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隋唐社会经济与阶级结构

一 均田制及其崩坏

隋朝仍然施行均田制。开皇二年（582）规定：丁男、中男受露田80亩，永业田20亩。妇女受露田40亩。奴婢5口给1亩。诸王以下至都督，还可请占永业田100顷至40亩不等。

唐朝初建，利用荒地较多的条件，继续施行均田制。武德七年（624）后不断发布《田令》，规定了均田制的主要内容：丁男（21—59岁）、中男（18—20岁）给永业田20亩，口分田80亩；60岁以上老人、残疾人给口分田40亩；寡妻妾给口分田30亩；良口3口以下给园宅地1亩，每3口加1亩。各级官员还可受永业田100顷至60亩不等。应授受之田，每年10—12月按一定程序完成，登记在簿籍中。永业田可传子孙；口分田身死“则收入官，更以给人”，一般优先给近亲中受田不足之人。庶民身死家贫无以供葬，可卖永业田；自少田乡迁往足田乡，以及用作住宅、邸店、碾硙（wèi），可卖口分田。

唐朝均田制明确取消了隋朝均田制中的奴婢、妇人受田，增加了僧人道士和工商业者的受田，土地买卖限制放宽，内容更详备。从近代发现的敦煌、吐鲁番户籍文书可知均田制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行（见彩图十九）。如武周大足元年（701）敦煌户籍所记“邯寿寿户”有白丁一，小女一，寡妻一，登记“合应受田一顷三十一亩”。按《田令》规定：白丁受田100亩，小女不受田，寡妻受田30亩，3人受园宅地1亩，合计131亩，与户籍登记数字相合，证明《田令》规定得到执行。但同时，此户籍又记该户实际受田只有44亩。敦煌属于足田的宽乡地区尚且如此，可见当时农民受田普遍不足。

均田制具有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的外观，但因永业田可传子孙，具备私有土地性质；口分田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买卖，实际也是私有土地。唐朝实行均田制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适当限制土地的占有、继承、转让，并将部分国有土地（包括户绝田、罪没田、无主荒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户，以抑制土地兼并和土地集中，扶植自耕农。农民依法占有少量土地，成为自耕农，生产积极性提高，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唐前期国力日益强盛与均田制的推行有一定关系。

《田令》规定官员可按官品、勋级占有大量土地，又规定土地可有条件买卖，导致“籍外占田”、“限外更占”的公开化、普遍化，加上国内人口日益增多，荒地减少，造成能够还授的土地越来越少，土地兼并日益加剧，以至“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受田不足的均田农民，经济力量脆弱，在繁重的赋役负担下破产成为逃户。土地兼并使国家没有可授之地；农民逃亡使户籍虚乱，国家无法按籍授田。安史之乱后《田令》中土地还授的规定已是一纸空文。到唐德宗实行两税法，按个人实际占有土地面积征收“地税”，等于宣布承认私有土地漫无限制状况的合法存在。“疆畛相接，半为豪家；流庸无依，率是编户”，均田制只能彻底弛废了。

唐朝后期，国家的土地政策主要是关注如何处理户口逃亡后留下的“逃田”，以增加财政收入。从北魏开始实行了300年的均田制终于从中国古代土地制度中消失，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加快，国家对土地产权的干预相应减少了。

 

二 从租庸调制到两税法

隋和唐前期的赋役制度规定在《赋役令》中。

隋朝初年规定18岁以上为丁。一夫一妻交租粟3石、调绢1匹（4丈），绵3两；单丁和奴婢等交一半；丁男每年服役一个月。开皇三年（583）减轻赋役，改成丁年龄为21岁，等于丁男少服3年徭役或兵役；又改丁男每年服役日期为20日，调绢4丈为2丈。开皇十年补充规定：丁男满50岁，可以“庸（绢）”代役。隋政府减少徭役和绢布征收，并一定程度允许以庸代役，符合社会发展要求。此时对“庸”的规定尚不完善。

唐高祖武德七年（624）《赋役令》规定：21—59岁丁男，每年纳“租”粟2石；“调”绢2丈、绵3两；服役20天，无役则按每天3尺绢折纳，谓之“输庸”。这一赋役制度遂被称为“租庸调”制。唐代制度基本承袭隋制，但规定妇人、奴婢不受田，因此不纳租。此外明确规定了代役“庸”的数额，即将输庸代役制度化，并扩大适用范围，实际减轻了丁男的徭役负担。

租庸调制是相对较轻的税法，对唐前期社会生产的恢复起了积极作用。同时《赋役令》明确规定各级官员依品级可免除本人或亲属的赋役，体现了制度上的不平等。

租庸调制以人丁为征收对象，而不论土地、财产的多寡。这是一种只能建立在自耕农大量存在，并且占有一定土地基础上的赋役制度。随着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破坏，农民逐渐失去土地，四处逃散，成为不登户籍的客户，政府据以征税的丁口数大大下降，租庸调收入自然显著减少。加上安史之乱后军费增加，各地方统治者乱收杂税，赋役制度的改革就势在必行了。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正式颁行“两税法”。两税法的原则是不再按人丁征收租庸调，而是以资产为本，按贫富等级征收财产税（户税）和土地税（地税）。并且不再区分土户（本贯户）和客户（外来户），只要在当地有资产，就在当地上籍纳税。税额按大历十四年（779）所征各种赋税的总额为准，摊派到各道各州（因此各州税额不同），征收钱（户税）和粮（地税）。每年夏、秋两次征收，因此被称为“两税法”。

两税法统一税制，简化征收，扩大征税对象，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使唐王朝能在安史之乱后继续生存下去，并初步具备了与叛乱藩镇斗争的经济力量。

两税法也有制度上的缺陷，主要体现在“以钱计税，又多以实物交纳”和“不论人口增减而税额固定”两方面。前者使“钱重物轻”时纳税人实际负担加重；后者导致州县将逃户税额摊到其他户，即“摊逃”问题日趋严重。

从租庸调制到两税法是中国古代赋税制度史上的重要变革。从此以后征税对象不再以人丁为主，而以财产特别是土地为主，影响直至后世各个朝代。

 

三 城市与商业

隋唐城市较以前有较大发展，特别是建造了像长安、洛阳这些闻名于世的宏伟都城。

隋朝初立，就开始在汉长安城东建造新都“大兴城”，唐朝改称“长安城”。长安城总面积达84平方公里，约为今西安旧城（明清时建）的7倍半。长安城的城市规划改变了“面朝背市”的旧传统，将城分为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分。最北面是宫城，为宫殿区；其南是皇城，为中央衙署所在地。外郭城为住宅区和商业区，由纵横25条大街区分成108“坊”。各坊四周有墙有门，坊门昼开夜闭，严禁犯夜。城中南北主干道朱雀大街宽达150米，其他干道也宽几十米。整个都城呈棋盘式网形方格，严整有序，是国内最大城市，也是各国人士往来的国际性大都会。

长安城有上百万人口，需要大量商品供应，因而商业兴隆。当时的商品交易集中在东、西两市，店铺栉比，货物积聚。唐政府设“市令”等官吏对市内交易严格管理，商业活动一般限制在市内进行。

洛阳是唐代第二大都城，全城周长52里，有107坊，唐代设南、北、西三市，是重要的商业城市。其他北方名城还有相州、幽州、汴州、太原等。这些城市在安史之乱后的商业地位，不及长江流域的城市重要。

唐代后期，由于江南战乱较少，全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长江流域商业城市发展起来，以扬州和益州（成都）为中心，当时谚语称“扬一益二”。特别是扬州，在经济上的地位超过了长安。其他如江陵、江州、洪州、苏州、杭州等，都在唐后期商业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广州自隋朝以来就一直是对外通商的繁盛城市。

唐代后期虽然政治上矛盾丛生，但经济特别是江南经济增长较快，商业持续发展。

在一些城市，坊、市的严格区分被逐渐突破，有些店铺设置到市外。除日市外还出现了热闹的“夜市”；乡村间进行交易的“草市”比较普遍，并逐渐发展成户口众多的城镇。

随着商业发展，钱币的需要量增多。隋朝铸五铢钱，唐初铸开元通宝钱，对统一货币有重要意义。但由于隋及唐前期商品交换不发达，绢帛依然用于支付，被称为“钱帛兼行”。到唐后期，钱币才成为主要交换手段。特别是在后期商业繁荣的背景下，出现了为商人储存钱物的“柜坊”和新的支付形式“飞钱”（又称“便换”）。所谓“飞钱”，实际是一种汇兑票证，即商人将不便携带的大量铜钱存入政府在各地的分支机构或私家，自己轻装上路，凭券牒异地取钱。这种异地汇兑方法在货币流通史上前所未有，反映了唐后期商业经济水平和商业信用程度的提高。

商业繁荣还表现在对外贸易上。除广州是最大贸易港外，西北由长安经西域通往西亚、欧洲各国的“丝绸之路”，也是著名的中外贸易通道，并形成了一批以敦煌为代表的国际性城市。

隋和唐朝前期商业活动须在城市坊、市内交易，交易时间受到限制，设官吏严格控制交易行为，货币铸造较少甚至“钱帛兼行”，都说明当时商业水平仍然有限。直至唐后期这些现象才发生变化，逐渐发展出比较繁荣的商业经济。

 

四 阶级结构

隋唐阶级大致可分为：地主阶级、农民阶级、其他阶级。地主阶级中包括皇帝及皇室、贵族、一般官吏、庶民地主。到唐后期，出现了由进士及第家庭形成的“衣冠户”。这是一个因科举制而兴起的特权阶层。农民阶级中包括自耕农和佃农。均田制有效推行期间，自耕农数量增多，是封建国家赋役的主要承担者；均田制废弛后，自耕农有所减少。佃农主要来自失去土地的自耕农，他们多以契约形式租种别人土地，交纳租粮，人身依附关系较“注家籍”的佃客有所削弱。随着土地兼并加剧，佃农数量在唐后期激增。其他阶级包括手工业者、商人、奴婢等。虽然国家限制商人做官，但商人中的富商因买官而入仕，在唐代特别是唐后期的社会地位并不低。

隋唐社会阶级结构的显著特点是旧士族的衰落，以及法定“贱民”的存在。

旧士族指六朝以来传统的门阀士族。他们在两晋时极盛，是一个重视血统、讲究门第、累世做官、拥有政治和经济特权的特权阶层。旧士族在隋朝还具有较重要地位，经过隋末农民战争打击，山东、江南士族势力下降，只有关陇士族还有一定实力。唐朝建立后，唐太宗敕编《氏族志》，明确表示要以现任官爵的高下定士族等级，压抑旧士族势力。到武则天统治时期，重修士族谱，改《氏族志》为《姓氏录》，完全以现行官品高下为据，五品以上官员都能入谱，旧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迅速改观。到唐玄宗时，原则上不再官修士族谱，旧士族已不再享有法定特权，门阀士族制度基本上衰亡了。

唐代旧士族如果不做官，就没有政治和经济特权，而做官途径中最重要的科举制又不以门第为依据，这是造成旧士族衰落的重要原因。但同时，旧士族在社会上还拥有较高声望，不少新贵、富室还热衷与旧士族特别是其中的高门崔、卢、李、郑联姻。唐朝后期，士族子弟凭借其文化方面的优势，也容易在科举中胜出，因而数代为进士的并不罕见。唐末农民战争和藩镇争战，给旧士族以沉重打击，宋以后士族就不再是一个特殊社会阶层了。

隋唐时期，法律上规定有良民和贱民。良民又称“百姓”、“常人”、“白丁”，是一般平民。贱民指官户、杂户、部曲、奴婢等，又分官贱民和私贱民。官贱民包括官户、杂户、官奴婢。他们隶属官府，从事各种生产和杂役，以官奴婢地位最低，其次为官户，最高是杂户。私贱民包括部曲和私奴婢，隶属主人，部曲地位高于奴婢。贱民社会地位低贱，只能在本阶层内通婚，法律规定：若官户、杂户殴打良民，要罪加一等惩处。至于奴婢，更是“律比畜产”，主人可以自由买卖或赠予他人，生活十分悲惨。

由于官户、杂户、部曲的来源逐渐减少，原有贱民不断“放良”，唐朝法令又严禁压良为贱，唐末以后，这些贱民阶层就逐渐消失，除奴婢外，法律上不再明确区分良民和贱民。

旧士族及法定“贱民”制度衰落，以及新兴“衣冠户”出现，都是这一时期阶级结构变化的重要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