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古代两河流域

西亚的两河流域与古埃及并列为人类文明最早的发祥地。与古埃及文明不同，两河流域的早期文明完全是近代考古发掘的产物。苏美尔文明的发现告诉我们，对于人类的早期历史，已知要远远小于未知。

一 自然环境与早期居民

自然环境

古代西亚两河流域涵盖今天伊拉克大部、叙利亚东北部、土耳其东南部、伊朗与科威特小部分地区，古希腊史书称之为“美索不达米亚”，意即两河之间的土地。

这片土地被山脉与沙漠环绕：东部是高耸的扎格罗斯山脉，东北为库尔德山地，西部与西南是荒芜的沙漠与阿拉伯高原，中间是自西北流向东南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长期冲击而成的广阔平原。历史上，两河流域北部称亚述，南部称巴比伦尼亚。亚述与巴比伦尼亚地区的交界处大体在今天的巴格达一线。其中，巴比伦尼亚又分作两个地区，即北部的阿卡德和南部的苏美尔。

两河流域与尼罗河流域埃及段一样干旱少雨，但两地的不同之处在于两河流域的平原辽阔，没有周期性的泛滥，偶尔一次大泛滥会造成巨大灾难，居民几乎无处可躲。这也是《圣经》关于大洪水描述的由来。在这种情况下，聪慧勤劳的两河流域农民引水灌田，开发出渠道纵横的灌溉农业，把这里变成古代西亚最富饶的新月地带，因此也引来周边山区游牧民族的反复入侵。由于平原辽阔，缺少天然的防御屏障，这里易被外族征服，因此在编年史上不断更换不同民族建立的王朝。

 

早期居民

两河流域早期居民遗迹属旧石器时代晚期。公元前10000—前6800年是该地区的无陶新石器时期，居民从事早期农业，但尚未使用陶器。

公元前6000年左右，亚述地区出现哈苏纳文化，居民以定居村落方式生活，村落面积在2—8公顷之间，使用彩陶作为餐具与饮水器。

公元前5000—前3500年，巴比伦尼亚的苏美尔地区出现乌贝德文化，已懂人工灌溉技术，能疏浚渠道，有纺织、制革等手工业以及最初的商业交换。乌贝德人是目前所知两河流域南部的最早居民，但其系属不清，是不是后来的苏美尔人祖先，学界无定论。

约公元前3500年，苏美尔人进入两河流域南部，分布在苏美尔地区。他们自我塑造的形象（雕塑作品）身材矮小，圆脸黑发，脖子短粗，鼻子突出，嘴大唇薄，男性大多胡须稀少，所持语言难以列入目前所知的语系。继苏美尔人能够辨识身份的迁入者是北部阿卡德地区的阿卡德人，其祖居地可能是阿拉伯半岛或北非，经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迁入两河流域。他们身材匀称，脸长圆，通常有络腮胡须，定居在苏美尔人以北，语言同古代以色列与阿拉伯语有亲缘关系。

亚述人进入两河流域的时间较阿卡德人又晚一些，他们落脚在阿卡德北部。此外，在巴比伦尼亚周边还有其他族群，如北部的苏巴里人与胡里特人，东部山区的古提人、加喜特人、路路贝人，东南山区的埃兰人。公元前3000年代晚期，另一支游牧民族阿摩利人从西北部进入巴比伦尼亚。公元前7—前6世纪，伊朗高原的米底人和波斯人先后入侵这里，再后希腊人和罗马人又成为这里的主人。先后到来的民族都对两河流域的文明史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二 早期城市国家与统一王国的出现

苏美尔城邦

根据考古材料，在乌贝德文化期，当地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随着金属器的出现，社会进化的速度加快，之后的乌鲁克文化期（公元前3500—前3100年）出现以城镇为中心的定居点，创造这一文化的苏美尔人发明了文字。一般认为正是在乌鲁克文化晚期，具备了早期国家的一些基本条件，在苏美尔地区形成了20多个城邦，其中以埃利都、拉尔萨、乌鲁克、乌尔、拉伽什、基什、尼布尔、乌玛、马里、伊新等邦最为人所知。

这些小邦被渠道与界碑分割开来，每邦有一座以神庙建筑为中心的城市，周边环绕农区，小国寡民是这些邦的显著外部特征。各邦内部实行君主制，国王称卢伽尔或恩西（国王—祭司）。其王位虽可世袭，但尚未形成个人完全独断。城邦中存在能够或多或少制约王权的长老会议，即贵族会议。另外可能有不定期的民众大会，史料中有国王召开大会的描述，暗示可能是临时召开的争取民意的集会。

苏美尔各邦社会结构与古埃及大体相同：上层是以国王为首的世俗贵族与僧侣贵族；中层是具有自由身份的小农与手工业者；下层是失去土地和自由身份的依附民，在神庙或王室、贵族的土地上劳作，史称“古鲁什”或“苏不路伽尔”；最底层是奴隶。不同阶级—等级的数量未知，因每个城邦的人口没有统计，根据城市遗址和周边村落的规模推测，较大国家的人口在四五万人。

两河流域城邦并立，彼此间常发生领土、水源、人员交往方面的矛盾与冲突。一些城邦追逐地区霸权，于是便有城邦间的合纵连横，互相争斗。最初的霸主是位于北部的基什，它于公元前2600年作为调停者处理乌玛与拉伽什的土地争端，在两国边界竖立界碑，互不越界。

两国间的和平维持了一百多年，位于幼发拉底河畔的乌玛毁约越界，侵入位于底格里斯河右岸的拉伽什境内。拉伽什国王安那吐姆打败乌玛军，随后乘胜攻打其他城邦，征服基什、乌尔、乌鲁克、拉尔萨等大邦，一跃成为整个苏美尔地区的霸主，势力远抵东部埃兰与南部波斯湾，迫使被征服国向它缴纳贡赋。

卢伽尔安达（约公元前2384—前2378年在位）继承拉伽什王位后，以权谋私，与王后、王子共同侵吞神庙管辖的公有地，巧立各种名目的捐税，包括向僧侣贵族征收土地税，夺走神庙的牲畜、谷物、青铜、羊毛等财产，向平民征收实物税与货币税，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广泛不满。贵族乌鲁卡基那趁势夺取王位，实行一系列经济、社会改革，如废除债务奴隶制，释放过去因债务而失去人身自由的平民，减免前任对婚丧嫁娶的收税，禁止贵族巧取豪夺，不得强迫平民出售自己的财产，取消对孤儿寡妇征收的税赋等等许多具体惠民措施。同时也减轻贵族的捐税负担，平民与贵族均有所得。这是人类史所知的首次自上而下的重大改革，改革的基本出发点是抑制强者、保护弱者，富贫两大社会成员各得其所，体现了乌鲁卡基那的明智，即好的政府应该是社会不同利益集团之上的中立者。

约公元前2374年，乌玛东山再起，联合乌鲁克发动对拉伽什的战争。三年后拉伽什亡国，乌鲁卡基那不知所终。

乌玛继而打败乌鲁克，继承拉伽什的霸主地位，但好景不长，北部阿卡德王国崛起，摧枯拉朽般地统一了巴比伦尼亚。

 

阿卡德王国

自阿卡德王国开始，两河流域首次出现较为稳固的中央集权大国。阿卡德人属塞姆语系，大约公元前2800年见诸记载。但之后近600年时间很少被有关文献提起，显然是苏美尔诸邦之间既斗争又联合的局外人。公元前2371年，在基什王宫服务的阿卡德人萨尔贡篡位成功，拉起一队人马，在基什不远建新城阿卡德，建立阿卡德王国，但该城所处方位今人未能确认。

萨尔贡出身平民家庭，传说他是弃儿，降生后被母亲丢弃在幼发拉底河岸边，被一名打水的园丁收留抚养。他长大成人后继承养父职业，成为基什国王的园丁，深得国王宠幸，被提升为近臣。

当基什在群雄逐鹿中被乌玛打败，萨尔贡乘机夺取了政权。易地建阿卡德王国后，萨尔贡率军大败乌玛军队，俘虏乌玛国王卢伽尔扎吉西，给他戴上侮辱性的套狗圈押至基什。然后挥师南下，摧城拔寨，连克乌尔、拉伽什、乌鲁克等苏美尔大邦，很快征服整个两河流域南部。随后又东征埃兰，深入扎格罗斯山区，夺取苏萨古城。继而西进占领巴勒斯坦，首次建立起一个西起地中海，南至波斯湾，东抵扎格罗斯山区的庞大王国。萨尔贡作为阿卡德王国的开国君主，史称萨尔贡一世。

萨尔贡能实现统一巴比伦尼亚的大业，外因系苏美尔各小国之间长期恶斗，日渐衰落，为外来征服准备了条件。内因则是阿卡德为后起国家，内部矛盾缓和，军力强大。萨尔贡建立了两河流域第一支常备军，有5400人，经过严格训练，战斗力明显胜过苏美尔各邦战时招之即来、战后挥之则去的民兵。

为加强对占领区的统治，萨尔贡确立个人独裁的专制机制，泥板文书称“他使国家只有一张嘴”。他还在阿卡德度量衡基础上统一王国的度量衡制，规定官方语言是阿卡德语。他自知单凭阿卡德人无法统治如此大国，因此吸收各地贵族参政议政，保留了地方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

公元前2316年，萨尔贡病逝。在他去世前几年，被征服地区便爆发大规模起义，一度把他围困在阿卡德城。王子里姆什（公元前2315—前2307年在位）即位后，各地依然动乱不已。里姆什以铁腕镇压，但功效不大。继位的两代国王都对动乱捉襟见肘，维持王国勉为其难。公元前2230年，末代国王沙卡里沙在一次宫廷政变中消失，历史车轮又滚过了一座王国的废墟。

 

乌尔第三王朝

阿卡德王国崩溃，东部山区的古提人入主两河流域。但因史料匮乏，难以勾勒出古提人统治的线索。一个世纪之后，拉伽什贵族古狄亚起兵反抗古提政权成功，借神的名义宣布自己为拉伽什王，为苏美尔人被异族统治二百多年后的重新崛起创造了条件。

公元前2113年，乌尔总督乌尔纳姆击败乌鲁克，把两河流域南部统一到苏美尔人政权之下，史称乌尔第三王朝（公元前2113—前2006年）。该王朝统治一百多年，被国外史家称作苏美尔文明的复兴。但用回光返照来概括这段历史也许更为贴切，因为自乌尔第三王朝灭亡后，苏美尔文明便一蹶不振，直至彻底湮没无闻。

乌尔第三王朝时期，两河流域在社会经济方面有明显的变化：生产力有很大进步，铜石并用阶段终结，青铜工具被广泛采用。社会经济组织方面出现规模巨大的王室经济和复杂的组织管理系统。目前出土的上万件王室经济表报多是男女劳动者的名册和一些劳动量与口粮分配的核算。从这些档案材料中可以看出，王室地产上的劳动者地位卑下，一处地产上的劳动者可达百人以上，被集中管理，参加生产，领取口粮。这是有详细统计数据支持的古代大型经济的最早例证，在经济史上有标志性意义。但王室地产上的大批劳动者的性质目前难以划定，一些学者把他们定性为奴隶，但奴隶在当时有专门的名词，并没有被表报填写者用在这些劳动者身上。他们无疑附属于王室大地产，有可能是失去人身自由的农奴。

在王室经济之外，私有奴隶制得到发展。私人买卖奴隶的文书遗留下来，有自由人自己卖身为奴的现象，更多的是自由人之间的奴隶交易。

乌尔第三王朝的君主专制较前成熟，国王有完整的名号“苏美尔·阿卡德之王”“天下四方之王”。苏美尔各邦已变为地方行政单位，恩西变为地方行政长官的名称，不仅失去世袭特权，而且须承担向中央缴纳贡赋的义务。

随着国家规模膨胀，人口增多，社会管理难度加大，传统习惯法已不能适应统治的需要，于是乌尔纳姆制定了第一部成文法典《乌尔纳姆法典》。整个法典连同序言在内共计29条法律陈述，严格维护财产私有权、父权、男权与奴隶制，量刑则实行严格的以眼还眼的对等惩罚原则。例如，法典第一款是“如果一个人犯了谋杀罪，这个人必须被处决”；第二款是“如果一个人犯了盗窃罪，他将被处决”；第五款是“如果一个奴隶与自由人结为夫妻，他/她们出生的第一个儿子应交给奴隶的主人”；第七款是“如果一个男人的妻子追求另一个男子，该男子与那女子上床，则应释放那位男子，杀死那位妇女”。这些强制性的行为规范开创了古代近东诸法合一的先例，包括现代意义的诉讼法、民法、刑法的内容。

乌尔纳姆在位期间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活动，如开凿运河，发展农业，促进内外商业往来，完善城防设施等。他去世后，其子舒尔吉保持了乌尔的霸主地位。公元前2029年新君即位，乌尔第三王朝内乱兴起，东部城市脱离乌尔。内忧与外患总是一对双生子。阿摩利人与埃兰人趁机入侵，末代君主伊比辛被埃兰入侵者擒获，乌尔第三王朝灭亡。

三 古巴比伦王国

巴比伦尼亚的再次统一

乌尔第三王朝消失后，巴比伦尼亚在200多年时间里一度小国分立，互相争雄，地区霸权频频易手。公元前18世纪上半叶，阿摩利人的巴比伦王国崛起，成为巴比伦尼亚的新统一者。两河流域政治史再次重复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循环。

巴比伦一词意为“神之门”，是入侵两河流域的阿摩利人建立的城市国家之一，建城时间约在公元前1894年，地点距现代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不远的幼发拉底河左岸。由于晚后公元前7世纪另有一个以巴比伦为中心的地区大国，因此在历史上最初的巴比伦王国称作古巴比伦，后来者为新巴比伦王国。

古巴比伦王国因早期弱小，在两河流域诸国弱肉强食的斗争中，不得不虚与委蛇，周旋于伊新、亚述、埃兰等不同时期的强国、大国之间，是国际政治舞台上无足轻重的角色。但在古代，一国的崛起并不需很长时间，如果有杰出的领导人因势利导，把握机遇，往往一代人便可完成。巴比伦的后来居上便与第六代国王汉谟拉比（约公元前？—前1750年）的雄才大略密不可分。

汉谟拉比早年历史不详，他于公元前1792年继承王位，励精图治，对内强化个人独裁，整饬吏治，修订法律，发展经济，有效地提升了国力。以经济政策为例，他在位第8—9、24、33年均大规模兴修水利，开凿河渠，严惩管理水利的官员的失职行为。他采取保护小农经济措施，在其当政期间，乌尔第三王朝的王室大庄园消逝，原处于近似奴隶地位的依附民古鲁什也不见于古文献中，大农庄口粮分配制绝迹。这种大土地所有制的衰落意味着小农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而农民小生产者历来是农耕社会稳定的基础。从汉谟拉比即位第三年编纂的《汉谟拉比法典》中也可看出，自耕农、佃农、王室地产上的自由雇工穆什根努、小手工业者人数众多，租佃关系、雇佣关系流行，债务奴隶制受到严格限制，这一切为汉谟拉比打牢了社会根基，使巴比伦在推行积极的对外扩张政策上有了一个稳固的后方。

汉谟拉比费时35年，最终统一巴比伦尼亚，使巴比伦成为西亚最强大的霸国。他采取聪明的扩张策略，即灵活的外交和有力的军事打击并举，利用矛盾，远交近攻，各个击破。在他即位之时，两河流域的拉尔萨、马里、乌尔、乌鲁克、亚述等国都比古巴比伦强盛。但汉谟拉比能够在群雄竞争中审时度势，屈伸自如。他尽量联合可以联合的国家，集中兵力打击主要敌人。如他即位的头几年国力不强，他可以向北部亚述俯首称臣。后来他为征服邻国伊新，同当时的强国乌尔、拉尔萨结盟。灭伊新后，拉尔萨成为巴比伦南邻，汉谟拉比又同北方的马里结盟。拿下拉尔萨后他与马里争锋，获胜后再打亚述，夺取了整个两河流域南部地区。

 

汉谟拉比法典

汉谟拉比的重大历史贡献之一在于制定了一部当时最完整的民法典。苏美尔人是古代最早具有法制意识的民族，最先意识到法律是社会治理的有效工具。汉谟拉比继承了这一传统，即位不久便编制《汉谟拉比法典》。在位35年时，他又命人把法典刻写在黑色玄武岩石柱上，序言和结语经过改写，表明他对这部法典的高度重视。

法典内容包含序言、正文与结语三部分。序言阐明汉谟拉比受命于天，有许多丰功伟绩，其中最值得重视之处是汉谟拉比立法的基本目的即公正与保护弱者。他说：“发扬正义于世，灭除不法邪恶之人，使强不凌弱。”法典正文282条法律的确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公平观，这就是保护私有制和等级制，规范社会成员各安其位。

汉谟拉比法典包括现代诉讼法、民法、刑法的诸多内容，一些今天属于道德规范的行为也归入法律管辖，按今天的观点看来小错也要重罚，量刑原则一般是以眼还眼的对等原则。譬如：“第195条：如若儿子殴打父亲，将受砍手之罚。第196条：如若某人毁另一人之眼，将受毁其眼之罚。”但也有经济处罚的条款，如某人若懒散而未能维护好自己的堤防，致使决堤，洪水淹没他人田地，他的堤防则应变卖为货币，赔偿他人庄稼的损失。还有强调契约关系的条款：某人若把钱或财物寄存在他人处，必须有一个证人，并与接受寄存的人签订契约。否则，接受寄存的人可以拒绝归还。但如果寄存人能够提交证人和契约，而接受寄存者仍拒绝归还，那就要加倍偿还。

法典也是复原古巴比伦社会构成的一手史料。它清晰地反映了古代社会的阶级—等级关系。古代社会表面化的社会分层是国家立法或社会习惯所规定的等级划分，每个等级在国家中具有不同的权利与义务。这种划分以家庭出身为基础，在阶级关系上面增加了权利与法权分等的因素，属于同一阶级的人可能不属同一等级，阶级地位低下的人却在等级地位上高于某些阶级地位较高的人。等级由于世袭而不易发生变动，阶级却因经济地位的变化而更易流动。

在法典中，古巴比伦社会成员可分作两类三等。一类是自由民，一类是奴隶。自由民类型分成两个等级：（1）全权自由民“阿维鲁”，这部分人包括官僚贵族、僧侣贵族等统治阶级上层人物，也包括商人高利贷者“达木卡”，自耕农、佃农、小手工业者等劳动者。（2）非全权自由民“穆什根努”，这部分人包括军人（“柏以鲁”“列杜”），王室地产商的依附人，即法典中的“纳贡人”。军人和纳贡人的土地由王室配给，不能买卖、转让与继承，但军人和纳贡人个人自买的土地不在此禁之列。两个等级的自由民的法律地位明显不同，以量刑标准为例：伤阿维鲁的眼睛，要以凶手自己眼睛抵偿；但如果被害人是穆什根努，则只需凶手缴纳一定量的罚金。即使穆什根努是富有奴隶主，也不能超越这种等级差别。

在法典中奴隶是所有者动产的组成部分，可以像物品一样买卖、租借、交换、赠送。侵犯奴隶人身，如伤害奴隶的眼睛或骨头，伤害者应向奴隶主人赔偿奴隶一半身价的罚金。甚至有这样的条款：“第282条：如若奴隶对他的主人说：‘你不是我的主人。’判其主人割掉他的一只耳朵。”显示法典维护私有财产的坚决与严厉。

法典在很大程度上约束了贵族的恣意妄为，限制了高利贷和债务奴隶制，缓和了社会矛盾，对稳定社会关系起到积极作用，也具有深远历史影响。例如，汉谟拉比列于美国国会会客大厅的大理石浮雕肖像群，被看作是世界史上的23位著名立法者之一。

汉谟拉比在位期间是古巴比伦兴起并达到极盛的时期。他去世之后，他的才能没有传给他的儿子萨姆苏伊鲁（公元前1749—前1712年在位）。他的法律由人制定，也需要有人来正确执行。如果没有严格执法的人，再好的法律也会流为空文。所以古巴比伦王国在一代明君死后迅速解体，至萨姆苏伊鲁统治末期，被征服的地区都已独立，古巴比伦只能死守固有领土。公元前1595年，小亚细亚的赫梯人攻占巴比伦城，古巴比伦王国灭亡。

但赫梯人没有在两河流域站住脚，主动退回小亚细亚。此后约700多年，因史料奇缺，两河流域的历史出现大片空白。目前只知在公元前1595—前729年间，出现过三个王朝的统治，以加喜特王朝最长，达400年之久，最终被后起的亚述王国攻灭。

四 亚述帝国与新巴比伦王国

从亚述王国到帝国

亚述位于两河流域上游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有人居住。新石器时代的加莫文化（约公元前7100年）与哈苏纳文化（约公元前6000年）均属最早的农业文化之列。载入历史的亚述上古居民可能是印欧语系的胡里特人的一支，称“苏巴图人”。后来阿卡德人进入亚述地区，属于塞姆语系的阿卡德语流行开来，逐渐成为主导语言。

亚述国家形成于公元前2000年代末，较苏美尔国家晚了一千年，但形成的途径与内部结构大体一致，只是氏族民主制的残余显得更多一些。例如，亚述国家由几个部落联合而成，中心城市称亚述（又译作阿淑尔）。早期国王是“伊沙库”，类似于苏美尔的恩西，可以世袭，但权力有限，直接拥有的只是主持宗教祭祀以及与此相关的建筑活动的权力。国家最高权力属元老会议，每年元老会议成员中产生一位国家最高行政长官，同时掌管金库，史称“里模”，国家纪年也以当年的里模名字为标记，所以早期亚述政体是贵族共和制。

作为小国，早期亚述于公元前3000年代末依附于阿卡德王国，后来又臣服于乌尔第三王朝。公元前19世纪，两河流域南部陷入分裂，亚述趁机崛起，入侵南部，军队甚至开进到波斯湾附近，显示出亚述的军事潜力。古巴比伦在公元前18世纪称霸后，亚述承认古巴比伦的霸权，并屈从于邻国米坦尼。

约公元前1400年，米坦尼受到小亚细亚强国赫梯的打击，亚述趁机摆脱米坦尼统治，伊沙库转变为真正的国王，实行君主专制，拥有自己的军队。

根据这一时期出现的《亚述法典》，此时亚述社会有贵族、平民、奴隶三大阶级，等级关系不及《汉谟拉比法典》那样明显，男权（夫权、父权）却极为突出，妇女几乎没有任何权利。如在有关家庭关系的条款中，规定无丈夫同意，妻子不能支配家内的财产。若妻子从家内私自拿走某件物品，就等于偷窃，丈夫有权割掉妻子的两个耳朵。鉴于先前《汉谟拉比法典》的割耳刑罚仅适用于奴隶，可以认为亚述妇女的法律地位与奴隶相似。不仅如此，《亚述法典》还规定，丈夫死后，妻子应嫁给丈夫的亲属，只有原夫家庭无10岁以上的男子时，妻子才可另行改嫁。

对于会说话的工具——奴隶，《亚述法典》进一步暴露出亚述统治者的野蛮性。其处罚奴隶的方式远比《汉谟拉比法典》严酷得多，动辄剜眼、切鼻、割耳。这种非我族类的野蛮性更多地体现在对外征服上。公元前13世纪初，国王萨尔马纳沙尔一世灭米坦尼王国，他说他把14400名敌人弄瞎了一只眼。

公元前11世纪，西亚国际形势发生不利于亚述的变化。阿拉美亚人侵入叙利亚与两河流域，亚述受到沉重打击，再次衰落了一个世纪。

公元前10世纪末，亚述周边的大国相继衰亡，如埃及的新王国、小亚细亚的赫梯王国此时已崩溃，强大的阿拉美亚人也大不如前。亚述东山再起，几代国王对外扩张有得有失，直到公元前745年形势才大为改观。国王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夺取王位后，实行军事改革，建起一支在组织结构、兵种配置、武器装备方面具有优势的军队，其核心是王家兵团，装备给养均由国家供应。其次是由贵族与富人组成的战车兵和骑兵，具有自由的农民组成重装与轻装步兵。战车兵、骑兵、步兵协同作战，组成许多战术单位。在战争中，亚述军队以对敌残忍闻名，如在亚述年代记于浮雕壁画上，有把活人钉死在木桩上，对俘虏火烧、剜眼、在嘴唇上穿锁链的画面，反映制作者对这种暴行的欣赏。

依靠这样一支凶悍的军队，亚述在对外扩张中不断得手，于公元前9世纪夺回亚述旧日领土，并征服整个两河流域北部、叙利亚、腓尼基与小亚细亚部分地区。公元前8世纪，亚述击败北部强敌乌拉尔图，进一步征服两河流域南部。公元前722年，亚述国王萨尔贡二世毁灭以色列首都撒玛利亚。公元前671年，亚述占领埃及，成为历史上又一个横跨两洲的大帝国。

亚述帝国建立在军事征服基础之上。公元前8世纪之前，亚述对于被征服地区一般采取杀烧抢光的政策，这样做既破坏生产力，又易引起被征服者的殊死反抗。自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起，亚述进行部分政策调整，将被征服的少数人编入军队，多数人则被强制迁往其他地区安家落户，腾出的土地或分给亚述人屯垦，或迁来其他地区的居民。有时这种强制迁徙规模很大，一次多达数十万人。被迁徙者以家庭为单位固着在土地上，为土地所有者耕作，向主人缴纳大部分产品，可以连同土地一道被王室或土地所有者出售。这一政策虽然多少缓和了一些社会矛盾，但却不能根本解决各地被征服者的不满与愤怨。因此帝国的统治十分脆弱，一旦统治阶级内部出现权力争斗，或外部军事失利，就可能引起王纲解纽、天下大乱。

亚述统治的危机表现在国王亚述巴尼拔在位期间（公元前669—前630年）。这是一位嗜书好学的君主，认为读书可以学到治国平天下的技艺，还可养成高贵的气度。所以，他在首都尼尼微的宫内建有古代最早的一座藏书齐全、规模宏大的王家图书馆。近三万块泥板著作均装箱并置于图书馆的二层收藏，以便防潮。但学识与道德并非一致。亚述巴尼拔未脱离亚述人的野蛮传统。在一块浮雕上，刻画他同爱妃在花园中进食的情景：一边有竖琴与铃鼓演奏，一边是挂在树上的鲜血淋漓的人头。正是在他统治时期，他的弟弟在巴比伦发动暴乱，东部山区的埃兰人参与其中。亚述巴尼拔虽将暴乱残酷镇压下去，但元气大伤。他去世后，帝国处在风雨飘摇中。

起初，北部一支新的游牧民族斯基泰人南下，穿过亚述领土，一路打进埃及边境，亚述对之只有招架之力。不久，东部伊朗高原的米底人与两河流域南部的迦勒底人兴起，成为帝国最可怕的敌人。米底人属印欧语系，在伊朗高原建米底王国。迦勒底人属塞姆语系，原住波斯湾沿海地区。其首领那布帕拉沙尔是亚述地方官，趁亚述中央衰弱，率迦勒底军人起事，占领巴比伦，自称巴比伦王，建新巴比伦王国（亦称迦勒底巴比伦）。新巴比伦王国与在伊朗高原崛起的米底王国结盟，于公元前615年攻入亚述内地，先占亚述城，继之攻陷首都尼尼微（公元前612年），焚毁王宫，包括亚述巴尼拔的图书馆。公元前605年，两国联军攻占亚述的残余据点卡尔赫米什，亚述灭亡。

 

新巴比伦王国

亚述亡国后，新巴比伦与米底瓜分了原亚述帝国的国土与居民。迦勒底人分得两河流域中下游广大地区，统治近百年，造就两河流域历史的又一个繁荣期。

公元前7世纪末或6世纪初兴建的帕卢卡特排灌渠是农业生产力提高的标志之一。这条渠道旱时可引幼发拉底河水灌溉农田，涝时可把多余的水排至遥远的湖泊和沼泽地带，对农业稳定生产起到积极作用。伴随排灌渠的修建，耕地面积扩大，园艺业颇为兴盛，果树与蔬菜栽培广泛发展，表明市场需求的增加，商品关系的增进。事实上，新巴比伦王国是迄今两河流域手工业与商业的最繁盛时期。城市中出现众多手工业作坊和专门从事商业高利贷的组织，巴比伦等城市成为手工业者与商人的会聚之地。巴比伦城的埃吉皮商家、尼普尔市的穆拉舒商家都拥有若干矿山，大片房产、土地和众多奴隶。

奴隶制在新巴比伦王国达到极盛。奴隶不仅被广泛用于王室、神庙及贵族家庭之中，还应用于手工业、商业领域。埃吉皮商家在一次遗产分配中涉及奴隶一百多人。奴隶制发展不仅表现在奴隶人数的增多，而且体现在剥削奴隶的方式复杂化。除传统仆役外，手工作坊、店铺、钱庄、妓院都直接使用奴隶劳动。奴隶主还发明了授产奴隶形式，把作坊或商店交予自己的奴隶独立经营，以调动奴隶的积极性，减少直接管理的麻烦。授产奴隶的社会地位并没有改变，仍旧是主人的财产，每年须向主人缴纳“人身租”和大部分收益，其所授的产业可随时被主人收回。但这种新的方式毕竟使被授产奴隶可以获得少部分收益，并可组成家庭独立生活，甚至可以拥有自己的奴隶，亦即奴隶的奴隶。但在新巴比伦，奴隶劳动并未取代自由民小生产者的劳动，后者的数量与在生产领域所起的作用要大于前者。

此间自由民之间的租佃、雇佣、土地买卖关系相当发达。土地私有制牢固确立，国家对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的买卖、转让、馈赠等均无限制，最大地产主是神庙贵族。祭司们不仅主持宗教事务，还兼营各种经济活动，如利用奴隶与雇工耕种神庙的土地，还把一部分地产和牲畜用于出租，承租人中甚至包括国王，这是私有制得到尊重与发展的证明。

在政权方面，新巴比伦王国在古代东方政治制度史上独树一帜。国王是最高法官、军队统帅和外交主管，但权力受到首都与地方城市元老会议的制约，重大政治决策须与元老会议磋商，得到认可方能实行。会议成员由中央与地方的贵族组成。各地还有自己的市民会议，虽不及元老会议的政治作用，但也不是可有可无的摆设。新巴比伦国家的这些集体协商与决策的民主成分可能与迦勒底人的原始议事传统、君主对传统的尊重有关。

新巴比伦王国对外活动最为有声有色的时期是尼布甲尼撒二世在位（公元前605—前562年）之时。他即位后便与东部强邻米底王国和亲，娶米底公主为妻。然后集中精力与埃及争夺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由于犹大王国在这场大国角逐中追随埃及，尼布甲尼撒于公元前597年攻占耶路撒冷，劫掠犹太人的神庙，把手工匠人掳往巴比伦，并扶植西底家为新的犹大国王，令其宣誓效忠。这段历史成为《圣经·旧约全书》“列王记”的内容之一。

公元前588年，西底家倒向埃及一边，尼布甲尼撒二次围攻耶路撒冷长达18个月，陷城后大肆烧杀，焚毁圣殿，西底家的儿子们被处决，本人被剜掉双眼，用铜链锁绑，连同大部分耶路撒冷居民，一同解往巴比伦安置。这就是《圣经·旧约全书》中的典故“巴比伦之囚”的由来。残留下来的耶路撒冷居民，主要是农民。犹大王国灭亡。

尼布甲尼撒不仅是武功赫赫的君主，也以庞大的建筑活动闻名于世。他翻建了巴比伦城墙，用三道墙围绕城市。主墙长24公里，城墙上可四马并行，三道墙共计城门100个，均用铜铸成。他建造了楼高七层约50米的马尔都克神庙，扩建了王宫，为王后修造了一座高25米的“空中花园”，上面再现王后家乡米底山区的景色，被后来的希腊人称作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尼布甲尼撒二世死后，新君难以驾驭局势，成为弱君，导致6年间换了三位国王。末代国王那波尼德（公元前556—前539年在位）出自阿拉美亚人而非迦勒底贵族，表明迦勒底人在政权竞争中处于下风。那波尼德在位17年，推行宗教改革，伤及巴比伦马尔都克神庙祭司集团的利益，因此造成僧侣贵族与王室的尖锐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导致对外的无力。公元前539年，伊朗高原兴起的波斯王国轻易占领巴比伦，那波尼德被俘，两河流域换了新的主人。

五 古代两河流域文化

文字

楔形文字是古代两河流域最重要的文化成果之一，它的创造者是苏美尔人。楔形文字与象形文字一样自图画文字脱胎而来。约公元前3300年，即乌鲁克文化期，苏美尔人有了图画文字，一个符号往往有几个含义。例如眼睛（符号为一只眼睛图像）不仅指眼睛本身，还有“面孔”“前面”“前面的”等意思。迄今发现的图画文字一般刻写在石板上。

公元前3000年代早期，图画文字被楔形文字所取代，石板或石质材料虽然仍作为书写材料，但主要材料转变为易于制作、成本低廉的泥板。苏美尔人用削尖的木棍压在湿润的泥板上，“写”出形形色色的文字符号。因为按压时总是“笔头”先行，提“笔”后留在泥板上的便是一串串横竖交叉、前尖后阔、形似木楔或钉头的符号。“写”好的泥板经过晒干或焙干，就成为泥板文书。它们可以是由许多块泥板组成的鸿篇巨制，也可以是袖珍小书。

楔形文字由表意符号、表音符号和部首符号组合而成，总数在600个以上，常用符号只是其中的一半左右。三类符号的功能与古埃及象形字相同，只是表音符号多了元音，而不像象形文字只有辅音。由于符号多、“笔画”多，楔形文看上去更为复杂。这种文字体系后来被阿卡德人借用表达阿卡德语，继而传给古巴比伦人、亚述人和波斯人，并随着两大帝国的统治而流行于整个西亚。尽管楔形文字的创造者苏美尔人的口语很早就已失传，但他们的书面语却因楔形文著作的缘故，成为古巴比伦与亚述知识分子长期阅读与研究的对象。懂苏美尔语是一个人有教养的象征。这也是亚述王宫图书馆藏有大量苏美尔文献的原因。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灭波斯帝国后，楔形文字逐渐消逝，至19世纪以前，已变为无人能识的死文字。当西方学者17世纪在两河流域发现楔形文字符号时，有些人还以为是虫子爬过留下的遗迹。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破译努力，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在1857年经过验证，宣布楔形文字被正式破译，证明楔形文字是能够充分代指人类感情与行为的文字符号系统。

 

宗教

古代两河流域的宗教始终是多神教，神灵数量难以统计。每座城市，每个街区，甚至每个小居民点都有自己的保护神。

对于各种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两河流域的人们都给以相应的宗教解释。如关于终极性的问题——世界起源问题，苏美尔人、阿卡德人认为世界本是迷迷蒙蒙的水，然后出现海洋，之后在水中升起巨大的山岭，顶端有天神恩（阿卡德人称恩努），底部是大地女神基。天地神结为夫妻，产生儿子即大气之神恩利尔。恩利尔长大成人，把连体的父母永远分隔开来，从此恩利尔主宰大地，养育出一大批神灵。其长子是月神南纳尔，阿卡德人称之为苏恩。月神之子是太阳神，苏美尔人称乌图，阿卡德人称沙马什。古巴比伦时期，阿摩利人崇拜主神马尔都克，表明统一国家有了统一的神。但马尔都克只是众神之首，并不是后来一神教的那种无所不能的唯一神。继苏美尔—阿卡德之后的古巴比伦至亚述帝国，都继承了苏美尔人的这种多神崇拜以及宗教仪式与基本世界观、价值观，这也是苏美尔文献能够长期保存、被阅读的原因。

在苏美尔的宗教神话中，有关大洪水的故事影响至远。两河流域有时洪水泛滥成灾，人畜损失惨重。宗教神话把大洪水视作神对人不顺从行为的惩罚。结果地上的人类皆被溺死，只有赛苏陀罗一家因事先得到神的通知而幸免于难。这个故事是《圣经·旧约全书》诺亚方舟故事的蓝本。

在古代两河流域，有专业化的祭司负责与神的联系，主持向神灵献祭的仪式，代神解释信徒们提出的问题。他们集中在庙宇当中，有自己的田产和牲畜、依附农民与奴隶，构成特殊的社会集团。为管理方便，僧侣内部分成若干等级，不同等级有各自的义务与权利。僧侣们虽以男性为主，但也有不少女祭司，他们可被看作是古代知识分子群体，负责制定历法，保存与编纂经典，传授知识。

僧侣集团因人数众多和财产殷实，有时会成为一国中的政治力量，连国王也不能小觑。但总体而言，古代两河流域的僧侣集团是王权的附庸和维护统治的有力工具。

 

文学

苏美尔列国至古巴比伦王国时期（公元前3000—前2000年）的文学作品传下来的数量可观，按内容分类，大多数与宗教有关，涉及神话、英雄故事、巫术等题材。也有少量作品描述世俗战争与日常生活，如史诗、纪实文学和战争文学作品。最著名的是长诗《吉尔伽美什》，载于12块泥板上，总计3000多行，主人公是乌鲁克国王吉尔伽美什。他在诗中被描述为相貌出众、武艺超群，同时又是智者，有许多英雄般的举动，连女神都为之倾慕，却遭到拒绝。女神因此怀恨在心，将吉尔伽美什的好友杀死，引起他的痛苦与恐惧，决定去探求有关生与死的奥秘。他进行了漫长的旅行，但并未得到永生的答案，死亡仍是他的宿命。史诗反映了苏美尔人对命运与神意的怀疑与抵制，生动曲折的叙述表明苏美尔人已具有高度的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能力。

《埃努玛·埃立什》也是传世的著名作品，记写在7块泥板上，试图用想象解释难度极大的世界起源问题，假设最初世界是一片混沌，然后是神的出现，创造天地日月星辰、动植物与人类等世界万象。

苏美尔的文学家还能熟练地应用楔形文描写现实世界发生的事件，分析事件的因果关系，一只脚已迈进史学的门槛。只是因为两河流域的特殊地理位置与富庶的条件，外族入侵不时打断正常的发展进程。譬如关于乌鲁卡基那改革的锥形泥板文书，就有对改革来龙去脉的相当细致的分析，已具有对单个事件如实叙述并探讨因果关系的能力。但这种近似史学的写实作品并不多见，苏美尔人之后更是只有史话而无史学。

 

建筑艺术与雕刻

自苏美尔时代到新巴比伦，两河流域遗留下来许多建筑废墟，基本建筑材料是经过晾晒的生砖，这点与古埃及有明显的地区性差别。主因是两河流域的石材来源地距离远，开采与运输不易，因此苏美尔建筑家只好因地制宜，利用盛产的黏土建造民房与宫室。为避免洪水威胁，在地势平坦的巴比伦尼亚地区，城市一般建造在高地的平台上。苏美尔时代已有多层建筑，如乌尔第三王朝的神庙仅台基便有三层，每层高达11.5米，均用在天然沥青中浸泡过的生砖垒砌。

相对保存最完整的古代两河流域城市废墟是亚述帝国首都尼尼微与迦勒底人统治时期的巴比伦城。尼尼微城市周长达12公里，城墙用石块与生砖垒砌而成，墙高6—10米，宽达15米。城门共15座，小河从城中穿过。城内有宏伟的宫殿神庙和大片民居区。巴比伦城显然预先进行过细致规划，除尼布甲尼撒二世修建的宏大城墙外，城内有石板铺就的主干道，民居、商店与王宫、神庙错落有致。

建筑艺术与雕刻艺术紧密相连。尽管两河流域缺少石材，但石质的雕塑与浮雕装饰在苏美尔时代便较为常见，如乌尔神庙墙壁上的放牛人与牛的浮雕是日常生活的写照。亚述帝国首都阿淑尔和尼尼微位于北部，邻近山区，宫殿建筑使用了许多石材，并配有大量动物与人物的雕像与浮雕，如尼尼微宫殿中国王乘战车狩猎的浮雕、牛身人面与狮身人面雕像均堪称精品。

 

科学

古人注重历法，而制定历法需观测天象，故两河流域自苏美尔人始便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天文学知识，如根据月亮圆缺规律拟定的阴历。苏美尔人也绘制过星象图，确定了许多星座的位置，认识到黄道十二宫，对诸如彗星、流星之类天象有过记载。

苏美尔人在数学方面也有自己的研究成果。由于丈量土地、编制历法、通商贸易、农业与手工业生产需要统计与计算的需要，他们发明了60进位与10进位的计算方法与表示符号，懂得算数四则题的运算，并制定了四则运算表。而且苏美尔数学家能够进行平方和平方根、立方和立方根的计算，会解一次、二次方程，可以求得三角形、长方形、圆形、梯形、正六边形的周长与面积。

苏美尔医生对病症的处理超越了巫术阶段，并产生了行医的专门人才。治疗方法包括问诊、对症下药、按摩、灌肠、伤口包扎等。药物包括用某些矿物、动植物制作的丸药、散粉、汤药。对于这种传统医学的疗效，今人并不很清楚。

总体说来，早期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均出自社会的直接需求，表现为经验化的应用知识，为近代科技的诞生做了前期的一定准备。某些成果，如60进位制今天仍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