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西方的地域文化—文学思想概述

关于地域文化—文学的观点，西方学者也有着丰富的论述。他们大多着眼于人与地域环境之间的关系。有的虽然没有直接论述到地域文化—文学，但他们关于人地关系的思考，对地域文化—文学的研究启发甚大。本书摘要选取对中国地域文化—文学研究影响较大的学者和观点，分哲学、历史与地理学、文学三部分进行考察。

一 哲学学者与人地关系思想

古典时期的许多哲学学者都曾论及地理环境对人的体格、气质和精神的影响。古希腊时代，希波克拉底认为气候决定了人类的特性，气候和季节变换可以影响人类的肉体和心灵。修昔底德、色诺芬等人在重视气候影响的同时，也强调地区的水平和垂直构造及土质肥瘠对于人类生活方式所产生的影响。柏拉图则认为人类精神生活与海洋密切相关。亚里士多德更进一步，将地理环境与政治制度联系起来，认为地理位置、气候、土壤等影响个别民族特征与社会性质。处于炎热与寒冷气候之间的希腊半岛，赋予了希腊人优良的品性，并促成希腊人组织起良好的政府。

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1689—1755）将亚里士多德的论证扩展到不同气候的特殊性对各民族生理、心理、气质、宗教信仰、政治制度的决定性作用。其著作《论法的精神》认为人的气质性格的形成，“气候的影响是一切影响中最强有力的影响。”寒冷的气候使人坦率诚实，精力充沛，勇敢而有信心；而炎热气候中的人们则颓唐懒惰，胆怯无力。人的气质性格又决定了其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气候王国才是一切王国的第一位”，热带地方通常为专制主义笼罩，温带形成强盛与自由的民族。“阿提卡土壤贫瘠，因而建立了平民政治；拉栖代孟的土壤肥沃，因而建立了贵族政治。……如果从自然特质来说，小国宜于共和政体，中等国宜于君主治理，大帝国宜于由专制君主治理的话，要维持原有政体的原则，就应该维持原有的疆域，疆域的缩小或扩张都会变更国家的精神。”

黑格尔（1770—1831）延续并发展了孟德斯鸠“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将地理环境看作是历史主要的而且是必要的基础。他把整个世界的地理环境划分为三种类型：“（1）干燥的高地，广阔的草原和平原。（2）平原流域，——是巨川、大江所流过的地方。（3）和海相连的海岸区域。”黑格尔认为，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这三种区域的民族性格和社会生活都有较大不同。生活在第一种地区的民族过着游牧生活，其政治生活的特点是家长制。生活在第二种区域的是农耕民族。生活在第三种区域的民族则“则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当然，黑格尔的思想是辩证的，他论述到地理环境与文学的关系时曾说：“爱奥尼亚的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于荷马诗的优美，但是这个明媚的天空不能单独产生荷马。”

马克思、恩格斯则倾向于认为地理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有影响，但不是决定性的影响。首先，他们承认地理自然环境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人靠自然界生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必然受到自然的左右：“这些条件（即‘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人们所遇到的其他条件’。——引者按）不仅制约着人们最初的、自然产生的肉体组织，特别是他们之间的种族差别，而且直到如今还制约着肉体组织的整个进一步发达或不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生活也受到地理环境的深刻影响。“爱尔兰的不幸起源于远古的时代；这种厄运从石炭系岩层一形成就开始了。一个国家，煤层被冲蚀，而又紧邻一个煤产丰富的大国，因此好像大自然本身已经作出这样的判决：面对着这一未来的工业强国，它只好长期保持为一个农民国家。”“资产阶级文明沿着海岸、顺着江河传播开来。内地，特别是贫瘠而交通阻塞的山区就成了野蛮和封建的避难所。这种野蛮特别集中于远离海洋的南部德意志和南部斯拉夫区域。这些远离海洋的地方因阿尔卑斯山脉而跟意大利的文明隔绝，因波希米亚山脉和莫拉维亚山脉而跟北德意志的文明隔绝，同时碰巧又都位于欧洲唯一反动的河流的流域之内。多瑙河非但没有为它们开辟通向文明的道路，反而将它们和更加粗野的地区连接了起来……多瑙河、阿尔卑斯山脉、波希米亚的悬崖峭壁，这就是奥地利的野蛮和奥地利君主国赖以存在的基础。”

但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也认为自然对人类的影响并非一成不变。“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源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改变的。同时，马克思辩证地认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人在接受自然的影响之时充分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自然主义的历史观（例如，德莱柏和其他一些自然科学家都或多或少有这种见解）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

恩格斯还曾论述了地理环境与文学的影响。1890年，恩格斯在给爱因斯特的信中论及挪威文学，就考虑到了斯堪的纳维亚的地理位置及自然条件，对19世纪末叶挪威文学繁荣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地理环境关系的辩证思想，对地域文化—文学的思考有指导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继承者普列汉诺夫认为：“地理环境对于社会人的影响，是一种可变量，被地理环境特征所决定的生产力的发展，增加了人类控制自然的权力，因而使人类对周围的地理环境发生了一种新的关系。”其强调：“自然界对社会生产力状况，并且通过生产力状况对人类的全部社会关系以及人类的整个思想上层建筑产生影响。”在《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中他又明确指出：“每一个民族的气质中，都保存着某些为自然环境的影响所引起的特色……这些民族气质的特色对于某些思想体系的历史，譬如艺术史，给予一种毫无疑问的影响。”

要特别提到的是曾对我国思想理论界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斯大林的观点。斯大林对“地理环境决定论”持批判态度：“因为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比地理环境的变化和发展快得不可比拟”，“在几万年间几乎保持不变的现象，绝不能成为在几百年间就发生根本变化的现象发展的主要原因”，“欧洲在三千年内已经变换过三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可是，在同一时期内，欧洲的地理条件不是完全没有变化，而是变化极小，连地理学也不愿提到它。”斯大林认为：“地理环境无疑是社会发展的经常的和必要的条件之一，它当然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加速或者延缓社会发展进程但是它的影响并不是决定的影响”，“地理环境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的原因、决定的原因”。斯大林虽然肯定了地理环境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但其内在的逻辑却根本否定了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斯大林的观点曾被奉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组成部分，其不容置疑的语气使得任何探讨的企图都为之却步，地域文化—文学理论长期噤声。

二 历史、地理学者的人地关系思想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地理学一直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所以，很多历史学者和地理学者一样提出了富有创见的地域文化—文学思想。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公元前484—前425年）曾有“温和的土地产生温和的人物”之名言。英国史学家巴克尔（1821—1861）将气候、土壤等地理情况视为对人类历史发展起重要作用的因素。他的历史学体系的基本框架是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影响人的生理，生理差异导致人的不同精神和气质，因而形成不同的社会历史。在其《英国文明史》一书中，巴克尔专门论述了环境对社会组织和个人气质的影响，并把个人和民族特征归之于自然环境的效果。巴克尔及其《英国文明史》在中国有较广的传播和影响，对中国地域文化—文学的研究有促进作用。

英国史学家A. J．汤因比（1889—1975）则认为地理环境在文明起源上“不足成为积极因素”。他说：“格兰德河流域（在美国与墨西哥的边界上）和美国科罗拉多河流域同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环境条件是完全一样的。……却没有让他们两岸原有的居民创造这种奇迹……”“安第斯文明是在一片高原上出现”，“在非洲东部的高原”并未能“创造”文明“社会”。“中国文明有时被称为是黄河的产物，因为它正巧是在黄河流域出现的，但是多瑙河流域虽在气候特点、土壤、平原及山地面貌上同黄河非常相似，它却没有产生相似的文明。”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大师布罗代尔（1902—1985）《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1949年），亦注意分析山脉、高原、平原、海洋、岛屿和气候等地理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所产生的影响。但他仅是认为地理环境的因素在历史发展中起某种作用甚至重要的作用，而不是决定性的作用，与孟德斯鸠“地理环境决定论”还是有区别的。

近代地理学的创始人洪堡（1769—1859）和李特尔（1779—1859）都是不同程度上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者。李特尔关于地理环境决定人类的空间分布和人类活动方式的理论成为19世纪地理学的主流。其后，拉采尔（1844—1904）在《人类地理学》一书中详细探讨了地球表面居民分布、人类迁移和民族特性等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关系，认为地理环境从多方面控制人类，对人类生理机能、心理状态、社会组织和经济发达状况均有影响，并决定着人类迁移和分布。因而地理环境野蛮地、盲目地支配着人类命运。20世纪初，法国地理学家白吕纳继承了其师维达尔·白兰士的观点，认为“环境虽足以影响人类之活动，人类也有操纵与征服环境之能力”。其与“地理环境决定论”观点相异的理论又被称为“或然论”。

美国地理学家亨丁顿（1876—1947）《亚洲的脉动》（1907）一书，提出中国历史上气候变迁与外患内乱有关，例如东晋五胡乱华、北宋时契丹女真寇边、明末流寇和清朝入关，都是因为满蒙、中原和中亚气候转旱，乃不得不铤而走险，四处劫掠。《气候与文明》（1915）一书，特别强调了气候对人类文明的决定性作用。认为人类文化只能在具有刺激性气候的地区才能发展，而热带气候单调，居民生活将永远陷入贫困。

此外，英国人P．罗士培的适应论，美国人H．巴罗斯的人类生态论以及德国的施吕特尔和美国的卡尔·苏尔提出了文化景观论等，地理学界关于人地关系的论述虽然观点各异，但地理学者对人地关系、地理与文明的思考，持续影响着地域文化—文学的研究的深入。

三 文学批评家对地域文化—文学的理论思考

与哲学、历史、地理学者比较，文学批评家们对地域文化—文学的思考更加切近。如赫尔德（1744—1803）主张从诗同民族、地理、历史之间的关系，来研究文学史。19世纪法国评论家史达尔夫人在比较西欧各国文学差异时特别强调不同民族或地域的文学与各自的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她把西欧分为南北两方，“希腊人、拉丁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兰西人属于我称之为南方文学这一类型。英国作品、德国作品、丹麦和瑞典的某些作品应该列入由苏格兰行吟诗人、冰岛寓言和斯坎的纳维亚诗歌肇始的北方文学。”史达尔夫人主张环境决定一切，她分析了自然环境与各国文学之间的关系，提出“气候当然是产生这些差别的主要原因之一”、“大自然的景象在他们身上起着强烈的作用”、“外在事物所予的印象和灵魂的内在回忆、对人的知识和抽象的思维、行动和理论等方面，可以使人们各自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德、法两个民族的文学、艺术、哲学、宗教，都证明了这一分歧；莱茵河的永久疆界分开了两个文化地区，它们和两个国家一样，是互不相干的。”到19世纪中叶，随着孔德实证哲学的兴起，史达尔文艺发展的理论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为社会学派的丹纳的种族、环境、时代三元素说开辟了道路。

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1828—1893）是法国著名文艺理论家和史学家，有《英国文学史》（1864—1869）、《艺术哲学》（1865—1869）等。丹纳继史达尔之后，并在孔德的实证论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影响下，用自然界的规律解释文艺现象，研究文学艺术的发展史。他在《英国文学史》序言中主张，决定文学创作及其发展的，“是三个不同的根源—— ‘种族’、‘环境’和‘时代’。”丹纳并非环境决定论者，他认为：“当民族性格和周围环境发生影响的时候，它们不是影响于一张白纸，而是影响于一个已经印有标记的底子。”所谓“种族”是包含人的先天的、生理的、遗传的因素，是内部主源，而时代包含文化因素，是后天动量。丹纳对于地理环境的作用相当重视。三个根源中的“环境”，包含着地理的因素，构成了文学创作与发展的外部压力。“必须考察种族生存于其中的环境。因为人在世界上不是孤立的；自然环境环绕着他，……物质环境或社会环境在影响事物的本质时，起了干扰或凝固的作用。有时，气候产生过影响……以日耳曼民族为一方面和以希腊民族与拉丁民族为一方面，二者之间所显出的深刻差异，主要是由于他们所居住的国家之间的差异：有的住在寒冷潮湿的地带，深入崎岖卑湿的森林或濒临惊涛骇浪的海岸，为忧郁或过激的感觉所缠绕，倾向于狂醉和贪食，喜欢战斗流血的生活；其他的却住在可爱的风景区，站在光明愉快的海岸上，向往于航海或商业，并没有强大的胃欲，一开始就倾向于社会的事物，固定的国家组织，以及属于感情和气质方面的发展雄辩术、鉴赏力、科学发明、文学、艺术等。”

正如傅雷先生在《艺术哲学·译者序》中所说：“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性质面貌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这个理论早在18世纪的孟德斯鸠，近至19世纪丹纳的前辈圣伯甫，都曾提到；但到丹纳手里才发展为一个严密与完整的学说，并以大量的史实为论证。”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更集中地探讨了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认为环境气候条件首先直接对人们的生理要求产生影响，并由此导致社会生活出现各种情况。难能可贵的是，丹纳精辟地指出，人们受所处的地理环境影响的大小、深浅，与这些人开始来到这一地理环境中生活时的社会发展程度有关。“一个民族永远留着他乡土的痕迹，而他定居的时候越愚昧越幼稚，身上的乡土的痕迹越深刻。——法国人到波旁岛或玛蒂尼克岛上去殖民，英国人到北美洲或澳洲去殖民，随身带着武器、工具、艺术、工业、制度、观念，带着一种悠久而完整的文化，所以他们能保存已有的特征，抵抗新环境的影响，但赤手空拳，知识未开的人只能受环境的包围、陶冶、熔铸；他的头脑那时还像一块完全软和富于伸缩性的黏土，会尽量向自然界屈服，听凭搓捏，他不能依靠他过去的成就抵抗外界的压力。”

史达尔夫人和丹纳都明确地强调了地理环境和文学艺术之间的密切联系，并在这方面作了成功的探索，他们阐述的方法和观点对地域文化—文学的影响也是很显著的。

此外一些外国学者还直接用地域文化—文学的视角来研究和分析中国的文学现象。如日本的青木正儿，其《中国文学思想史》言：“首先就风土来看，一般地说，南方气候温暖，土地低湿，草木繁茂，山川明媚，富有自然资源。北方则相反，气候寒冷，土地干燥，草木稀少，很少优美风光，缺乏自然资源。所以，南方人生活比较安乐，有耽于南国幻想与冥想的悠闲，因而民风较为浮华，富于空想、热情、诗意。而其文艺思想则趋于浪漫，有流于逸乐的华丽游荡的倾向；反之，北方人要为生活奋斗，因而性格质朴，其特点是现实的、理智的、散文的。从而其文艺思想趋于有功利主义的现实主义，倾向于力行的质实敦朴的精神。”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外国学者关于地域文化—文学的思想启引了近代以来中国学者的学术视角和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