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战国七雄的兼并与秦统一中国

一 变法运动与政治改革

公元前475年左右，新兴地主阶级在许多国家相继掌权，通过兼并战争，逐渐形成了秦、楚、燕、齐、韩、赵、魏七个大国，史称“战国七雄”。各国新兴地主阶级为了进一步打击奴隶主贵族势力，发展封建经济和政治，巩固新生政权，增强竞争实力，纷纷在国内开展变法运动。主要有魏国李悝（kuī）变法、楚国吴起变法以及秦国商鞅变法等，其中商鞅变法收效最显著。

1. 李悝变法

战国初年，魏文侯（公元前445—前396年在位）即位以后，礼贤下士，招揽各方人才。他任用李悝为相，推行变法改革。首先，废除世卿世禄，按照“食有劳而禄有功”的原则，授予有功劳的人一定职位和爵禄，取消那些既无功于国家，又过着奢侈生活的人的世袭特权。其次，发展农业生产，主张“尽地力之教”，提倡勤谨耕作，增加粮食产量。再次，调剂粮价，实行“平籴（dí）法”，即丰年由国家以平价购进粮食，灾年平价出售，维持国家正常经济秩序。最后，建立法律制度，著《法经》，内容包括盗、贼、囚、捕、杂、具六篇。《法经》是一部比较系统的法典，集春秋以来成文法的大成。李悝变法巩固了魏国地主阶级政权，发展了封建经济，使魏国在战国初期首先强盛起来。

2. 吴起变法

吴起本是卫国人，初仕于魏，后来入楚，深得楚悼王（公元前401—前381年在位）赏识，由县守升任令尹（相当于各国相位），主持变法。他针对楚国“大臣太重，封君太众”的弊病，集中进行政治改革。一是废除贵族特权，打击贵族势力，明令凡贵族封君子孙已传到三代以上者收回爵禄，疏远的公族一律撤除公族籍，没收奴隶主贵族的部分土地，把他们迁徙到地广人稀的地区。二是整顿吏制，精简机构，用所节省的开支来训练兵士，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吴起变法重视明法审令，从政治上、经济上打击旧贵族。但因楚国旧贵族势力大，推行新法很困难，变法的成效不显著。不久，楚悼王去世，吴起被杀。

3. 商鞅变法

相对东方各国而言，秦国地处西陲，又杂染戎狄的习俗，社会发展比较缓慢。秦孝公（公元前361—前338年在位）即位后，痛感“诸侯卑秦，丑莫大焉”，下决心求贤，立志进行改革。在这种背景下，商鞅从魏国来到秦国。

商鞅，原名卫鞅，是卫国破落贵族的后裔，后被秦封到商地，故又名商鞅。他“少好刑名之学”，曾任魏相公叔痤（cuó）的家臣，未得到魏王的信任。公元前361年，秦孝公颁布《求贤令》，商鞅由魏入秦。秦孝公任商鞅为左庶长，后升任大良造。先后于公元前359年（一说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两次进行变法。变法主要内容如下：

（1）“开阡陌封疆”，允许土地买卖。开阡陌封疆就是挖开田地上的疆界，打破公田和私田的界限，建立名田制，从法律上承认井田制的崩溃和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确立。

（2）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凡努力生产，所获多者，可免除本人的徭役。相反，对从事工商或懒惰而贫困的人，要连同妻子儿女没入官府为奴婢。同时还规定，凡一户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而不分家者，则加倍增收赋税，从而促进了一家一户小农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国家税收。

（3）统一度量衡，颁布度量衡的标准器。现传世的商鞅方升，就是秦孝公十八年颁发给重泉（今陕西蒲城）的标准器。

（4）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贵族中凡没有立军功的人不得入贵族籍，不得授予军功爵。军功爵分为20级，按军功大小授予相应的爵位，根据爵位的高低占有数量不等的田宅和臣妾等，从而形成封建等级制。

（5）焚烧《诗经》、《尚书》等儒家典籍，申明法令，把法令公布在宫室前的冀阙上，并申明“刑无等级”，不管贵族还是庶人犯法，一样给予处罚。

（6）编制户籍，设什伍连坐法。令民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奖励告奸、告密，不告密的腰斩，告密的可与斩敌同赏。

（7）推行县制。把秦划为31个县，设令、丞掌管，令、丞由中央任免。为了适应向东方发展的需要，公元前350年，秦把国都从栎阳（今陕西西安临潼武屯乡）迁到咸阳（今陕西咸阳）。

（8）移风易俗，革除存于秦国的戎狄旧俗，禁止父子兄弟（成年者）同室居住。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太子即位，是为秦惠王。公子虔等人诬告商鞅“欲反”，商鞅被迫逃亡，最后在自己的封邑商抵抗失败，被处以车裂酷刑。

商鞅虽死，但秦法未败。商鞅变法顺应历史潮流，集列国变法之大成，是战国时期持续时间最长、涉及面最广、改革最为彻底的一次变法运动，是秦国富兵强的重要原因，奠定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基础。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通过变法，先后确立了封建集权制。首先，各国相继建立了以国王为首的中央官僚机构。辅佐国王的最高长官是相和将，文官和武官从此分开。

其次，郡县制代替了分封制。早在春秋初期，秦、晋、楚等国已设立县，有些由国君直接管辖。战国时县已完全成为中央直辖的地方行政机构。战国时期郡也开始出现，起初郡主要设在边地，功能主要是军事性的，后来逐渐在郡下开始分设若干县，或由郡统县，功能扩展到民事，由此产生了郡县两级制地方行政机构。

再次，由于战争规模扩大，兵种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步兵为主，骑兵次之，车兵已退居到无足轻重的地位。建立征兵制和常备兵。青铜兵器大有改进，更有铁兵器使用，而且还出现了能发射箭矢的弩机。

最后，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各级官僚主要凭借才能由君主任命，职位不世袭。同时也建立了对各级官僚考绩上计、监督监察制度。以荐举、军功为特色的官僚选拔制也初步形成，正如韩非所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从而开秦汉中央集权封建专制制度的先河。

 

二 封建经济的发展和封建生产关系的确立

封建制在各国确立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较相适应，封建经济得到飞跃发展。战国中期以后，冶铁技术有了进一步发展和推广。这个时期铁器的使用范围很广，在各地遗址出土的铁器中，铁农具占重要地位。已出土的铁农具有犁铧、（júe）、锄、铲、镰等，从这些农具种类可以看出，当时农业生产的全过程几乎都已使用铁器。

铁工具的广泛使用，为当时大规模修建水利工程提供了较好的条件，兴修了许多著名的水利工程。如秦用韩国水工郑国，修建了从今陕西泾阳附近引泾水东向洛水的郑国渠。秦国蜀郡郡守李冰父子主持修成了伟大的水利工程——都江堰，使成都平原旱涝保收。

农业生产技术有许多进步，改进后的犁铧和锄，深耕易耨。除了牛耕，有的地区也使用马耕，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当时，人们很重视施肥，也懂得消灭病虫害的道理，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有了很大提高。

据《周礼·考工记》所述，当时手工业分工比较细密，木工有七种，皮工有五种，设色之工有五种，刮磨之工（玉石工）有五种，抟埴（tuán zhí）之工（陶工）有两种。这种细密分工，在当时既提高了生产效率，又提高了产品质量。

相对于铁器使用的普遍化，青铜制造业中礼器逐渐减少，生活日用品剧增，大量出土的铜镜、带钩等就反映了这一情况。由于战争频繁，青铜兵器制造激增。青铜制造技术和风格较此前更趋于生活化，改变了以前呆板厚重的作风，表现出制作轻巧、纹饰活泼的特点。另外还出现了使用嵌入红铜薄片和金银丝的“嵌镶红铜”、“金银错”工艺，以及表面涂金和刻划花纹的“鎏金”和“刻纹”工艺。

战国时期的丝织业相当发达，不仅齐国的丝织品很有名，其他国家的丝织业也很发达。南方楚墓不断出土当时的丝织品，如长沙左家塘44号楚墓出土的衣衾，计有20多块，大部分是织锦。这些丝织品不仅种类繁多，而且色泽绚丽，花纹生动。有一件绛紫细面夹衣，其经纬密度每平方厘米为160×70根，堪称我国古代丝织工艺的奇观。

漆器制造业繁盛，战国楚墓出土的漆器最多，在长沙、江陵、随县、信阳、成都等地都有发现。这些漆器花纹精美，胎质较轻薄，并附加了金属制的耳、纽、足，反映了战国楚漆器工艺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见彩图十一）。

当时的手工业有官营作坊和私营作坊。官营作坊的生产者有官奴婢、刑徒和征调来的工匠，他们生产的多是为官府和贵族服务的产品，有采矿、冶铁、铸钱、兵器制造、煮盐、纺织等。私营作坊主要有盐、铁两大部门。

战国时期，由于井田制的瓦解，商品交换的扩大，市场活跃起来，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原先的城市主要是政治军事据点，随着商业经济成分的加大，有些城市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工商都会。如齐临淄、赵邯郸、燕下都（今河北易县）、楚郢（yǐng）都（今湖北江陵西北纪南城）等，都是当时有名的城市（图3—1）。

由于商品交换发展的需要，当时已广泛使用金属货币，货币的流通促进了商业的繁荣，一批富商大贾也登上了战国历史舞台。如魏国大商人白圭，因他“乐观时变”，善于“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专搞投机交易，集聚了大量财富。

战国时期，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最早的地主是从一部分奴隶主贵族转化而来。“论功行赏”使得一些建立军功的将士转变成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土地买卖促使地主土地所有制进一步发展，出现了所谓“贾田”，一些大商人和高利贷者也把商业利润转移到土地上来，大肆兼并土地，也随之转化为地主阶级。

由于封建生产关系刚刚确立，奴隶制残余仍然大量存在。奴隶有官奴、私奴两种，主要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有的还用于农业生产。富商大贾也占有大量奴隶，而且出现了买卖奴隶的市场。《周礼·地官·质人》记载：“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反映了在战国城市市场上，“人民”（奴隶及自卖为奴的贫民）与牛马同栏以及和普通物品放在一起出售的现象。

 

三 兼并战争与秦王政统一中国

战国时期，兵革不休。先是大国吞并小国的战争，继之而来的是大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战争愈演愈烈，最后形成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七雄中首先互相抗衡的是魏齐两国。

1. 魏齐争霸

李悝变法后，魏国首先强大起来。魏惠王（公元前369—前319年在位）时，国力达到极盛。齐国在齐威王（公元前356—前320年在位）即位后，网罗人才，实行改革，国势日益强盛。齐的强盛必然与魏发生冲突，终于酿成了战国时期的第一场大战，史称“桂陵（今河南长垣北）之战”。这次战争是因为魏赵互相争夺卫国引起的，齐军由统帅田忌、军师孙膑指挥，在桂陵大败魏军，历史上著名的“围魏救赵”战例就发生在这次战争中。

桂陵之战中，魏虽然失败，但魏惠王不久便扭转了局势。公元前344年，魏邀集十二诸侯在逢泽（今河南开封南）会盟，会后率诸侯朝周天子于孟津，俨然以中原霸主自居。

公元前342年，魏攻韩，韩告急于齐，齐威王又派田忌、孙膑率军攻魏救韩。孙膑采取退兵减灶、诱敌深入、设伏歼敌的战术，使魏军陷入齐国伏兵包围之中，全歼魏军，虏魏太子申，魏将庞涓自杀，史称“马陵（今山东莘县西南）之战”，从而形成了魏齐均势的局面。为了对抗秦、齐、楚三个大国的联合，公元前323年，魏将公孙衍发起魏与韩、赵、燕、中山五国相互称王。“五国相王”前后，所有的重要诸侯国都相继称王，这是战国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化。

2. 合纵连横

由于各国力量不断发生变化，七国中不论强国或弱国都在寻找自己的盟友，于是在外交上和军事上就产生了合纵连横的需要。所谓“合纵”，即“合众弱以攻一强”；所谓“连横”，即“事一强以攻众弱”，以达到兼并他国的目的，“连横”政策的倡导者是魏人张仪。

通过一系列合纵连横斗争，齐和秦成为东西二强，为了突出他们的至尊地位，公元前288年，秦昭王（公元前306—前251年在位）自称为帝，是为西帝；又尊齐湣（mǐn）王（公元前301—前284年在位）为东帝，秦、齐并尊为帝是战国史上的重要事件。齐、秦称帝不久，苏秦从燕国来到齐国。苏秦，东周洛阳人，合纵家的代表人物。他作为燕昭王（公元前311—前279年在位）的亲信，到齐做反间工作。苏秦一面积极组织合纵伐秦；一面挑拨齐赵关系，唆使齐灭宋，使齐四面树敌，以成就燕昭王振兴燕国的“大业”。苏秦游说齐湣王去帝号、伐秦、伐宋，齐湣王接受苏秦的意见去帝号仍称王。

公元前287年，苏秦游说并组织齐、赵、韩、魏、燕五国合纵伐秦，但五国各有异心，不图进展，不得不班师而还，此举虽无建树却也迫使秦废除了帝号。

苏秦受燕昭王之命，怂恿齐湣王攻宋，意在把战火引向南方，并使齐处于孤立。结果齐中苏秦之计。公元前284年，秦昭王组织韩、赵、魏、燕合纵伐齐，由燕将乐毅做统帅。联军在济西（今山东聊城南）大败齐军。齐湣王逃奔到莒，后为楚将所杀。虽然齐国此后在田单率领下收复了失地，但势力大受损伤，已不是秦的对手。

3. 长平之战

公元前266年，秦昭王任用范睢（suī）为相，采纳他“远交而近攻”的策略，国力增长。而这时三晋中的赵国，经过赵武灵王（公元前325—前299年在位）的军事改革，“胡服骑射”，发展骑兵，开拓北地，成为唯一可与秦抗衡的国家。公元前262年，秦和赵为争夺韩的上党郡发生了“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之战”。秦用反间计，使赵王改用只善于纸上谈兵的赵括代替老将廉颇。结果，赵军粮道断绝，困于长平，秦将白起俘虏赵军，坑卒40万人，长平一战，赵损失惨重，不再是秦的对手。

4. 秦王政亲政与统一中国

秦昭王末年，秦国的疆土已经很大，西到今甘肃、四川，南至湖北、湖南，东及河南中部、河北南部，北抵山西、陕西北部。秦国的国力持续增强，疆域扩展，为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公元前247年，庄襄王病逝，13岁的太子嬴政（公元前246—前210年在位）即位，因年龄尚幼，国政掌握在相国吕不韦手中。后来，长信侯嫪毐（lào ǎi）凭借太后恩宠，干预朝政。秦王政九年（公元前238）, 22岁的嬴政亲理朝政。嫪毐秽乱宫闱的行为败露，发动兵变。秦王政果断平定嫪毐叛乱，迫使吕不韦自杀，初步展现出卓越的领袖才能。

秦王政任用客卿李斯、尉缭等人，采取远交近攻、分化瓦解的策略，打破六国合纵局面，离间各国君臣关系，出兵蚕食六国。秦王政十七年，正式启动统一战争。秦军势如破竹，仅用10年时间先后灭韩（公元前230）、赵（公元前229）、燕（公元前227）、魏（公元前225）、楚（公元前224）、齐（公元前221），于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统一全国，结束了长期以来列国割据混战的局面，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秦王朝。

秦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战国时期的二百五十多年间，兼并战争持续不断，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为了削弱对方的实力，各国纷纷设关立卡，以邻为壑，阻碍了相互间的交通与贸易。随着各国变法的推行与社会的全面转型，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各地区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人们渴望早日结束兼并战争和分裂局面，彻底消除妨害经济发展与文化交流的障碍。于是统一成为历史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而中原与周边地区各民族的初步融合，也为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准备了必要条件。战国七雄之中拥有多方面优势的秦国，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历史使命，这无论对中华民族还是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都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从此，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形态长期延续，虽然经历过几次分裂时期，但统一始终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