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村的水、土和家宅

“乡村之诗意的法的终止之时就是国家之平淡叙事的法制进入之时……这种相互遭遇、相互对话和相互进入还要继续到我们活着的人看不到尽头的未来。”

在回顾自己八年前出版的《小村故事：罪过与惩罚（1931～1997）》的结尾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朱晓阳教授不禁慨叹，那个位于云南滇池东岸的小村“居然被我描述得安详平和，好像此前半个世纪的风云激荡和暴风骤雨将不会再降临一样”。但这个弹丸之地也遭遇到了不可预料的沧桑巨变：城市化让这个曾以种植蔬菜与花卉为生计的村庄在短短几年间就不再拥有任何耕地，地标性的楼盘和开发项目在耕地上矗立起来，曾经的郊区乡村如今已成为居于大昆明城市地图中心的“肚脐眼”。

在新著《小村故事：地志与家园（2003～2009）》中，朱晓阳教授将眼光从前著所关注的小村的纠纷、调解和惩罚移开，转而书写了一部关于小村的水、土和家宅的地志。他试图从这个村庄的转型与变迁中透视农民、村庄、地方与国家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希望“能够获得对于农民所处的社会、经济和精神世界的深入理解，能够获得对于中国这个社会的转变与延续的深层逻辑的理解”。

作者认为，要想理解和回答“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使人疯狂或使人激情昂扬的问题”，土地和住屋正是具有穿透性的研究切入点，可以聚集“圈地运动”、农民抵抗、官民 “协力” 或合谋、环保主义、农业社会的挽歌、传统在新景观中的“寄生” 与延续等一系列议题。但为了让那些分属政治、法律、经济或地理的材料涌现而出、获得意义，必须避免单纯地强调国家——社会的二分框架，并且需要用“熬时间” 的方法对理论的长远目标进行遥想，通过长时段的个案研究来发现地方历史变迁的深刻逻辑。

分水、提水与治水

小村处在一个易受旱涝之苦的地理位置。一百年来的小村人与水和水利的故事，体现出他们的生活世界与生活形式。村中人刻意留下的石碑、水利景观、世代口述和传说，无不反映出在“争水与分水” 背后潜藏着的人与水、民与官的关系和礼治秩序。各种官方说辞和日常治理形式，似乎对应着自“大禹治水” 的神话以来的一种理想秩序观：顺其自然、因势利导，引水分流、公平分水，绝旱涝、止纷争。

民间英雄或清官能吏为黎民百姓“争水分水” 的类似故事，在全国各地都有流传，山西晋祠流域的“油锅捞钱” 故事便是例证，这也是千百年来中国农村不断重复出现的主题与场景。但现实世界与周遭生活、日常事件中的争水纠纷和分水断决的本地故事，却逐渐与流行已久的传说以及本地英雄人物一道，被重新表述、阐发和追溯为一段如同戏剧脚本的流传模式。2008年，小村的花灯剧组便开始排演一出变种于当地传统戏《墙头记》的新剧——《四万五》。这种附比极易被识别，正如一位观看过本乡别村演出的小村人所说：“这是说我家村子的事。这附近整个乡只有我家村子（在最近几年征地中每人分得的土地补偿费）是分四万五。”

水利不仅仅是关系国运的“农业的命脉”，也不只是一张蛛网密布的水利航拍图，更是理解他们生活形式的关键所在。清王朝时代的“官府” 治水是“引水——分水”，而新中国时代大兴水利的治水则秉承着强烈的“科学发展” 式的 “蓄水——提水”，这两种观念与知识范式的区别，以不同的物质和知识基础、不同的科学和技术手段作为分野。

在集体经济时代历次“水利会战” 中开挖引水渠和泄洪道、修建水库、疏通沟渠的劳动，留下了“人山人海、车水马龙、通宵达旦、灯火不灭” 的集体回忆，更是带来了在日常劳作和生活中“润物细无声” 式的悄然灌溉与流淌。在上游的小新村提水工程全面改造完成的1955年，小村的粮食亩产量便由不足420市斤一下提高到800市斤，而且此后在正常年份再未低于此数。从小习惯了和注意到满布于村庄内外的沟沟塘塘的危险，又形成了一套可以称为“沟渠法律” 的乡土惯例——如果有人掉进沟塘中淹死，无论是“水” 本身还是修建和使用沟塘的人，都不会受到责怪。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到90年代中的十年间，小村的经济滑坡、人心涣散和村路难走，所有问题都可以集中到一个 “水” 字上来：沟渠缺乏疏理、屡遭水淹，小村得了个“烂村” 的坏名声，还受到嫁女到小村要陪嫁水靴的调侃。村里的新班子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召集全村人疏通治理沟渠，而就在千人挖沟的当天夜里，天降暴雨，小村却未遭水淹，这种“治水” 带来的巧合，让新村长深觉“天助我也” “当官还是要有点运气”。这里“呈现” 的观念、启示、预兆或曰“天道”，让新班子有种 “得道” 的豪情，并开始带领小村走上复兴之路。可以说，水和水利，让小村人将自然、物质、事实与观念、精神、价值等融贯起来，成为人生中的仪典、政治话语、集体表征和生活细节。

黑地、病地与失地

半个世纪以来，小村人在与地方环境和政府的相互依赖与协力中，改变了自己村庄的地景，创造出将地理、居住、政治性边界、法律现实、历史踪迹等包容进特定空间的综合性知识和“总体社会事实”。

小村1700余亩实际耕地面积中约1/8是通过20世纪70年代“学大寨” 搞条田化后多出来的地——“黑地”。大规模农田和水利基本建设让“昔日的田主再也认不出自家田地的边界了”，但这样的土地变迁似乎是小村人与地方政府的一种“默契”：小村人支持条田化运动，政府则以默许“黑地” 的产出不缴纳税费来回报这种支持。可这种所谓“集约农业” 的放水、砍树、拓地、围垦、造田行为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连小村人自己都未多加留意。他们只是栖居在国家推行的发展主义中，从而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

最近50年来从集约化到承包制、专业化、市场化的农业和土地使用方式，则造成了大量的“病地”：病虫害越来越严重，投入高而回报低。但在被问到为什么在经济上不划算还要自己种地时，大多数小村人“都会不自在地看看天看看地，然后说：别的事情我干不来”。一位妇女简洁而朴素的回答则似乎更为引人深思地表达出不肯放弃耕地的人的心声：“种地自由。” 这不禁让我们想起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中的话：“农民在内心深处坚信，他的土地是独特的，因为他是唯一了解、爱恋和拥有它的人。”

“为了满足昆明市的城市扩张需要” 而新修建的昆洛路，将小村从北到南切成两半，如同一把刀子切断了居民和小村人的生计传统：水利系统与泄洪系统被破坏，大量耕地在雨季基本无法耕种，并最终被政府规划征用。“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的设计者们改变了的社会空间影响了农民生存的空间，甚至是以一种血淋淋的方式残酷地撕裂了这个村庄：“汽车行驶速度非常快，而路上没有安全的过路通道”，于是偶然地却又必然地，2006年，小村的一位老妇人在过路种地时被汽车撞死。

在“大昆明规划” 的雄心壮志与自命不凡之下，“新亚洲体育城” 住宅群、“螺蛳湾国际商贸城” 等“以国家面目出现的‘极端现代化’ 项目”，让小村终于成为一个耕地被占用殆尽的 “失地”村庄。但那些可疑的项目是如何得以立项、获批、实施的？一位驻村干部用粗话形象地概括了“被自愿” 的征地过程：“大狗日小狗，呵呵哄哄（呵斥加哄骗）。” 征地补偿费在谈判后基本没有增加，但扬言要“讲道理” “抵死不签字” 的小村人最终却“不战而降” 地拱手让出土地，当中的奥妙其实早已不是这个时代的秘密：“以征收的方式进行土地协商谈判转让，以政府的强力为后盾，单方面提出一个不可谈判的价格，逼迫土地所有者必须接受”。

书中一位村干部说：“人家那些地方（指西方国家），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在我家中国，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所以呀，赶紧先拿到钱再说。” 这准确地体现了中国的农民-国家-土地产权关系。在农民眼中，具体的地方政府只是“政府” 和“官儿”，总体的“国家” 才被视为“父母”。正因如此，他们才会坚持 “来自中央” “划进红线” “拿到批文” 等看似可笑的国家正规征地形式，才会相信“一条自古以来的伦理或规范” ——国家将来会回报他们，才会接受远低于自己十分清楚的“市场价格” 的征地补偿费。这种“道义经济观” 及其后果，“正是当下以国家为背景的极端现代主义资本积累得以有效和快速形成的条件”。

“异托邦”、新农村与城中村

小村人“盖房子” 的故事，就是与生存环境相互缠绕地建构村庄的居住环境与差序空间模式的过程。

从1974年开始，老生产队长家用整整两年，盖起了一座“三间四耳” 的平实安稳的房子。建筑本身的完整阔大符合了大地方正的世界观，可以说是传统文化空间的“生活细胞” 式的典型体现。而四代同堂所代表的人际和谐、家庭和睦、生活富裕、社会地位荣耀等象征意义，与按照效益、整齐、平均的集体主义和农村现代化理想规划的“两间两耳” 土木结构房子相互对照并存，成为了集体主义时代的一种“异托邦” ——复杂、虚幻而又真实的 “异域”。即使在那个以最均值化空间和家宅平均主义为意识形态的时期，“村民都会鼓励、容许或激励某些精英去建造符合地方空间观念的建筑”。

最新一轮小村整体批地建设的新村，由于村里只管各家地下的单位面积尺寸，不管天上盖多少层，这种 “管地不管天” 的政策，无疑都让村民将空间扩展指向垂直方向，而层数和内外装修更是成为各家在村中争气与炫富的重要指标。七高八低的楼群远离了规划图纸的原意，无论是出于“他盖得起，我咋个盖不起” 的心态，还是出于“我上面高了，我可以压倒别人” 的想法，都体现出小村人盖房行为背后“礼治秩序” 的面目——他们所想象和感受的世界就是有高有低的差序化。这也正是小村支书所说的农村的那种“尘世上的东西”。

2006年以来，小村的新村建设和老村改造浪潮更多地与昆明市的城市化过程关联起来，被领导视为“毒瘤” 的城中村迅速蔓延。国家、资本和农民的 “合谋”，将本应具有 “剥夺性积累” 性质的城市化，转变成农民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互惠-补偿”。在整个征地过程中，小村没有出现任何上访、告状、“群体性事件” 等情况。遗憾的是，国家、资本和农民皆大欢喜的“共赢” 局面却无法改变有得必有失的规律——城市化的成本最终依然要由 “耕地迅速消失”“生态环境恶化” “城市规划与土地规划名存实亡” 来支付。农民与政府“协力” 对土地和环境进行 “栖居式剥夺” 开发固然带来严重的后果，但不应忽视的是这种代价却又使得农民的建房资金、宅基地、仪式空间、政策允诺甚至社会矛盾的转移或减缓等都成为可能。

无论如何，种种变化都没有妨碍小村人在栖居的环境中延续、建成甚至发明传统，“将灶君贴在装着电子炉的厨房里，将照妖镜和斩妖刀挂到防盗铁门上，到新亚洲体育城的广场上唱花灯……” 作者在书中着力描述与分析了村里为“灵性” 之物“石猫猫” 搬迁挪移、盖屋造庙的时间-地理路线。但更为耐人寻味之处，其实是村里财神庙当眼处墙上财神雕塑者的小广告：这个匠人坚持在财神身边而非对面的墙上留下自己的姓名和手机号码，不然会“怕人家看不见”。受到现代城市工业文明与当代市场经济双重挤压的乡土世界的现实图景，就这么跃然纸上。

荒弃、异化与空心

20世纪40年代，户籍调查与人口普查的全国主持人、清华大学陈达教授骑着一匹马，代表国家进入“化外之地” 的滇池沿岸地区，却发现乡下人“茫然无绪”；在前著末尾，作者则感叹：“今天国家的进入是坐着汽车来的。” 而如今，当国家带着推土机、打桩机和吊车，推行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三者合一的“现代化” 时，不少农民却也开始真心拥抱发展主义这种“使整个国家都着魔崇拜的信仰”。因此，农民从整体上说并不完全依循詹姆斯·斯科特在学理上指出的那种以“弱者的武器” 进行反抗的模式；为了在生态性约束中获得更多的土地、水利、粮食和生存空间，他们甚至会“比国家更‘激进’” 地改田、征地、拆旧屋盖新楼。

作者在书中一再强调，农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并非像国家-社会二分框架所假定的那样互为外在主体的对立，而是一种互惠或互补的、像费孝通所描述的那种“推己及人” 式的差序格局。农民与地方政府官员之间的“（工具）理性交往” 以对“父母国家” 的信任为前提，并以“国家” 这个虚化的所有者作为最后的威慑与底线。值得注意的是，“从国家一面看农民，图景则要复杂得多”，“父母官” 和“子民” 之间的互惠关系传统经常出现自相矛盾、式微甚至断裂。更为悲剧的是，一些地方官僚与利益集团联合起来“利用农民的‘国家’ 想象和与想象错位的法律去剥夺农民”，这正是当代农民与国家关系的死结所在。

作者提醒我们，农民与国家的 “伟大现代主义” 项目存在的“契合” 或“协力”，只限于意识形态和观念层面；事实上，在日常生活实践的细微之处，大部分人都受到了“践踏”，甚至有一些“本来与世无争，生活得很安然的生命” 遭到“悄灭” ——“死得无声无息，没有表达任何反抗的意愿，没有出现抱怨的言辞”，没有隐蔽的话本，没有抵抗的姿态。这隐隐呼应了前著在讨论“罪过与惩罚”时提出的一个问题：如何在眼前这个激变的时代里“做人”？当非正式的社区行为规范和实践、以国家权力为依托的正式社会规范、个人的图谋与考量、官方的宏大意识形态符号与道德号召等交织在一起时，每个个体可能就像一条鱼在滇池中游着，“可以在脏水里游，也可以在清水里游，反正就是游而已”。

作者无奈地说，《共产党宣言》中的那句名言“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应该被改为“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变换形状了”。或许真正荒弃、异化与空心的并非农村，而是城市甚至更高层次的存在。但我们必须看到，当地志反映出一个陌生的故乡，当每个人的家园都在沦陷，总有些坚固的东西依然存在，或坚韧，或坚硬，或坚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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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晓阳：《小村故事：地志与家园（2003～2009）》，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本文发表于《南方都市报》2011年5月22日AII-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