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转型中国的脉搏

私人手机

“一个私人的电话号码和一台私人的手机”，当提摩·科坡玛在《口袋里的城市：移动信息社会的诞生》一书中如此表达年轻人购买手机的欲望时，也许不会想到，同样的渴望正在手机生产量占世界市场总份额一半以上的中国生长，甚至正在广东省内只属于低收入阶层的农民工群体中蔓延。

罗沛霖与彭铟旎在论文《关于中国南部农民工的社会生活与手机的研究》中向我们揭示的这一微妙事实背后或许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伴随着手机的迅速扩散，面子、性别关系等在广东的农民工中那些传统的文化要素正在经受冲击；但与此同时，手机使农民工可以与四散各方的家人保持频繁的联系，传统的亲属关系也得到了增强。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农民工购买和使用手机的初衷是为了能够与家人的联系更方便更频繁，但当他们被这种永久性的联系吸引后，他们对家庭物质福利的关注却变得更少了——“他们在手机上花费了更多的金钱，虽然他们比以前挣得更多了，但是他们给家里寄去的钱却比以前少了”。现代与传统、城市与乡村、工业时代与信息时代、自我意识与群体联系，都通过这样一台小小的机器、这样一个生活细节而奇妙地交会在一起，令人着迷。

这种以社会学的视角来透视城乡日常生活并对其进行探究和反思的方法论思想，正是收录上述论文的《城乡日常生活：一种社会学分析》书中各篇文章共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它们都试图对处于变迁之中的中国城乡社会进行学术探索与记录，并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把握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的变化的脉搏”。总的来说，它们既本着“长时间、宽视野、远距离” 的研究设想来重新检视转型期的中国城乡社会生活，又努力去精确认识和准确把握种种社会现象以及背后更为深刻具体的意义。

“不爽”

我们或许已经对 “农民工” 这个名词熟视无睹，却并不知道，正如王春光早已指出的那样，如果将20世纪80年代初次外出的农村流动人口算作第一代，那么我们目前主要接触的90年代后初次外出打工的农村流动人口则应该被视为“新生代”：他们年龄更小（外出时平均年龄只有23岁）、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大部分人具有初中以上学历）、没有务农经验、外出动机从经济型转向生活型或者两者并重。只有明白了这点，我们才能理解彭铟旎在《非正式规则：珠江三角洲新一代流动农民工的行为策略》一文中的心痛——新一代流动农民工群体作为一群依然处于社会底层而且前途渺茫的人，循规蹈矩的行为方式已经无法使他们在社会夹缝中获取流动机会，而勤奋努力的表现也无法消除他们所体验到的不公平与相对剥夺感。因此，他们只能通过打破常规的社会运行规则来获取行为意义的合理性或合法性基础。所形成的非正式规则不能为他们自己带来长久的利益与福祉，甚至在短期获益的背后掩藏着更为严重的后果与代价，仅仅是一把流动农民工在反抗社会不公正待遇的同时也伤害了自己的双刃剑。但这毕竟是“在一个社会整体结构内部因为社会制度和社会资源安排的不公正所导致的亚群体利益长期被忽视的结果”，反映出他们对社会现实的反抗与控诉，以及以“即时享乐” 的理念在绝望的生活中获取生活的意义。

农民工频繁地辞工或者换工行为正是非正式规则的一个很好例子。这一现象背后不再是简单直接的经济利益因素，而很可能具有发泄愤懑的非理性色彩。台湾某大学科班出身的徐某为了使得企业的管理更趋于现代化，要求每位工人在辞工时都要填写一份问卷，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辞工”。出人意料的是，一位工人只用了两个字来回答这个问题——“不爽”。正是这两个字，使得徐某试图了解工人内心想法的努力化为泡影，却也正是流动农民工周遭生存状况与焦躁不安的心态的真实写照，是他们为那个带来各种限制与制度壁垒的主流社会的“深度失望与不满”。雇主之所以能够约束员工，是因为手中掌握了工人希望能通过遵循主流社会规则而获得的资源与机会，但当新一代流动农民工意识到自己能获得的雇主青睐、社会认可与资源机会极为有限时，“他们便不再忌惮对主流社会规则的破坏所带来的惩戒，因为主流社会已经无法从他们那里再夺得更多的资源了”。这是何等的触目惊心。

更为可怕的是，他们的生活似乎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因为在社会结构中的无望，所以在地域上频繁地流动，但流动又带来更深层次的限制与绝望。新一代民工似乎永远找不到出路与希望，他们是城市文化与农业社区的“双向的边缘人”，是相对工厂区当地居民来说没有过去的异乡人，是就社会流动机会而言没有未来的陌生人。

乡村的危险

同样的矛盾与困境在全书中似曾相识甚至司空见惯。曹理达在《村落社会的解体和能人治理的幻灭》一文中以Z村为例，揭示了通过民主选举使村庄精英参与村庄政治的理想的幻灭。由于公共资源的缺乏和村庄外部就业机会的增加，该村的能人在推力与拉力的共同作用下被推向了行动上与心理上离乡的路。大规模的“离乡” 加剧了文化网络的断裂和村庄联结的松散化，并使能人处于一种尴尬的处境中：他们向往村庄外面的世界，但城市却在生活成本、户口政策、文化差异等重重堡垒背后只给予他们单纯的 “谋生之所”的面目；不甘心在村庄扎根的他们对村庄生活已经无法倾注精力。更为危险的是，如果能人不愿参与村庄事务而只把村庄作为自己的居住地，村庄的公共事务将得不到有效的管理与运作，村庄的政治将无法提供让村民满意的公共物品，这将导致更多的村民“心理离乡”，村庄在这样的恶性轮回中将日益沦为不断侵袭的城市的附庸。

另一种危险性则是像陈超在《村庄关系网络的重构与选举胜出的机制分析》中指出的那样，在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过程中，传统文化与现代制度都无法控制人们的整个生活，如果村庄缺乏公共资源、村庄精英对竞选村干部参与热情不高、普通村民对选举缺乏期许，以血缘、地缘、互动频率等为基础的“熟人社会” 与关系集团有可能操纵选举，最终使劣迹斑斑的“村痞” 获取了最大的竞选资源并当选主政，村干部直选和村民自治有可能远离其“草根民主” 的既定目标。

教徒、女儿与私营企业主

梁玉梅在《天主教徒：边缘化地生活在村庄世界中》一文中感叹，虽然天主教教义要求教徒的宗教生活高于俗世生活，但在普通的村庄天主教徒那里，俗世的力量更为强大，精神层面的关注只能“在日常生活流上投下稀疏的光影，却难以改变随风卷起的波纹”：在日常互动、村庄经济、村庄政治中，教徒一般都处于村庄中的边缘位置，在其他村民都努力争取、顽强打拼的现状下，教徒如不尽力争取，只会更加边缘化；但如果家庭营生活动与教徒宗教生活相冲突时总是后者让位于前者，如果年青一代参与宗教仪式的频率日益下降，在不远的将来，很可能教徒感受到的宗教信仰会越来越稀薄，离天主的光辉越来越遥远，最后的结局甚至有可能是天主离开“自我遗弃的天主教徒” 遁身而去，使天主教徒仅仅成为一个身份上的符号。

陆毅茜在《离家与回家》中探讨了中国当代城市家庭中遵从父母与长辈、缺乏自主性意识、以家庭为本位的“传统” 型观念与强调个人独立自主、看重个人本位的“现代” 型观念的冲突与融合。受访者李女士的大女儿听从父母安排自己的感情与婚姻生活，并且具备了门当户对意识、光耀门楣意识、对父母的尽孝意识等较多的传统元素，却离家远在美国，经常打越洋电话回来哭诉自己所做的梦与对母亲的眷恋牵挂；相比之下极具现代意识的二女儿强烈地希望摆脱家庭约束、积极追赶时代潮流，最后却因为 “现代式婚姻”的解体而回家居住，寻求可以躲避伤害的庇护所。中国人的归属感正好来自魂牵梦绕的“家” ——这个“家” 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家长制” 或“家族主义”，而应是中国人潜意识中的经济依赖、情感依赖与血缘关系的复杂糅合。

美国学者倪志伟在《市场转型理论：国家社会主义从再分配向市场的过渡》中曾提出著名的“市场机会命题”：社会主义国家由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导致了出现以市场为中心的新的机会结构和社会流动途径，经营企业成为官僚晋升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但高虹远在《私营企业主的自我定位和子承父业的无奈选择》中对浙江某市私营企业主个案所做的分析却对此提出异议：私营企业主在自我定位时采取的是让自己感觉自卑的文化资本标准而不是本应自傲的经济资本标准，因此他们把自己归入文化资本贫乏的“社会中下层”，并且做出很大努力试图使下一代通过教育进入体制，认为这才是实现“向上社会流动” 的途径与标志，至于学业无成或融入体制失败后的回家“子承父业” 仅仅被视为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这恐怕和许多读者的印象与设想大相径庭。

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呈现

这是一本有骨头的书。但其硬朗、坚实、鲜明，并非全然出自著述者的文字，更是来自坚硬的生活本身。学者或许迷恋于大时代背景下迅疾的变迁与剧烈的改变，但对于一个个活生生的研究对象来说，点滴温凉，倏忽流光，便已构成日常生活中至为坚固的内容。历史是以无数普通人为主体创造和传承的，因此关注、观察、研究、讨论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无论对研究社会、对认识历史还是对反思当代人的处境来说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在习惯了以名词替换个人、以动词简化行为、以形容词代表状态的当下，在一切庄重与严谨都模糊不清的此刻，这一点尤为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更愿借用美国社会学家、符号互动理论代表人物戈夫曼的著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题，称本书为“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呈现”。

这又是一本真诚的书。书中相当一部分文章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本科生的田野调查成果或毕业论文，无论就其深度抑或广度而言，图书简介中称其“反映了中国大陆社会学者在定性研究方面目前所达到的水平” 恐为溢美之词。但作者们多已倾其学力、尽其所能，向我们展示各种须关注与重视的问题，以及各种有意无意地被忽视、混淆或者掩盖的问题。该书或者尚不足以代表目前中国社会学定性研究的最前沿和最高峰，但我们无疑可从作者身上看到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未来与中国社会学学术力量的未来。正是因为他们，一个更加饱满而真实的中国社会才能就此呈现在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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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善华主编《城乡日常生活：一种社会学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本文发表于《南方都市报》2008年9月14日B1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