《南宋以来苏浙两省成为中国文人学者最大源地的综合研究》等。

地域文学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地域文化探讨的理论、方法与成果对地域文学的研究有直接的影响。但文学有着相对独立的发展规律，文学研究亦有着某些独特的研究视角与方法。20世纪80年代以来，地域文学的话题日益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地域文学研究的热潮蓬勃兴起。主要表现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考两个方面。

文化地理学家陈正祥《诗的地理》、《中国文化地理》两书对这一时期的地域文学研究有较大影响。《中国文化地理》第一章《中国文化中心的迁移》中对唐代诗人、北宋词人和宋代诗人地域分布进行了定量分析。值得一提的是，他应用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文学，诸如定量分析与定性描述相结合以及利用地图体现一时一地的文学风貌，等等，都为后来的研究者所取法。其《诗的地理》，认为“诗人的分布和汉文化的扩散区相一致”，他从文化地理学家的角度出发，应用地理学的学科方法考察中国古代诗歌（尤其是唐诗）包含地理学价值的部分，诸如诗对自然景观、气候物候、交通旅游的描写等。该书还研究了历代诗人和词家的籍贯分布和旅行路线，并绘制有三幅地图：《唐代诗人的籍贯的地理分布》、《宋代词人的籍贯的地理分布》、《明代诗人的籍贯的地理分布》。是书虽为通俗性著作，但当时国内学术界关于这方面系统的研究较少。所以该书和《中国文化地理》一样，对新时期地域文学研究有方法论的启示意义，一道对地域文学研究的繁荣起到了推动作用。

常德江的《加强我省古代文学地方特点的研究》通过对河北古代文学发展轨迹的描述，探讨了河北古代文学地方特点的形成及其条件及其历史变迁与成就。常德江认为对古代文学地域特征的认识，不宜采取妄自菲薄或坐井观天的态度。而继承和发展两千年来形成的优秀传统和根深蒂固的乡土特色，当代文学创作才会有新的突破。常德江所论虽限于河北一省，但亦是学术界开始重视地域文学研究反应的体现。1986年，金克木的《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指出：“我觉得我们的文艺研究习惯于历史的线性探索，作家作品的点的研究；讲背景也是着重点和线的衬托面；长于编年表而不重视画地图，排等高线，标走向、流向等交互关系。是不是可以扩展一下，作以面为主的研究、主体研究，以至于时空合一内外兼顾的多‘维’研究呢？假如可以，不妨首先扩大到地域方面，姑且说是地域性的研究。”他还认为地域文学可能有的四个方面是：一是分布，二是轨迹，三是定点，四是播散。这篇文章是新时期地域文学宣言性文章，为地域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和方法上的指导。

袁行霈的《中国文学概论》第三章《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共两节。第一节讲中国文学的地域性，认为中国文学在民族统一性之中又呈现出一定的地域性，袁行霈考察了中国文学史的地域文化特征及其表现，并认为中国文学发展的一条规律是：“中国文学一个时期地域性相当突出，另一个时期地域性又淡化下去而融入文学的民族特色之中，并为民族特色增加新的成分。”该章第二节讲中国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提到邹鲁、荆楚、淮南、长安、邺都、金陵、河南、江西、大都、江浙、岭南、蜀中等地曾是文学家们集中活动的中心。该书认为，“中国文学的研究，除了史的叙述、作家作品的考证评论，以及文体的描述外，还有一个被忽视了的重要方面，就是地域研究。”其后袁行霈又在《中国文学史》总绪论中提出“中国文学发展的不平衡问题”的观点，指出文学的发展除了文体发展以及朝代的不平衡外，还有地域的不平衡。“所谓地域的不平衡包括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在不同的朝代，各地文学的发展有盛衰的变化，呈现此盛彼衰、此衰彼盛的状况。”“二是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文体孕育生长，从而使一些文体带有不同的地方特色，至少在形成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如此。”对《中国文学概论》中原先的观点进行了补充和扩展。

张仁福的《中国南北文化的反差：韩欧文风的文化透视》一书从地理环境对中国南北文化差异的影响角度分析了中国南北文化形成的原因，认为自然人文环境决定文化心理结构，但后者反作用于前者。李显卿的《中国南北文化地理与南北文学》以南北文化地理的差异来解释南北文学差异的事实，并认为南北文学的互补互动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动力。陶礼天的《北“风”与南“骚”》，从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出发，界定了文学地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范畴，并提出了南北文化“感觉区”、“正朔”意识等概念。乔力的《地域文学史研究刍议暨山东文学流变研究试例》认为地域文学史地域范围的确立，当以一级政区主体的“省”为适宜；而在内容的界定，则包括本籍贯人士、虽非本籍但较长时期在此生活并有创作活动的作家、作品以本地为主要空间背景的三部分。地域文学史建构范式的选择，应以主流作家作品为主。作者还以山东文学史中明代段的流变作具体例示。

郝明工的《区域文学刍议》认为：“如果对区域文化的认识需要基于大文化观，那么，对区域文学的把握则需要基于大文学观，从而使文学与文化之间的文本联系能够得到一种基于历史的审美阐释。这不仅是因为区域文学是对于区域文化的文学性表征，而且更是因为区域文学对于区域文化的文学性表征具有文学与文化的双重内涵。”周晓风的《区域文学——文学研究的新视野》认为“区域文学研究在90年代以来得到迅疾发展。这既是对80年代开始的文学的文化研究视角的延伸，也是近年来愈益迅猛的全球化浪潮和国内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反映。区域文学研究的特殊性在于它从社会的行政区划出发，从中引出区域文学发展的固有规律，因而不同于对自然形成的地域文学的研究。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文学发展的道路应是从区域文学到国家文学再到世界文学，而不是过去所理解的从地域文学到民族文学再到世界文学”。李浩的《古代文学研究的困境与学术突围》还认为文学地理学研究对古代文学研究的困境的学术突围有所助益。

2002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和重庆师范学院中文系联合举办的“区域文化与文学学术研讨会”召开。会议围绕着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的理论建构、区域文化与全球化、重庆文化与文学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学术讨论，有较多的理论创获。此外《涪陵师专学报》自1999年第1期起，开辟“重庆文学史”专栏，刊载了十几篇地域文学研究论文，如吴福辉的《地域文学史的难题》、李敬敏的《重庆地域文化与重庆文学》、蔡震的《重庆有文学史吗？》、傅德岷的《重庆文学史的“已然”存在》等，他们的争论和探讨对地域文学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

这类的论文还有廖可斌的《地域文化集团的兴替与元末明初文学思潮的变迁》，景纲的《我国地理文学的形成及在东晋刘宋时期的发展》，李继凯的《文学与地域文化》，朱志荣的《中国文学的地域风格论》，张泉的《新中国以前北京地域文学之概观》，李敬敏的《地域自然环境与地域文化和文学》、《全球一体化中的地域文化与地域文学》，周晓风的《区域文学——文学研究的新视野》，余敏芳的《论区域自然环境与杜牧的文学创作》，曹道衡的《略论南朝学术文艺的地域差别》，曾大兴的《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兼谈文学的地域性》，李浩的《地域空间与文学的古今演变》，王祥的《试论地域、地域文化与文学》、《宋代文学地域性研究述评》，周晓琳的《古代文学地域性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梅新林的《中国文学地理学导论》，木实的《地域文化与文学——一个正在崛起且应当引起关注的课题》等。

在进行理论探讨的同时，密切结合个案研究，或在个案探讨的同时，将个别现象上升为普遍规律，是这一时期地域文学研究的显著特点之一。

胡阿祥的《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虽然只是对一个时代（魏晋）综合文学地理（又分相对静态的本土文学地理、相对动态的文学局面地理与文学活动中心地理）、分体文学地理（又分诗地理、赋地理）的研究；但由此研究，魏晋文学地理的基本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已大体明了，断代文学地理的研究模式与研究方法也得到了切实可行的尝试，具有典型示范意义。胡阿祥由文学作品入手确认文学家，再由文学家籍贯的考定，制作相应的籍贯分布表与籍贯分布图，复由文学家籍贯的地理分布，认定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本土文学的发展程度及其彼此间的差异，进而揭示各地区本土文学成长的历史背景与现实过程，分析影响文学发展的主要因素在各地区的表现或作用。胡阿祥探讨魏晋时期文学现象的地理分布、组合及其变迁，揭示文学与地域的关系，明确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地域分异规律。这样横向研究，覆盖面较之以往以时间为序的纵向研究，要宽广得多。胡阿祥的著作有力地例证了中国文学，包括古代、近代、现当代文学的研究，需要时空两者的结合。值得注意的是，胡阿祥在研究方法上运用了地理学，尤其是文化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并引史入文，由史论文，将中国传统学术讲究的文史结合的路子，进一步开拓为文史地相结合的新路子。

此外，李浩的专著《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李德辉的《唐代交通与文学》，景遐东的《江南文化与唐代文学研究》，汤江浩的《北宋临安王氏家族及文学考论》，戴伟华的《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等论著，将家族、地域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相结合，考论结合，论从史出，往往突破成说，创获甚大。

除了相关论著，大量论文也以地域文化为切入点进行文学研究。王水照先生的《北宋洛阳文人集团的构成》、《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地域环境的关系》、《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宋诗面貌的孕育》等论文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对北宋洛阳文人集团的构成及其给北宋诗坛带来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角度新颖，论述深刻，对地域文化—文学的研究有示范意义。

曹道衡先生的《关中地区与汉代文学》从广阔的文化视野考察了关中文化兴衰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脉络。个案研究与综合研究相结合，文学研究与文化观照相统一，论述清晰，结论信实，是地域文学研究的力作。余恕诚的《地域、民族和唐诗刚健的特质》一文则分析唐诗刚健特质与地域、民族两个因素之间的关系。认为“一代诗歌风貌的形成，根源是复杂的，既有当代生活的影响，又有历史的积淀；既受文学本身发展规律支配，又受从事创作的主体（人）诸方面素质的制约；既表现出时间性，又表现出空间性。它是多元的复合，对于这种多元，我们还处在排比材料，逐一认识过程中。”余恕诚的《李白与长江》关注长江流域巴蜀、荆楚、吴越三地自然风光、人文因素对李白诗歌创作的影响，剖析了李白所代表的地域文化特征，探讨文化地域与文学创作的关系。邓乔彬、姚若冰的《论魏晋南北朝文化与文艺的多元》认为在文化的变更中，地理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正如南北文风与艺术的诸多不同与胡汉文化在南北地区整合与分流有着深刻的关联。李浩的《从人地关系看唐代关中的地域文学》从人地关系的理论前提出发，主要运用“地域—家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唐代关中地域文学进行探赜，对与文学发展具有关联性的关中地域文化和关中士族的一些历史事实进行整理，对本地域文学的发生机制重新诠释，并在此基础上为唐代关中文学进行定位。周帆的《地域文学的二重性——黔北文学个案分析》重新探讨了黔北文学的地域文学特征，指出黔北文学既不是在封闭的黔北地域独自生长，也没有完全成为主流文学的回声，而是呈现出地域性与共通性共存的二重性。作者借助对黔北文学的个案分析，把握了地域文学的内在特征，从而具有理论的普遍意义。

此外，程杰的《北宋京东文人群体及其诗文革新实践》，汪俊的《略论宋代文化的地域性特征》，祝尚书《论南宋文学的东西部差异》，刘乃昌的《苏辙的齐鲁情结》，刘庆云的《宋代闽北词坛鸟瞰》，赵维江的《地域文化视野中的辽金文学研究》，张剑、吕肖奂的《宋代的文学家族与家族文学》，莫立民的《唐代文学人才的地理分布及其成因》，王祥的《北宋诗人的地理分布及其文学史意义分析》，钱建状的《南渡词人的地理分布与南宋文学发展的新趋势》等论文在史料考订，理论探讨方面也有较大突破。

这一时期地域文学研究另外一个突出特点是地域文学史的撰述大量问世。据笔者知见的便有刘登翰的《台湾文学史》，马清福的《东北文学史》，陈伯海的《上海近代文学史》，王文英的《上海现代文学史》，崔洪勋、傅如一的《山西文学史》，陈永正的《岭南文学史》，王齐洲、王泽龙的《湖北文学史》，陈庆元的《福建文学发展史》，陈书良的《湖南文学史》，涂木水的《临川文学史》，王永宽、白本松的《河南文学史》，杨世明的《巴蜀文学史》，乔力、李少群的《山东文学通史》，范培松、金学智的《插图本苏州文学通史》，吴海、曾子鲁的《江西文学史》等。这些著作对各地的文学现象、文学状况、文学特征都有较详细的论述。以陈庆元的《福建文学发展史》为例。该书是在整个中国文学史的大背景下来描述福建文学发生、发展的轨迹，并探讨它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该书资料丰富，考订精严，文字却十分简约，而且处处显示出作者的独到见解，是这类文学史中的一个精品。”

而且这些著作的撰述，大多能在史料钩沉之余，对地域文学的理论、研究方法也加以探讨。陈庆元出版《福建文学发展史》之后，继续深入区域文学的研究，2003年又出版了《文学：地域的观照》。该书对明清以来某些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在文学发展进程中发生过重大影响的文学流派，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作者除了运用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研究方法，还借鉴、引进了人文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区域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大量翔实可靠的原始资料进行审视、观照和诠释，并升华到理论的高度。收在该书中的《地域文学与区域文学史建构问题》、《地域区域文学研究摭谈》即是作者地域文学研究理论成果的集中体现。

回顾前人，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关于地域文化—文学的研究，留给我们更多的是思索。地域文化—文学研究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地域文学的研究，除了极少数前辈提出过南北文学不同论等概念之外，时至今日未有地域文学研究的理论专著问世，对地域文学理论的探讨显得较为空泛。很多所谓的地域文学史只是中国文学史的细化。而且，虽然当前倡导建立文学地理学，或历史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呼声颇高，但研究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未形成自己的学科理论体系和学科意识。另外，当前许多研究在方法上并无多大创新，一些地域文学研究，往往演变成为单纯的诗人作家占籍考或籍贯分布研究。这样的研究固然有其意义所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一个作家的成熟，不仅仅只是受地理环境的影响，整个历史文化传统也会对作家产生较大的影响，这也是江西诗派不尽为江西人，桐城派未必都是桐城人的缘故；一地文学风貌的鼎盛也不只是本土作家的努力，许多文化中心的繁荣是借助政治经济因素而吸引外来优秀人才的集聚；从这一点来看，单纯的诗人作家占籍考或籍贯分布研究，便有胶柱鼓瑟之嫌，定量化研究之见木不见林的弊病则更明显。定量化的研究貌似精确，但应用于文学这一艺术学科，往往和实际情况有一定差距。因此，我们在倡导地域文学研究的同时，在方法上要提倡定量统计与定性分析的有机结合。此外，引入其他学科方法虽然对文学研究的深化和多样化有所帮助，但文学作为一个学科毕竟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因此，在借鉴其他相关学科方法和理论的同时，要紧紧扣准文学研究这个前提，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而且地域文学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理论的探讨上，地域文学研究的生命力在于对各个具体地域文学现象细致入微从而见微知著的研究，因此在地域文学研究中努力开掘各研究地域的特色，深入分析各地域文学与地理环境、社会习俗、经济状况的关系，对地域文学研究的发展和深入有重要的意义。

四 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建构与发展

早在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即已提出“文学地理”的概念，但“文学地理学”真正树立起自觉的学科意识，则是近三十年来地域文化—文学研究深入的结果，如近年来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研讨会，其论题往往围绕“地域文学”、“文学地理学”展开。2009年11月，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文学评论》编辑部、重庆师范大学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在重庆联合举办的全国第二届“区域文化与文学”学术研讨会；2011年10月，由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陕西理工学院汉水文化研究中心、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国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学术研讨会”等，进一步深化了地域文化与文学的研究，都可以纳入当代“文学地理学”研究的范畴。而2011年11月，由江西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宋代文学”重点学科和广州大学中文系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文学地理学暨宋代文学地理研讨会”在南昌召开。会上，更就组建“中国文学地理学学会”提出了动议。

在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建构过程中，杨义、梅新林、曾大兴、陶礼天、邹建军等学者均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虽然他们对于“文学地理学”这一学术命题有不同的理解，但他们的研究，共同推动了“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与理论体系的建构，揭示了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进一步深化了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的中国文学研究。

1．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与理论体系建构

曾大兴、李仲凡的《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曾大兴教授访谈录》一文中，总结了学术界关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定位的四种观点，这四种观点分别是：（1）以陶礼天为代表的“文学地理学是文化地理学的一个分支”；（2）以杨义为代表的“文学地理学是一种学术方法”；（3）以梅新林为代表的“文学地理研究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补充或补救”；（4）曾大兴主张要把“文学地理学建设成和文学史双峰并峙的独立学科”。

关于第一种观点，实际上在《北“风”与南“骚”》之后，陶礼天的观点又有所发展。其《略论文学地理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文中重申了其在《文学与地理——中国文学地理学略说》上的观点：可以给“文学地理学”下这样一个简明的定义，即它是介于文化地理学与艺术社会学（或称文学社会学）之间的一门文学研究的边缘学科。所谓文学地理学就是研究地域的文学与文学的地域、地域的文学与文化的地域、地域的文学与地域的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

第二种观点，以杨义为代表。杨义在2003年提出了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主张。重绘文学地图，乃是“以空间维度配合着历史叙述的时间维度和精神体验的维度，构成了一种多维度的文学史结构”。重绘文学地图的体系构建，有“一纲三目四境”，所谓“一纲”，即指中国文学要从超越“杂文学观”、“纯文学观”而返回以“大文学观”为纲。所谓“三目”，就是支撑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三个基点，一是时间结构：在时间维度上强化空间维度；二是发展动力体系：在中心动力上强化边缘动力；三是精神文化深度：从文献认证中深入文化透视。所谓“四境”，乃是以一纲三目加以贯通的四个学科分支或学科交叉领域，即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文化学、图志学。

杨义的研究并不限于学术方法，其《文学地理学的渊源与视境》、《文学地理学的信条：使文学连通“地气”》、《文学地理学会通》等论文和著作中，广泛涉及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意义、对象和方法。

第三种观点的代表是梅新林。梅新林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是以理论性和体系性为特色，有《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中国文学地理学导论》、《世纪之交文学地理研究的进展与趋势》等专著和论文。其《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一书，基于反思中国文学研究的现状与重构一种时空交融的新型文学史研究范式的双重需要，以创立中国文学地理学为学术宗旨，以具有原创性意义的“场景还原”、“版图复原”之“二原”说为理论支撑，通过文学与地理学的跨学科研究，深入揭示出中国文学地理的表现形态与演变规律，系统建构起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学术体系。该著作重点围绕决定和影响中国文学地理最为关键的五大要素，即从文学家籍贯分布的“本土地理”出发，依次向流域轴线、城市轴心、文人流向三个层面展开，最后归结为“区系轮动”模型及演化的探讨。全书体制宏大，在广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于推进中国文学研究的学科交融与学术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实为“中国文学地理学”的集大成之作。

梅新林《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构》，对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定位、学科建构（理论、范式与体系建构），还提出根据文学地理学学科建构的要求，今后应重点在文学地理学理论、断代文学地理、区域文学地理、城市文学地理、文人群体活动空间以及文学地理研究队伍建设等方面不断寻求新的突破。

而第四种观点的代表为曾大兴，对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地位和学科意义最为肯定。曾大兴早年从事文学地理学的实证研究，近年来倡导建立文学地理学学科，发起成立中国文学地理学学会，主持召开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一届、第二届年会，主编《文学地理学》年刊第一辑、第二辑，有《文学地理学研究》、《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等著作。其在《建设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科——文学地理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提出了建立与文学史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科。在这篇文章里，曾大兴也提出文学地理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为“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再具体一点，就是三句话文学要素（包括文学家、文学作品和文学读者）的地理分布、组合与变迁，文学要素及其整体形态的地域特性与地域差异，文学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同时，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了它的研究任务，这就是通过文学家（包括文学家族、文学流派、文学社团、文学中心）的地理分布及其变迁，考察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对文学家的气质、心理、知识结构、文化底蕴、价值观念、审美倾向、艺术感知、文学选择等构成的影响，通过文学家这个中介对文学作品的主题、题材、人物、原型、意象、景观、体裁、形式、语言、风格等构成的影响；同时考察文学家（以及由文学家所组成的文学家族、文学流派、文学社团、文学中心等）所完成的文学积累（文学作品、文学胜迹等）、所形成的文学传统、所营造的文学风气等，对当地的人文环境所构成的影响。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一个互动关系，文学地理学的任务，就是对地理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与文学要素（包括文学家、文学作品、文学读者）之间的各个层面的互动关系进行系统的梳理，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及特点，并给予合理的解释。

除上述学者外，周晓琳、刘玉平的《空间与审美——文化地理视域中的中国古代文学》，刘小新的《文学地理学：从决定论到批判的地域主义》，刘娅的《同或不同：地理、自然与文学关系之探究——文学地理学批评与生态文学批评之关联与差异》，刘庆华的《文学地理学学科建构热点问题的思考》等论著和论文对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体系建构亦富有洞见。

2．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

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与理论体系建构，离不开文学地理学的学科研究方法的探求。

杨义的《文学地理学的三条研究思路》结合具体的文学实证材料，认为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为我们打开了四个巨大的领域：一是区域文化类型，二是文化层面剖析，三是族群分布，四是文化空间的转移和流动。文学地理学为文学系统多层结构分析提供了研究的方法与路径。其一是整体性思维。文学地理学展开了一个很大的思想空间，搜集来的材料可能是分散的、零碎的、纷繁复杂的，这就需要从横向上整理出它们的类型，又要从纵向上发掘它们的深层意义。其二是互动性思维，互动性思维是一种考察相互关系的思维，在关系中比较和深化意义的考察。其要点，是对不同区域文化类型、族群划分、文化层析，不采取孤立的、割裂的态度，而是在分中求合，交相映照，特征互衬，意义互释。其三是交融性思维。特点一是交，交接以贯通诸端；二是融，融化以求创新。综合多种材料，统观多种可能，采取相互质疑、对证、筛选、组合的方式，还原历史现场和生命的秘密。地理是文学的土壤，文学的生命依托，文学地理学就是寻找文学的土壤和生命的依托，使文学连通“地气”，唯此才能使文学研究对象返回本位，敞开视境，更新方法，深入本质。所谓“三条研究思路”，探讨的是方法论问题。

邹建军教授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别具一格。他是将文学地理学作为一门跨学科的文学批评方法正式提出。自2009年开始，邹建军在《外国文学研究》等杂志上发表了数篇文学地理学批评理论的文章以及运用该批评理论进行具体文本解读的文章；同时在《世界文学评论》设立文学地理学批评专栏，多次在中外文学讲坛上展开网上主题研讨会，在对该领域进行不断理论探讨的同时，逐步形成了以邹建军为核心的教授、博士、研究生学术团队，三年期间发表了二十多篇相关的学术论文。

邹建军及与他人在《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作为比较文学之文学地理学的提出》、《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词》等论文和访谈中，对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提出的背景、基本内容、主要观点与主要适用范围做出解释，并对文学地理学批评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加以论述。对于建立文学地理学的学术意义，邹建军教授认为：（1）对经典作家作品进行全新的解读；（2）对文学史的重写；（3）可以对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作出新的补充与修正；（4）对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做出贡献。

邹建军自言其所倡导的文学地理学：“并不是从前有的人所讲的研究作家的地理分布与文学潮流的地理变迁的‘文学地理学’。”他提出：“文学地理学研究中，有如下几种方法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即（1）文本解析，即从作品中发现与地理空间相关的细节、相关的元素，在此基础上才能讨论文学地理学的相关问题。（2）实地考察。（3）图表统计。（4）动态分析，即强调对与地理相关的文学现象的动态分析。（5）比较对照，要比较不同地域、不同地理空间在作品中的表现，要比较不同作家笔下的自然山水的不同意义与不同表现形式。（6）追求一种理论上的建构。

3．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的中国文学研究

借由文学地理学在理论体系和学科建设上的努力，学术界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探寻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方面取得了较丰富的成果。可以说，在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的中国文学显现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李浩在2003年发表的《古代文学研究的困境与学术突围》中，提出用“文学地理学”来突围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困境。其实，“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学术意义，不仅限于古代文学学科。应当说，文学地理学是中国文学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