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精英文化对现实主义动画创作的影响

一、精英文化在大众文化语境下的坚守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以及百姓生活条件以及消费观念的改变，大众文化得以迅猛发展，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现代社会里的大众文化不是传统的民间文化、市井文化，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新型文化，“大众文化是借助于现代文化工业日臻完善的传播技术和复制手段，为人们所提供的是一种消遣性的‘原始魔术’，它通过对观众无意识欲望的调用，为大众制造出一个快乐原则的狂欢节。”于是，“人们放弃了传统精英文化用理性、人性的价值、历史的意义、人的终极关怀等深度文化价值取向为大众构造的理性文化或理想文化空间。”

在20世纪80年代初，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探索文学、改革文学的兴起带动了电影、电视剧、绘画等诸多文艺样式对现实社会进行揭示和思考，宣导社会理想和理性精神，在确立审美标准及价值尺度的同时，张扬着人文情怀和担当着开启民智的责任。此时，精英文化引领着大众趣味，但是到了80年代中期以王朔为代表的“痞子文学”与精英文化开始了较量，占据着精英文化固有的阵地，引起了民众“簇拥”，这是大众文化在中国兴起的象征。到了80年代的后期，商业经济大潮席卷中国大地，大众文化开始自觉地支配民众的日常生活。知识分子所承担的启蒙者的作用日渐式微，享乐主义与功利主义控制着民众的精神需要与审美趣味，经济规律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下，精英文化被日益边缘化，远离社会文化中心。然而，“精英文化的失落并不完全等于全部知识分子的失落。人文知识精英依靠政权用意识形态主导社会的时代结束了，但是知识分子的整体地位并没有动摇。科学技术专家仍是受尊敬的权威，社会科学家也在逐渐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对社会和经济的实际运行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精英文化是知识分子创造及传播的文化。面对精英文化来自大众文化的冲击，作为向社会提供精神文化产品的知识分子对精英文化进行了自我价值的重塑。

（1）把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进行融合，提升大众文化的审美趣味。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诉求虽然不同，精英文化体现的是深度的社会人文价值，大众文化反映着民众的文化需求，但是两种并不是水火不相容，可以相互促进、相互渗透，大众文化通过精英文化的整合，可以提升自己的价值，精英文化在不断适应大众文化过程中少一点“贵族气”，多一点“平民意识”。从整个社会文化形态来说，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都是不可或缺的，大众文化本质上是娱乐和消费型的文化，用来满足民众的基本心理需求，对深层次的精神领域比较忽视，这就容易产生反文化的现象，而精英文化是一个民族经过长期的发展和积淀的成果，注重精神活动的深层境界。在大众文化语境下，知识分子努力引导精英文化从纯艺术走向生活，拆除审美与生活的一堵墙，在满足民众的欣赏趣味的同时为大众文化提供必要的审美观念及审美价值，从而使得民众的欣赏活动达到一度的审美高度。所以，诸多的精英知识分子俯下身段，关注平民的百姓生活状态，启蒙中带有平等的关爱，像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对底层农民的朦胧的法制意识进行了颂扬，称赞了小人物在平凡生活中显示出的质朴、自尊和善良；《一个都不能少》通过对农村教育问题的揭示，既展现了现实社会荒诞不经和残酷落后的状态，又透露出对未来充满着希望的暖意和温情。

（2）丰富精英文化的内涵。一方面不断强化民族传统意识，通过对民族传统的继承和发扬，重建中国文化价值体系，重塑民族精神形象，从而彰显出中国文化的价值与魅力。在诸多的文艺作品中，出现了“寻根”题材的作品，把视点转移到乡村山野，试图通过那些被遗忘和忽视的传统生活方式，探寻中华民族古老的历史与文化的渊源，《黄土地》《盗马贼》《红高粱》《故宫》《望长城》《复活的军团》挖掘了传统文化思想和精神气质。同时创作者（知识精英）用新的观念和新的表述方式重新对五千年以来的文明进行了审视与反思，进而给这些古老的文化理念和文化心理增添新的内涵。在大众文化语境下，精英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对话出现了新的方式，在传承中有了解构，大量出现了“戏说”剧《宰相刘罗锅》《武林外传》《康熙微服私访》《月亮宝盒》，这些影视剧并不追求历史真实，而是“影射真实”，以传统故事来反映当代普通民众的现实生活。“借古喻今”的叙事模式导致创作者视野中的历史含有现实的意义，勾连起传统与现实，让传统文化具有当代特质。另一方面，精英文化把视野聚焦在现实生活中，积极投入当代社会文化建设中，强化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承担起引领社会文化的责任，唤起大众对真善美的向往，对历史、社会、现实做出有道德和良知的判断，发出公正公平正义的呼声。以改革与反腐题材的文艺作品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的今天延续不断，如《野山》《乔厂长上任记》《新星》《T省的84,85》《特区打工妹》《生死抉择》《国家干部》《老娘泪》《以人民的名义》。这些作品在满足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诉求和普通民众接受需求的同时，体现了精英知识分子贴近社会、干预现实、捍卫理性、宣扬真理、维护尊严的价值理念，蕴含着精英文化的历史使命感。

二、精英文化对现实主义动画创作影响

精英文化是一种由知识精英创造的，蕴含着人文精神，坚持对人的命运以及人的存在方式的终极关怀和思考。精英文化并不脱离现实，贴近社会、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善于揭示现实社会本质规律，肩负着社会使命，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积极推进公民文化的建设。现实主义不论是作为创作方法，还是作为一种精神而存在，从19世纪诞生之初，就是由欧洲的知识精英创造的，巴尔扎克、福楼拜、莫泊桑、狄更斯、托尔斯泰、契诃夫等等一大批文学家为此作出了贡献。20世纪初现实主义进入中国，由茅盾、鲁迅、巴金、老舍等知识精英逐步使现实主义发扬光大。现实主义崇尚理性精神，善于反映复杂的现实生活，在以“深刻的洞察力和惊人的正确性叙述人的内心状态”的同时，客观地、冷静地对现实生活进行了真实的描述，不仅揭示社会问题，而且彰显了社会历史发展本质规律。显而易见，精英文化与现实主义是并行不悖的。从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来看，精英知识分子主导着现实主义文艺始终追求着宏大的崇高美学思想，与国家、社会和时代同步，担当着救国救民、思想启蒙、社会建设的历史使命。正如前文所诉，精英文化伴随着现实主义文艺的发展而发展，现实主义文艺是精英文化的最好体现。对于动画来说，精英文化与现实主义在新中国成立前及新中国成立初期是同步。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动画片如《精诚团结》《血钱》《狗侦探》就紧密结合国内的抗日现实，采用喜闻乐见的富有创见的动画艺术手法为唤醒民众投身抗日运动起到了积极的宣传作用。1941年公映的中国第一部动画长片《铁扇公主》借古喻今，曲折地表达了“全国人民联合起来对付日本侵略者，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这一阶段的现实主义动画紧密配合现实斗争的需要，正如万籁鸣先生在《我与孙悟空》的书中所说：我国动画片从一开始就不是供人观赏和娱乐的消遣品，它从一产生就跟当时的斗争紧密配合，紧紧地为政治服务。新中国成立后，在积极探索中国民族动画形式的同时，中国动画片依然没有与现实脱离。1957年的动画片《骄傲的将军》是根据古代成语改编的，反映因一场胜利而骄傲自大的将军最终失败的故事。影片借古喻今，警示人们在革命取得成功、新中国的建设也逐步取得成效的情况下不要骄傲自满，妄自尊大。“文革”前较有影响的动画片《草原英雄小姐妹》就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用“尽可能接近生活真实的手法来塑造我们生活中的小英雄”。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主要以批判与颂扬为主，革命现实主义的特点十分突出。但是，现实主义动画在我国进行全面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后，与精英文化所强调的内容并不完全一致，特别是与其他现实主义文艺相比有落差。如前文所诉，现实主义真人影视剧始终与时代同呼吸，深刻反映着社会发展变化，影响着社会思潮和社会心理。改革与反腐等已成为现实主义文艺不可或缺的主题内容，但是现实主义动画并没有给予表达。除了少量的诸如《麦兜响当当》《长江七号》和主旋律动画等，现实主义反而出现日渐式微的态势。虽然现实主义内涵有了新的拓展，开始注重世俗生活，关注普通人物的生存状态。

精英意识对现实主义动画的影响发生了位移，主要表现在：第一，促进动画技术革新，拓展动画艺术的表现力，不太注重意识形态的表达，缺乏对社会现实的深度关注。第二，传统民族文化在现实主义动画得到传承，但是忽视了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的互动与对接，在构建新型的中国文化形象和文化价值体系中缺乏一定的影响力。

（一）精英意识转换为精英技术主义

自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以万氏三兄弟、特伟、张光宇、张君宇、靳夕、张仃、戴铁郎、王树忱等一大批动画创作者从传统绘画、壁画、年画、雕刻、民间工艺和地方戏曲等各个艺术领域吸取丰富的养料，逐渐形成了一种艺术风格，被称为“中国动画学派”。学派汇聚中国动画精英分子，是中国动画发展阶段的核心创作力量，代表着中国动画的水平。但是，他们的成果更多体现在对中国动画艺术与技术的发展，对现实主义动画的贡献和影响是在艺术形式上的创新。万籁鸣、钱运达借鉴传统的皮影戏的艺术风格，运用剪纸、窗花、刺绣等民间工艺技巧创作了剪纸片《金色的海螺》。水墨动画片是中国动画学派的代表人物特伟及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创作者们共同创造的动画类型。它以中国水墨画技法作为人物造型和环境空间造型的表现手段，运用动画拍摄的特殊处理技术把水墨画形象和构图逐一拍摄下来，通过连续放映形成浓淡虚实活动的水墨画影像的动画片。中国第一部水墨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在国际影坛上拿下了诸多奖项。动画导演靳夕等融合了泥塑、木偶、布偶等传统艺术形式，创作了系列木偶动画片《阿凡提的故事》。《除夕的故事》是学习了民间年画的技法，结合着陕西皮影和山西窗花的艺术手法而创作出的动画类型。从以上中国动画学派的代表作不难看出，动画精英重在拓展动画的艺术表现形式，研发新颖的动画技术，不断追求艺术创作技巧的深度探索，但是精英意识形态的表述比较匮乏，只是传统文化思想和民族审美观念得以延伸体现。80年代末期，中国动画学派逐步淡出，但是新涌现出来的动画精英在动画中体现现实主义精神，与社会现实越发脱离，现实主义动画不仅在艺术技法上缺乏更多的创新，而且作品的质量和数量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许多创作者沦落给国外动画公司当“动画工人”，动画精英“丢盔卸甲”，对现实主义动画缺乏影响力和创造力。

（二）精英意识体现在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

新中国成立以来，精英意识对现实主义动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上，选择那些在中国耳熟能详的成语与寓言故事、民间故事传说和童话类作为动画的素材进行创作，选择那些古典名著进行改编，动画作品所折射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由“传统文本”提供，儒家思想里的中庸之道成为动画片的主题特征，故事情节方面没有走大喜大悲式的模式，不追求跌宕起伏的剧情，人物的命运结局都是充满着希望和启迪。《阿凡提的故事》以轻松幽默的风格表现分处两个阶级的矛盾冲突，《小蝌蚪找妈妈》以平和的节奏和画面处理主人公遇到的问题。礼、仁、义、智、信、孝等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也随着“改编文本”彰显出来，哪吒（《哪吒闹海》）为了拯救无辜百姓而宁可奉献出自己生命的行为体现了传统美德中的“义”，《草原英雄小姐妹》颂扬了集体主义精神，体现了集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的“公”的价值观念。钱家骏在《一幅僮锦》讲述了一个儿子为母亲甘愿牺牲自己成全母亲的故事，传达了“孝”的传统理念。显而易见，动画片所吸取的传统文化价值理念基本上是积极向上的，属于传统文化的精髓。但是，如果精英文化对传统文化只是传承而没有批判，如果只是关注传统意义，而没有把传统与现实进行融合和嫁接，那么精英意识就没有充分体现在现实主义动画作品中。只有赋予传统以当代意义，把中华伦理注入时代精神，重塑中国文化形象，才能激活现实主义动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