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古代印度

印度得名于印度河,在古代是一个区域概念,意指整个南亚次大陆。中国史书最早称之为“身毒”或“天竺”,包括今天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不丹等国的领土在内。古代印度史的创造者因此是南亚次大陆上的所有古代居民。他们依托印度河与恒河的润泽,发挥自己的智慧与勤勉,在这里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文明成果,深刻影响到今天的世界。

一 印度河流域的文明

地理环境与居民的多样性

印度次大陆位于亚洲大陆南部,是一个两面环水、幅员辽阔的三角形巨大半岛,东边濒临孟加拉湾,西接阿拉伯海,背倚高耸的喜马拉雅山脉和兴都库什山,总面积400多万平方公里。海洋与山脉使整个次大陆长期成为相对封闭的地区,仅留西北方向几个连接山外的通道,如开伯尔山口与勃兰山口,历史上有时成为其他民族南下入侵的通道。

古代印度的自然地理条件和埃及、西亚明显不同,地形与气候多种多样。大河冲积而成的平原和终年积雪的山地,坦荡的草原和荒凉的沙漠,干旱少雨的高地和四季常绿的热带森林,酷热与严寒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个相对隔绝的地域和风格迥异的风情。

古代印度人口众多,无论古代还是现代都居世界人口数量的最前列。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史家希罗多德曾说印度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度。

与自然环境的多样性一样,印度种族与民族成分的多样性也极为突出。旧石器时代早期这里便有人活动,尽管出土的古人类化石还远远不足,但人类在这块大陆长期生息进化却是不争的事实。目前发现的旧石器证据,如石片、石斧、石核等,时间跨度在约50万年前的直立人到1万年前的智人之间,发现地渐次从个别地点扩展到次大陆各地。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更是遍及次大陆。有名称识别的最早居民是达罗毗荼人。他们肤色较黑,在人种学上被归入澳大利亚—尼格罗人种,语言自成一系,即达罗毗荼语系。印度次大陆地广人稠,古代居民远不止达罗毗荼一支,从进入成文史后的族群复杂情况看,至少有上百个民族同时生活在次大陆不同地区。公元前15世纪,属印欧语系的雅利安人自西北山口进入次大陆,建立了对次大陆的统治权,成为主要民族。在其语言基础上形成的书面语是“梵语”,文字是梵文。公元前1000年代中期以后,波斯人、希腊人、安息人等先后侵入印度,或多或少地占据部分地区,主要集中在北部富庶地区,进一步增强了族群的复杂性。

 

哈拉巴文明

哈拉巴是巴基斯坦东北部旁遮普省的一个村庄名。20世纪20年代,英国考古学家在该村不远处发现一座远古城市废墟。随后又在次大陆的广大地区发现了许多同类型的古代城镇与村落遗址。整个发掘工作断断续续进行了近一个世纪,已获得的材料可以对这一早期文明的范围、特征给予比较明确准确的重构。

这是青铜时代的文明,存在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300—前1300年,繁荣期约在公元前2600—前1900年。分布空间达126000平方公里,西部边界在今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的马可兰沿岸,北部与东北部远及阿富汗境内,东部则达印度北方邦,南部至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文明中心地带是印度河流域,故学界称之为印度河流域的文明。

这一文明的基本特征与埃及、两河流域文明相同。主要经济部门是栽培农业与家畜饲养业。基本粮食作物是大麦和小麦,此外还种植胡麻、甜瓜、豌豆、椰枣和棉花。家畜与家禽包括大象、骆驼、水牛、黄牛、山羊、绵羊、狗、猫、鸡等。象与水牛的驯化应归于古代印度人。

哈拉巴文明的手工业处于同时代的发达水平,金属冶炼与加工业、陶器制造业、纺织业等均有很高质量的产品,如红底黑花与蓝白色釉彩的彩陶,精美的项链、手镯、耳环、戒指、脚镯、胸饰、化妆盒、青铜镜、象牙梳、剃刀、口红、扑粉、眼膏等。如果再考虑当时印度人(主要是贵族)的丰富饮食品种(猪肉、牛肉、鱼肉、面包、面饼、水果、牛奶、蔬菜)和生活习惯(洗澡),似可得出这样的推论:青铜时代的印度人创造出这个历史阶段一种精致的生活方式。

哈拉巴与摩亨佐·达罗是真正的城市,人口都在3万以上。从城市布局可以看出有事先的规划,整个城区包括卫城和下城两部分。卫城是宗庙与政府机关所在地,战时是据守的要塞,有四方形的城墙围绕。下城是居民区与商业区,有10米宽的街道,道两旁有红砖垒砌的二三层楼房,辅助设施包括良好的供水排水系统。除住家外,还有手工作坊、饭馆、商店的用房,也有简陋的茅舍,反映了手工业商业的繁荣与社会的分化。从出土文物看,哈拉巴文明的创造者已有广泛的对外贸易,同阿富汗、伊朗高原、两河流域、埃及均有贸易往来。

哈拉巴人已创造出独特的文字符号,目前尚未破译,看上去类似象形字,刻写在石质、象牙质、骨质的印章上和陶片上。

哈拉巴文明具备了阶级社会和国家形成的一切要素。哈拉巴城有巨大的粮仓,证明是周边农村剩余产品的集中地;有政府设施——会议厅;有战争现象,因为有防御墙;有适于公务需要的文字与印章;有社会的明显分化。但因材料的局限,特别是缺乏文字材料,无法判定其社会性质与国家类型。

公元前18世纪,哈拉巴文明的主要城市的建筑物垮塌,排水设施遭到破坏,在摩亨佐·达罗还发现了一些被杀害的男女老幼遗骨。这些城市被彻底废弃,取而代之的是缺乏城市的小居民点。显然这一古老文明遭到人为或者自然的浩劫,也因此给后人留下了许多难以解释的难题:这一文明的创造者是谁?文明的毁灭是文化的断裂还是有所传承?文明劫难的原因是什么?

二 早期雅利安文明

雅利安人入侵及其社会变迁

哈拉巴文明灭亡之后两个多世纪是印度史的黑暗时期,没有城市,可能也没有国家,一切晦暗不清。约公元前1500年始,印度次大陆的历史开始有了文字描述,虽然这些描述的事实很难证实与证伪,但至少让后人能够大体勾勒出印度史的演进线索。

这时发生了一个改变印度次大陆历史的重大事件,这就是操印欧语的雅利安人的大举入侵,在整个次大陆确立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长期统治地位,决定了印度成文史的基本面貌。

公元前2000年代前期,居住在里海和中亚草原上的印欧人游牧部落由于某种原因向其他地区迁徙。其中一部分进入伊朗高原并定居下来,另有一支处于游牧社会的雅利安人没有停留,穿过伊朗与阿富汗,经过开伯尔山口侵入印度河流域,进而成为次大陆的主人。雅利安人入主印度的过程成为雅利安人的宗教(婆罗门教)四部经书的重要内容。在梵语中,这些经书统称吠陀,意为知识、启示。根据四部吠陀编成年代与所述内容的先后,史学界把雅利安人入侵至孔雀王朝建立的大段历史分成三个阶段:

1. 早期吠陀时代(约公元前1500—前900年),是吠陀书中最早的一部《梨俱吠陀》所反映的年代,这是史前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过渡阶段;

2. 晚期吠陀时代(约公元前900—前600年),是另外三部吠陀(《婆娑吠陀》《耶柔吠陀》《阿达婆吠陀》)反映的时代,为雅利安人国家形成与早期发展阶段;

3. 列国时代(约公元前600年—前4世纪末叶),雅利安国家由小国分立走向统一大国的阶段。

在早期吠陀时代,雅利安人入侵遭到当地达罗毗荼人的顽强抵抗。这种抵抗反映在《梨俱吠陀》中,就成为有关雅利安人与达萨人殊死斗争的故事。达萨人在梵语中意为“敌人”,被描绘成黑肤、扁鼻或无鼻的丑陋敌人,而雅利安人意为“高贵者”,被描写成白肤高鼻、仪表堂堂。

侵夺战争总是伴随着杀戮与豪夺。处在氏族部落制下的入侵者对付异族时毫无温情可言,只有无情与残忍,《梨俱吠陀》说一次战斗就摧毁了敌人90座城镇。达萨人或被消灭,或被征服而成为奴役对象,或被驱赶到边远森林地区。雅利安人攻占了印度河上游区域,继续向中下游推进。在约公元前1000年,他们进一步东进至恒河流域,占地达到极限。在征服与接管广大农耕地区的同时,他们被更为稳定、更有保障的农业生产和生活方式所折服,于是逐渐告别了游牧社会,转向农业社会,剧变后的次大陆社会趋于稳定,社会生产得到恢复与发展。

为了便于统治,保持自己与黑皮肤的原住民的差别,雅利安人实行种族隔离政策,防止不同种族之间通婚,把自己的村社与原住民的村落隔离开来。这样一来,印度社会因征服战争分裂为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两大泾渭分明的社会集团,即雅利安瓦尔纳和达萨瓦尔纳。瓦尔纳的原生义是“颜色”,源自雅利安人与印度原住民的种族对立。随着社会分化的加深,瓦尔纳衍生出“等级”的含义。在汉译佛经中,它被译为种姓,因此瓦尔纳制亦称作种姓制。

雅利安人自身的氏族部落社会在征服战争中,以及在雅利安人不同部落之间争夺势力范围的内争中《梨俱吠陀》提到恒河流域十部落联盟与最强大的婆罗多五部落联盟的大战。,也在逐步解体。土地逐渐集中到有经营能力与社会权力的少数人手中。战争加强了部落领袖的权威与财富的集中,促进了这一分化的进程。在早期吠陀时代末叶,先富起来的大土地所有者和特权者已经构成雅利安社会的上层贵族阶级,不仅拥有财产优势,而且控制了社会与宗教的管理权,成为劳心者,这批人就是僧侣贵族婆罗门与世俗贵族罗阇尼亚。广大雅利安小生产者,如小农、小商贩与手工匠人是劳力者,构成雅利安社会的下层平民阶级,被称作吠舍。在他们之下,是众多被征服的达萨。他们也从事小生产,被称作首陀罗。古代世界最严格、最封闭也是最复杂的社会等级制度——瓦尔纳制在列国时代初步成型。

为了对这种新的社会等级制加以固化,既得利益集团婆罗门编造出一个神话:雅利安人主神之一婆罗摩把他创造的第一个人普鲁沙当作牺牲,按先后次序割取其部位。先后割下的嘴巴变成婆罗门,手变成刹帝利,腿变成吠舍,脚生出首陀罗。这一切为雅利安人国家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晚期吠陀时代

晚期吠陀时代是印度的铁器时代,社会生产力有新的发展。人口增加,铁制犁铧的应用,使耕地面积扩大。农作物引进了水稻,提高了粮食产量。农业成为次大陆的主导产业。手工业和商业也得到发展,表现为分工细化,出现专门的铁匠、木匠、织匠、石匠等行业专业化现象。

社会剩余产品随着农业、工商业的发展在增长,社会分化进一步加剧,主要表现为瓦尔纳制的充分形成与固化,各等级的权利和义务有了明确的规定,可谓尊卑有序,并产生了维护这种社会秩序的暴力机器——国家。

按照婆罗门教的解释,瓦尔纳制是印度社会的支柱。其中,婆罗门是最高等级,负责主持婆罗门教在庙宇、其他公共场合以及信徒家内的仪式,解释与传授教义与经典,代神传递建议,完全脱离生产,免除各种赋税与徭役,靠自身布施与社会捐赠生活,也有一定的寺庙产业。婆罗门可参与世俗政治活动,如担任刹帝利的顾问,随国王出征。

刹帝利是第二等级,由罗阇尼亚转化而来,是世俗统治者。虽可以参与宗教活动,如祭神仪典,可学习与研究经书的微言大义,但没有婆罗门的宗教特权,不得像婆罗门一样正式传授教义经典,主持公私宗教仪式,传递神的意旨。他们一般是大地产主,可依赖特权攫取财富,国王与王室贵族、行政官员与军事首领均属这一种姓。

吠舍是第三等级,主要从事农牧业、手工业商业。有宗教活动的参与权、受宗教教育权,无行政权,须缴纳赋税与服兵役、劳役,是具有自由身份的平民大众。

首陀罗为第四等级,是为前三个种姓服务的小生产者与佣工。他们没有任何政治权利,也没有参与婆罗门教活动和受宗教教育的权利,他们哪怕听到宗教仪式上的诵经,也要被处以耳中灌融化的蜡或锡的严惩。按照婆罗门教转世轮回的说法,前三个种姓属于“再生族”,可以死后复生,转世成其他人。首陀罗是非雅利安人,属于“一生族”的卑贱者,没有转世的特许。

在种姓制下,原雅利安人与达萨等原住民之间禁止通婚的规定此时扩及所有种姓之间,婆罗门与刹帝利种姓间同样原则上不可联姻,只能实行内婚制。但实际生活并不会严格循规蹈矩,高种姓男子若娶低种姓女子是谓顺婚,尽管社会谴责这种现象,但法规可网开一面,其后代可继承父亲的种姓。低种姓男子娶高种姓女子则为逆婚,被绝对禁止,即使刹帝利男子亦不可能娶婆罗门女子。这就造成了基因的相对隔绝,不同种姓在外貌上有明显的差异,同时造成姓氏与种姓地位的必然联系。

种姓制形成后,各等级从事的职业不能更替改变,早期吠陀时代一家人可以从事不同职业的情况不复出现,子承父业天经地义。

不同的权利与义务伴随不同的法律地位。如果低级种姓伤了高级种姓的肢体,必须用自己的相应肢体作为抵偿。在量刑上,婆罗门受到的最重判罚不过是流放,其他等级则可判死刑。对于首陀罗,几乎没有什么法律保护,前三个种姓可任意驱赶、殴打他们,杀死首陀罗也只需缴纳罚金。而首陀罗辱骂前三个种姓,则要割舌、用铁钉烧热后扎入其口中。

在种姓之外,还有数量相当多的更为低贱的社会成员,他们是贱民与奴隶。贱民又称“不可接触者”,最初起源不祥,后来四种姓的成员有不少触犯种姓制度,如异性通婚等而沦为贱民。他们从事最低贱的工作,如抬死尸、清除粪便等,不能与有种姓的人住同一村镇,不得接近水井,以免污染水源。为此他们住在村外,行路要带标记,敲打器物,发出声响,提醒有种姓的人及时避开,以免晦气。他们实际上与奴隶的地位无异。

种姓制后来在历史中不断演变,四种姓之间和单一种姓内部按出身、职业、人种、姓氏、财产、居住区域等因素分化出难以数计的等级,互相之间存在或明显或细微的高低贵贱之别。印度在20世纪50年代虽废除了种姓制,并对低种姓居民给予教育、就业等优惠,但因传统偏见根深蒂固,种姓制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印度人的社会关系,农村地区尤甚。

在制度化的阶级与等级社会基础上,印度河与恒河流域形成了雅利安人的君主制国家,如犍陀罗、克迦耶、马德拉、乌希纳拉、玛蹉、居楼、般陀罗、迦尸、居萨罗、毗提诃、跋祗等20多个小国。每个小国以城市为政治、经济、宗教与防御中心,结合周边村社组合而成。在这些小国中,过去的部落首领“罗阇”成为脱离社会的世系君主,建起一套政权机构。如:基层有村长,百村有百村长;中央有婆罗门顾问,行政、财政、军事官员;王室有王后嫔妃、侍从、警卫等。有些小国似还存有氏族民主制残余,如佛经记述跋祗国遇重大事务要召开长老会议,可能有贵族共和国的迹象。

随着国家的形成,雅利安人原始宗教也完成了向婆罗门教的转变,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工具。雅利安人原始宗教同其他民族一样,也是万物有灵,自然崇拜。他们崇拜太阳、火、风等各种自然现象。在晚期吠陀时代,国家权威及其代表出现,神灵职能发生改变,有了战神、司法神、国王的保护神,更有了众神之首大梵天婆罗摩,他是世间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者,是婆罗门教因果报应理论的最终决定者。

按照吠陀的解释,婆罗门教的核心内容是“业”与“轮回”论。所谓业,是指人的欲望化作人的行动,不同的行动会造成不同的业,换言之会产生不同的后果。人造业或人的实践活动都会有所报应,报应的体现是人死后轮回。前生作恶,后世即转入低级瓦尔纳。前生修善,后世变成高级种姓。在这种解释下,社会阶级与等级差别是先天决定的,现世无法改变,只能遵守种姓规范,寄望于未来。由于婆罗门教认为一切皆虚,只有大梵天为实,所以它并不珍视现世事物,提倡杀生献祭,甚至可以杀人献祭,具有原始的野蛮性。

三 列国时代与百家争鸣

摩羯陀的兴起

公元前6—前4世纪的列国时代,次大陆的政治经济中心集中在恒河流域。一系列小国互相争霸,据说有16国卷入战争。混战中,位于恒河中游的摩羯陀异军突起,在国王频比沙罗(瓶沙王,公元前544—前493年在位)统治时先并吞邻国鸯加,然后又征服相邻小国,势力范围南推到孟加拉湾,成为恒河中南部一霸。他的儿子阿阇世(公元前493—前462年在位)杀父篡位后,继续推行扩张政策,灭伽尸、跋祗国。其后任执行同样政策,摩羯陀势头不可阻挡,至公元前4世纪晚期,渐次把整个恒河流域及邻近地区收入自己囊中,首都迁至华氏城,即今天的巴特那市。它成为印度史上第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为孔雀帝国统一次大陆奠定了基础。

摩羯陀能够在群雄竞争中脱颖而出,原因之一是经济繁荣、社会矛盾较少。其次是摩羯陀国王能够因势利导,适应婆罗门之下的各个种姓的需求,扶持已经兴起、倡导众生平等的佛教,因而能得到百姓的拥戴支持,得人心者得天下。

 

百家争鸣

列国时代是印度思想史上的黄金时期,出现百家争鸣的文化现象。这一特殊现象与列国时代的社会经济变化有关。

印度次大陆形成种姓制、国家机器及与之配套的统治阶级的婆罗门教后,经济发展较快,一系列城市兴起,这意味手工业商业的进步,金属货币的出现是这方面进步的一个标志。经济的发展引起阶级等级关系的变化。首先,吠舍中分离出一个商人高利贷集团,他们拥有巨额财产,佛经中提到居萨罗首都舍卫城有个吠舍商人,有黄金8万斤。但在种姓制下吠舍没有特权,他们因此提出有财富才是真正的人的主张。其次,刹帝利在列国争霸战争中日益强大与富有,君主专制开始形成。以国王为代表的刹帝利不愿屈居婆罗门之下。再次,首陀罗因苛捐杂税繁多,战争频仍,不满情绪增长。也有些善于经营的首陀罗富了起来,社会出现求变的思潮。列国的并立与竞争为各种思潮的提出与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于是各阶级等级的代表人物便利用宗教形式来表达自己的社会要求,产生众多与婆罗门教矛盾的派别,佛教是其中之一。佛教之外,还有“六师”“六十二见”或九十六种外道,分别代表不同社会集团。百家新思潮的共同点是均在不同程度上反对婆罗门的特权地位,其中最突出的是顺世论派、耆那教与佛教。

顺世论的创始人是毗珂跋提,顺世意为顺行世间。这是与婆罗门教等唯心主义思想截然对立的朴素唯物主义学说,有许多闪光的思想。它反对一切转世轮回说和杀生祭祀,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原。世界由“四大”构成,即地、水、火、风。生命源于“四大”,因此根本没有神灵,没有灵魂。在顺世论者看来,人的精神和肉体同时存在,灵魂与肉体可以分离的说法是一派胡言。其理论的杰出代表阿耆多·翅舍钦婆罗精辟地指出,人只要身体死亡,就气断命绝,不复存在。另一杰出代表巴亚希则认为,因为没有来世,所以没有因果报应,没有生自父母以外的任何再生者。在这种认识基础上,顺世论派激烈抨击婆罗门教的杀生祭祀行为,反对穷人忍气吞声的苦行主义和束缚人肉体与精神的种姓制,认为人的现实感官快乐是人生真谛所在。他们鲜明地提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反映了平民知识分子的思想主张。因此受到统治阶级宗教的围剿,其著作多已失传,一些断简残篇也是夹在佛教作品中作为批判对象才得以幸存。

耆那教总体上说是消极的宿命论,它的创始人大概是筏驮摩那。耆那教的中心思想是信命,这点与婆罗门教相似。所以它也重视业报轮回、灵魂解脱。但它反对婆罗门教经书“吠陀”的权威性,否定杀生祭祀,提倡肉体苦行、戒杀生、灭人欲、戒性欲、不偷盗的五律,以摆脱精神痛苦。就承认现成秩序这一点而言,耆那教为印度统治者所接受,世代相传,至今仍是印度次大陆的重要宗教之一。

 

佛教的诞生

在诸子百家当中,理论解说最庄严、最完整细密、博大诱人的派别是佛教。

传说佛教创始人是释迦牟尼,原名悉达多,姓乔达摩。其生卒时间存疑。一说公元前563年,一说公元前557年。他年轻时是迦毗罗卫国的净饭王子。该国位于今天尼泊尔和印度交界地区,首都迦毗罗卫城的位置尚无定论。释迦牟尼是佛祖后来的名号,意即“释迦族的圣哲”。由于缺乏实证史料,释迦牟尼其人与身世的虚实难以证实或证伪。

相传释迦牟尼的母亲在45岁时怀他,按当时风俗须回娘家生产,结果在回家途中于蓝比尼生下佛祖。他16岁结婚,29岁得子。生子后,感到人皆受生老病死之苦,人世无常,人性无常,遂信奉苦行主义,出家修行。在苦行林苦修多日,亦即研究学问,寻找解释人生的思想体系。在35岁时悟道成佛。佛的意思是有觉悟的人,洞悟人世的一切。他随后四方传教,收纳弟子,建立佛教组织。80岁时在拘尸那辞世。他的弟子将他的骨灰分作八份,藏于各地。他的教义是他的学生在其去世后整理编纂的。成为经典则是在佛陀去世后二三百年的事。基本佛经是三藏:《律藏》,佛教徒行为规范的汇编;《经藏》,佛陀的言论汇编;《论藏》,对佛学哲理的解说。后来又编写出对三藏的注释,关于佛陀降生的故事《本生经》。

佛教的中心思想由三部分组成:缘起论,四谛与八正道,追求的理想境界是涅槃。缘起论具有辩证的因素。佛陀认为万物依赖一定条件存在,条件就是缘。具备缘,事物就产生。没有缘,事物则消失。世间万物不断变化,任何缘都不能永恒存在,因而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永久保留。既然不能永久保留,人间万物就不值得留恋和追求。人应该抛弃万物,去寻求永恒的存在涅槃。从这一认识出发,佛陀总结出四谛,即四条真理:苦谛、集谛、灭谛、道谛。四谛是一个因果关系联结的整体,如苦谛强调人生多苦的一面,忽视人生多乐的另一面。它指出凡人皆要受苦,人有八类从肉体到心灵的苦痛: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受阴。这些苦痛都与生俱来。集谛解释苦痛的来源。苦起于欲望,有欲望就要在身(行动)口(言语)意(思想)方面有所表现,这就是业。造业就有报应,有报应就有轮回,有轮回即有周而复始的痛苦而不能自拔。灭谛提出解决办法,万念俱灭,就不再造业。不造业就不轮回,也无苦痛,达到佛教徒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道谛讲修行灭欲的途径,计八正道。包括正见、正身等道德要求。

佛教的基本思想是蔑视人生与逃避现实,这无疑与婆罗门教的基本思想一致,也同大多数宗教的基本思想一致。因此,它是有利于社会优势人群,特别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这是佛教能够得到印度统治者接受和长期支持的原因。

但佛教也有与婆罗门教明显不同的地方。佛教是所有种姓的宗教,不是婆罗门等特权等级的宗教。它不赞同神创四性说,用职业分工解释瓦尔纳现象,甚至不承认种姓不变说,认为“众生平等”,实际提出了生而平等的理念。虽然这种平等与顺世论的平等观还有很大区别,系指宗教领域的平等,但仍是人类自我认识的一个巨大进步,对低种姓民众具有巨大的魅力与慰藉。在这一理念基础上,任何种姓的信徒只要按照正道苦心修行,就能逐渐去恶积善,最终修成阿罗汉或成佛,得到解脱。而且这种博爱众生的思想不仅限于人类,还扩及其他动物,佛教对教徒提出了戒杀生与食素两个要求,这是一种普遍的慈悲与关怀。

由于佛教具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容易接受的特点,因而得到列国上层的慷慨赞助。如摩羯陀的国王频比沙罗、阿阇世,居萨罗国的国王都积极支持与推广过佛教。佛教同时也得到许多下层种姓的信任,很快成为列国时代影响最大的新教。

四 孔雀帝国

旃陀罗崛多与孔雀帝国

当次大陆东北部完成局部统一、建立摩羯陀王国时,西部地区还处在分裂状态。这种状况给波斯入侵提供了便利。公元前518年,波斯入侵印度河流域,将占领地辟为行省,每年征收巨额贡税,并征集一定的兵员。公元前480年波斯国王薛西斯远征希腊半岛,入侵军中便包括西印度士兵。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东侵攻灭波斯帝国,曾于公元前327—前325年南下印度,利用西印度四分五裂的有利形势,一直打到印度河出海口,留下少量士卒统治占领区。

公元前324年,反抗异族占领的武装起义在西印度各地爆发,领导人之一是旃陀罗崛多(公元前324—前300年在位)。他出身养孔雀的家族,以孔雀为姓,拉起队伍自立为王,很快成为最具战斗力的义军。公元前317年,旃陀罗崛多的部队将马其顿人完全赶出西北印度。其后他又率军与东部强国摩羯陀相争,攻破难陀王朝首都华氏城,统一印度大部地区,建立孔雀帝国(公元前324—前187年)。

公元前305年,西亚塞琉古王国军队入侵印度,试图恢复马其顿人的统治,被旃陀罗崛多击败。塞琉古割让阿富汗、俾路支大片土地予孔雀帝国,并把公主嫁给旃陀罗崛多。旃陀罗崛多则回赠塞琉古500头印度象,足见孔雀帝国的富裕和强大。

旃陀罗崛多去世后,宾头沙罗(公元前300—前273年在位)继位,继续扩张,但斩获不多。把孔雀王朝版图扩至极限的是他的儿子阿育王(公元前273—前236年在位)。阿育王当政时征服南部大国羯陵迦,杀死敌人10万众,俘虏15万。至此,南亚次大陆除个别角落外,全部纳入孔雀帝国版图。

 

帝国的经济、社会与政治

孔雀帝国时期是印度经济的繁荣期。统一带来社会稳定与交流便利,手工业商业因此非常活跃。首都华氏城的纺织业、金属冶炼与制造业颇为发达,手工业的发展促成同业公会的出现,政府甚至设立了商业管理机构,负责仲裁商业纠纷、收税与控制物价。印度官商与私商的对外贸易活动远及埃及、中亚、西亚、中国、东南亚。中国的丝绸正是在这个时期输入印度次大陆。

但农业仍然是孔雀帝国的主要经济部门,无论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所有制都有新的发展。例如此时广泛采用人工灌溉技术,木制水车流行,一年两熟制得到推广,粮食产量随之增长。

帝国土地所有制有三种类型:王室大地产、贵族与私人的地产、村社的地产。王室与贵族的土地所有形式与其他地区相似,使用依附农民、雇工、奴隶劳动。村社是其他文明地区少见的社会现象。它们大至千家,小则几十户,是国家的基层行政单位和税收单位。村社土地和其他财产分为公有和私有两种类型,与吠陀时代相似。其中,水源、草场、森林、渠道等属公有财产。主要财产形式耕地由个体家庭占有,占有程度在不同地区有所区别。私有制发展较弱的地区,土地公有特征明显,各家份地会定期轮换分配,甚至采取集体耕作形式。在土地私有制发展较快的地区,田地私有已经产生,个体家庭占有的土地可以在家庭内继承、家庭外转让。

孔雀帝国是印度奴隶制的鼎盛期,有关奴隶的记载量大增。文献记载奴隶来源有近20种之多,如家生奴隶、买来的奴隶、获赠的奴隶、继承的奴隶、被救活的奴隶、典押的奴隶、战俘奴隶、赌输而来的奴隶、因爱女奴而委身的奴隶、自卖奴隶、债务奴隶,等等。来源之多,在古代世界颇为少见,折射出奴隶制的深入与广泛。

奴隶制鼎盛的又一表现是在生产领域能够见到许多奴隶劳动,如在王室地产上,手工作坊内。家奴不只是服务于王室贵族家庭中的仆人,还有很多从事加工劳动,如推磨奴、捣米奴、酿酒奴等。打水女奴也很普遍。她们需很早起身,扛着水罐,一次次把水送到主人家中。这种笨重的体力劳动成为奴隶地位的象征,在印度次大陆释放奴隶的仪式就是从奴隶肩上取下水罐,然后打碎。但总体上看,孔雀时代奴隶在生产领域的作用始终不能同吠舍、首陀罗相比。

在上古印度政制史中,孔雀帝国是高度君主专制的阶段。基本形式类同古埃及与两河流域,国王高高在上,集政治、军事、司法、财经、宗教最高权力于一身。在国王之下,有为他服务的咨询机构——御前会议,人称帕利沙德。有宰相负责的中央行政机构,代国王处理日常各种政务。宰相之下有负责税务、农业、市政管理等事务的大臣。整个帝国约分成五个行省,由国王委派的总督管理。

君主专制的支柱是军队。帝国有庞大的常备军共60万人,包括步兵、骑兵、战车兵、辎重兵等兵种。另有特务机关,既监督百姓,又监督各级官员。专制君主的另一个重要统治工具是宗教。阿育王皈依佛教,大力扶持佛家,如教主一般向四方派遣传教团,主持佛教会议。

阿育王死后,王子们展开激烈的权力争夺,地方势力趁机割据。公元前187年,末代国王被杀,帝国分崩离析,出现合久必分的乱局。但直至印度上古历史终结,次大陆始终未能分久必合,重新统一。其间多次受到外敌入侵。起初是大夏王国,之后是安息帝国。在1世纪,贵霜帝国把北印度纳入自己的版图,首都一度从中亚迁至西北印度的富楼沙城(今白沙瓦)。5世纪,白匈奴侵入印度河流域,灭贵霜帝国。次大陆在分裂中进入世界史的新阶段。

五 古代印度文化

文字与文学

雅利安人语言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印度—雅利安语支。在公元前1000年代,雅利安人借用西亚的字母文字发展出自己的文字体系婆罗米文、怯卢文和梵文。其中婆罗米文是印度最古老的字母文字,怯卢文次之。梵文则是在前两种字母符号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雅利安人书面语言,流传最为广泛,婆罗门教的经典以及佛教经典都用梵文写就。

梵文共47个字母,包括元音和辅音,按照严格的语法规则可分别拼写成不同的音节和单词。每个句子里的单词之间都存在紧密的语法联系,有复杂的名词形容词变格、动词变位和时态变化、性数格之间的约束关系。有的名词可达20多种变体。因此,梵文是非常严谨也非常难学的文字系统,仅在高种姓之间传播教习,懂书面梵文是高等级与有教养的人的文化标志。而口语则是雅利安人的方言俗语,是现代各种印度—雅利安方言的源头。

古代印度文化充满宗教气息,古代印度人具有丰富想象力,因此在文学领域颇有建树,但却始终没有出现求真求实的历史学。他们留下的梵文作品数量众多,其中最出色的是两部史诗《摩珂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前者约20万行,后者近5万行,属世界上最长的史诗之列。中国藏族史诗《格萨尔王》篇幅最长,《摩珂婆罗多》次之。

两部史诗的主题都是雅利安人的战争,与其他文明早期史诗的主题相一致。这反映出早期文学创作的共性,即战争是最大限度地展现人的大善大恶、大智大勇的场合,值得古代人优先描述、铭记与模仿。

传说《摩珂婆罗多》的作者是毗耶娑,历史背景是列国时代,内容集中在居楼国王族(婆罗多族)后裔为争夺王位继承权而展开内争,结果引起18天的惨烈战争,把次大陆的其他国家也卷入其中。败方百名王子尽数战死,胜方也损失惨重,虽获王位,却深为兄弟残杀而内疚,最终将王国交付孙辈,自己偕家人到喜马拉雅山隐居修行。

《罗摩衍那》长诗的名称在梵语中的意思是罗摩的历险经历。作者蚁垤可能是史诗的整理与加工者。全诗讲述阿瑜陀国王子罗摩远征的故事,包含王室内部的激烈权争,情节复杂曲折,最终是善战胜恶,罗摩继位为王。

 

科学技术

雅利安人在早期科技领域取得的成就以数学最为突出。他们是所谓阿拉伯数字的发明者。约公元前800—前200年,他们发明了1—9的计数符号,并设计出十进位计数方法。为此,他们发明了零的符号,这是数学上的一个伟大创造,把繁缛的多位数表达变成几个简单的符号。8世纪,阿拉伯人从印度学会印度的十进位技术方法,把它们传入西方,被西方人误冠以阿拉伯数字的称谓。此外,古代印度人也采用60进位法,发明了负数符号表示欠债,懂得分数,能够求圆面积。

古代印度的天文学亦很发达。古人因制定历法的需要,对天象异常关注。在吠陀时代,古印度人便认出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并把五大行星与日月合称七曜。他们把黄道旁的恒星划分为28个星宿,以此为参照判断太阳和行星在天空中的运行位置,为历法提供依据。他们设计12个月为一年,每月30天,每年360天,5年一置闰,增设一个闰月。

传统医学是古印度人另一个值得后人记忆的领域。他们传给后人的医书数量在古代同期文明中位于前列。《阿达婆吠陀》载有关于77种病症的描述与处理方法,另有《寿命吠陀》《阇罗迦本集》《妙闻集》等多部经典均有类似专述。其中后两本书是医学专著。《阇罗迦本集》的作者阇罗迦是御医,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他在书中总结了诊断、用药和预防疾病等问题,认为健康的身体需要有合理的营养、睡眠和节食。《妙闻集》涉及外科处理病症时的各种方法,包括手术准备与实施,提到不少外科手术器械。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妙闻集》提出医德问题,提倡救死扶伤不分贫富,对弱者应免费治疗。

 

建筑与艺术

哈拉巴文明时期的砖木结构建筑设计合理,有事先规划,注意房屋的使用功能,予人深刻印象。吠陀时代缺少大型石材宫殿建筑,说明财力尚不充裕。目前保存下来的楼宇建筑遗存始于孔雀帝国,多为庙宇或佛塔。代表性建筑是阿育王时期在桑奇地区建造的佛塔,译名为窣堵波,是安葬佛骨的半球形建筑。半球体内部是夯土,外用砖块包裹装饰,有红色砂岩的饰面,球形顶部有伞盖。周围有石栏杆,四面设门,门上布满深浮雕,刻画的多是佛祖的故事。阿育王时期的建筑遗存还包括数十根大型纪念石柱,上有精美的雕塑装饰。

古代印度的艺术形式主要是雕塑与绘画,题材均与宗教有关。阿旃陀石窟的佛像雕塑艺术与犍陀罗佛造像艺术是古印度美术的出色代表。

石窟是古代佛教徒潜心静修的地方。阿旃陀石窟位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可谓佛教艺术的宝库。石窟共29个,开凿于公元前2世纪,历时700多年完工,环布在一个新月形的悬崖上,高低错落,绵延约550米。它们是佛教在印度由盛到衰的历史见证。唐高僧玄奘曾于638年到过阿旃陀地区,并在《大唐西域记》中留下了关于阿旃陀石窟最早的文字记载。公元7世纪印度教兴起后,因统治者的选择,石窟被荒废,逐渐湮没无闻。19世纪初被一名英国军官在狩猎时无意中发现,从此阿旃陀石窟重放异彩,成为著名的游览胜地。

阿旃陀石窟内的壁画

犍陀罗艺术在古印度艺术中别开生面,是古希腊人侵入印度河流域时带来的希腊式佛造像艺术,初现于公元1世纪的次大陆西北部,繁荣四个世纪后衰亡。

孔雀帝国时,佛教传入犍陀罗地区,成为流行的宗教。1世纪时,跨中亚与南亚的贵霜帝国因地理之便,与希腊化国家塞琉古王国、巴克特里亚王国、托勒密王国等在交通往来上十分方便,所以希腊雕塑艺术传入贵霜,其中心地区正是犍陀罗。犍陀罗佛造像艺术的特点是写实性强,佛像身材比例、形态类同于古希腊雕像,只是穿戴的服装饰物以及面相有所不同。或曰以希腊雕塑风格为主,印度风格为辅的一种艺术形式。犍陀罗艺术产生以后,对南亚次大陆及比邻地区的佛教艺术均有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