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古代希腊

古希腊文明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源头所在。与大河流域孕育出来的古代近东、印度与中华文明不同，古希腊文明滥觞于爱琴海岛屿，繁荣于东西地中海与黑海沿岸及海岛之上，中心地带是希腊半岛。古希腊人在这些地方建邦立制，创造出体制化的贵族共和制和公民民主制，取得不朽的文化成就，涌现出一批学科之父，为西方文明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一 早期希腊

地理环境与居民来源

希腊半岛、爱琴海岛屿同西亚与北非在地理上没有交通阻隔，所以是欧洲最早接受西亚农业革命成果与青铜文化的地区。但希腊半岛适于农耕的平原并不多，只占整个半岛面积的大约百分之二十，其余皆是山地。这使得古希腊人一方面尽可能利用一切可耕地，如近海小平原、河谷间的冲击小平原以及坡地，种植大麦、小麦、橄榄、葡萄、蔬菜等作物。与旧大陆其他地区一样，农业是古希腊人的主要生产部门，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因此古希腊文明也是农业文明。

但古希腊农业文明有自身的特点，这就是古希腊人经常遇到人多地少的挑战，这迫使他们一方面向海外不断殖民，开辟新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因地制宜，利用山区盛产大理石、陶土、铜矿、铁矿、银矿的有利条件，大力发展建筑、美术、日用陶器等手工艺生产，开发采矿业、冶金业和商业。此外，半岛三面环海、港湾众多，尤其在通向西亚的爱琴海航路上遍布岛屿，这对没有罗盘的古代航海家极为有利，促进了希腊以手工艺产品和原料为主的对外贸易，因此希腊文明中的工商业成分较其他古老文明地区要多一些。

古希腊人自称“海伦人”，称自己生长于斯的半岛为“海拉斯”（Hellas），中文“希腊”一词的音译便出于此。

根据考古材料，希腊半岛上最早的人类遗迹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尼安德特人。约9000年前，希腊进入新石器时代，半岛东北部出现一些定居点，有的定居点规模较大，被设防的防御墙围绕，墙内居民人数多达三四千人，已是小城镇。农作物和村镇布局以及房屋结构，同安纳托利亚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定居点与农作物类似，表明希腊农业文化来自安纳托利亚等临近亚洲的地区，居民多半是西亚移民。此时希腊人的语言同后来成文史上记载的希腊人的语言迥然有别。

约公元前2100年，操印欧语的希腊人从北部和东部迁入半岛，后来以南希腊的迈锡尼为中心，发展出“迈锡尼文明”，创造这一文明的族群被称作“亚该亚人”。

约公元前1200—前1000年，同样操印欧语的“多利安”人入侵希腊半岛，进而侵占克里特等海岛，毁灭了迈锡尼文明。多利安人入侵后，古希腊人的分布状况大体确定；根据方言和亲缘关系，亚该亚人居住在南希腊北部，伊奥利亚人居住在北希腊和中希腊大部分地区；爱奥尼亚人住在中希腊阿提卡地区与部分爱琴岛屿，多利安人住在南希腊大部与克里特岛。在希腊半岛北部还有古希腊人的一个分支马其顿人。所有希腊人均崇拜以宙斯为首的众神，方言之间差异不大，可以顺利交流，他们是古希腊历史的主要创造者。另外，爱琴海区域还有一些更古老的居民后裔，如皮拉斯基人、勒勒吉人等。

 

昔克拉底文明与克里特文明

昔克拉底群岛是爱琴海西南部的一组群岛，由30多个大小岛屿组成。早在公元前6000年，纳克索斯、迈罗斯、安提帕罗斯等岛屿便有人居住。至公元前4000年，在岛屿的村落遗址中发现居民种植大麦、小麦，饲养猪、山羊和绵羊等家畜。约公元前3300年，早期昔克拉底文明出现，其特征是出现了冶金业、设防的大型城堡和具有很高艺术水准的大理石雕塑。前者意味着青铜时代降临这一群岛，这是文明社会形成的物质基础。城堡被发现于米洛斯岛和希罗斯岛，意味发生过战争并产生了国家政权。精致的大理石雕塑则显示社会文化的相对成熟，也具有社会分化的指向意义。

昔克拉底早期雕塑作品包括大理石人物像和器皿两种类型，均为殉葬品。在不同墓葬中，它们的数量与质量差别明显，有的只是粗略地雕琢出人形，有的则精雕细琢，并最终经过小心研磨，具有合适的比例与形状，表面涂有铜蓝、朱红等染料。器皿主要是碗和不同形状的石瓶，制作材料除大理石外，还有陶土与青铜。这些器皿造型复杂，有的工艺难度很大，可谓精湛。坟墓中殉葬品量多质好，显然属较富有的社会成员，反之，则属穷人。这是文明及国家形成的社会前提。约公元前2000年，昔克拉底文明衰落，让位于克里特文明。

克里特是爱琴海最大的岛屿，新石器时代开始有人迁入，定居在沿海地带。公元前3000年代初叶，克里特进入青铜时代，青铜工具和武器取代了石器，农业、手工业、商业较快发展，新兴居民点增多，表明粮食产量有所增加并有所剩余，发现不少储粮的器皿。约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该岛的政治、经济地位在爱琴海诸岛中凸显出来，至少形成了四个王国：克诺索斯、法埃斯特、马里亚和卡多—扎克罗。这些王国均出自考古发现，它们在古代的名称今人并不知晓。

据考古材料，以王宫为中心的克里特文明分为两个时期：早王宫时期（约公元前2000—前1700年），这是小国分立时期；晚王宫时期（约公元前1700—前1400年），统一的克里特王国时期。整个克里特文明存在约600年，都属青铜时代。

早王宫时期农业、手工业明显分离开来。农作物仍以地中海区域三位一体（大小麦、橄榄、葡萄）的作物组合为主。手工业进步显著，反映在青铜器、金银器、陶器的器形和复杂的工艺上，如彩陶瓶能做到薄如蛋壳，还绘有生动的植物与几何图案。另外建筑技术提高，能够建造大型王宫。王宫表明形成了脱离社会的公共权力，宫中的王者拥有象牙、金银制品，并使用文字，目前未能破译。宫室的宽敞、奢侈与周边平民房舍废墟所显示的简陋形成鲜明对照。

公元前1700年左右，各处王宫不知何因被毁。在旧王宫废墟上又建起新的王宫，但规模与奢华程度胜过先前。最大的王宫是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思在20世纪初于克诺索斯发现的米诺斯宫。米诺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克里特国王，曾是爱琴海霸主。历史上是否有米诺斯王无从求证，伊文思用这个名字来划定考古分期。

米诺斯宫总面积16000平方米，依丘而建，中央有一长方形大庭院，铺有石板。周围是有廊道相连的约300个房间。宫内除王室成员的豪华住室，还有手工作坊和许多库房。王室用房的走廊、住室墙壁上绘满彩色壁画，题材多为花鸟草虫和鱼类。也有一些人物彩绘，男性黑发宽肩，体态苗条，腰部纤细；女性身着衣裙，乳房高耸，头发卷曲飘逸，腰肢同样纤细，反映时人的审美偏向。壁画中有一幅斗牛表演，如现代马戏演出：一头公牛在奔跑，表演者在牛身上做些高妙的跳跃动作。旁边有带护腿的女子，显然是表演的参与者。同古埃及壁画相比，克里特画师笔触活泼，人物富有动感，画面充满快活、和平的气息。米诺斯宫没有高大的防御墙，似乎暗示整个克里特岛缺乏战争的威胁。

米诺斯宫也是君主国的象征。宫内有国王办公的大厅，有监狱之类附属的国家暴力设施。宫殿是社会剩余产品的集中地，西部长廊排满了巨大的陶瓮，瓮中的粮食足够宫内居住者食用多年。宫内还发现众多精致的器皿、珠宝首饰、印章，彰显王家的富足与奢侈。结合古代传说，可以认为晚王宫时期是克里特文明的繁盛期，荷马史诗中的米诺斯王多半统一了全岛，岛上其他地点的宫殿可能是他的行宫或地方领导人的官邸。他还可能在爱琴海建立了海上霸权，雅典传说中关于自己的祖先受米诺斯欺辱的故事可能是克里特霸权的回声。

公元前1400年左右，克里特岛遭到浩劫，米诺斯宫和其他城市的宫殿彻底崩塌，再没有重建。这一灾难的造因者可能是入侵克里特的亚该亚人。

 

迈锡尼文明

迈锡尼位于希腊半岛的南部。约公元前1500年，希腊兴起了一些具有同类文化特征的小王国，除迈锡尼外，南希腊还有提林斯、派罗斯、斯巴达（非古典时代的斯巴达）等，中希腊有雅典、底比斯等国。19世纪，德国业余考古学家施里曼先发现了迈锡尼城堡并展开发掘，之后所有同期与同类型文化便统称迈锡尼文化或文明。

与克里特文明的不同之处在于，迈锡尼文明诸城市都有大石块垒砌的巨大城堡，有的石块重达12吨。城堡内还有内城防卫墙、宫殿和王陵，壁画与雕塑均有强烈的尚武色彩，表明迈锡尼列国面临自身与国家的安全问题。

复原迈锡尼文明的概貌得益于对迈锡尼时期的线形文字B的成功释读，证明其属印欧语系。根据派罗斯和克诺索斯出土的线字B泥板，迈锡尼诸国的政体是君主制，国王称作“瓦纳克斯”。国王下属有“拉瓦盖塔斯”“科来塔”“巴赛勒斯”，可能是军事将领和行政官员的称谓。派罗斯有16个税区，每区的科来塔负责征实物税（青铜、黄金、农产品）。看来这时的希腊已形成一套官僚体制。令人费解的是，铭文中的国王、官吏都无姓名，只有职称，所以今人无法重建迈锡尼时期的王朝世系。

从保存状况良好的派罗斯宫殿遗址的规模与奢侈看，迈锡尼文明时代的贵族与百姓的生活条件存在巨大落差。

派罗斯宫是长方形的庞大建筑群，占地15300平方米，有城墙围绕。城内建筑物多为两层，有国王处理朝政的长方形大厅，正中设圆形祭坛，四壁装饰彩色壁画。大厅连通两个长廊，与住室、仓房、作坊、浴室等房间连在一起。仓房中有上千个储存粮食、橄榄油、葡萄酒的大小不等的陶制器皿，显示国王的富足。由于经济规模很大，王室建立了专门的财会统计部门和档案室。考古学家在宫内的一间房屋中发现约1000块泥板表报，它们是在希腊半岛发现的第一批档案史料，弥足珍贵。

显然，以国王为首的贵族与村社农民、手工业者构成迈锡尼文明社会的两大基本阶级，即贵族与平民。在平民阶级之下，还有人数众多的奴隶，主要集中在王室和贵族家中充当仆役和工匠。如派罗斯宫内仅女奴与奴童便有1500人。女奴的活计包括缝纫、纺织、脱粒等，也有浴室的服务员。男奴在泥板文书中数量不多，但被驱使集体劳动可以确定。迈锡尼文明诸国显然已形成农耕社会普遍经历的金字塔型阶级—等级结构。

公元前13世纪是迈锡尼文明的繁盛期，向外展开一系列扩张行动。如可能同海上民族一道攻灭赫梯王国，并以迈锡尼王国为首组成希腊联军，征讨小亚细亚的特洛伊王国，成为后来荷马史诗的主题。

公元前13世纪与公元前12世纪之交，希腊受到新的入侵浪潮的冲击。入侵者多利安人可能原居住在希腊半岛西北部，在南下过程中占据北希腊的伊庇鲁斯、中希腊少部分地区和南希腊大部，以及爱琴海一些岛屿，如克里特。迈锡尼文明亡。

 

黑暗时代

多利安入侵后的公元前11—前9世纪是古希腊史的黑暗时代。入侵是一场灾变，克里特迈锡尼文明的主要成果——繁荣的城市、宏伟的王宫、王政的国家、兴旺的手工业商业、线字B荡然无存。希腊半岛和爱琴岛屿人口减少，居民贫穷。原迈锡尼的宫殿、城堡完全废弃，出土的定居遗址丧失了先前大量使用石块的做法，只是木头与砖坯构建的简陋房屋，因此几百年里没有任何像样的建筑遗留下来。

已发现的这一时期的墓葬也远不能同迈锡尼文明时期相比。精美的工艺品，尤其是过去王公贵族陵墓中常见的出自近东的贵重陪葬物业已绝迹，取而代之的仅是一些质量低下的瓦罐、粗糙的首饰和武器。由于多利安人入侵后的300年没有文字史料，实物史料的类型与数量不多，对这一时期的未知远远大于已知，因此史学界通常把这个阶段称作黑暗时代。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复原这个阶段的历史只能依赖后来成文的荷马史诗以及个别传说。也有学者称这个时期为荷马时代。

根据有限的考古材料，黑暗时代的希腊人看来也不是从零开始。他们失去了文明，但继承了过去文明的少数成果，如工具与某些技能，陶轮技术、大小麦与橄榄的栽培技术等。也获得了新的工具与武器，如铁器。这就为文明的再次出现准备了最基本的物质和文化条件。

至于黑暗时代的社会状况，主要依赖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提供的信息重构的社会关系图是不可靠的。推测此时发生了历史倒退，社会制度回到史前社会末期的氏族部落时代。部落首领继承了迈锡尼时期的官职名“巴赛勒斯”，在从首领转化为国王后又成为国王的称呼。

二 古风时代

城邦形成的历史背景与基本途径

公元前8—前6世纪在古希腊历史分期中称作古风时代。它前承黑暗时代，后启辉煌的古典时代，是重要的历史转折期。这表现在：多利安人入侵带来的巨大灾变经过三个世纪的修整后开始复苏，并很快进入发展的快行道。希腊各地普遍实现了从氏族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过渡，形成上千个新的政治共同体，即史学界统名之为城邦的早期国家形态。相应地，一种人本主义的新文化也脱茧而生。

古风时代发生社会政治和文化变迁的基础是经济领域的明显进步。农业仍是主要经济部门，但进入公元前8世纪后耕地面积扩大，尤其是橄榄、葡萄、蔬菜种植面积明显增加，表明对粮食、食用油与葡萄酒等产品的社会需求增大，交换关系深化。考古发现也证明此时人口密度提高，定居点较先前密集，大量城市中心在各地形成，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这种发展与工具的全面铁器化有密切联系。虽然青铜器在古风时代尚未完全退出生产领域，但铁器已经广泛应用于农业（铁犁、铁锄、铁锨、铁镰、铁剪等）、手工业（铁斧、铁锤、铁镐、铁锯、铁凿等）各个部门，无疑推动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在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手工业与农业完全分离，成为独立的经济部门。突出的表现是制陶业的活跃与海外贸易的勃兴。公元前7世纪，科林斯彩陶流行于地中海区域，公元前6世纪，雅典彩陶后来居上，向西远销到今天意大利、法国所在的地区，向东至近东地区。这是先前300年间从没有过的事情，意味着希腊人突破了黑暗时代的封闭状态。

海外贸易需要船舶，造船业兴起。古风时代的陶瓶画上绘有前所未有的大船，如有180名桨手驱动的舰船在海上乘风破浪。造船业需要木匠、金属匠、绳索匠和船帆匠人的合作。新兴城市因此出现手工业作坊的集中区，如雅典陶器作坊街区。

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需要一般等价物——货币。公元前7世纪厄吉纳岛首先发行铸币，希腊人自己认为这是向小亚细亚人学习的结果。很快铸币便普及希腊各地。

经济发展加速了社会分化，氏族社会分离出贵族与平民、奴隶主与奴隶两大对立阶级。贵族因家族成员世代担任氏族部落公职，在社会中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优势，自称最优秀者、君子、最有势力者。平民主要由小生产者组成，一般拥有小块田产，少数失去土地的平民专事手工业和商业。在社会分化严重的地区，平民田产被贵族兼并，沦为贫民或债务奴隶。他们同贵族围绕土地和债务以及分享政治权力问题展开或激烈或缓和的斗争，构成古风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

在这种经济与社会前提下，各地城邦大体通过三种不同途径相继形成：

1. 国家因氏族部落内部的阶级分化和对立而产生，雅典国家的产生是这一途径的样本。

2. 通过征服与统治异族居民而产生的城邦，原来的氏族部落组织在统治与奴役被征服者的过程中转化为国家组织。斯巴达是这一途径的代表。

3. 通过海外殖民形成的城邦。部分希腊人主要因生活所迫而漂泊异乡，在殖民定居地为抵御外敌和稳定内部，往往按照母邦的样式建立国家机器，形成独立的新国家。位于西亚沿海的米利都与哈利卡纳苏等邦是殖民城邦的典型。

 

希腊城邦的基本特征

古风时代陆续形成的城邦达1000多个，每一城邦具有自身独有的特点，例如雅典和斯巴达就相去甚远。在不否定多样性的条件下，可以归纳出希腊城邦一些共同的特征：

第一，希腊城邦均是独立的小国，自治与自由是各国的基本价值观。城邦之间有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有结盟与拥立某国霸主的现象，但很少有直接并吞或毁灭其他城邦的情况。尊重各城邦作为独立实体的存在是希腊诸邦之间非成文的规则。

由于城邦脱胎于氏族部落组织，部落的小规模决定了城邦均是寡民小国。人口最多的斯巴达有40万人，具有公民身份的男性不到1万人。另一大邦雅典总人口二三十万，男性公民三四万。多数中小邦人口一两万，男性公民仅有几千人。

第二，城邦一般包括城市与乡村两种人居形式，大多数国家有一座城市，作为该国政治、经济、宗教、防御中心。个别城邦如雅典有两座城市。这是近代西方史学将古希腊词波利斯（πóλι）译为城邦的主要原因。但这一译法并不准确，因为就城市与乡村对一国的意义而言，农村是希腊列国自给自足理想的必要前提。所以希腊国家都以农为本，土地与债务问题是各邦优先处理的问题。而且，古希腊不存在城乡社会的差别。在一些邦，是否拥有土地反而成为是否具有公民身份的标准，公民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同居住地没有关联。此外，希腊还有少数没有城市、只有乡村的波利斯，如斯巴达就没有城市中心，也没有防御性的城寨，斯巴达人认为勇敢捍卫国家的公民躯体是一国最好的“城墙”。

第三，希腊城邦最显著的特征表现为其统治者不是君主个人或以君主为代表的贵族阶级，而是特定的男性公民集体。公民集体是由具有共同祖先、信仰、习俗、权利、义务和居住区的人们组成的社会集团。在不同政体的城邦，公民集体的组成成分不同。寡头制城邦的公民人数最少，因为公民身份取决于财产资格。贵族共和制和民主制城邦公民范围较大，主要以出身为准。但无论何种政体，公共权力都不能脱离公民集体独立存在。对于希腊人而言，波利斯意指在家庭、村落、地域部落之上的公民联合体，城邦政治的精髓就是公民的集体治权。这是希腊城邦与古代东方早期国家的明显不同之处。

第四，城邦公民集体具有排他性、封闭性。除个别邦外，各国公民享有土地独占权，政治的垄断权。这种集体治权体现在制度化的公民大会上。古希腊不存在没有公民大会的城邦。正是在这种集体治权的前提下，古希腊人才能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类主权在民的原则。除公民大会外，城邦普遍存在贵族议事会或公民代表议事会和各级民选的行政、军事主管部门。这些部门与公民大会的关系决定了一个城邦政体的性质。

城邦公民不仅享有经济与政治特权，且享有宗教、节庆、体育锻炼与比赛、戏剧演出等文化特权。尽管城邦中无公民身份的居民人数众多，但他们没有任何政治权利，也没有正常的宗教与其他文化权利，即使是富有的非公民商人或手工作坊主，其政治地位也远不能同贫穷的公民相比。城邦中还拥有数量或多或少的奴隶居民，他们只是主人会说话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希腊城邦国家的本质是维护特权公民集体统治与压迫奴隶、非公民以及调节自身关系的机器。

第五，在集体治权基础上，由于早期国家事务不多，城邦各级公职人员并不构成由某位领导人管理下的内阁或政府机关，而是单独对遴选他们的公民大会和议事会负责。除个别例外，城邦没有公职的终身制，也没有国家机器成熟后的职业官僚。所有公职人员都是业余人员。与此相适应，城邦没有职业军队，其强力工具是临时征召的公民兵。所有男性公民必须履行兵役义务并个人负担给养和装备。即使在城邦的繁荣和危机时期也征召部分非公民、奴隶和雇佣兵，但公民兵始终是战场的主力。有鉴于此，公民集体、公民大会和公民兵事实上由相同的成员组成，国家与公民集体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一体。

第六，城邦内部没有独立的僧侣集团和神庙单位，没有古代东方的神庙经济。城邦的大祭司是民选的行政官员。因此，城邦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僧侣集团介入城邦内部权力之争并成为一股重要政治力量的现象。

三 斯巴达——平等者公社

平等者公社的形成

斯巴达位于南希腊拉哥尼亚地区的一处河谷地带。该地又称“凹陷的拉凯戴梦”，所以斯巴达又称拉凯戴梦。斯巴达人是南下的多利安人的一支，起初分三个血缘部落。在荷马时代晚期发展为五个地域部落，有统一的民众大会与贵族元老会议管理机构，并有五部落联盟的总负责人巴赛勒斯（王）。

古风时代初期，斯巴达人征服了整个拉哥尼亚地区，把邻人变为属民，向斯巴达缴纳贡赋。由于被征服者居住在斯巴达人周边，所以被称作庇里阿西人，意思是“居住在周边的人”。居住在南部沿岸希洛斯的庇里阿西人后来起义反抗斯巴达，受到镇压。为惩罚起义者，斯巴达把他们变为耕奴，称作希洛人，耕奴制则被现代学界称为希洛制。斯巴达部落联盟机构在征服与统治被征服者的过程中转化为国家机器。

公元前8世纪后半叶，斯巴达公民集体内部的贫富分化趋势加剧，人口增长较快，可供公民安身立命的公有土地不足分配，贵族与平民的矛盾尖锐化，迫使斯巴达政府一方面向海外殖民，把部分无地平民遣往意大利南部，建殖民城邦塔兰敦，另一方面发动新的扩张战争，侵占相邻的美塞尼亚地区，把占领的土地在公民和参与战争的庇里阿西人之间分配。斯巴达人分得平原好地，庇里阿西人分得山地。斯巴达还把被征服的美塞尼亚人变为耕奴（希洛人），每户斯巴达人获得七户希洛人供驱使。这一变革解决了斯巴达公民间的矛盾斗争，建立起稳定的小土地所有制。由于公民集体在经济权益和政治权利方面对公民实行平等的原则，所以斯巴达人把自己称作“平等者”，在史学中亦把斯巴达国家称为平等者公社。

约公元前640—前620年，美塞尼亚人发动声势浩大的起义，对斯巴达予以沉重打击。在成功镇压起义后，斯巴达进行了深刻的制度改革，以适应尖锐对立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紧张关系，形成颇具特色的国家制度与社会结构。历史上把这些改革归结于斯巴达王吕库古。

 

斯巴达政制

一般认为，斯巴达政体是贵族共和制或寡头制，但即使在古代，也有人认为斯巴达政制为民主制。孰对孰错取决于怎样看待公民大会与元老会议、多数公民和少数公民的关系。从政体运行的关系看，较为合理的定性应是混合政体。

斯巴达公民大会由30岁以上的公民组成，按月召开一次，审批元老会议起草的法规政策，选举或批准国王、元老、监察官等高级公职以及其他低级行政公职、军事指挥的任命，是国家名义上、部分在实质上的最高权力机关。公民不分出身、财产多寡均有出席大会的权利，在大会上拥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但没有重要的创议权和辩论权。与会者只是听取元老会议的报告和国王等高级公职人员之间的辩论，然后用呼喊的方式来通过或否决提案。当反对与赞成的呼喊声的音量接近时，为了公平起见，持不同意见的公民需分离开来，各自集中于会场一方，由监察官清点人数（票数）。

元老会议是老人当政，由28位年龄在60岁以上的公民和两位国王构成。起初挑选元老的权力可能归属国王，贵族出身是成为元老的必要条件。吕库古改革把选举交予公民大会，出身高低不再成为必要条件。元老的选举程序具有原始色彩。公民大会先选出若干选举委员会成员，将他们封闭在黑屋当中，隔断与外部的视觉联系。然后让候选人默声从选民面前走过，赞同该候选人的选民一同呼叫，黑屋内的选委会成员则根据呼叫声的高低大小来确定候选人是否当选。所以元老会议成员的遴选颇为公平，当选者也并非贵族，而是从政经验丰富的老人。但元老一经选出便成为终身职，易形成自身利益。且元老会议拥有创议权，对国家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定与通过具有重要影响；拥有司法权，对凶杀案件、王室婚姻和继承问题拥有审判权。古希腊人认为这个机构是国王与公民大会间的缓冲或平衡器，避免政体趋向君主制和民主制两个极端。

双国王与监察官是斯巴达最高行政、军事与监察长官。斯巴达实行独特的双王制。双头政治一般是为了权力制衡。从双王皆为世袭王族出身看，估计原来可能是部落首领，经过部落联合而形成双首领制。双王拥有的国家权力相等，享终身职。这种王权主要体现在统率军队权上。战时一国王率军出征，一国王留守国内。在领兵期间，国王及其随从的给养可享受公费优待，一般军人则需自备粮草。国王还有其他一些特权，但并不过分，如可以占有较多公有地，在公众面前出现时，所有与会者需起身表示尊敬，有优先挑选与食用祭品的权利，死后可享有举国致哀的殊荣。此外，国王无其他特权，只是高级公职人员，如若违法，可以像普通公民一样被逮捕。为防止国王可能的专断趋向，监察官与国王每月须交换一次誓言，国王发誓依法办事，监察官保证国王在信守誓言的情况下其权益不受侵犯。这暗示历史上王权曾颇为强大而引起公民大会的戒备。

五名监察官同样是民选官员，任期一年，无出身和财产资格限制，凡30—60岁公民均可当选。监察官是民意的代表者，权能颇为广泛：既是整个公民社会生活的监控者，可以对任何违反法律的公民予以惩罚，包括剥夺国王在内的违法公职人员的权力，还是负责日常民事诉讼的法官，负责国内安全的“警察”首脑，如指挥对耕奴希洛人的迫害。战争期间，监察官动员国民出征，有权任命国王卫队的三名长官，国王身边还需两名监察官陪同，行监督与军纪维护事项。自公元前5世纪始，监察官权力扩大，负责主持公民大会和元老会议。

 

军事化的社会

在被征服者占绝大多数的具体条件下，斯巴达采取举国军事化的制度，以维持对希洛人和庇里阿西人的统治。这一制度的缔造者也被归结于传说中的国王吕库古。在这一体制下，公民自出生之日起便被置于国家的严格监管之下，只能成为遵纪守法、忠诚谦恭、英勇善战的优秀公民和军人。

斯巴达婴儿要经过国家公职人员的体质检查，先天不健全的婴儿不允许成活，因为斯巴达人认为身体有缺陷于国于己均有害。合格的婴儿在7岁前由母亲抚养，实行大体统一的幼儿教育方式，如用烈酒洗澡，不允许挑食，常被母亲单独放在黑暗的房间内，培养其忍受孤独与黑暗的能力。7岁开始新的规训年龄段。孩子离开母亲，编入儿童团，集体食宿。平时打赤脚，睡芦席，衣仅遮体，食仅充饥。每日科目主要为习武，初步识字即可。18岁时，会被秘密派往美塞尼亚，暗杀可能对斯巴达人统治造成威胁的希洛人。20岁起，斯巴达男子进入正规军训，成为方阵中的士兵，逐日操练，直至60岁止。其间30岁是法定允许结婚的年龄，婚后继续参与军训、军演和公餐，15人编为一组，称“菲迪提亚”，同吃、同住、同练。如果菲迪提亚成员未能履行自带公餐的义务，会受到剥夺公民权的惩罚。这样形成的战友关系，有时是同性恋关系，会转化为战场上的生死与共。在这种严苛的教育和军训制度下，斯巴达公民缺少自由与闲暇，所以斯巴达没有其他邦必不可少的剧场等娱乐场所，却规训出忠于国家、忠于职守、英勇善战的好军人。尽管其步兵人数不多，却成为公元前6世纪末成立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的霸主，并长期称雄希腊战场。

四 雅典——古代民主的样板

从君主制到贵族制

雅典地处斯巴达以东、希腊半岛中南部的阿提卡半岛。境内山岭把半岛分成三个沿海和山间的小平原，阿提卡平原相对最大，适于农业。其西北部沿海有天然良港派里厄斯，今天仍是雅典的主要港口。山区盛产古代人能够大批量应用的陶土、大理石与银矿。

史前时期阿提卡已有人居住。迈锡尼文明期间，在后来卫城的位置上兴建了城堡，显然是一个小王国的政权所在地。迈锡尼文明崩溃，该王国亦衰落，城墙坍塌。在黑暗时代，阿提卡居住着四个各自独立的部落，彼此间常发生冲突。约公元前9世纪末或前8世纪初，一位叫提修斯的强人把四部落统一起来，后来的雅典人称之为王。传说提修斯以雅典为中心成立中央议事会，按出身与财产把居民分成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三个等级，这等于承认了社会分化与劳动分工的客观事实，规定只有贵族才能担任宗教和行政官职，使原氏族部落转化为君主国。

约公元前8世纪上半叶，雅典行政官制改革，设立三人组成的终身执政官一职，削弱了王权。约公元前752年，增加非终身执政官职数，随后把国王变为执政官之一，等于釜底抽薪，和平地废除了君主制。至公元前7世纪，雅典已彻底转变为贵族共和国：终身执政官被取消，执政官有了一年任期制，职数扩充为九人集体领导，当选资格仅限于贵族。他们分享处理日常行政、司法、军事与宗教事务的权力。离任执政官自动进入贵族议事会，议员为终身职。议事会实际上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可以直接任免执政官和下级官员，并执掌最高司法权。此时雅典已有公民大会，但参与者多半有财产或出身条件的要求，称作“被招之人”。

贵族制取代君主制具有重要意义。贵族制是一种集体领导的制度，这一制度要顺利运转，拥有决策权的贵族集体必须依循新的“游戏规则”，也就是政事平等协商、决策服从多数的法治原则，这就在阶级和等级社会的新条件下破除了个人领导的旧制，创造出新型的、依法治国的体制。随着这一集体领导体制的逐渐发展和完善，雅典人从过去尊重传统的习惯法上升为尊重成文法，任何未经集体认可的个人独裁均被视为非法僭越。这就给雅典国家权力的进一步下移，也就是民主政体的出现创造了制度条件和思想前提，广大平民及其代表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因此有了想象的空间，引起在更大的社会成员中间分享政权的设想，促使贵族制向民主制转型。

 

梭伦改革——民主制的开端

公元前7世纪末，雅典贵族利用自己的政治和经济优势，通过向贫困的农民放贷，以之田产或人身自由作为抵押，兼并无权无势的平民的田地。倘若债务人不能如期偿还债务，其土地便归债主所有。如果抵押土地不足以抵偿债务，债权人可以将债务人本人或其家人变为奴隶，由债权人任意役使，甚至可以卖到国外。到公元前6世纪初，土地兼并空前严重，农民抵押土地的债碑比比皆是，平民准备以武力推翻贵族政权，内战的阴云笼罩在雅典的土地上。

在即将大乱的危急关头，对和平解决矛盾尚未失望的雅典人推举一个叫梭伦的政治家担任执政官，让他拥有立法和改革现存制度的非常权力，负责调停两大对立派别之间的矛盾。

梭伦出身贵族，为人正直，具有自己的政治抱负与理念，这就是政府必须公正与中立，不允许富人欺压穷人，要保障穷人的基本权利，但也不允许穷人剥夺富人，避免国家沦为暴民政治。他就任之后，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的经济、政治改革措施，包括：

1. 颁布“解负令”，一次性取消所有私人和国家债务，拔除在雅典农区田地里的债权碑，有的债权人因此破产。但梭伦信奉中庸之道，并未根本废除债务制，因为借贷是文明社会中不可缺少的经济活动。他只对借贷活动的抵押形式进行了严格限制，禁止以人身作为借贷抵押，从而堵死了公民沦为债务奴隶的途径。在废除债务和债奴制同时，梭伦还动用公共资金赎回被卖到海外的雅典人。为防止土地再次集中造成新的社会危机，梭伦规定了公民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

2. 按财产划分公民的等级并规定相应的义务和权利。地产收入在500斗以上的公民划归第一等级——五百斗级。第二等级称骑士级，指地产收入在300—500斗、拥有养马能力的公民。第三等级称双牛级，地产收入在200—300斗。第四等级称雇工级，年收入在200斗以下，经常受雇于他人以弥补地产的不足。梭伦将不同的权利和义务赋予不同等级。国家的高级官职由头两个等级的公民担任。第三等级可担任低级官职。第四等级只有公民大会的参与权和选举权，以及民众法庭审判员的被选举权。但富人担任高级官职的权利是同相对沉重的社会义务联系在一起的。头两个等级的公民需要负担比较昂贵的骑兵装备，在其他公共义务上，如节庆活动的经费和建造军舰的费用等公共事务上，也是主要的提供者。

3. 设立新的政府机关四百人议事会和新的司法机关民众法庭。四百人议事会负责为公民大会准备议案，前三个等级的公民具有当选议事会成员的资格，民众法庭则对所有公民开放，成为国家最重要的司法机关。贵族议事会从过去实际上的最高立法、行政、司法机关降为实际上的检察机关和终审法院。古希腊政治学家亚里士多德因此高度评价民众法庭在雅典民主制形成中的作用，认为这是梭伦所实行的最具有民主特色的改革，人民因此成为“政府的主宰”。

4. 梭伦在改变了原贵族政体权力布局的同时，也改变了权力产生的具体程序，其中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抽签选举绝大多数国家官职的做法。尽管在这次改革后，高级公职人员的当选有财产资格限制，但他的选举法本身是非常民主的，这就是先由各大行政单位（当时称部落）投票预选出各官职的候选人，然后再进行二级选举，在候选人之间差额抽签产生各级公职人员。以九执政官为例，当选人数与候选人的人数比例为1∶3。这就创造了差额选举方法，保证了机会均等、公开、公平的原则。

梭伦还颁布了许多涉及政治、经济、宗教、社会生活方面的颇为具体的法律。如规定公民在遇到不同派别纷争时必须参入其中，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以避免公民对政治的淡然处之。他还规定父亲有义务教儿子一门手艺，以使其能自食其力。他甚至改革婚姻法，认为婚姻是为了爱情与生育后代，因此禁止买卖婚姻与奢侈嫁妆，禁止富婆包养年轻男子，私生子无须赡养父亲，因为他是父亲为作乐不负责任而生，等等。

梭伦改革对雅典民主政体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在经济方面，它消灭了债务奴隶制，有效地确立了个人自由权利不容侵犯的公民权，为以公民社会为基础的民主政治的形成奠定了人权基础，同时打开了剥削外来奴隶的道路。在政治方面，它打破了贵族垄断，以财产多寡划分担任公职的权利，赋予普通公民监督并行使国家权力的职能，使雅典政治体制首次突破了君主制、贵族制的局限，步入民主体制之路。从后来雅典政治体制的发展趋势看，贵族议事会的政治作用日趋消亡，三个民主政权机关（民众法庭、四百人议事会和公民大会）的权力则逐步扩张，最终成为国家的三大主导机关，这一切正是从梭伦改革开始的。

 

僭主政治与民主的确立

梭伦改革之后到公元前509年是新体制的磨合调整时期。平民和贵族、地方主义的政治派别、贵族阶级各派力量之间在合法的斗争范围内反复较量，雅典国内政局不时发生动荡，结果个人野心家毕士特拉妥借助雇佣兵的帮助，夺取了政权，建起毕士特拉妥家族的僭主政治（公元前560—前510年）。

僭主是古希腊人对利用非法手段夺取政权并实行独裁统治的人的称呼。但雅典僭主毕士特拉妥在夺权成功后为了不激化矛盾，并未废除梭伦确立的基本制度，保留了公民大会、议事会和民众法庭的形式，在不损害其家族统治的条件下，准许这些民主机构继续运作。为了巩固统治，他注意维护中小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如发放农业贷款，促进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推进海外扩张。另一方面严厉打击威胁其政权存在的贵族力量，流放一些贵族家族，没收了他们的土地，削弱了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在他当政期间，雅典政治和社会恢复稳定，客观上削弱了民主政治的大敌贵族势力，巩固了梭伦改革的成果。

毕士特拉妥去世后，他的儿子希庇亚斯独断专行，企图改变僭主制和共和体制之间的暂时平衡关系，实行真正的僭主独裁。结果导致雅典平民和贵族联合起来，在希腊霸主斯巴达的军援之下，一举推翻持续30多年的僭主统治。

僭主制垮台后，贵族和平民之间展开了新一轮的斗争，甚至发展为武装冲突。平民充分利用贵族自身的分裂，很快击败贵族反对派。平民领袖克里斯提尼在约公元前509年当选为执政官，进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平民的政治改革，在雅典最终确立了民主体制。

他的改革措施之一是重新划分行政区，取消四部落作为政治和军事单位的旧制，代之以十个按地域划分的新部落。这种行政区改革，打乱了原有的氏族部落格局，贵族家族很难再利用自己在氏族中的优势地位控制属于同一氏族的公民，贵族势力因此被进一步削弱，以旧居住区为政治分野的现象因此不复存在，民主政体的社会基础得到了加强。

随着十部落的出现，在四个传统血缘部落基础上形成的四百人议事会便需要加以调整，于是产生了由每一个新部落推选出50名议事会成员组成的五百人议事会。其职能、形式、选举方法同四百人议事会看来并无差别。贵族议事会保留了下来，继续享有一定的司法职能，公职人员的财产资格限制没有受到改革的冲击，仍旧有效。但与过去不同的是，公民大会的绝对权威在改革中树立起来。克里斯提尼提出了一项由公民大会控制、执行的严格法律“陶片放逐法”。按照这一法律，如果雅典出现威胁现行集体统治的重大人物，公民大会将举行一次特殊会议，以陶片为选票，表决是否对这位危险人物加以放逐。若多数同意，这位政治家将被赶出雅典，流放十年。由于对民主政体具有威胁能量的政治家只能是富有的贵族或一、二等级公民，这就把由贵族和富人组成的贵族议事会和高级行政机关置于公民大会的严格控制之下，梭伦体制残留的贵族制因素受到致命打击，以平民为主、包括部分贵族在内的人民主权已成定局。至此，世界文明史上的第一个民主政权——雅典民主制得到确立。

五 殖民运动

殖民运动兴起的原因

古风时代既是城邦形成的时期，也是大规模展开殖民活动的时期，希腊殖民者的足迹遍及整个地中海和黑海沿岸。历史上各个文明世界的殖民（即移民）活动从来没有止息，但形成一场大规模的运动却有具体的原因。希腊人殖民的一个基本动因是人口过剩、田地不足的压力，迫使在本国走投无路的人到异乡去寻找生存空间。

希腊半岛耕地面积严重受限，而黑暗时代以来的较和平的定居生活造成人口的自然增殖加快。新一代公民在本国难以分到赖以为生的耕地，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制造者。新兴的城邦只好有组织地把多余的人口派遣到海外谋生。例如，库列涅邦在组织殖民时，采取抽签方式，中签者必须出走，拒绝离开故乡者将被没收财产并判处死刑。有时天灾也是促使殖民的动因之一。如希罗多德提到昔克拉底群岛中的铁拉岛（今山托里尼岛）曾因连年干旱，颗粒无收，被迫组织、有领导地向北非移民。城邦内部的政治斗争也是促使部分失意者远走他乡的原因之一，例如卡尔西斯邦的政治流亡者在意大利南部的列吉乌姆建立定居点进而发展为新邦。还有为商贸目的在海外建立殖民点的事例，但为数很少。母邦与子邦之间的商贸来往通常是在子邦建立之后自然出现的，换句话说，贸易是殖民运动的产物，而不是基本动因。

 

殖民运动的过程与后果

古风时代殖民的目的地集中在希腊半岛东北和西北部。这些地区有适于农耕的平原与水源，且当地居民还处在前国家状态，如西西里岛的西塞尔人、东北部的色雷斯人与黑海沿岸的斯基泰人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都较古希腊人落后，这使得希腊殖民者比较容易在当地立足。

公元前750年左右，与阿提卡半岛隔海相望的优卑亚岛上的城邦凯尔吉斯和艾列特里亚最先向意大利半岛殖民，殖民者在今那不勒斯城附近破土建邦，开启了延续两个世纪的大殖民运动。其他邦纷纷效仿，分别在意大利半岛、西西里岛、比利牛斯半岛沿岸殖民，有些殖民地甚至远至大西洋沿岸，随之兴起了一系列新的城邦，有些邦后来成为西地中海的重要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如南希腊的科林斯在西西里岛建立的叙拉古。

东北方向的殖民也由优卑亚人发起，随后希腊半岛、小亚细亚和爱琴海岛屿上的希腊人积极跟进，纷纷在色雷斯、赫勒斯滂、黑海沿岸落户安家。殖民地呈裂变状建立。一个母邦分出女儿邦，女儿邦又分出孙儿邦。离开母邦的殖民者多则数百、少则数十人，行前或由母邦任命带队负责人，或殖民者集体选出首领，订立共同遵守的契约，随身携带母邦的圣火，踏上殖民的征程。也有几个城邦联合殖民的例子。它们协商殖民地所需要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如权力与土地的分配等问题。在契约基础上建立的新邦和拥有政治参与权的公民集体往往同母邦脱离了直接的政治隶属关系。殖民城邦与母邦之间的特殊关系主要基于血缘、宗教、风俗习惯等文化因素或商贸联系。到古风时代末期大殖民接近尾声时，计约40多个城邦在地中海和黑海沿岸建立了139个殖民地。

殖民对于希腊人而言无异于一次地理发现，大大拓展了希腊的地域范围，拓展了古希腊人视野。从古风时代末叶出现的最早一批历史作品看，选题几乎都是异邦异族的历史，说明古希腊人的新鲜感。希腊半岛与整个地中海、黑海沿岸地区因文化的共同性而紧密联系在一起，促进了经济往来。但也应看到希腊殖民运动的负面作用，因为殖民伴随着暴力与对土著居民的侵夺，也造成奴隶的来源扩大。

六 希腊城邦的盛衰

希腊与波斯的战争

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中叶，希腊城邦进入自身发展的繁盛阶段，史称古典时代。希波战争的发生与希腊人捍卫自身独立的成功为这一繁盛提供了动力。

希波战争的直接起因是波斯对小亚细亚希腊人的压迫和雅典等邦的干预。公元前6世纪中叶，波斯把位于小亚细亚沿岸的希腊殖民城邦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并征收贡赋。公元前500年，不满波斯统治的小亚细亚希腊人发动起义，同时派出使臣向斯巴达和雅典等邦求援。雅典与埃列特里亚分别派出20艘与5艘三列桨战舰前往小亚细亚支援。但起义被波斯军强力镇压，雅典等邦援军见势不好，迅即撤回本国。小亚细亚希腊人孤军奋战了5年。公元前494年，大流士一世重新控制了小亚细亚，对雅典的介入恨恨不已，发誓要向尚未受到“惩罚”的雅典和埃列特里亚复仇。

公元前492年，大流士一世遣大军水陆并进，入侵希腊。海军途中受风暴袭击，陆军在征服马其顿后受色雷斯人打击，损失惨重，被迫退兵，首次入侵失利。

公元前490年，波斯军队经过精心备战，集合600艘舰只，载步兵取海路再次侵略希腊。波斯军先登陆与阿提卡隔海相望的优卑亚岛，攻占埃列特里亚，同年9月在隔海相望的阿提卡东北部马拉松平原登陆。

雅典重装步兵1万人和少量轻装步兵开往马拉松迎战。同时派使者向斯巴达求援。斯巴达拖延发兵。雅典重装步兵只得到邻近小邦普拉提亚1000兵力相助，便首先向敌阵发起攻击。主帅米尔提泰加大方阵两翼的厚度，意在重点打击敌方两翼，以局部优势克服人数上的劣势。战斗果然按照他的预想展开与结束，波斯军虽突破雅典军中央，两翼却被击垮。雅典人和普拉提亚人在两翼得手后迅即返身夹击中路敌军，致使波军大败而逃。波斯二次入侵又告失败，大流士一世不久病逝。

雅典的胜利鼓舞了希腊人的斗志，激起原已臣服于波斯的许多城邦的抗战勇气。当公元前480年波斯继任国王薛西斯发动第三次入侵时，31个不甘屈服的城邦在斯巴达的领导下联合起来，组成有10余万将士、400艘战舰的联军，严阵以待。波斯入侵军总数约四五十万。两军首战于进入中希腊的隘口铁尔摩披莱（又译作温泉关）。希腊守军7200人，由斯巴达国王李奥尼达统率，血战两日，未让敌人前进一步。波斯军放弃正面进攻，改袭希腊守军侧后，迫使联军大部撤退。李奥尼达及护卫他的300名斯巴达战士和1100名志愿人员断后，几乎全部战死。

波斯人突入中希腊，雅典首当其冲。雅典将军铁米斯托克里采取保存实力、伺机反击的策略，说服雅典人撤出城市，士卒登上战舰，家属避往邻邦，雅典空城因此失陷。联军陆军在波斯优势兵力的进逼下撤至科林斯地峡，试图扼守通向南希腊的通道。联军海军则集结在阿提卡附近的萨拉米斯湾，同波斯海军展开殊死决战，终以损失40舰的代价歼敌舰200艘。在岸上观战的薛西斯见大势已去，恐希腊人断其海上退路，遂在陆上留下部分军队，自己仓皇返回亚洲。

公元前479年8月，联军11万与波军15万在中希腊普拉提亚展开陆上会战，斯巴达重装步兵击毙敌统帅，致使波军阵势崩溃，伤亡达10万之众，被彻底赶出欧洲。陆战开始时，希腊海军向停泊在小亚细亚的波斯海军残部发起攻击，于米卡列海角附近全歼敌舰队。自此，希腊军从防御转入进攻。

公元前478年，斯巴达退出战争，把联军领导权让给雅典。同年冬，主张继续作战的诸邦代表与雅典代表会聚提洛岛，正式结盟，史称“提洛同盟”。入盟各邦原则上一律平等，在盟会上各有一票表决权。但由于雅典拥有绝对军事优势，实际控制了同盟。同盟在提洛岛上的阿波罗神庙设立共同金库，入盟各邦依本邦岁入的多少以及承担同盟义务的大小交纳盟金，由司库官（雅典人）保管。

公元前476年，提洛同盟舰队展开结盟以来的首次军事行动，拔除波斯在色雷斯的据点埃昂。随后双方在爱琴海角逐霸权，互有胜负。公元前454年，盟军海军在尼罗河口的海战中损失军舰200余艘，提洛岛暴露在波军威胁之下。雅典把同盟金库从提洛岛移到本国卫城。此间，一些试图退盟的城邦遭到雅典镇压。同盟因此变为雅典控制外邦的工具。

公元前449年，雅典与波斯都苦于难以彻底战胜对方，不得不握手言和，签署协定。波斯放弃对爱琴海的霸权，允许小亚细亚希腊城邦独立，即承认雅典的势力范围。作为回报，雅典不干预波斯对其属地的统治，不再插手埃及事务。因雅典谈判代表是卡利阿斯，这次和平协定又称“卡利阿斯和平”。希波战争实际以希腊，尤其是雅典的胜利而告终结。

波斯帝国自此失去扩张能力，希腊一些城邦却因战争而获得大量资金、劳动力和社会需求，使希腊的经济和政治趋向极盛。战争还极大地改变了希腊邦际关系。斯巴达一家称霸的局面被打破，雅典成为与之相竞争的地区霸主，其附属国遍布爱琴海和希腊本土。战争还促进了希腊城邦政治的发展，雅典第四等级公民广泛在海军服役，为战争做出巨大贡献，从而提高了政治地位，促使民主政治进一步完善。随着雅典霸权的确立，雅典式的民主政体在其附属国广泛传播。

 

社会经济的发展

古典时代希腊的社会经济整体上是一种农工商混合的共生型经济，其中农业占有压倒优势。但各邦均有自己的手工业和商业，依历史条件的不同二者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有多有少。希腊最大的国家——斯巴达的工商业最落后，该国仅在庇里阿西人的村镇中有供本国消费的工商业，而雅典的工商业最发达，但它也没有脱离古代经济以农为本的共性。

在工商业较发达的城邦，土地私有制得到深入发展，形成了一些较大面积的地产，如雅典著名政治家客蒙和伯里克利都是比较大的土地所有者。在经济落后地区，土地所有的情况不尽相同。斯巴达和克里特岛上由多利安人统治的城邦在公民之间保持着田产基本均等的状况，而在北希腊帖撒利则流行大地产。

除大小不等的私有土地之外，希腊许多城邦还存在一定数量的公有地。如雅典国家直接控制着林地和草场。每个村落也有自己的小片公有地。

各地农业的经营方式有所不同。帖撒利的大地产主使用以家庭为单位、固着在土地上的耕奴耕作。雅典的较大地产主多是旧贵族后裔，有的直接管理地产上的经济活动，有的指定奴隶管家经营。这些地产上的直接生产者性质不清，可能既有奴隶也有雇工或佃户。

公民小土地所有制因国家条件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在斯巴达、克里特等地，小地产主仍是小奴隶主，以剥削耕奴劳动为生。在雅典和多数城邦中，独立的小生产者及其家庭成员是辛勤的耕耘者。

与此同时，一些城邦的工商业获得长足进步，手工业内部的分工日益深化，地方性的集市贸易市场已经形成。其中，制陶业是发展很快的手工业部门。陶器一直是古人最通用的餐具和容器。城市的繁荣、商贸的活跃致使对陶器的需求增大。雅典、科林斯、帖撒利地区、爱琴海岛屿、黑海沿岸、西西里、南意大利的希腊城邦中，都有兴盛的制陶业，内部有细密的分工，包括拉坯、成型、彩绘、烧制等工序。奴隶工匠通常负责制作标准化的产品，较高工艺水平的彩陶多由具有自由身份的匠人绘制。公元前5世纪流行黑底红绘的装饰形式，以神话或日常生活题材为主。雅典匠人制作的所谓“红色线条风格”的陶器堪称古典彩陶的极品。

其他手工业部门也表现出专业化的倾向。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里可以看到铁匠、石匠、鞋匠、鞣革匠、珠宝匠、织匠、地毯匠、擀呢匠、梳毛匠、木匠、制砖匠、干酪师、面包师、磨面师等不同称谓的匠人。有的铁匠只做武器，有的专门做农具。

古典时代城市生活的活跃带动了建筑业的发展。雅典政府为给贫苦公民创造就业机会和美化城市，拨巨资于大规模公共建筑，宏大的卫城城门、帕特农神庙、奏乐馆等众多建筑物皆在此时完成。

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推动了银矿业的繁荣。雅典的劳洛温银矿得到最积极的开采。国家把矿山分块出租。矿坑内的采掘劳动由奴隶担任，筛洗、冶炼等坑外作业则既用奴隶也用雇工劳动。劳洛温银矿最盛时开采人数多达两三万人，是劳动力最集中的手工业部门。

人口向城市流动，财富在城市中积累，引起商品交换的频繁。除粮食、水果、蜂蜜、酒、蛋、禽、纺织品等日用商品外，还有鱼、油、醋、葱、木炭、木材、鞋、服装、刀矛、盾、地毯、锁头、奶酪等产品进入交换领域。公元前5世纪、前4世纪之交，希腊因此出现用于找零的小面值青铜币。雅典、科林斯、开俄斯、墨加拉、厄吉纳、叙拉古等邦是对外贸易的积极参与者。雅典因拥有海上霸权，控制了爱琴海商路，能够对某些自身需要、产量不多的产品（如开俄斯岛的红铅）实行垄断，规定只能从产地输往雅典一地。

国际贸易的频繁导致货币兑换商的出现，希腊人称之为“坐在桌子旁的人”，因为他们在市场上摆张桌子做生意。在雅典等邦还出现了专门的钱庄，从事货币兑换、存汇与放贷业务。

古希腊工商业的从业者身份较为特殊，在斯巴达均是庇里阿西人，在雅典绝大多数是没有公民权的异邦移民，希腊人称“迈提克”。他们因无公民身份，不能拥有土地，只能从事手工业商业。有些人积累起丰厚的财富，如雅典最大的手工作坊主就是迈提克，金融高利贷者都是迈提克。迈提克无政治地位，负有特殊义务，如缴纳人头税（公民不需缴）、经商税和服兵役。富裕的迈提克还要缴纳特殊财产税——社会捐献，用于建造军舰，举办节庆活动等公共活动。雅典迈提克在公元前5世纪约有2万人之多。

 

奴隶制的繁荣

希波战争期间和战后，雅典等邦利用战争胜利和战俘奴隶来源便利的条件，开始把奴隶劳动广泛用于商品生产领域，希腊奴隶制进入繁盛阶段。这首先表现为奴隶数量激增和来源广泛。尽管没有留下确切的人口统计材料，但从各种数字存留较多的雅典看，奴隶总人数至少在7万—9万之间，同公民及其家属总数几近相等。

其次，奴隶的来源明显多样化、经常化。债务奴隶制已普遍废止，战俘奴隶、奴隶贸易和奴隶的自然增殖成为奴隶的主要来源。随着奴隶制的发展，在诸如雅典、开俄斯、提洛岛等地出现了较大的奴隶市场。奴隶交易的方式同其他商品交易无异：奴隶贩子将奴隶裸体陈列，向买主介绍奴隶的性情、年龄，与买主讨价还价。一名奴隶的价钱相当于一个成年人一年的饭钱。拥有奴隶不仅是体面的象征，而且是创收的源泉。

此外，奴隶劳动被广泛应用于一些城邦的各个生产部门，奴隶最集中的部门是采矿业，其次是各城市的手工作坊。雅典最大的手工作坊使用多达120名奴隶工匠。建筑业、航海业等手工业、商业部门也容纳了许多奴隶。而且，奴隶劳动还渗入农业领域。除一向以耕奴劳动为主的斯巴达、帖撒利和克里特外，在公民劳动占优势的雅典等邦的农业中，也出现了奴隶制农场。随着奴隶制的发展，少数奴隶主开始把自己的部分财产交给奴隶经营以调动奴隶的积极性，坐享奴隶创造的收入。这种奴隶可以有家庭和相对独立的生活，境况较在农业和矿坑中的奴隶好一些。与之相似的还有大量家内奴隶，如看门人、清洁工、厨子、理发匠、歌舞伎、使女等，以及管家、文书、教师、医生等知识奴隶。雅典政府也使用公共奴隶，如下级公务人员、狱卒、街道清洁工、造币工人和警察。

随着奴隶制的发展，奴隶的社会地位也复杂化了。希腊人把奴隶定义为“一种有生命的财产”。由于奴隶是物品和工具，所以希腊人一般把他们排除于法律保护范围之外，主人有权对不驯的奴隶施以刑罚，如拷打、扭关节、灌醋、火烧，直至杀死。但个别地区，如克里特岛的哥尔金邦却允许奴隶与自由人通婚，婚生子女可成为自由人。雅典奴隶与公民在衣着上没有区别，在街头不必给自由人让路，奴隶主没有任意杀死奴隶的权力。

 

民主政治的深化

希波战争当中，许多城邦摆脱了贵族统治，建起民主政府，如大邦底比斯、阿尔哥斯、叙拉古等，希腊民主政治因此进入了繁荣时期。在众多实行民主政体的国家中，最为典型、留给后人材料最多、在世界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是雅典。

克里斯提尼改革使雅典政治生活进一步民主化，民主一词“德摩克拉提亚”（dēmokratia）便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中叶。“民主”的词义是人民主权。该词系两词构成的合成词，其中之一dēmos有全体人民之意，另一词kratos含义为主权、掌权。

公元前487年，雅典对选举法进行改革，预选执政官的方法由投票改为抽签，当选执政官的资格下放到第二等级公民。公元前461年，平民领袖厄菲阿尔特提出新的民主改革法案获得通过，剥夺了贵族议事会的所有参政职能，只为其保留了审理凶杀案的司法权力。公元前457年，在政治家伯里克利的倡导下，执政官当选资格进一步下移到第三等级公民。公元前443年，伯里克利成为首席将军，并连选连任这一职务10多年。他以自己的政治远见、对民主制的坚定信念、廉洁勤政的个人魅力，成为雅典历史上最杰出的民主政治家。在他领导下，民主制更加成熟。虽然这时当选高级公职的财产资格限制没有正式废除，但实际上已经失去意义，国家所有公职对一切公民开放。雅典民主政治进入繁荣时期。

在古代君主专制盛行的条件下，雅典率先把国家管理权交给社会上相当多的成员，而不问其出身、门第和财产所有权的大小多少，一切公职对所有公民开放，通过抽签选举和举手选举产生国家公务员，实现了古希腊人轮番而治、既是统治者又是被统治者的思想，这无疑是世界史上的伟大创举。

雅典民主政体包含四大政权机构，即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民众法庭和具体的行政与军事部门。尽管各机构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和具有的职能有所不同，但它们的组成和运作都体现了一切权力属于雅典公民集体这一根本原则。

雅典公民大会是国家的唯一立法机关，同时具有高级公职人员的任免、执法、行政、军事、财政、宗教事务的决定权。雅典所有法案和人事任免（包括对宗教祭司人员的任免）、宣战、缔和乃至指挥具体备战等重要事务都要由公民大会决定。除此之外，公民大会还有行政权与司法权。至少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公民大会受理涉及重要人物或高级公职人员的案件以及司法执政官提出的公诉。至于行政和财务问题更是公民大会经常讨论和处理的议题。所以公民大会是立法、行政、司法三位一体的国家机关。

五百人议事会是附属公民大会的会务机关以及执行大会意志的常设机关，具有为大会准备提案、主持大会召开及主持会后部分日常高级行政、监察与司法的职能，其中为公民大会准备提案和主持大会最为重要。按公元前4世纪的规定，公民大会不能审议未经五百人议事会准备和未经主席团事先以书面形式公布的任何法案。但在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实际上存在公民直接在公民大会上提出动议或对议事会所提议案提出修正案及替换议案的情况。所以，提交公民大会的议案只是一般由议事会准备，而准备提案也就成为议事会的最重要职能。

民众法庭是雅典日常司法机关，其职能相对单一，主要行使公民大会赋予它的司法权力，审理除杀人案外的一切公私诉讼，具有终审权。在公民大会上当选的高级公职人员，如执政官、司库官等人的任职资格也由五百人议事会初审后交民众法庭终审。如果某公民的任职资格在五百人议事会初审中遭到否定，他也可以向民众法庭上诉，后者审查后的判定为最终决定。部分低级公职人员的任职资格则直接由民众法庭审定。民众法庭的审判员从30岁以上、无公共债务并且没有被剥夺公民权的公民中产生。在公元前5世纪，审判员的数量是6000人，占雅典总人口约1/4或1/5，这无疑是世界史上最大的法官集体。

民众法庭在执法过程中，始终贯穿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最大限度地保持执法公正，避免行贿舞弊之类现象发生。为实现这一原则，法庭在整个司法程序中均采用或然方法和互相监督方法挑选司法人员。大到负责案件审理的全体审判员的组成、法庭所在房间的选定，小到法庭主持人与所有必要工作人员（如水时计监督人、监票人）的产生，均由抽签决定，并且抽签任命的责任者始终是一次性的，下次开庭还要再次抽签。

为了进一步保障司法的公正，公民法庭对不同程度和性质的诉讼确定了不同规模的审判员集体，从201、401、500、700、1001到1500、2000、2500人不等。最通行的是500人庭，重大公共案件则要求更大的法庭。当然，任何制度和法律都不能杜绝违法行为和不公正现象的出现，只能限制它们的发生。因此庞大的民众法庭的公正性也只能是相对的，政治家伯里克利、美术家菲迪亚斯、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受审和错判便是集体智慧也同样会犯错误的例证。但在这种严格的制度制约下，法庭所犯的只是集体判断性错误，而不是因法官收受贿赂而产生的群体腐败行为。

雅典人民主权的特征不仅体现在上述三个主要国家机关上，而且也部分体现在众多规模不大的行政和军事机构上。在公元前4世纪，这些机构共有27个，绝大多数由十人组成，出自十个部落，也有极少数由十多人或五人组成，分享军事、财务、宗教、工商、市政管理等多方面具体事务的处理权力。所有这类公职人员均通过选举从30岁以上的公民中产生，多数以抽签方式，少数以举手方式，直接对公民大会或五百人议事会负责，并受上述三大机关的严密监督，包括任职前资格审查、任职审查和离职审查。所有行政机构彼此之间则一般没有隶属关系，各机构内部实行集体领导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原则。

显而易见，雅典国家的政权经过上述选举制、限职制、分权和有限责任制的整理分割，已被碎化到众多公民个人手中，而个人权力又在三大机构的严密监控和自身集体领导的制约之下，只能在非常有限的时间（一年任期）和空间（很小的职权范围）内施展，因此如果不能摆脱这些控制，任何形式的个人独裁或小集团的寡头政治都是不可能的。

 

古代民主的局限

古代民主的主体仅限于具有血缘关系的雅典全权公民集体。对于雅典国内的大批非公民，如外邦移民和奴隶，以及对于其他国家的公民，雅典民主制则是一种压迫和暴力。雅典在繁荣时期，有两万多常住外来移民，他们在雅典主要从事手工业、商业和银钱兑换业，为雅典人提供许多税收，但却不能享有任何公民权，不能拥有土地。即使外邦移民已变为巨富，成为大奴隶主，他们仍要依附于某个公民保护人，始终是低等人。

雅典公民集体在国内压迫非公民自由人和奴隶，在国外还曾经大力压迫和剥削附属国的居民。公元前468年以后，雅典将反波斯侵略而成立的提洛同盟变为控制和剥削同盟国的工具，各国的捐款也变成向雅典上交的贡款，完全由雅典政府支配使用。这一款项最多时一年达1300塔兰特，用来支付雅典城市建设、军事装备、公民津贴等开支。为了控制附属国，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雅典向附属国派遣监督官，直接派出军事移民和驻军，干涉各国内政，扶持亲雅典势力，操纵附属国议事会的选举，夺取各国对本国公民的司法权力，禁止任何附属国擅自退盟。如果有个别国家敢于独立，雅典便派重兵镇压，甚至对退盟国公民进行大屠杀。

雅典民主政体不仅剥夺了其他非雅典公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而且也剥夺了公民妇女的政治权利。雅典具有公民身份的妇女没有经济权，除了首饰和服装之外，她们在家庭中没有私人财产，不能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家庭财产的继承权。即使是名义上的个人财产嫁妆，也无权支配。雅典妇女也完全没有政治权利，不能参加公民大会，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甚至像体育场馆等公共场所也不向妇女开放。所以，雅典民主政制是压迫和剥削非公民和排斥广大公民妇女的片面的民主，是阶级、等级和性别歧视的民主，是三四万特权男性公民的民主。它在尽情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调动了大多数普通公民的才智和积极性，促成雅典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极盛的同时，又残忍地窒息、限制了社会的另一部分成员和附属国居民的自身发展能力。因此它既是伟大文明的催化剂，也是社会奴役与不公的一种暴力机器，这是其体制上的最大缺陷。

此外，古希腊思想史上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就是凡大思想家，主要是享有民主权利的雅典公民，多对民主持批评态度，认为民主本质上是大多数穷人的统治，偏离了公正的原则。修昔底德、苏格拉底、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都属于批评民主的阵营。在批评意见中，最有力的一种指责是：民主致使派系倾轧，选举迫使各派政治家取悦民众，放纵选民，而对民众过度的自由放任导致多数人的暴政，和少数人或单个人的暴政没有区别。诸如此类的弱点还有选举贿赂，政治家没有操守，蛊惑人心，以及业余人员治国，等等。其中，在民主制下个人或党派为一己私利而讨好选民，把派别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被这些思想家看作是最大的缺陷。由此出发，他们普遍赞同梭伦的看法，认为一个良好的国家不能成为一个党派、一个阶级、一个利益集团或若干利益集团的工具。国家应该在社会各个利益集团中保持客观中立，追求超越阶级派别的道德目标。而好的政治家的责任是促使这些目标得以实现，通过教育对国民进行道德引导，并进行正确的立法和选择合适的统治者。在他们看来，民主制未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属于非正常的政体。

 

伯罗奔尼撒战争

希波战争后期，雅典势力的急剧扩张引起斯巴达的不安甚至恐惧。公元前457年，两国在中希腊发生武装冲突，虽缔结了30年和约，但矛盾没有解决，后起的雅典咄咄逼人，欲获取整个希腊的霸权。

公元前435年，伯罗奔尼撒同盟成员国科林斯与位于西部的科西拉邦发生争端。雅典借机插手西部，助科西拉击败科林斯。公元前432年，雅典与邻近城邦墨加拉发生争执，于是封锁墨加拉港口。而墨加拉是科林斯盟友，科林斯不能坐视，在伯罗奔尼撒同盟会议上，力主向雅典宣战。斯巴达作为盟主，再三权衡利弊后决定发动战争。公元前431年，斯巴达向雅典发出最后通牒：放逐主战的领导人伯里克利，允许雅典盟邦独立，取消对墨加拉的禁令等。雅典拒绝接受，战争旋即展开。

开战之初，伯里克利当政，他力倡雅典取陆上防御、海上出击战略，故雅典农民坚壁清野，居民转移到城中。雅典海军频频出击，袭掠伯罗奔尼撒半岛沿岸。但公元前430年夏，雅典城内因地狭人稠，卫生恶化，引起瘟疫，约1/4的居民病亡，伯里克利亦染病去世。雅典人挺过瘟疫打击后，于公元前429年冬拿下北部战略重镇波提狄亚，获开战以来首次较大胜利。但斯巴达随后毁灭雅典忠实的盟邦普拉提亚。公元前425年，雅典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派罗斯海角建起要塞，动摇了斯巴达对希洛人的统治。斯巴达派军试图赶走雅典驻军失败，被迫向雅典求和遭拒。斯巴达于是驱兵北上，对雅典造船木材的产地和运粮船必经之地色雷斯沿岸实行一系列打击，颇为成功。双方相持不下，均需要喘息，公元前421年缔结50年休战条约。雅典的和谈代表是尼西阿斯，故和约在史书中称《尼西阿斯和约》。

公元前415年，在政治蛊惑家亚西比德煽动下，雅典公民大会贸然通过远征西西里岛的决议。庞大的远征军刚在西西里登陆，统帅之一亚西比德的政敌便在国内控告他“亵渎神明”，命他回国受审。亚西比德知道凶多吉少，便叛逃斯巴达，鼓动本与西西里无直接利害关系的斯巴达出兵，欲置雅典于死地。两霸战争重启。雅典远征军苦战两年，虽得到国内增援，但在斯巴达军、叙拉古军的联合打击和主帅尼西阿斯的错误指挥下，竟全军覆没。

雅典从此陷入被动，附属国叛离，造成雅典兵源和财源的紧张。斯巴达听从亚西比德的献计，派军长驻并蹂躏阿提卡，引起雅典2万奴隶大逃亡。在困境下，雅典国内社会矛盾尖锐化，贵族寡头派趁机发动政变，夺取了政权。正在爱琴海与斯巴达角逐的雅典海军闻讯，拒绝承认寡头政府，并迎回亚西比德担任统帅，夺回在东部战场的主动权。国内民主派受到鼓舞，一举推翻寡头政权，民主政体失而复得。

公元前405年，得到波斯资助的斯巴达舰队在羊河战役中歼灭雅典舰队，使雅典丧失了有生力量，其附属国几乎全部独立。公元前404年，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军队从海陆两个方面封锁雅典。在内外交困、粮草断绝的情况下，雅典被迫投降。斯巴达拒绝科林斯毁灭雅典的要求，保存了这个伟大的文化中心。雅典交出残余舰队的同时拆毁了城墙，并加入伯罗奔尼撒同盟，允许流亡的反民主贵族返国。

 

城邦危机

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参战诸邦在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加剧了社会矛盾。一方面，战争期间贵族派与民主派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公民集体的团结遭到严重破坏。战后社会矛盾并没有缓解，且因战争灾难对各国小农经济的沉重打击，公民集体的主体小生产者群体大范围破产，严重动摇了城邦的社会与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少数人依赖战争牺牲多数小生产者的利益而成为大富人，成为贫者仇视的对象。尖锐的社会矛盾导致重分土地和财产这类古风时代的口号重新在希腊出现，僭主制也在混乱中再次开始流行。希腊的一些主要城邦，包括雅典和斯巴达，均陷入经久不断的危机之中，甚至逐步丧失了对外敌入侵的自卫能力，外籍雇佣兵逐渐取代公民兵。公元前4世纪的城邦危机最先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胜利者斯巴达出现。

斯巴达在战争中赢得前所未有的荣誉、金钱和权力。斯巴达统帅来山德曾一次从小亚细亚运回2000塔兰特巨资。他自雅典回国时，又带回整车的黄金。这些巨量的财富进入斯巴达社会，对一向以守贫为荣的斯巴达社会价值观予以巨大冲击。来山德及其他斯巴达将领都从穷汉变为富翁，开始追求声色犬马的奢侈生活。吕库古改革创立的公民平等原则和艰苦奋斗传统被弃之不顾。斯巴达人开始疯狂追逐钱财。一些强者通过牺牲弱者的利益更加富足，一些弱者越发贫困，斯巴达开始了无可挽回的衰落过程。公元前4世纪初，原属国有的公民份地可正式转让，为富人放肆并吞小农土地放开了制度闸门。短时间里公民人数由最多时的9000人减少到1900人左右。至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公民仅剩1000人。公元前399年，以基那敦为首的“下等者”预谋起义，企图推翻斯巴达贵族统治未果。

雅典危机的表现与斯巴达不同，主要体现为公民兵的衰落和个人主义的膨胀。

伯罗奔尼撒战争使雅典元气大伤，公民人数由战前约4万减至2万左右。经过一段时间休养生息，雅典的政治、经济有所恢复，民主制进一步发展，公民大会至高无上的地位得到加强，政治舞台不再由出身名门望族的人所主导，一批出自各种家庭的政治家、演说家脱颖而出。他们积极维护公民的参与权，对参与公共活动的公民发放的津贴增多，不仅出席公民大会享受津贴，而且观看戏剧也发放津贴。这些福利虽然鼓励了贫苦公民参政的积极性，但也同在公民兵中引入津贴一样，使过去自觉的义务变为有偿交换。公民热衷于个人创收，宁愿雇外邦人当兵打仗，而不愿自尽兵役义务。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意识趋向淡薄。

在经济方面，少数富人财产明显增多，在最富有的1200人中间，财产大多在5塔兰特左右，多的高达数百塔兰特，少的也有2塔兰特。他们的收入来源已不再局限于地产。一些人经营起过去由外邦人经营的手工作坊、银钱兑换业务，有的还经营澡堂、妓院、酒馆、房地产。每人均拥有大量奴隶。私有经济的发展使雅典政府在丧失附属国的巨额贡款之后仍能获得较多财政收入，公民福利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所以雅典贫富的差距虽然拉大，但失地的公民人数远比斯巴达要少，民主制作为一种体制已牢固确立。

雅典内部的相对稳定使它得以恢复积极的对外活动。公元前378年，雅典成功地拉到一些利益相同的国家建立起第二次海上同盟。然而参加国比提洛同盟少得多，且雅典只是其中一个平等的伙伴。随着第二次海上同盟的建立，希腊的暂时和平被破坏，雅典舰队大败伯罗奔尼撒同盟的舰队，雪洗了羊河之战的耻辱。

雅典的胜利得到底比斯的呼应。底比斯重建曾被斯巴达强迫解散的彼奥提亚同盟，引起斯巴达的强烈反应。双方在留克特拉展开激烈会战。底比斯将军埃帕米侬达布下“楔形”方阵，置主力于左翼，纵深厚达50列，一举突破斯巴达军右翼，致使敌军全线溃败。斯巴达国王及400公民战死，其重装步兵统治希腊战场的局面被彻底打破。留克特拉之战成为斯巴达众叛亲离、伯罗奔尼撒同盟崩溃的起点。

公元前370年冬，埃帕米侬达率军杀入伯罗奔尼撒，在斯巴达大肆掳掠。美塞尼亚的希洛人获得解放，建起完全独立的国家。这对斯巴达人是致命打击，断绝了许多公民的生活来源，加速了平等者公社的破产。底比斯军在伯罗奔尼撒引起的震荡不仅如此。阿尔哥斯平民“棍棒派”借机暴动，打死贵族1200人并没收他们的财产，连试图平息暴动的民主派领袖也被棒杀。

底比斯的勃兴引起雅典的忧虑，转而与斯巴达结盟。底比斯为同雅典在爱琴海竞争，于公元前364年建起一支海军，将雅典在爱琴海的一些盟友拉到自己一边。公元前362年，因南希腊局势发生不利于底比斯的变化，埃帕米侬达驱军再入伯罗奔尼撒，和雅典、斯巴达等邦联军会战于曼丁尼亚，再次获胜。但埃帕米侬达被标枪击中，雅典等败军得以逃生。埃帕米侬达临终前嘱咐与敌缔结和约，参战各邦均求之不得。美塞尼亚的独立得到承认。斯巴达尽管抗议，但无人理睬，它已沦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

底比斯的兴起与希腊混乱的国际形势以及杰出人物的努力有关。埃帕米侬达对此起了决定作用。随着他的消失，神话般的底比斯霸权立即破灭。这样一来，公元前362年以后，希腊已没有一个能够左右一切的霸权国家，各国都在不断摩擦和自耗中加速衰落，这就为马其顿的征服创造了条件。

七 马其顿王国与亚历山大东侵

早期马其顿与马其顿人

马其顿位于希腊东北边缘，在地理上分成上下马其顿两个区域。上马其顿在西部，山脉纵横，森林密布，适于畜牧业，是马其顿人基本居住地；下马其顿为沿海平原，适于农业发展。

马其顿人说希腊语，崇拜以宙斯为首的神灵，显然属边缘地带的希腊族群。但南部文化发达地带的希腊人因马其顿长期落后而对马其顿有优越感，一些人甚至认为马其顿人不是真正的希腊人，而是蛮族人。

马其顿在早期有过一些独立的部落联盟。约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马其顿可能发生过统一运动，由部落转化成统一的君主制国家，政治中心设在上马其顿的埃盖。在希波战争中，马其顿曾加入波斯阵营。

公元前5世纪末，马其顿把首都迁到下马其顿的派拉城。进入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发生权力之争，国家几面受敌。在危机中，摄政王腓力二世受命，陆续消除内外威胁，并因掌控大权而雄心勃勃，一举废黜幼主，自立为王，并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进行了改革。为了加强王权，他把贵族会议和公民大会变为听命于自己的政治工具。他改革币制，促进商业发展。他还建起一支御用军队，设计出具有强大打击力的马其顿方阵，重装步兵主力称“步兵王友”，装备一根6米多长的长矛，队列纵深最多时共32列，冲击力极强。腓力是希腊人中第一个赋予骑兵重大作用的人。他的战术在于用步兵发起冲击，当相持不下时用贵族组成的重装骑兵“王友”攻击敌人两翼，实现多面打击，最终歼灭或击溃敌人。

公元前355年，毗邻马其顿的中希腊发生城邦混战，小邦弗西斯竟洗劫了希腊圣地特尔斐的阿波罗神庙，引起其他希腊城邦不满。腓力借机南下，夺回特尔斐，赢得一些希腊城邦的拥戴，控制了希腊中北部地区。

马其顿的崛起使雅典感到威胁，雅典政治家合纵连横，组成反马其顿军事联盟，一度使腓力的扩张受挫。之后雅典积极扩军备战，成为反马其顿南侵的中坚。但雅典人中也有部分人希望借腓力之手摆脱遍及希腊的城邦危机，把战火引向波斯。这种看法的代表是修辞家伊索克拉特。他曾多次上书腓力，对腓力思想有很大影响，但主导雅典政策的仍是以德摩斯提尼为代表的抗战派。

公元前338年夏，马其顿军同反马其顿联军决战于中希腊的克罗尼亚，联军惨败。各邦被迫承认马其顿的霸主地位，只有斯巴达拒绝参加腓力在科林斯主持的希腊和会。科林斯会议的决议确立了马其顿对整个希腊的统治，禁止城邦之间互相攻伐，各邦内部则禁止重分土地，禁止没收富人财产和取消债务，不准为了政治目的解放奴隶。马其顿军在会后驻扎在希腊各战略要地，以维持马其顿的统治。

 

亚历山大帝国的兴亡

公元前336年，腓力二世遇刺身亡。其子亚历山大继位，以铁腕镇压了希腊人反马其顿运动。曾经的希腊霸主底比斯被毁灭，公民或被卖为奴，或被处死、流放，土地则被分割予他邦。马其顿国内的政敌也受到无情清算。在希腊人的普遍恐惧中，亚历山大恢复了统治，并继承其父东侵波斯的遗愿，于公元前334年率3万步兵、5000骑兵渡过赫勒斯滂海峡，开始东侵征程。

波斯帝国此时内政腐败，文官爱财、武官惜死，虽官兵数量远胜马其顿军，但不堪一击。马其顿军与波斯军在小亚细亚的格拉尼库斯河畔展开首次会战，大胜。随后马其顿轻取整个小亚细亚。公元前333年，亚历山大率军在叙利亚的伊苏斯平原打败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统率的10余万波斯军，俘虏太后、王后和两个公主。顺势拿下腓尼基和巴勒斯坦，兵不血刃占领上下埃及。公元前331年春，亚历山大率军突入两河流域北部，10月同号称百万的波斯军决战于高加美拉。在交战中，亚历山大身先士卒，大流士三世却弃阵逃跑，致使全线崩溃，波斯从此丧失抵抗能力。马其顿军顺利占领波斯四都中的巴比伦和苏萨两城，缴获无数战利品。

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占领另一首都波斯波里斯，获12万塔兰特巨资，并焚烧波斯王宫以示报复。波斯帝国至此灭亡。亚历山大随后沿里海东进，穷追大流士三世。进入安息前，他获悉大流士三世被其部下所杀的消息，但未因此止步，而是在公元前329年穿越兴都库什山，直至中亚锡尔河一带。

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被富庶的印度所吸引，经过开伯尔山口，侵入印度河上游和五河地区，企图打到“大地终端”。在征途中，亚历山大无尽的征服欲和士兵们思乡厌战的情绪发生冲突，被迫沿印度河南下，返回巴比伦。

公元前324年初，亚历山大抵达苏萨，历时10年的东侵始告结束。在东侵期间，马其顿军行程几万里，上百次强渡江河、围城攻坚，以及在平原、沙漠地区作战，到处留下驻军，仅起名为“亚历山大”的要塞便建起70多座。亚历山大还到处任命希腊人总督，安排波斯降臣降将担任地方官员，从而建立了世界古代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帝国。它西起巴尔干半岛，南达尼罗河流域、利比亚与印度河流域，东抵中亚细亚，北依多瑙河和黑海。

为有效统治如此众多的民族、广大的土地，带有希腊城邦特点的马其顿君主制已完全不相适应，亚历山大只能承袭业已在东方形成的君主专制制度。他回到苏萨便以专制君主的身份行事，任用波斯人，接受波斯的生活方式，使马其顿贵族同波斯中央和地方的贵族结合，构成自己的统治基础。为了进一步笼络被征服者，亚历山大主持万名马其顿将士与波斯贵族女子的婚礼。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在筹备远征阿拉伯半岛时突然病亡，时年33岁。由于帝国初建，体制尚不完善，且亚历山大年富力强，未曾考虑和安排继承问题，所以他留下的权力真空无人能够填补，中央权力迅速解体。各地总督拥兵自立，为争夺亚历山大的遗产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至公元前301年，帝国已分裂为一些独立的王国，其中以亚历山大部将建立的托勒密王国（公元前305—前30年）、塞琉古王国（公元前312—前64年）和马其顿王国最为强大。由于这一时期是希腊文化在北非、西亚广泛传播的时期，也是希腊文化和东方文化广泛交流的时期，因此在历史中，自亚历山大帝国崩溃到最后一个希腊人统治的王国——托勒密王国灭亡为止这段时间被称作“希腊化时代”。

八 希腊化时代

马其顿统治下的希腊半岛

亚历山大暴毙的消息传遍希腊，各地趁机掀起独立运动，将马其顿驻军赶出境外。马其顿从亚洲调回援军，在帖撒利击败希腊义军。

公元前322年，马其顿在雅典派驻军队，扶植寡头政权。反马其顿的坚强斗士德摩斯提尼在追捕下自杀身亡。自此雅典在希腊政治舞台不再扮演重要角色，仅保留了文化影响。但希腊人反马其顿统治的斗争并未止息，一些原先落后的城邦随着雅典等邦的衰落而崛起，成为希腊人争取独立斗争的中坚。其中，中希腊西北部的埃陀利亚地区诸邦组成埃陀利亚同盟，与马其顿长期抗衡。南希腊西北部阿卡亚地区的小邦也组成军事同盟，科林斯、墨加拉等大邦加入其中。

斯巴达此间虽贫弱不堪，却顽强地保持了独立。公元前3世纪，斯巴达公民只剩下700人，其中只有100人拥有土地。斯巴达国王阿基斯四世（公元前245—前241年在位）和克利奥蒙尼三世（公元前235—前222年在位）力图通过改革振兴斯巴达，但皆未成功。斯巴达不再保持孤傲，加入阿卡亚同盟。因埃陀利亚同盟和阿卡亚同盟的存在，马其顿安提柯王朝始终未能对希腊予以充分统治。

 

托勒密王国

托勒密王国由亚历山大的主要将领托勒密在埃及建立，领土基本限于尼罗河流域，极盛时也扩至地中海一些岛屿和巴勒斯坦、叙利亚以及小亚细亚的部分地区，都城为亚历山大里亚。

该国继承法老埃及的君主专制，保持了以州为单位的行政区划。各级官员由马其顿人和其他希腊占领者担任，国王握有任命权。埃及土著一般只担任村级政权职务。另有亚历山大里亚等三个自治市，居民主要是希腊殖民者。

国王名义上拥有所有土地的所有权，但实际土地所有状况十分复杂。国王直接支配和经营的土地，约占埃及可耕地的一半以上。还有神庙僧侣、高级官吏及希腊军事殖民者的土地。土地私有权得到确立与维护，买卖、转让土地而无须政府的认可。农民通常每年上交1/3—3/4的租税，此外要承担劳役。

国王也是最大的手工业和商业财产的拥有者。王室经营矿山、大手工作坊、商业和内外贸易活动，满足自身的消费需要。如王室控制全国橄榄油的收购、加工和销售，纸草、呢绒、盐铁等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也受到王室的控制。

托勒密王国社会比较稳定，亚历山大里亚又是东地中海的海上交通枢纽和大都市，所以很快发展成为地中海地区的工商业和文化中心。市内有繁荣的市场，商旅云集，亚历山大里亚港口为往来商船建造了高122米的大理石灯塔，被希腊人称作世界七大奇观之一。此外，托勒密王室重视市政和文化建设，建了许多公共花园、剧场、神庙、图书馆、缪斯之宫等文化设施。其中，图书馆和缪斯之宫是地中海地区的学术中心，藏有大量书籍，且集中了一批学者由国家供养，专门从事图书文献整理和自然科学研究。现存古典著作大多是由这里的学者校勘分卷的，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如欧几里得、埃拉托色尼、阿基米德等都曾在亚历山大里亚进行过学术访问和研究。

公元前1世纪，托勒密王国沦为后起的罗马霸国的被保护国，末代女王克莱奥帕特拉在罗马内战中左右逢源，努力维持国家的存在。后因与罗马将军安东尼结为夫妇，被安东尼的政敌屋大维所灭（公元前31年）。

 

塞琉古王国

塞琉古王国是亚历山大部将建立的希腊化国家中领土最大的一个，最盛时包括西亚、中亚、小亚细亚以及印度部分地区，稳定的辖地是叙利亚，亦称叙利亚王国，首都安条克。中国典籍把塞琉古王国称作“条支”。

依历史和文化特征，塞琉古王国大体分成三个地区：叙利亚、巴比伦尼亚和小亚细亚地区。位于叙利亚的安条克是仅次于亚历山大里亚的手工业、商贸、文化中心。巴比伦尼亚地区最重要的城市已不再是巴比伦，而是希腊人在巴比伦附近新建的城市塞琉西亚。该城实际是塞琉古的第二首都。小亚细亚地区的中心是撒尔迪斯。除这三个地区外，还有相对隔离的伊朗高原和中亚。

塞琉古为有效统治如此广阔的国土和众多民族，实行君主制，同时保留了希腊的部分传统体制。王国分25个行省，由国王任命的总督治理。另有几十个希腊人的自治市和一些军事殖民地作为战略据点，拥有一定自治权，即市民享有类似希腊公民的权利，但在大局上要服从中央，向中央纳税。由马其顿人和来自希腊各地的公民组成的军队是塞琉古政权的支柱。

塞琉古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历史上的发达地区，如巴比伦尼亚、小亚细亚、叙利亚在王国经济中具有重要作用。历史上落后的地区，如中亚、伊朗高原的经济仍然落后。就土地关系而言，国王同样是全国土地的最高所有者，有专门的王室土地，由依附农民（称“劳伊”）在王室财产管理部门的监督之下进行耕作。劳伊可同土地一起转让，地位类似中世纪欧洲的农奴。国家统治阶级的其他阶层，如官僚、神庙和地方贵族也占有大量土地。神庙地产独立经营，使用神庙的劳伊和奴隶劳动。国王需神庙支持，赐予后者很大的特权，使各大神庙犹如国中之国。

塞琉古的有利地理位置使它成为古代欧洲和印度、阿拉伯半岛甚至中国贸易的中介。其海路可经波斯湾达印度和阿拉伯半岛，陆路与东亚、南亚和欧洲连接，安条克是丝绸之路西端的终点。

公元前3世纪后，塞琉古中央权力低落，一些地方闹独立，分离出中亚的大夏（巴克特里亚）、伊朗高原的安息（帕提亚）王国。公元前142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起义，成功建国。塞琉古的国土后来仅限于叙利亚一地，在内外交困中最终挣扎到公元前64年，被罗马所灭。

九 上古希腊文化

古希腊文化肇始于史前时代，但成为一种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文化形态则自古风时代方始。这一新文化的形成伴随着城邦的兴起、大殖民运动的开展、古希腊人视野的扩大，从最初对古代近东文化的模仿到自主创新，形成具有鲜明特征的古典文化。

 

宗教和神话

古希腊宗教同样是多神教。从社会的基层单位家庭到统一的共同体城邦乃至泛城邦的崇拜多种多样，这同希腊小国分立和长期政治多元化密切相关。多样化的崇拜致使宗教庙宇和节庆祭典也异彩纷呈。在纷繁的信仰与祭祀当中，有一组得到普遍推崇的神灵，即以宙斯为首的奥林匹亚众神家族。

这个家族有12位神祇：宙斯与赫拉，波赛冬与德米忒尔，阿波罗和阿尔特米丝，赫菲斯托斯与雅典娜，阿瑞斯与阿芙罗狄忒，赫耳墨斯与赫斯提亚。有时希腊人也把狄奥尼修斯、赫拉克勒斯、克罗诺斯等神列入这一族系。

宙斯是众神之首和人类之父，大地的最高统治者，权威和秩序的守护神。希腊人把宙斯想象成披着长发、飘着长髯的健壮中年男子。他的神庙分布在希腊各地，南希腊埃利斯的奥林匹亚神殿最具权威。希腊各邦每四年在那里举行一次联合大祭典，同时举行体育与戏剧赛事。奥林匹克运动会便发源于此。

赫拉为宙斯的妹妹兼妻子，负责妇女的生活，尤其是婚配和生育。但希腊人对神的分工并无严格界定，神的职能在不同的城邦往往有不同的解释。有的城邦还把她当作贞女、妻子、寡妇的典型加以崇拜。

雅典娜是宙斯之女，从宙斯头上生出，是雅典的保护神。她司工艺技术，又是战争英雄的守护神，所以她总是全副武装。

阿波罗与阿尔特米丝是宙斯和女神莱托所生的孪生兄妹。阿波罗为光明、青春、音乐之神，又称太阳神。他还是殖民地的引路人，牧人和街道的守护神。他的预言获得希腊人的高度信赖。阿尔特米丝为月神。

波赛冬是宙斯的兄弟，负责海洋以及春天、河流等事务。赫斯提亚与德米忒尔是宙斯的姊妹，前者司家宅的圣火，后者是农神。阿瑞斯是宙斯与天后赫拉之子，为战神。阿芙罗狄忒是宙斯与狄奥柰的生女，专司爱情，与罗马爱神维纳斯为同一神。赫尔墨斯是众神使者，亦是牧人之神。赫菲斯托斯是火神，宙斯与赫拉之子。

在古希腊人眼里，神和人同形同性，不同之处仅在于神的不朽和某些超人能力。而性情品格则同凡人一般无二。所以凡人的各种恶习和美德神身上也具有，神的世界只是人的世界的再现。希腊宗教对希腊人的日常生活、思维和行为方式产生巨大影响。

希腊神话与宗教同是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产物，二者既密切相关，又保持了各自的相对独立性。希腊神话和一般宗教解说有所不同。后者力求说明神的无所不能、人的软弱无力，诱导人对神的迷信。希腊神话却鼓励人与命运、与神的意愿抗争，尽力成为个人的主宰。丰富迷人的神话故事是希腊艺术成长的沃土。

 

哲学

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开端，奠定了哲学的基本范畴以及对自然与人类社会的一般性解释。西文“哲学”一词出自古希腊文“菲罗索菲亚”（philosophia），原意是“爱智”。希腊思想家认为，智慧与感性认识无关，是关于事物的原因和原理的知识。

按照古希腊人的看法，哲学诞生需有一些前提条件：（1）惊异，对事物有惊异感，即问题意识；（2）闲暇，有进行思考的物质条件；（3）自由，即思考的自由。古希腊城邦的形成，奴隶制的发展，相对民主和自由的社会环境以及缺乏系统、严格的宗教教条和宗教伦理为世俗化的希腊哲学的产生和高度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

小亚细亚城邦米利都的泰勒斯（公元前7世纪末—前6世纪初）是第一位哲学家。他基于对自然的观察，认为水是万物的始基，一切生于水还于水，大地漂浮在水上。这种认识开创了用自然界的物质去说明自然的唯物主义解释方向。在哲学史上他被誉为“哲学之父”，他开创的哲学被称作朴素唯物主义的自然哲学。

阿纳克西曼德（约公元前611—前546年）沿着导师泰勒斯开辟的道路提出世界本原是一种抽象的无限，只有无限才能永恒存在，无限在运动中产生矛盾，如冷与热、干旱与潮湿等。这就把世界万物统一到一个相同的概念之中。

阿纳克西曼德的学生阿纳克西美尼（公元前6世纪中期前后）则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空气，它的膨胀和收缩产生了世界万物，一切都在永恒的空气中发生和转变，其中也包括神灵。

由于三位早期哲学家均是米利都人，故被称作“米利都学派”。这一学派力求从自然本身去解释自然现象根本原因的做法开创了一种与神话和宗教不同的思维方式。

继米利都学派之后是“毕达哥拉斯学派”。毕达哥拉斯（公元前6世纪中期）是第一个使用“哲学”一词的人。他认为专注于思考自然，增长才智和智慧的人就是哲学家。他认为数是万物之本，由数而有形，由形而有物。数有确定性，万物可用数字量化，因此是可以确定的。他还赋予数更多的含义，认为世间有10类对立物：奇数和偶数、右与左、雄与雌、明与暗、静与动、善与恶、有限与无限等，对立面的和谐统一就是数的和谐统一。毕达哥拉斯学派把和谐统一视为哲学的终极追求，在古希腊和后来的古罗马有相当影响。

赫拉克利特继承了米利都学派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认为世界是按规律燃烧与熄灭的永恒的活火。世界存在普遍规律，这一规律称作“逻各斯”。逻各斯易于隐藏，大多数人对它视而不见，但又随时遇到。人们智慧与否的衡量尺度就是能否认识逻各斯。他的辩证认识也闪烁着智慧之光，如“一切皆流”“一切都在变”“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太阳每天都是新的”等精彩概括。

爱利亚派是最早明确表达出唯心主义哲学思考的流派，其代表人物为巴门尼德（约公元前6世纪或前5世纪）、芝诺（约公元前490—前430年）。巴门尼德反对赫拉克利特的看法，认为“一切皆流”等辩证认识只是感性经验，未能从思想上说明道理，因而只是一些假象。对真理的认识须与感性经验相脱离，依赖纯粹的思想与逻辑思维。思想是抵达真理彼岸的唯一途径。巴门尼德是主观唯心主义最早的主要代表。

在巴门尼德之后，最杰出的唯物论者是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460—前370年）。他著述宏富，但传世很少。他的基本论点是原子论。宇宙的本原是原子和虚空；原子是物质，内部无空隙，不可再分，它组成世界万物。原子之间只有量的多少，无质的差异，各种物质现象的变化均由原子在空间的排列不同所致。这种原子论对物质首次给出了一个清晰的本体概念，理论的严密性超过前人，因而他代表古代唯物主义哲学的高峰。

雅典人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年）是开创希腊哲学新方向的思想家，他将自己的研究对象从自然转向社会和人类的内心世界，集中探讨人类的心智与活动能力，讨论政治、道德、社会、人生等基本问题，在生活领域建起一座真善的理想宫殿。自此，人本身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

苏格拉底是平民之子，却高度崇尚与追求知识。但他述而不作，未留下自己的著述，他的思想是由他的学生柏拉图和色诺芬记述才被人所知的。他关注的命题涉及人的精神与道德修养，比如什么是幸福、美德、真理、正义，等等，其中所贯穿的一个最严肃主题就是说服人们不要专注于对身外之物的追求，而应去改造自己的灵魂，追求真理和智慧，成为道德完善的、真正的人。他认为真理具有相对性，在一定条件下向反面转化。他强调知识的作用，强调理性，要求人们用自己的思想去了解外界事物和发现真理，并提出概念在认识中的作用，确定了一系列概念范畴。

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贵族出身，身历城邦危机初现的时代，试图用哲学拯救国家和社会，留下大量著述，代表作是《申辩篇》《会饮篇》《理想国》等。其哲学思想核心为“理念论”。在他看来，世界分为感觉的自然界和理念的超自然界两部分。由于感觉的世界不停变化，人们对它的认识因时因地因人因情而异，故而感觉世界是不真实的。唯一的真实是永恒的理念世界，我们感受到的现实世界只是理念世界的反映。譬如说少女和鲜花美时，必先有一个美的概念在判断者心中，这一概念又一定和美的总体概念相一致，因而在判断者的身外必定有个绝对美的理念。美如此，真与善亦然。理念是世间万物的原型，万物是理念的摹本。他还把理念论用于现实社会的改造，为摆脱城邦危机而勾画了一个理想国的蓝图。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是古代最渊博的学者，哲学是他擅长的领域。他师从柏拉图20年，后在雅典办学，著作据说有千卷之多，虽大多散佚，仍有162卷幸存，包括《形而上学》《物理学》《政治学》《伦理学》等47部著作，其中有些可能是赝品。他有一句科学认识史上的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他的哲学认识论正是从批判柏拉图的理念论开始的。他认为自然界是客观的、真实的存在，人的认识来自对客观世界的感觉，没有感觉就没有知识。他还是逻辑学的创始人，提出归纳和演绎两种方法。前者由个别到一般，后者由一般到个别。他的研究便是先从收集大量材料开始，通过严密分析、归纳、概括、推理而得出最终的结论。

马其顿统治时期，由于强权威压，公民集体解体，社会持续动荡，哲学思想趋向抑郁、消沉，缺少对社会的关心，注重心灵的恬静，形成一些具有时代烙印的思想流派。

伊壁鸠鲁（公元前341—前270年）是晚期希腊唯物主义流派的杰出代表。他长期在雅典任教，在哲学认识上独具慧眼。他继承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学说，但在具体解释上有所不同。他认为原子不仅如德谟克利特所说有形状和大小的区别，而且有重量的差异。他还认为灵魂是物质的，由呼吸与热之类微粒组成。在认识论方面，他强调感性认识的作用，认为一切感官都是真理的报道者，感觉是人类认识的来源，感觉无所谓错误，它始终是真实的，错误在于人们对感觉所做的解释与判断有偏差。

希腊化时期一个重要哲学派别是斯多葛主义。它的创始人是塞浦路斯岛人芝诺（公元前335—前263年）。芝诺年轻时移居文化中心雅典，长期在柱廊（stoa）宣讲自己的思想，争取到许多信徒，人们于是把这一流派称作“柱廊学派”。早期斯多葛派有唯物主义的倾向，如在自然观上把世界的本原归于火。在认识论上他们支持唯物论的反映论，认为知觉是外物在心上造成的印象，对业已获得的知觉进行回忆就形成观念。斯多葛派在社会人生方面宣扬克己修身、恬淡寡欲、服从命运的哲学，认为唯一的善就是德行。

 

文学与戏剧

古希腊文学起初为口头文学，表现为史诗、神话传说、寓言等形式。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最早的两部作品，可能系由民间游吟诗人的零散诗歌汇编而成，汇编者大概是一个名叫荷马的人，时间在公元前9—前8世纪。史诗的文本出现于公元前6世纪的雅典。《伊利亚特》描述亚该亚人联军远征特洛伊的一段跌宕起伏的故事，由主人公阿喀琉斯的愤怒提出西方文学中的重要主题之一——感情和理智的冲突。《奥德赛》写战争生还者奥德修斯返家路上的传奇经历。由于情节生动，文辞优美，伦理亲切，史诗成为古希腊人世代最受欢迎、最有影响的文学作品。

彼奥提亚诗人赫西俄德（公元前8世纪末—前7世纪初）是两部长诗《神谱》和《工作与时日》的作者。《神谱》为相传已久的众多神祇编排了一个整齐的谱系。《工作与时日》则似一部农书，以劝诫口吻讲述一年四季的农事，风格与浪漫的《荷马史诗》截然不同，是现实生活的写照。

继赫西俄德开创写实之风后，希腊出现一批写实诗人，其作品感怀伤神，抒发心境，为古风时代新旧交替时期贵族们的心态留下了珍贵记录。这些诗歌包括抒情诗、哀歌、短长格诗，其中抒情诗用希腊特有的竖琴伴奏，哀歌以笛伴奏。梭伦、提尔泰的政治诗，女诗人萨福的爱情诗是写实诗歌的佳作。

公元前6世纪，散文记事文体出现，其题材与内容博杂，对后世很有影响的《伊索寓言》可能是在这个时候编成的散文故事集。

公元前5世纪以次，随着共和、民主制的普及，公共文体活动广泛开展，尤其在雅典，节庆和赛事终年不断，宜于宣泄情怀的舞台戏剧应运而生，包括悲剧和喜剧两种形式。悲剧多取材于神话传说，剧中人自然多半是半人半神的英雄人物。但剧作家赋予剧中人真正的人的情感，力求表现人类同命运、邪恶、不公正所进行的顽强斗争，实际表达了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再加以优美、精练、富有哲理、带有韵脚的台词，生动的情节，因此能够造成震撼人心的舞台效果。

发明戏剧表演方式的可能是梭伦的同代人泰斯皮斯。但真正确立悲剧为一种艺术形式的是埃斯库罗斯（公元前524—前456年）。他为表演设置了两位演员，创作了演员之间及演员与合唱队之间富有故事情节的对白，并为演员设计了道具、服装、布景借以增强效果。他还亲自充当悲剧演员、合唱队长，直接从事表演实践。所以他有“悲剧之父”的美称。

悲剧先是在空地上演出，后来为便于观看又发展到一处高台之上，最后进一步发展成半圆形剧场。标准的剧场都建在斜坡上，观众席像一把打开的折扇，下面是一个圆形的舞台。自古典时代起，剧场和体育场一样是希腊城市必不可少的公共建筑。悲剧产生后深受公民喜爱。雅典国家大力推广和鼓励戏剧创作和演出，每年举办两次戏剧节，每次上演三名作家各三部作品，由评委会选出两名优胜者予以奖励。在民主富有生气的时期，雅典国家甚至还给观剧的公民发放观剧津贴，因此促成了悲剧的繁荣。

成熟后的悲剧演员通常不超过3名，另加12—15名合唱队员。在特殊情况下有时也有4名演员。合唱队的主要作用是替代幕布，唱一支歌则可能引起时间、地点的变化。台前的演员往往要同时演几个角色。所有演员都是男性，女性角色由男性替代，演出中有面具和戏装。

古希腊最著名的悲剧家除了埃斯库罗斯外，还有索福克勒斯（约公元前496—前406年）与欧里庇底斯（约公元前485—前406年）。埃斯库罗斯共写过70出剧，现存7出，著名的有《被缚的普罗米修斯》，颂扬抗拒命运、不畏强权、舍己为人的高尚品德。索福克勒斯写过130个剧本，传下来的也是7部。代表作《俄狄浦斯》写主人公俄狄浦斯不愿屈从命运安排，但仍未能逃脱命运的捉弄，杀父娶母，在痛苦的煎熬中他刺瞎双眼，至荒山野岭受苦赎罪。欧里庇底斯据说共有93部作品。其名剧《美狄亚》描写女主人公深爱自己丈夫，但丈夫却抛弃了她和孩子。于是，她由极爱转为极恨，不仅杀死丈夫的新欢，且杀掉了她同丈夫所生的子女。

悲剧产生后，雅典又产生一种与悲剧相对的形式——喜剧。喜剧题材现实性强，多是政治讽刺或生活讽刺剧。喜剧演员也不超过3人，合唱队员为24人。希腊最杰出的喜剧作家是阿里斯托芬（约公元前445—前385年），相传著有44部剧本，现存11部，包括《阿卡奈人》《骑士》《云》等，其中4部是否是他的作品尚有疑问。这是仅存的希腊喜剧的完整剧本。他的作品政治倾向性强，直接批评一些与之同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嘲弄政客与社会不公现象，是一幅雅典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生活的风俗画。

希腊化时代因专制的兴起使文学家们失去了自我，文学作品贵族化，丧失积极参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气息，注重描写恬静的田园、优雅的家庭及爱情故事，矫饰多于率真。最著名的剧作家是米南德（公元前348—前292年），著有105出喜剧，但只有极少数流传于世。

 

史学

古希腊人同古代中国人一样，是古代少有的具有浓厚历史意识并形成真正史学的两个民族。公元前6世纪末叶，古希腊史学滥觞于哲学之家米利都，出现了第一批史学家与史学著作。他们又称记事家，在创造出散文体的表达方式的同时，也创出了人们自我反省的新的认识形式——人本主义的史学。人在记事体的史学叙述中从史诗中的神仆上升为社会的主体，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最早的三位记事家是米利都人卡德姆斯、狄奥尼修斯与赫卡泰奥斯（均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后半叶）。但其作品都没保留下来，仅从晚后作家的作品中得知他们写过米利都、波斯以及历史游记。

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前425年）的《历史》是首部传诸后世的大部头史著。它主要叙述希腊与波斯的战争，止于公元前478年，也涉及战争期间和战前希腊主要城邦及北非、西亚乃至印度的历史，内容极为丰富。但其材料的选择、利用还带有早期史学的幼稚，需小心鉴别真伪。

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前396年）是古希腊最杰出的史家，其代表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希腊城邦争霸战争的纪实。修昔底德在撰述中秉持客观态度，史料翔实，笔力稳健，思考深沉，可谓一幅关于公元前5世纪希腊政治、军事、社会史的瑰丽画卷。

色诺芬（公元前430—前354年）的《希腊史》续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结束于公元前362年，重点仍写战争和邦际关系。作者的政治立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对史实的客观描述和取舍，为后人提供了难得的信息。他的《长征记》一书是回忆录题材的史著，记述了公元前5世纪末希腊雇佣军在波斯领土上艰苦的征战历程。

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三人的著作循序渐进地记述了希腊城邦由盛转衰的历史，对重构希腊史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普鲁塔克（约46—126年）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是古代最出色的传记作品，内含23位希腊著名人物的传记。书中人物形象饱满生动，但某些史实经不起推敲。此外，波里比乌斯（约公元前205—前120年）的《通史》，狄奥多洛斯（约公元前1世纪）的《历史集成》，阿里安（约96—180年）的《亚历山大远征记》均保留了古希腊史的信息，是古希腊史学的名作。

 

建筑和美术

建筑和美术在希腊是密切结合的整体，美术家往往是建筑师。爱琴文明时期的宫殿建筑体现了古希腊人高度的建筑艺术，但其同后世希腊文明极盛时期的联系并不清晰。目前被视为希腊建筑艺术的代表形式均出现于古风时代及之后，主要体现在结构与装饰复杂的公共建筑之上，如神庙、民众议事堂、半圆形剧场、喷水池、体育馆和体育场等。

神庙建筑的突出特点是圆柱柱廊和三角形的山墙，以及雕刻艺术的装饰。在古风时代，形成了两种标准化的柱式——多利安式和爱奥尼亚式。后来在古典时代还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科林斯式。其中对后来影响最大的是多利安式。它没有柱基，直接立于建筑物基础的表面。主体柱身可以是一块巨石，也可由多块石料垒砌，上端接有一个圆形柱顶。整个柱身刻有相邻的沟槽，风格古朴庄重。雅典帕特农神庙的柱式便采用了多利安式。爱奥尼亚式有柱基，柱身略显纤巧，柱顶得到美化，呈现由曲线连接起来的两个涡旋或螺旋形。科林斯式是爱奥尼亚式的变体，柱基和柱头更具装饰性。

无论希腊的公共建筑还是私人建筑，一般都伴有雕塑装饰。有的雕塑是建筑物的必要组成部分，如神庙中的神像、祭坛。希腊较自由的创作环境与大量需求促进了雕塑艺术的高度发展，达到古代世界写实艺术的顶点。

希腊雕塑题材以神和人为主，特别是对普通人的刻画，致使雕塑如同现代摄影一样，成为人们满足自我复制要求的艺术普及形式。希腊雕塑材料多为大理石和青铜。

在古风时代，希腊雕塑的风格与埃及和西亚的雕塑风格相似，即使最生动的作品也略显呆板。进入古典时代，公共与私人建筑增多，雕塑技术的积累以及社会审美能力的提高，要求艺术家创作更多更好的作品，人物造型日趋活泼自由，人体比例、线条、神态刻画臻向和谐完美，达到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最著名的雕刻家是菲迪亚斯、米隆、波里克列伊托斯、普拉克希泰勒斯。

雅典人菲迪亚斯（公元前490—前430年）主持卫城的重建工作，创作了卫城广场和帕特农神庙的两尊雅典娜像，以及神庙前后两面山墙上的巨型浮雕和四面檐部的浮雕饰带。他还创作了奥林匹亚神庙中的宙斯像，被誉为古代七大奇迹之一。其艺术特点是秀雅自然，高贵完美。

米隆（约公元前492—前452年）也是雅典人，与菲迪亚斯同师，以塑造青铜雕像而闻名。其创作题材多样，既有神与英雄，也有运动员和动物，尤擅长刻画运动的人体。他的代表作之一是《掷铁饼者》，表现运动员准备发力投掷前一瞬间的姿势，极为自然准确。

波里克列伊托斯（公元前460—前416年）同样是善于刻画人体的杰出雕刻家。他确立了刻画人体身高、年龄等一系列基本规则，并著有一部总结性的雕刻理论作品。他的代表作之一《执矛者》表现裸体运动员肩荷长矛行进的情景。这是一尊理想化的健美的男子雕像。

雅典人普拉克希泰勒斯是公元前4世纪最著名的雕塑家。他是第一个创作出真人大小的裸体女性雕像的艺术家。他的著名代表作爱神阿芙罗狄忒的裸体像有约50件复制品保留下来。

除雕塑外，希腊的瓶画艺术也十分出色，以黑绘红底与红绘黑底彩陶最具代表性。黑绘红底陶以红色做底，用黑色线条作画；红绘黑底则以黑色打底，红色线条作画。瓶画表现栩栩如生的生活场景、人物活动、神话故事，绘画技巧堪称古代一流。

 

科学

古希腊人在古风时代达到了理性思考的程度。米利都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家也是最初的科学家。

在天文学领域，泰勒斯曾预测过日食，计算出一年有365天，发现了小熊星座，并根据天文学和气象学知识预言一年的农业收成。阿纳克西曼德提出月亮的光是对太阳光的反射，太阳则是一团纯粹的火。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宇宙是一个包括各种天体的大圆球，中心有一个火球，圆形的太阳和大地绕中心火球运动，这种关于天体整体运行的推测为太阳中心说奠定了基础。希腊化时期的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克（约公元前310—前230年）第一个尝试测量地球和太阳之间的距离，并正确提出地球的面积小于太阳。他甚至天才地提出太阳中心说，认识到地球和行星围绕太阳旋转并进行自转。埃拉托色尼（公元前275—前195年）是历史上第一个用正确的数学方法准确测出地球周长和直径的人。他还通过观察太阳高度的变化测量出黄道倾角。

希腊人发现的逻辑思维方法使希腊数学达到古代世界的高峰。他们认识到数与形的抽象规定，如点、线、面、边、平行、大于、小于、等于之类因素，从而创立了真正的数学。毕达哥拉斯在西方首先发现勾股弦定理，至今西方人仍称之为“毕达哥拉斯定理”。他还指出奇数和偶数的区别，发现了无理数。在他奠定的基础上，欧几里得（约公元前330—前275年）著有《几何原本》13卷，系统总结前人成果，提出最早的公理化数学体系，即从公理和公设出发，用演绎法推出了严整的几何学系统。这部书是中国最早翻译的西方名著。埃拉托色尼发现著名的“埃拉托色尼筛法”，可在自然数系列中筛掉所有的合数而留下所有的素数。阿基米德（约公元前287—前212年）也是大数学家，他的《论球体和圆柱体》《论星图》等著作，正确求出了球体和圆柱体表面积和体积的计算公式，提出抛物线围成的面积和弓形面积的计算方法。他用圆锥曲线的方法解出一元三次方程。欧几里得的学生阿波罗尼（约公元前262—前170年）进一步提出圆锥曲线理论，并实际论及球面三角和球面几何的问题。

希腊朴素唯物主义者的世界本原论、原子论等推测是希腊人在物理学方面的早期探讨。至古典时代，他们已开始做初步的理论总结，出现了亚里士多德的专著《物理学》，重点研究物体运动及其规律。阿基米德则把数学引入物理学，准确求证量的关系，成为近代物理学方法的先驱。他发现了浮力定律，即阿基米德定律，并首先用严格的数学方法证明了杠杆原理。

在地理学领域，阿纳克西曼德绘制出西方第一幅地图。埃拉托色尼著有《地理学概论》，对当时希腊人目力所及的欧、亚、非三洲的地形、地貌、地质及海洋的分布进行研究，首次推测出从西班牙出发，顺同一纬度航行可抵达印度，并利用经纬网络绘制出相对精确的地图。

在生物学方面，希腊人提出关于生命起源于自然界的假说。泰勒斯认为万物出自水便是这种假说的最初代表。亚里士多德对生物进行深入研究，其著作有1/3涉及生物学。他和他的学生准确描述了动植物的各种形态，提出生物的层次思想，认为生物有高低差别，可以排成从低到高的阶梯，人是自然界最高级的动物。

古希腊最著名的医生是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460—前377年），他关于生命平衡的医学理论和处理内外科病症的经验具有很高的价值。他为医生确立的职业道德在今天依然是医生遵循的道德准则。在希腊化时期，解剖学得到长足发展，亚历山大里亚的医生赫罗菲拉斯（公元前4世纪人）写有《论解剖学》等著作，注意到动脉和静脉的区别，提出大脑是神经系统的中心。他还批评亚里士多德关于心脏是思维器官的说法。亚历山大里亚人赫拉希斯特拉塔（约公元前304—前250年）注意到动脉和静脉，包括微血管的状态与分布，他准确地描述出了心脏半月瓣、二尖瓣和三尖瓣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