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明朝的灭亡与清兵入关

一 明末的政治腐败

明朝末年，政治黑暗。神宗二十多年不上朝，还经常将大臣们的奏疏留置宫中不加处理，称为“留中”。官员空缺往往不补。严重时，南北两京六部尚书缺员3人，侍郎少10人。万历朝三大征，耗费了之前张居正整顿财政所节省下来的银两，加剧了政府财政的窘况。神宗本人却贪财成癖，派宦官充任矿监和税监四处搜刮，激起了各地民变。在山东临清、湖广武昌、南直隶苏州等地，民变非常激烈。云南民众甚至将税监杨荣处死后扔到火中焚烧。对此，神宗感叹说：“（杨）荣不足惜，何纲纪顿至此！”

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不断加剧。在统治阶级的最上层，神宗偏爱郑贵妃所生皇子朱常洵，迟迟不愿册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大臣围绕立太子之事不断上疏，史称“争国本”。万历二十九年（1601），朱常洛被立为太子；然而，万历四十三年，一名男子试图闯入慈庆宫梃击太子，事件牵涉到郑贵妃，史称“梃击案”。

文官之间的党争愈演愈烈。万历二十二年，顾宪成因推举内阁大学士人选触怒神宗，罢官回乡，十年后在无锡创建东林书院。顾宪成曾说：“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这表明，以顾宪成、高攀龙为代表的一批正直的士大夫虽退居水边林下，仍存心世道。他们与朝中官僚士大夫遥相应和，抨击时弊，被称为“东林党”。围绕着此后每六年一次的“京察”，东林党与其他一些派系的官员之间发生党争，相互罢黜对方派系的官员。东林党的对立面，有宣党、昆党、齐党、楚党、浙党等派。东林党虽然多君子，但也有小人，而与东林党政见不同的诸党也不都是小人。东林人士过分严于君子小人之辨，对立党派也睚眦必报，致使党争愈演愈烈，从而破坏了晚明正常的政治秩序。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神宗病逝。八月，太子朱常洛即位，是为光宗（1620年在位）。朱常洛起用大批东林人士，将宫中所藏白银发往边疆充作军费，力图有所振作。然而，不到一个月，朱常洛因服用太常寺卿李可灼所制“红丸”而病情加重，暴病身亡，史称“红丸案”。朱常洛死后，其15岁的儿子朱由校即位，即明熹宗（1621—1627年在位），年号天启，并规定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后为“泰昌元年”，以保留明光宗的泰昌年号。熹宗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几乎是个文盲，喜欢在宫中做木匠活，将朝廷事务全部交给宦官魏忠贤主持。魏忠贤专权后，与东林党对立的齐、楚、浙三党中的人物如王绍徽、阮大铖、魏广微等，都投到了魏忠贤门下，借着魏忠贤的毒焰，大兴党狱，将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等东林党人下狱惨杀，又下令逮捕高攀龙、周顺昌等人。高攀龙赴水自沉，彰显出不屈的人格。无耻官员们尊称魏忠贤为“九千岁”，为他四处建造生祠，甚至有人提议将魏忠贤供奉孔庙。魏忠贤的暴虐专政，将明朝政治推向了黑暗的巅峰。

天启七年（1627）朱由校去世，其弟朱由检（1628—1644年在位）即位，年号崇祯。崇祯帝迅速处死魏忠贤，并在崇祯元年（1628）清理阉党。崇祯帝勤政俭朴，但生性多疑，急于求成。崇祯朝十七年中，共任命了五十余名内阁大学士，其中任期较长的温体仁、周延儒等人，后来都列名于《明史·奸臣传》，其人品可见一斑。在多疑和刻躁的驱使之下，崇祯帝肆意屠戮大臣。内阁大学士周延儒、薛国观，六部尚书王洽、陈新甲，督抚袁崇焕、杨镐等数十位大臣，都被处死。事实上，崇祯皇帝的所作所为，非但没能挽救明朝灭亡的颓势，反而进一步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二 满族的崛起和后金与明朝的战争

满族原名女真，1635年改称满洲。明朝对女真采取招抚为主的政策，设立辽东、奴尔干等指挥使司及卫所等行政机构，管辖范围包括女真地区。

女真分海西、建州、野人三部。女真建州首领努尔哈赤，姓爱新觉罗，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出生。他以先辈的“遗甲十三副”起兵，经多年征战，统一了女真各部，确立了八旗制度。明朝想通过扶植努尔哈赤以羁縻女真各部，但努尔哈赤另有谋算。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正月，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境内）称汗，建立“大金”（史称后金），年号“天命”。

后金建立后，努尔哈赤即筹划与明廷公开决裂。明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1618）四月十三日，他在赫图阿拉以“七大恨”告天，起兵反明。翌年，明廷以杨镐为经略，调集大兵，进攻后金，结果大败于萨尔浒（今抚顺东浑河南岸）。努尔哈赤乘胜攻陷开原、铁岭，吞并叶赫，兵锋直指辽沈。萨尔浒之战是明清更迭的关键性战役。之前，为应对与后金的战事，明朝政府增加摊派“辽饷”。然而，军事上的节节败退，使原本准备“事宁停止”的加派根本无法停止，从而加深了人民的苦难。御史袁化中说，朝廷最初“计饷八百万以剿，始欲保一隅以安天下”，结果却是“疲天下以奉一隅”。萨尔浒之战后，朝廷逮捕杨镐，改派熊廷弼为辽东经略。

此时，明朝军队在东北越来越被动，士气低落，补给困难，根本无力与后金军队抗衡。所以，熊廷弼采取“坚守渐逼”积极持久的防御之策，收效明显。然而，朝中浙党姚宗文等人攻击熊廷弼出关多年而没有胜绩。因此，朝廷罢黜熊廷弼，改命袁应泰为辽东经略。

明天启元年（后金天命六年，1621），后金军队攻占沈阳、辽阳等大小七十余城，袁应泰自杀。紧急关头，朝廷重新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但又任命王化贞为辽东巡抚。王化贞志大才疏，擅自行事，致使广宁卫（治所今辽宁北镇）失陷。事后追究责任，罪魁祸首王化贞只是被羁押，而熊廷弼先被下狱，后被处死。熊廷弼之后，继任的辽东经略王在晋的对策是退守山海关，而努尔哈赤则把都城南迁至辽阳，以后又迁至沈阳，改名盛京，并将女真人大批迁至辽沈地区，以巩固统治和准备继续南进。

天启二年，孙承宗以大学士身份督师，积极拓展山海关以外的防务。他任命袁崇焕为按察佥事备兵宁前道，驻守宁远（今辽宁兴城境内）。袁崇焕，字元素，号自如，广东东莞人，明朝末年著名的军事将领。在袁崇焕的经营下，宁远不仅成为关外军事重镇，而且成为“商旅辐辏，流移骈集”的贸易集散地。天启五年，由于阉党的攻击，孙承宗被高第取代。高第命令尽撤关外锦州诸城。袁崇焕拒绝放弃宁远，决心以孤城抗击后金军队。天启六年，努尔哈赤攻打宁远，结果后金军遭受重创，自己也负了伤，不久去世。宁远大捷是明朝对后金战争的首场大胜。此役，葡萄牙人的红夷大炮发挥了巨大威力。天启七年，袁崇焕以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节制关内外军事，不久因遭到魏忠贤亲信的弹劾，辞官回乡。

崇祯元年（后金天聪二年，1628），崇祯帝重新起用袁崇焕。崇祯二年，后金军队绕开明朝重点布防的宁远、锦州防线，侵入京畿。多疑的崇祯帝竟然怀疑袁崇焕通敌，将袁崇焕下狱，次年以凌迟之刑杀害。史称：“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明朝政府在东北的被动局面此后再也没能扭转。

 

三 李自成起义与明朝灭亡

明朝末年，灾荒频仍，赋役繁重。在自然条件差的陕西，农民更是陷入绝境。礼部行人马懋才说，他的家乡延安府遭灾后，农民只能吃树皮、观音土，甚至“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政府为节省开支，于崇祯元年听从兵科给事中刘懋裁撤驿站的请求，使得西北大批驿卒失业。此外，边镇士兵因拖欠军饷而哗变或者逃亡的事情时有发生。在明末农民起义中，饥民、驿卒和逃兵构成了起义军的主体。

天启七年（1627），陕西澄城县旱灾严重，知县仍然百般催缴赋税。灾民王二联络数百人，以墨涂面，冲进县城，杀死知县，而后逃入山中。王二起义揭开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序幕。崇祯元年，逃亡士兵王嘉胤在府谷起义；安塞“马贼”高迎祥率众造反，号闯王。一时间，秦地数千里深山大谷，皆“盗贼渊薮”。随着农民起义的不断发展，李自成和张献忠逐渐成为义军的主要领袖。

李自成做过银川驿卒，崇祯二年加入起义军，归高迎祥帐下为闯将。高迎祥牺牲后，其部下推李自成为首领，接过“闯王”大旗。崇祯十三年，李自成进入旱灾、蝗灾严重的河南，饥民纷纷响应，队伍扩大到十余万人。一些下层知识分子如牛金星、宋献策、李信（李岩）加入进来。农民军纪律严明，声称“杀一人如杀吾父，淫一女如淫吾母”，并提出“均田”、“免赋”的口号，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故“所过无坚城，所遇无劲敌”。崇祯十五年，李自成占领湖广襄阳，改名襄京，建立政权。崇祯十六年（1643），李自成攻占西安，建国大顺，改元永昌。张献忠于崇祯三年在米脂起义，称“八大王”。他曾经多次向明朝政府假装投降，但不久又重举义旗，屡降屡叛，在斗争中发展壮大，成为李自成义军之外另一支重要力量。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农民军从西安出发，直指北京。农民军所至之处，摧枯拉朽，不到两个月便占领了整个山西和北直隶。三月十七日，大顺农民军抵达北京城下。三月十八日夜，大顺农民军对北京城发起强攻，太监曹化淳开彰义门迎义军入城。凌晨子时，崇祯帝在煤山（今景山）自缢身亡。十九日，李自成“毡笠缥衣，乘乌驳马”，率领大队人马，由德胜门入城。这一年，张献忠所率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四川，占据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权。

崇祯帝之死，标志明王朝的结束。然而，大顺农民军也并没有获得最后成功。

 

四 清兵入关与山海关之战

就在明末农民大起义揭开序幕的前一年（1626），努尔哈赤去世，皇太极继承汗位。他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和巩固后金统治，并以明朝的政治体制为模式，改造自身的政治体制，推动后金封建制的发展。天聪九年（崇祯八年，1635），皇太极宣布废除女真旧称，而以“满洲”作为新的族名。天聪十年四月，皇太极即位称帝，改国号为“清”，改元“崇德”。从此，他开始集中力量，大举伐明。崇德元年（1636）、三年和七年，清军三次绕道边墙隘口，采取突然袭击方式，长驱直入，攻打北京附近州县和山东地区，大肆掳掠之后，迅速返回，不在内地停留。掳掠的对象主要是人口、牲畜、金银珠宝和布匹等。这种掠夺性的战争，给内地人民带来灾难，消耗了明朝的力量，增强了清的实力。

崇德八年（崇祯十六年，1643），皇太极猝死，年仅6岁的福临继承皇位，年号顺治。摄政睿亲王多尔衮掌握大权。这时，明王朝已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摇摇欲坠。顺治元年（1644）四月初，大学士范文程上书多尔衮，建议清军迅速出征，与农民军争夺天下；得地必守，毋弃毋屠；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多尔衮采纳了他的建议，四月初九日率领大军自沈阳启程。几天后，清军抵达辽河，得知明朝灭亡。多尔衮下令加紧进兵，准备乘机入关，镇压农民军，窃取胜利果实，实现统治全国的目的。途中意外接到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的书信，请求速选精兵合击农民军，直入山海关，首尾夹攻。

多尔衮果断决策，率师直奔山海关。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指挥大顺军，与吴三桂军鏖战于山海关石河西岸。农民军作战勇敢顽强，又在兵力对比上占有优势，逐渐从三面包围吴三桂军。但至次日，多尔衮率领的5万余名满洲八旗骑兵突然杀入战场，与吴三桂联合作战，击败了大顺农民军。

满洲贵族与明朝降将互相勾结、合力剿杀农民军的山海关之战，为清朝定鼎北京铺平了道路，成为由“明”入“清”这段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多尔衮封吴三桂为平西王，拨给兵马，命他为追杀大顺军的前驱，自己则亲统八旗劲旅，直奔北京。多尔衮向诸将申明，此次出兵是为了夺取天下，沿途不得杀害无辜，劫掠财物，焚烧庐舍。清军一路传檄明朝地方官，声明要为他们报君父之仇，宣布“吏来归，复其位；民来归，复其业”。永平、昌黎、滦州、丰润等地的明朝地方官员，相继开城迎降。五月，多尔衮进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