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清代前期的思想文化与科技

清代前期的近二百年间，早期启蒙思潮汹涌，晚季经世思潮澎湃，而主导学术文化发展的是康熙中叶以后肇兴、乾嘉时期大盛的经史考据之风。清王朝的两面性文化政策，既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繁荣，又禁锢着民主与科学精神的产生与传播。

 

一 清初启蒙思潮与三大思想家

明清之际，剧烈动荡的社会现实促使学者反思、总结历史教训。因此，清朝初年，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思想家。他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新思想新观念，形成早期启蒙思潮。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就是他们中的代表人物。

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又号梨洲，学者尊为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他志存经世，博学多识，一生勤于著述，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其中《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明文海》等影响深远。他最突出的理论贡献，是对封建君主专制政权体制的系统批判。在《明夷待访录》中，他猛烈抨击秦汉以来君主的专擅独裁，尖锐地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提出了“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的主张。他还认为秦以后的法律是维护一家一姓的私利，是一家之法，断言“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提出了“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法治主张。他又从明末经济崩溃的现实出发，总结历代经济政策的得失，阐述了“藏富于民”的主张。《明夷待访录》是黄宗羲政治理论的代表作，不仅在清初引起思想界的共鸣，而且对清末维新思潮的兴起也产生过积极的推动作用。

顾炎武，原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或自署蒋山佣，学者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他为学以“明道救世”为宗旨，主要著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音学五书》、《亭林文集》等。《日知录》是他一生的力作，是为了“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他的历史贡献，主要在于务实学风的积极倡导。他的实学思想是在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中建立起来的，为当时及后世示范了一种严谨健实的新学风，开拓了广阔的学术门径。而他重资料、重实证的治学风格，尔后遂演变成乾嘉汉学的基本方法。

王夫之字而农，号薑斋，学者尊为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在清初诸儒中，王夫之学术体系缜密，最为博大。他在经学、史学、子学、文学（包括诗词歌赋）诸多方面都有突出成就，著述宏富。重要著作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永历实录》、《读通鉴论》、《宋论》、《张子正蒙注》、《思问录》、《老子衍》、《庄子解》、《黄书》、《楚辞通释》等。王夫之博大思想体系的形成，是他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批判继承的结果。他出入理学而又能超越理学；他排斥佛老的世界观，而又吸取佛老的方法论；他很注重人类文化知识和思维成果的积累，但更加强调富有创造精神。他和同时代的启蒙者一样，憎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无论是他的政论、史论及至某些经学、哲学著作都贯穿着他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

 

二 清廷的文化政策

清廷的文化政策具有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是民族高压，文化专制，大兴文字狱，产生恶劣影响；另一方面是崇儒重道，重视图书编纂，对文化发展起过积极作用。

文字狱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而康雍乾时期，随着封建专制主义君主集权制的高度发展，政治思想控制日益严密，文字狱愈演愈烈。其案件之多，株连之广，处罚之严，都是空前的。除了镇压具有反清思想的知识分子外，大都是捕风捉影，寻词摘句，妄意引申，强加罪名。如徐骏的诗中有“清风不识字，何得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被认为是讥讪悖乱之言，斩立决。徐述夔的诗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被认为是“显有去本朝兴明朝之意”，徐述夔父子被开棺戮尸，其孙徐食田、为该书作跋和校订者处斩。清代的文字狱，不仅使大批知识分子和无辜牵连者惨遭迫害，而且在思想文化领域造成了严重后果，影响深远。广大士人在文字狱的威慑下，惴惴不安、提心吊胆。他们不敢谈论当前的社会问题，不敢编写清朝忌讳的历史，研究著述逃避现实、远离政治。这就使明清之际兴起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遭到禁锢，民主的和科学的精神遭到扼杀。17世纪以后，中国科技发展水平与欧洲相比，差距越来越大，这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由封建专制制度编织的思想罗网所起的恶劣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在大兴文字狱、钳制思想的同时，清廷又重视文教。顺治二年，戎马倥偬之际，清廷即开科取士。顺治十年，确定了“崇儒重道”的基本国策，以程朱理学作为治国理政、移风易俗的指导思想。康熙十八年和乾隆元年，特开博学鸿儒科。同时，清廷十分重视图书的访求和编纂，组织人力物力，大规模地编书，以显示其“稽古右文”的文治业绩。先后编有《明史》、《大清会典》、《平定三逆方略》、《朱子全书》、《律历渊源》、《康熙字典》等书。最著名的是《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

《古今图书集成》是一部大型的类书。它分列门类纲目，荟萃群书，从各种典籍中按类采择摘录，汇编成书。原由陈梦雷主持编纂，初名《古今图书汇编》。进呈御览后，康熙帝赐名为《古今图书集成》。该书于雍正年间由蒋廷锡等重加编校后排印问世，共有1万卷，分6汇编、32典、6109部，为我国古代的一部大百科全书。

《四库全书》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它把我国古代重要的典籍首尾完整地抄录下来，分编于经、史、子、集4部44类之下。共收图书3461种，近8万卷，包罗万千，广博浩瀚，为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的总汇。编纂工作从乾隆三十八年设立四库馆起，至五十二年《四库全书》缮写完毕止，历时15年。全书共缮写7部，分别收藏于内廷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避暑山庄文津阁等地。此外，又由纪昀等人撰写了《四库全书总目》，对1万多种图书（包括著录和存目）作了介绍和评论。然而，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也是禁书毁书的过程。在这期间清廷禁毁的图书多达3100多种，无异于一场文化浩劫。

 

三 思想学术

明朝末年，中国社会步入一个大动荡的历史时期。入清之初，经历明清更迭的天翻地覆，阳明心学乃至整个宋明理学趋于没落，我国学术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由于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诸多方面发展水准的制约，一时学术中人反思宋明，回归两汉，从而导致兴复古学风气的发轫。

康熙中期以后，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经济、文化的蓬勃发展，都有利于学术的繁荣，但囿于清统治者厉行的思想文化专制，学者们便把主要精力和兴趣投入经史的考证、辨伪、文字训释之中，于是经史考据之风大兴。阎若璩、胡渭以精于考据学而显名清初。乾隆、嘉庆两朝，考据学流行，形成了以总结和整理中国古代学术为基本内容的乾嘉学派。惠栋是乾嘉学派形成时期的代表人物。从惠栋之学到戴震之学，堪称乾嘉学派从形成到鼎盛的一个缩影。因惠栋为江苏苏州人，戴震为安徽休宁人，所以又有吴皖二派之分。此外，还有以焦循、汪中为代表的扬州一派，以全祖望、章学诚为代表的浙东一派等。乾嘉学派的成就，主要表现在经学、文字音韵学、校勘辑佚、子学与史学方面，尤以经学为最，无论是本经的疏解，还是群经的通释，都取得了超越前代的成就。惠栋的《后汉书补注》，是乾嘉时期博考古史的开风气之作。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赵翼的《廿二史劄记》、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是清代三部考史的名著。

乾嘉时期，在复古风气笼罩下的学术思想界，也出现了持有卓见的人物。最著名的如戴震，他虽为经学大师，却比惠栋和其他治经者高出一筹。所著《孟子字义疏证》是乾嘉时期最杰出的思想史巨著。章学诚是著名的史论家，代表作是《文史通义》。他的一生充满了逆于时趋的反潮流勇气。汪中的重要贡献是对荀子和墨子的研究。他肯定荀学是孔学的真传，肯定墨学旨在救世仁人和先秦时代儒墨并称显学的历史事实。洪亮吉的贡献是人口学说。焦循著述宏富，有通儒之称，尤以数学和易学、孟学研究最享盛名。

道光时期，清朝盛世已过，内忧外患，学术思想也随之一变。主要表现为今文经学自康乾时期的复苏渐至勃兴，经世思潮再度崛起成为时尚。清代今文经学之研究，由庄存与首开风气，刘逢禄发扬光大。嘉道时期的龚自珍、魏源，曾从刘逢禄问《公羊》。但他们胸怀大志，不屑为一经生，而是借《公羊》学说作社会批判，提倡社会变革。龚自珍和魏源都堪称时代的先知先觉者。

 

四 文学艺术

在清初的诗坛上，钱谦益、吴伟业可说是两位老诗人。钱、吴之外，还有享誉诗坛的“南施北宋”。“南施”指施闰章，“北宋”指宋琬。清初遗民诗人数以百计，以顾炎武成就最大。康熙中期以后的诗人，以王士禛最为有名。乾嘉时期，清代诗坛大致有三派，即以沈德潜、翁方纲为代表的复古派，以郑燮（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为代表的反传统的浪漫精神派，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派。嘉道之际，诗坛革新之风突起，呼唤改革的诗人辈出。龚自珍（浙江仁和人，今浙江杭州）可称为其中的佼佼者。他的一阕“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yīn）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感人肺腑，传诵至今。乾隆帝也在清代诗坛上占有一席之地。他名下数万首诗，并非全由自作，而且质量参差不齐，但还是有其独特的文史价值。

清前期主要的词人有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和张惠言。陈维崧的词气势豪壮。朱彝尊的词清丽高雅。纳兰性德是满族第一大词人，其词自然流畅，真切感人。张惠言是乾嘉之际常州词派的开派宗师，影响颇深。清初以散文名家者，有侯方域、魏禧和汪琬。清代中期，散文领域内的复古主义倾向有新的发展，此时文学派别虽多，但足以卓然自成家者，只有桐城文派和阳湖文派。

清代在文学上表现最为辉煌的当数小说和戏剧，产生了许多不朽的传世名著，涌现了一些中外闻名的作家。蒲松龄（山东淄川人，今山东淄博）的《聊斋志异》借妖狐鬼怪的故事，影射现实社会的黑暗，发泄他愤世嫉俗的情感。吴敬梓（安徽全椒人）的《儒林外史》是一部杰出的讽刺小说，无情地鞭挞科举取士的弊害，辛辣地讽刺了社会上层，尤其是一味醉心猎取功名富贵的儒林丑态。曹雪芹（幼居南京，后居北京）的《红楼梦》是中外文化史上最优秀的古典小说之一，不仅有深湛的思想和社会意义，而且有卓越的艺术成就，对近现代小说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在戏剧方面，戏剧理论著作有李渔（生于雉皋，即今江苏如皋，后居南京）的《闲情偶寄》，著名的传奇剧本有洪昇（浙江钱塘人）的《长生殿》和孔尚任（山东曲阜人）的《桃花扇》。清代中期，植根于民间的地方戏曲也蓬勃兴起，出现了“花部”与“雅部”争奇斗胜的局面。乾隆四十四年，秦腔艺人魏长生入京，京腔迅速吸收了秦腔的优点，两腔融为一体。五十五年，为庆贺乾隆帝80大寿，徽戏艺人高朗亭抵京，以安庆花部，合京腔、秦腔，名其班曰三庆。嘉庆以后，北京的徽戏出现了以西皮、二黄调为主体的声腔系统，这就是京剧的起源。

清代的画坛呈现一派百花齐放的景象。有著名的清初六大家，即王时敏、王鉴、王翚（huī）、王原祁、吴历和恽格。有勇于创新的“扬州八怪”，即乾隆年间在扬州卖画的一批画家，因反对正统画风，标举鲜明的个性，被目为怪异。还有活跃在宫廷里的西方传教士画家，如郎世宁、王致诚等，传入了西方绘画艺术（见彩图三十五）。

 

五 科学技术

清代，我国的科学技术在原有基础上有所发展。入华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知识又进一步促进了我国一些传统科学的变革，尤其在天文历法、数学、武器制造、地图测绘和建筑方面，有显著的进步和成就。

顺治年间，清廷采用了传教士汤若望按照西洋新法修订的《时宪历》。康熙年间，清廷命传教士南怀仁督造了六件大型天文仪器。它们是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地平经仪、地平纬仪、纪限仪、天体仪。这些仪器参考了第谷的设计，结合了欧洲的机械加工工艺与中国的铸造工艺，比中国传统仪器精致。南怀仁还编写了《灵台仪象志》，详细论述这六件仪器的制造、安装和用法，图文并茂，使用方便，成为钦天监的常用书。康熙末年，清廷组织中西学者编写了《历象考成》。乾隆年间又编撰了《历象考成后编》和《仪象考成》，制作了大型铜铸天文仪器玑衡抚辰仪（见彩图三十六）。《历象考成后编》采用了西方天文学的诸家新说，但没有介绍哥白尼的日心地动说。乾隆二十五年，传教士蒋友仁绘制了《增补坤舆全图》。在这幅图的解说中，蒋友仁介绍了哥白尼的日心地动说。由于清政府对天文历法的重视，民间的天文学研究也很活跃，主要代表人物有王锡阐、梅文鼎等。

康熙帝曾亲自向传教士学习西方数学知识，推动了清代数学的蓬勃发展，出现了方中通、梅文鼎、梅瑴（jué）成、明安图等著名数学家。康熙帝还开设蒙养斋，组织编纂了包含大量西方科学知识的《律历渊源》。这部书由三部分组成，其中之一就是《数理精蕴》。它是明末清初西算传入时期一部带有总结性的数学巨著，也是代表我国当时最高水平的数学百科全书，在有清一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早在皇太极时期，清廷就开始引进西方火炮，这对明清战局的转变产生了重大影响。顺治年间，清廷在北京开设八旗炮厂和火药厂，批量制造火炮。三藩之乱爆发后，因叛军实力极强，又盘踞在山水交错的湖广、江西等地，清廷急需轻便火炮。康熙帝命传教士南怀仁研制了大批轻便火炮。这些火炮被运往前线，为平定三藩立下功劳。南怀仁设计制造的神威将军等炮，后被运至东北，在抗击沙俄入侵的战斗中发挥了威力。可是，自康熙中期起，国内承平已久，清廷不再注重武器的改进和发展，日益落后于西方，终于无力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

康熙帝曾组织传教士和中国学者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地测量，绘制了《皇舆全览图》。这是经实地勘测，并用天文、大地三角测量等科学技术完成的全国性的内容详尽的地图。它从康熙四十六年开始试测，康熙五十七年编绘成册，历时十余年。它不仅是中国地图测绘史上的创举，而且在世界上也是规模空前的。乾隆年间，清廷又组织中西学者完成了《乾隆内府地图》（又称《乾隆十三排地图》）。它以康熙朝的《皇舆全览图》为基础，添加了新疆、西藏的地图，参考世界地图和俄国图籍绘制而成，与《皇舆全览图》相比又大大前进了一步。与现代地图的画法有所不同，《皇舆全览图》西到西经40多度，北至北纬55度，而《乾隆内府地图》却西到西经90多度，北至北纬80度，全图所及地域，北抵北冰洋，南至印度洋，西及波罗的海、地中海和红海，是当时世界上范围最大的世界分区地图。

清代前期，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政府和地主商人们大兴土木，宫殿、园林和寺庙建筑盛极一时，在工程技术和建筑艺术上都达到了很高水平。北京城内，与宫廷毗连的三海（中、南、北）是皇帝游乐宴息之地。城外西北郊有著名的三山五园，即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清漪园以及畅春园、圆明园。河北承德有避暑山庄。山庄周围又有宏伟的寺庙群，称为外八庙。雷发达及其子孙六代主持“样式房”，先后担任皇宫、三海、圆明园、玉泉山、香山、颐和园及东西二陵的工程设计，被称为“样式雷”。清代园林中，首屈一指的是圆明园，它是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顶峰，世界园林艺术史上的一颗明珠。它的兴衰始末与清王朝的盛衰转换紧密相连（图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