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战后中国社会的变化 农民起义的酝酿

《南京条约》及其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后，除了列强大量损害中国主权外，中国的社会经济开始出现新的深刻变化。人们从日常生活中已感受到了社会的剧烈动荡。

首先是位于东南沿海的五个通商口岸，鸦片战争后迅速地畸形繁荣起来，又以上海的发展变化为最大。除广州是旧有的开放口岸外，其余四口于1843—1844年间相继开放。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福州和宁波贸易增长相对较慢。厦门的传统贸易对象是台湾以及南洋的菲律宾，与欧美商人的需求也不尽一致。而上海地处长江出海口，交通方便，又与丝、茶的传统产地相距较近，因而鸦片战争一结束，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就开始把经济侵略的重心转向上海。自19世纪50年代中期起，上海的出口贸易已占全国出口的一半以上，从而取代广州成为对外贸易的中心。1845年，英国驻上海领事与清政府地方官员议定土地章程，在上海划定一个区域作为英国人居留地。这是外国在中国设立租界的开始。接着，美、法两国也相继在上海强行划定了租界。由此开始，租界制度逐渐推广到其他通商口岸。最初，中国政府对租界内行政、司法等还保有干预权。后来列强逐渐排斥中国的治权，实行独立于中国的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使租界成为所谓“国中之国”，成为它们进行政治和经济侵略的基地。它们在各通商口岸的租界或租借地，开设商行，经营贸易，更有人走私、贩毒、掠卖人口、充当海盗以及从事其他种种骇人听闻的活动。正如恩格斯为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一篇社论中指出的：这些人“保留了大量的为我们16世纪和17世纪的共同祖先所特有的古老的海盗式掠夺精神”。甚至英国驻上海领事也不得不承认，来自各国的这群外国人，生性卑贱，放纵强暴，为全中国所诟病，也为全中国的祸患，是“欧洲各国人的渣滓”。

其次是外国商品的倾销开始破坏中国的手工业生产。五口开放以后，英、美等国的资本家欣喜若狂。璞鼎查回国后，很得意地告诉英国资本家，说是已经为他们的生意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兰开夏全部纺织厂的产品也不能满足中国一个省日常需要的布料。英国资本家也以为，只要中国人每人每年需用一顶棉织睡帽，全英格兰现有的纺织厂就已经供给不上了。于是他们把大量棉纺织品和其他各种工业产品运到中国来销售，甚至把中国人根本不使用的餐具刀叉之类以及钢琴等，也大批运进来。然而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基本上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商品经济在广大乡村地区依然很不发达。那些潮水一般涌进来的外国货物，不得不大批地积压起来。从1846年起，英国对华商品输出量开始急剧下降。因此对于外商来说，五口开放后短期的商业效果是极不理想的。不过进口商品由于价格便宜，尤其是英国商人为了摧垮中国的手工纺织业，不惜以低于成本20%—30%的价格倾销其纺织品，因而逐步在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为自己打开了销路。这些地方的富裕阶层和商业人口穿用洋布的逐渐增多。英国输入中国的货物总值，从1855年起重新上升。而东南沿海一带的家庭纺织业也开始衰退，中国土布逐步大量退出沿海城市市场。

鸦片战争打过了，鸦片走私依然是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的重要手段。从英、美等国来中国的商人，几乎无例外地都参与过这项毒品生意。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既不敢再谈“禁烟”，也不便公开“弛禁”。英、美等国的鸦片贩子们便无须缴纳关税，肆无忌惮地将非法的鸦片贸易公开化。南起广东、北到奉天（今辽宁省）的许多港口，成了鸦片走私船经常出没的地方。鸦片输入的数量逐年增多，据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记载，1843年近4.3万箱，超过战前最高数，1855年超过7.8万箱。10余年间，数量翻了一番。其价值也从一千数百万元增到3000多万元。外国鸦片贩子每年从中国运走1000万元以上的白银。鸦片战争前已经很严重的白银外流问题，这时更加严重。银钱比价差额越来越大。1838年，白银1两换铜钱1600文，1842年已涨到1700余文，1849年更达2350余文。中国的财政金融、人民生活受到的威胁更加严重。

中国人民对于西方列强的侵略活动，进行了种种不同形式的抵制和反抗。鸦片战争时期，广东人民目睹了英国侵略者的种种倒行逆施，曾进行过有力的抵抗。鸦片战争后，他们反对外来侵略的爱国热情愈益高涨。在地方民间团体“社学”的组织领导下，进行了反对英国在广州强行租地和反对英人进入广州城的多次抗争。1847年3月，英军突袭虎门，闯入省河，准备强行进城。广州的社学壮勇立即武装戒备，广州城乡出现揭帖，号召“四民人等，务宜齐心杀绝，不准一步入城”。清朝当局既屈服于侵略者的淫威，又害怕激起民变，只得约定英人两年后入城。而到了1849年，当港英总督文翰亲率兵船再次闯入省河时，南海、番禺各社学团练纷纷赶至河边，10余万人严阵以待，杀声震天。文翰慑于广州群众的声势，只得再次暂时放弃入城要求，退返香港。

鸦片战争的失败，还使得中国国内社会各阶级之间，尤其是官民之间的矛盾斗争激化。大清王朝已经毫无振作的希望。因循守旧的官场习气，使得清朝官员中，为官清谨者但拘文法，中下者更堕废苟且，形成了“贪与廉皆不能办事”的可悲局面。各级官府，尤其是州县的所谓“亲民之官”，只知变本加厉地敲诈勒索，把战费与赔款的负担转嫁给广大纳税者，尤其是贫苦农民的头上，致使他们的生活陷入绝望的境地。官府与人民大众（包括相当部分的中小地主）之间的关系已更加恶化。早在1843年，也就是鸦片战争刚刚结束后一年，时任两江总督耆英向皇帝汇报说：“官与民，民与兵役，已同仇敌。……吏治日坏，民生日困，民皆疾视其长上。一朝有事，不独官民不能相顾，且将相防。困苦无告者，因而思乱。”到了19世纪50年代初，天地会系统的《万大洪告示》痛心疾首地宣称：“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污吏，何异虎狼？富贵者纵恶不究，贫贱者有冤莫伸，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我等仁人义士，触目伤心，能不将各府州县之贼官狼吏尽行除灭，救民于水火之中也！”

人民的反抗斗争愈演愈烈。首先是抗租抗粮斗争不断涌现。南方是稻米的主要产区，东南更是清王朝所谓财赋之地。江浙一带的佃农，面临愈益增加的地租剥削，曾多次掀起抗租斗争的风潮。与抗租斗争相表里的是针对官府的抗粮斗争。由于钱粮的征收直接牵涉各阶层人民的利益，抗粮斗争的参加者更为广泛，其影响也更大些。人数众多的自耕农和贫农占有土地少，但赋税负担重，是抗粮斗争的主力。中小地主及其知识分子则是抗粮斗争的积极参加者乃至组织者。据记载，1842年湖北崇阳县的抗粮斗争，其领袖人物钟人杰是“有名行善富户”，起初只是反对地方官暴敛横征，后因清廷“剿灭”政策所逼，才发展成万余人的反清起义。1844年湖南耒阳和台湾嘉义的抗粮斗争，其领袖人物分别是富户、秀才和一位武生。其后浙江、江苏、江西的几起抗粮斗争的领袖骨干，也都是些贡生、秀才、武举甚至医生。

清政府对各地的抗租抗粮采取了武力镇压的强硬措施，迫使各地的斗争逐步演化升级为直指清王朝的武装起义。秘密社会组织，尤其是南方的天地会，因而空前地活跃起来。清代秘密社会名目繁多，但大体上可归结为以白莲教为主体的教门系统和以天地会为主体的会党系统两大类。白莲教主要在长江以北活动。在嘉庆初年川楚陕三省白莲教大起义及稍后的天理教起义相继失败以后，其有生力量遭到极大摧残。及至道光年间，教门系统已逐步衰微。与此形成强烈对照的是南方的会党系统开始日益活跃起来。会党系统中最早也是最大的组织为天地会。该会以“反清复明”“替天行道”为宗旨，在嘉庆、道光年间迅速发展。鸦片战争后的10年间，天地会（包括其各支派）的势力，已遍及闽浙、两广、湘赣、云贵等南方省份。据统计，在嘉庆初年，天地会所发动的武装起事每年10起左右，而到道光末年（19世纪40年代后期）每年平均发生100多起，差不多增长了10倍。而这些武装起事，又相对集中于地域相连的广东、广西和湖南。面对天地会点燃的遍地造反烽烟，清政府防不胜防，剿不胜剿，极大地耗散了自己的精力。

 

中国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道路，中国社会的“沉沦”开始了。

1850年，一次强大的农民革命——太平天国革命，就在这样的形势下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