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洪杨战役期中的外患及清廷政权的推移

太平天国,虽在一八六四年摧倒了,但在此内乱期中,发生了一件最大的外交事变,即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之事。自经此事变后,外国的势力遂由门户深入堂奥。清廷政治的中心势力,在此内乱外患的当中,也发生了绝大的变化,分别略叙其梗概如次:

一、英法联军入京的原因及其结果 为什么在内乱最甚的当中,竟惹出这种大外患来呢?其详细经过现在不及详说,其直接的原因为“亚罗船争议事件”,其远因则由鸦片战争联贯而来的。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成立后,欧美各国皆纷纷派使东来,求仿英国例,订立通商条约。美国于一八四四年六月与中国成立修好条约;法国也在是年九月与中国成立修好条约;依《南京条约》所开的五商埠,法美各国皆得同享通商利益。不过这五个商埠之中,上海、宁波、厦门、福州四处,都于换约后次第开放,独广州一处,因广东人民对于英人的恶感特别深,依旧向政府要求,不要英人入城。粤督耆英势处两难,终以与英人订立“舟山列岛不割让与他国”为条件,将广州开放之事延期二年。不久,耆英去粤,徐广缙继任粤督,叶名琛为广东巡抚,英国的香港总督文翰又请履行开放广州城的条约;徐、叶二人密嗾广州人民纠集团练数万人,于文翰与徐督会晤时虚声恫喝;文翰因为两国和约成立未久,不欲激成变故,又把入城的问题放弃了。徐、叶二人大得意,清廷也大得意(封徐一等子爵,封叶一等男爵),以为民气可恃,外人不足惧了。到了一八五二年,太平军进入湖南,徐广缙移督两湖,叶名琛升任粤督,英国的香港总督文翰也去了职,由保林(Bowring)继任。保林又请履行入城之约,叶名琛根据与文翰所约,拒绝他。叶氏因为前次拒绝英人入城成功,又因为在广东防御太平党及剿匪筹饷认真,清廷十分倚重他,他也异常自负,开口闭口要雪国耻、尊国体,对于英人,态度非常傲慢强硬;保林与广东英领事巴夏礼(Harry Barkes)十二分恼恨他。到一八五六年,便发生所谓“亚罗船争议事件”。

此时闽粤沿海各地的海盗,和密贩鸦片的奸商,多以香港为逋逃薮,假借英人的势力,揭英国旗帜,往来于闽粤各海口。香港政府,为图香港的繁荣发达起见,对于华人的船只向香港政厅请求登记的,也照章许可,于是以华船而揭英国国旗者不少。“亚罗船”,便是一只华人所有的船,而揭英国国旗的,于一八五六年九月由外海入珠江,巡河水师探闻该船有秘密不法行动,特假英国国旗为护符,登船搜索,在船上捕去华人十余名(中国的记载多为十三人,据巴夏礼所记似仅有十二人),又曾将英国国旗拔下。英领事巴夏礼提出抗议,叶名琛应付失当,巴夏礼乃与香港总督保林决计用武力压迫叶氏。(巴夏礼初次要求将捕去之华人十余名送交英领事讯明,如有罪,再由中国政府提去。叶氏答以已讯明十二人中三人有罪,余九人可送还。巴夏礼不受,因商同保林提出严重交涉:一、须将十二人送还原船;二、须具书辩白引咎;三、须保证以后不再有此不法行为。叶氏答以船为华船,虽曾向香港政厅登记,已于被搜前期满,所捕者为华人;对于英方要求不允照办。保林与巴夏礼乃进一步提出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圆满答复,过时即采自由行动。叶氏乃将十二人送往领事署,但无辩白书,巴夏礼以与所要求不合,又不受。叶氏亦竟不为后图,置之若无事。英人遂用海军炮击珠江各要塞堡垒,衅端遂启。)九月二十六日,英军攻陷黄埔炮台,叶名琛派人诘问,巴夏礼答以须入城面议,盖欲乘此解决入城问题,叶氏拒不许。十月初,英军攻入广州省城,叶氏逃匿。但英军此举,初未得英本国政府训令,攻入广州的军队也不过千人内外,不过想用武力屈服叶氏,并无占领广州的意思,所以随即退出。英军退出后,至次年年底,始再与法国联军攻陷广州,因印度发生叛乱,派来之援军中途折回,故至一八五七年年底,始再发生战事。广州人民见英军退出,便用焚烧广州城外的洋行来泄愤,不分国别,连法美各国的洋行也烧了。

英政府得到报告,便想联合法、美、俄诸国,共向中国趁火打劫;美俄虽亦派使东来,谋与中国修改商约,但皆不欲与中国开衅。法国正当拿破仑第三僭主法国的时候,想借此扬威海外,以博国人的欢心,又因是年春间有一个法国牧师在广西被杀,便允许与英国共同出兵,是为英法联军的由来。

英法联军于一八五七年阳历十二月后旬,攻陷广州城,捕获叶名琛,送往印度(后死于印度),用广东巡抚满人柏贵为傀儡以临华民,实际上,广州成为英法联合军统治的局面。英法军占领广州后,乃约同俄美两国的特使于次年(一八五八年,咸丰八年)一月,联合致书清廷首相大学士裕诚(书由两江总督署转送北京),请清廷选派全权大臣到上海来和他们会议;四使一面率舰队共来上海。清廷还不知外交情势的严重,对外观念依然未变,说:“大学士参谋内政,无预闻外交之例,外交事当各就边臣议之。”乃用裕诚名答以英、法、美三国交涉事,已派黄宗汉(新任两广总督)为钦差大臣赴广东会议;俄国交涉事,已派黑龙江办事大臣办理。英法各使见清廷不依所请,便由上海率舰队北上,于三月初抵白河口。四月初,攻陷大沽炮台。清廷失措,始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全权大臣,往天津接洽和议。英国开出条款五十六款,法国四十二款,内容大略相同,迫令清政府承诺;清廷无计可施,一一承认;这便是所谓《天津条约》,其内容的重要点如下:

中英条约要点

(一)英国得派公使长驻北京,中国亦得派使驻伦敦;

(二)增开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五处为商埠;长江流域俟内乱平定后,许选择三口为商埠(后选定汉口、九江、镇江三处);

(三)英人犯罪由英领事惩办,华人加害英人由中国地方官惩办,两国人民争讼由中英会同审判;

(四)改正税则由两国协定;

(五)英人得往内地游历;

(六)赔英商损失二百万两,军费二百万两。

中法条约要点

(一)与中英约同;

(二)增开琼州、潮州、台湾、淡水、登州、江宁六口为商埠,惟江宁一口,俟内乱平定后始开放;

(三)法商所至之商埠,法国得派兵船停泊,法船得游弋各通商口岸;

(四)法教士得入内地传教,法人得游历内地;

(五)法人与法人讼案由法领事审判,法人与华人讼案,法领事不能处理时,请华官协同处理;

(六)协定税则;

(七)赔法商损失及军费二百万两;

(八)以后中国许与他国特权时,法国得享最惠国待遇。

两约成后,英法各使皆回上海,在上海协定税则;俄美两使也在上海与中国缔结最惠条约。但换约的期限,定在一年后。次年(一八五九年),各使向赴北京换约;英法两使各率护卫舰随行,谋驶入天津。清廷前此因大沽失陷,被迫定约,所谓清议之士无不愤激,清帝也不甘心;各国军舰退去后,由僧格林沁大修武备,费巨款,于白河口内增设很坚固的防御工事,以阻遏军舰之闯入。及各公使率护卫舰入口时,被阻不得入。设防的本意,并不是一定要废前约,不过是怕外国军舰再闯入白河口,惊动畿辅而已。英法两使以为清廷不愿意换约,率舰强入白河口,清当局请其由北塘登岸,拒不听,谋破毁防御工事,发炮,僧格林沁令两岸炮台开炮抵抗,英法舰队败退南下,受损甚巨。于是战端再启。清廷见英法舰队败退,大喜,以为洋人不敢再来了,一般无知的士大夫也以为《天津条约》可以废弃了。次年(一八六),英法两国增派援军,向天津进发,军队由北塘登岸,僧格林沁统大军力抗,节节败退,英法联军便以是年八月攻入北京,咸丰帝逃往热河。俄国特使假调停之名,操纵于英法与中国之间;旋以俄使为介,由恭亲王奕与英法两使分别再定和约于北京,是为《北京条约》,其要点如下:

中英条约要点

(一)《天津条约》除此次改正条款外皆有效;

(二)增开天津为商埠;

(三)割香港对岸九龙司一区,为英管辖地;

(四)赔款改为八百万两。

中法条约要点

(一)与中英条约同;

(二)与中英条约同;

(三)法国教士得在内地购买土地建筑自便;

(四)赔款改为八百万两。

英法联军退去北京后,俄公使借口调停和议,有功于清廷,乘机索割乌苏里江以东之地,清廷竟与定约,将乌苏里江以东滨海的一大块国土让与俄国。此次战争的结果,除丧地赔款不计外,中国国权最大的损害就是内河航行权、最惠国的条款及领事裁判权、协定税则的确定。后来外国对于中国不平等条约的实质,皆于此次交涉造成。

中国前此对外的交涉事务,皆由各省处理,中央则由理藩院统辖,因为把各国看作藩属国的原故。此次定约后,始依恭亲王的奏请,新设一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命恭亲王与大学士桂良及户部左侍郎文祥等管理该衙门事务。同时又命崇厚为办理天津、牛庄、登州三口通商大臣(后来称为北洋通商大臣),命江苏巡抚薛焕为办理广州、厦门、宁波、上海、潮州、琼州、台湾、淡水及长江三口通商大臣(即后来所称的南洋通商大臣),这两大臣的位置职务,就是地方的外交官。这种新衙门、新官职的增置,可算是清廷政府机关破例的创举,也就是对外观念渐有变化的表示。

二、清廷政权的推移 此时期中清廷政权的推移,可分两方面观察:(一)中央方面,渐启佞幸揽权之机;(二)地方势力渐次加重。先就中央方面说:

当英法联军入京、咸丰帝逃往热河时,扈从车驾同去的,有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穆荫、吏部左侍郎匡源、署礼部右侍郎杜翰、太仆寺少卿焦祐赢、御前大臣额驸景寿;以外,还有三个为帝所亲信的宗室要人,为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端华之同母弟),但此三人,皆非咸丰帝的最近亲属;帝之亲弟恭亲王奕受命留守北京,主持与英法联军媾和之事。载垣、端华,皆于咸丰初年袭爵,俱官宗人府宗正,领侍卫大臣;肃顺初为户部郎中,以端华之荐入内廷供奉,旋升户部尚书入军机。三人皆喜为狭邪游,善迎合帝意,以声色之事献媚于帝,为帝所爱幸,渐至参与机要政务,实权在各军机大臣之上,及随帝同往热河,权势更张。与英法和议成后,恭亲王及留京各朝臣,奏请车驾回京,辄为肃顺等所阻;于是清政府分为两个中心势力:热河以肃顺为中心,北京以恭亲王奕为中心,各树党援,互相暗斗。延至一八六一年(咸丰十一年),咸丰帝在热河驾崩,正后(后称东太后)无子,仅帝之宠妃那拉氏(后称西太后)有一子名载淳,年仅六岁,遗诏立为皇太子,即帝位。于是发生一件宫廷的大政争事件。

咸丰帝未死时,肃顺等三人的权势即已超过各军机大臣,帝死后,其他几位随驾的大员,当然更惟三人之命是听了。于是肃顺等八人,在咸丰帝的遗诏上共同取得“赞襄王大臣”的名位(后来宣布他们的罪状,说他们是矫诏;但果否为矫诏,不可得知。咸丰帝既宠幸他们,或不一定是由矫诏而来的);他们又谕令恭亲王不要往热河去奔丧。于是一切大政皆由他们八人定夺取决,实际上全由肃顺一人操纵。此时生出两方面反感:一在热河方面,两位太后对于肃顺的专横十分恼恨;一在北京方面,恭亲王及与肃顺有积怨的一派人,也十分不满。咸丰帝驾崩后约一月,首由在北京的御史董元醇出名上奏,请两官皇太后垂帘听政,并派近支亲王一人辅政,两宫皇太后得奏后便想照准实行;肃顺抗议说“本朝无太后临朝故事”,令军机处拟旨驳还。两太后对于他们的行动若有异议,他们便说他们是赞襄王大臣,不能听命于太后,就是请太后看折,亦属多事,因此两太后十二分的不能容忍了。不久,恭亲王赴热河叩谒梓宫,太后召见,便与定诛锄肃顺等三人之策。恭亲王随即回北京,布置网罗。太后于恭亲王回京后,即传命回京;肃顺等力阻,两太后不听。九月二十三日,派肃顺护送先帝御榇先行回京,两太后率幼帝于次日别由间道疾驰,载垣、端华扈从。此时北京方面又由大学士贾桢、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四人,联名上奏,再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奏语中一段说:

……权不可下移,穆则日替。……我皇上钦奉先帝遗命,派怡亲王载垣等八人赞襄政务,两月以来,用人行政,皆经该王大臣议定谕旨,每有明发,均用御赏同道堂图章,共见共闻,内外皆相钦奉。臣等寻绎“赞襄”二字之义,乃佐助而非主持也;若事无巨细,皆凭该王大臣等之意先行议定,然后进呈皇上,一览而行:是名为佐助而实则主持,日久相因,能无后患。今日之赞襄大臣,即昔日之军机大臣;向来军机大臣,事事先面奉谕旨,办驳可否,悉经钦定,始行拟旨进呈;其有不合圣意者,朱笔改正:此太阿之柄,不可假人之义也。为今之计,正宜皇太后敷宫中之德化,操出治之威权,使臣工有所禀承,不居垂帘之名,而收听政之实。昔汉之邓皇后,晋之褚皇后,辽之萧皇后,皆以太后临朝,史册称美,宋之高太后有女中尧舜之称。……我皇上聪明天亶,正宜涵咏诗书,不数年即可亲政。……

同时,钦差大臣胜保也奏请简近支亲王辅政,以防权奸之专擅。两太后及幼帝车驾于十月朔日到北京,立即用周祖培(前与肃顺同为户部尚书时,屡受肃顺之欺凌侮辱)之言,免肃顺、载垣、端华等赞襄王大臣之职,密旨任恭亲王为议政王,另派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户部左侍郎文祥、右侍郎宝鋆,鸿胪寺少卿曹毓英,为军机大臣。肃顺尚在途中,载垣、端华虽与太后同时到京,也梦不得知。次日(十月初二日),恭亲王入朝,载垣、端华先入,见恭亲王至,大声喝止,谓外臣不得入宫;少顷,恭亲王受诏宣示,将载垣、端华、肃顺革去爵职,拿交宗人府治罪。载垣、端华还厉声抗议说:“我等未入,诏从何来?”但是那些侍卫已走来将二人的冠带摘去,拥往宗人府幽禁了;肃顺在途中被捕。初六日,诏赐载垣、端华自尽,肃顺斩立决。两太后垂帘听政,恭亲王奕以议政王名号辅政。前在热河时,已决定改明年为祺祥元年,至此藉口“祺祥”二字意义重复,又改明年为同治元年,颇寓两宫皇太后共同听政的意思。

这种政争,本来不过是爱新觉罗氏家族内的斗争,仿佛于中国政局无甚关系,然而关系却是很大。论清室祖宗的家法先例,本无太后临朝的故事,肃顺等所持,并非无根据;开国初期,顺治帝也是以幼冲即位,但未尝许太后临朝,而由幼帝之叔父睿王多尔衮摄政。清政府事事拘守先例,尊重祖宗家法;现在对于此事,独不顾先例,不守家法;贾桢等奏请太后垂帘,竟援引汉、晋、辽、宋各贤良太后的故事,忘记汉代还有一个极不贤的吕后,唐代还有一个极不贤的武后;若说由多数赞襄王大臣主政,恐怕威柄下移,又何不援引多尔衮摄政的先例,直截了当请由恭亲王奕摄政呢?我并不是说太后绝对不宜主持政务,不过说以事事尊重家法先例的清廷,公然不要家法先例,实为清廷政治史上一个大变局。以当时清室的人物臧否而论,肃顺虽非近支亲属,他知道满人不中用、无能力,劝咸丰帝重用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可见他不是没有眼光的人;两太后与奕一派人的政治知识、才干,虽然未必劣于肃顺,也未见得果在肃顺之上,肃顺好为狭邪游,西太后也不是不狭邪的。肃顺排斥恭亲王,确是他可议之处;他抑制太后不许其干政,未见得于清室、于中国有何不利。清廷的大权,以前全操于皇帝手中;皇帝以下,权势最大的为军机处;肃顺在咸丰帝死后,将军机处的权移到赞襄王大臣,失败后,政权并未回复到军机处,而分寄于皇帝之上的两个太后及议政王奕,实际议政王与军机处皆仰两太后鼻息;而两太后之中,东太后才力、知识既极薄弱,又因幼帝非己所生,事事谦退缄默,实权又全操于西太后。同治帝刚及成年即死去,无嗣,又拥一个年甫四岁的光绪帝为傀儡,东太后旋亦死去;于是西太后独揽大权,纵欲无度,宠幸阉宦,佞幸干政,渐至内外大僚想要保持权位,非与阉宦相结纳不可。故自同治帝即位以后,大权在握的皇帝变为无用的偶像,而终清之世,中央的实权操于几个女子、小人之手;清廷的颠覆固然由此决定了,中国政治的前途,也从此更入于艰险之途了。一般粉饰升平的士大夫,因为太平天国打倒了,美其名曰同治中兴,颂扬两宫皇太后的圣德,那知爱新觉罗氏的龙椅已经折了腿,中国四万万人的生命也几乎要被那拉氏断送呢!

再就地方势力的变迁说:

在洪杨战役以前,各省巡抚大概没有兵权(初惟晋、鲁、豫三省巡抚兼授提督衔,可以典兵,因其上无总督,兵事无人统理故也),总督虽然兼理军民,有兵权,但全国的军队编制额数、驻扎地点、布置调遣,皆根据一种经常的统一军制;军政军令的总机枢,悉操于皇帝之手;全国的军队是一个单元体,遇有重要军事行动,辄由皇帝特简钦差大臣,总司兵符。就是在洪杨战役的初期,这种总司兵符钦差大臣,还是很重要。但是因为经制兵不中用的原故,钦差大臣的轻重,全视其下所统辖的军队的实质以为轻重。例如向荣、和春、官文,都是总司兵符的钦差大臣,曾国藩后来也取得了钦差大臣的职位。向荣、和春的钦差大臣位置,以张国樑的军队来维持,张国樑的军队破毁了,他们的钦差大臣也根本消灭了。官文的钦差大臣位置,以湖北巡抚胡林翼的军队来维持,钦差大臣实际上作了湖北巡抚的傀儡。只有曾国藩是一个名实相符的钦差大臣,因为他的军队是他自己所编练的军队,他的权位是由自己的军队势力取得的。故虽同为钦差大臣,实权的轻重,不存于名位,而潜移到军队的本身上去了。

洪杨战役中,经制兵与地方临时编练的非经制兵(称之曰“勇”),两两相形,前者的效力远不如后者;于是前者虽仍存在,而后者遂有不能废止之势。曾国藩兄弟于攻陷南京后,因为那些妒功忌能的人,蜚语中伤,清廷也暗中疑忌,曾氏自请将湘军的主要部分遣散,清廷立即允准,仿佛不要这种临时编练的募勇了。但是北几省还有所谓捻匪的巨大流寇,势力日张,不能不借重这种地方临时编练的募勇。湘军的主要部分虽然遣散了,李鸿章的淮军又代湘军而起,李鸿章是由曾国藩卵翼而成,淮军也是由湘军卵翼而成。后来曾、李二人相续任直隶总督,编练新军队,大概以淮军为基础;再后一点,袁世凯的创练新军,又渊源于李鸿章的基础。所以,北洋军阀的老祖宗,可远溯至李鸿章;而湘军势力移于淮军,则又为其最远的伏线。

又在洪杨战役期中,许多人的巡抚、总督位置,全由军功取得,一面作督抚,一面带兵打仗。如江忠源、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刘长佑等,不计其数。自此,领兵成为地方疆吏当然之事,不问是总督或是巡抚。此后的督抚,不惟有领兵之权,并且兼有随意编练兵队之权。因为在洪杨战役中,地方编练临时军队虽须奏明,由清廷裁可,但发意率由地方疆吏;兵数的多寡,饷械的筹备,皆由地方疆吏定计后,奏明皇帝;皇帝因为急于平乱,只要地方有办法,没有不裁可的;裁可后,即由各地方疆吏及领兵大员自由施行;需要补充或扩大额数时,又用同一的办法,一面奏报,一面办理,湘军都是由此种程序成立、扩大的。因此不知不觉之间,练兵成为地方疆吏一种当然的职权。一八六八年(同治七年),曾国藩调授直隶总督,入京陛见,几次与西太后对答的话语,很可寻味:

是年十二月十四日,陛见,西太后说:“直隶甚是空虚,汝须好好练兵!”曾氏答:“臣的才力怕办不好!”同月十六日,陛见,西太后又说:“直隶空虚,地方是要紧的,汝须好好练兵!……”曾氏答约如前。

次年正月十七日入见,西太后又问:“汝到直隶办何事为急?”

曾氏答:“遵旨以练兵为先,其次整顿吏治。”

西太后又问:“汝打算练二万兵么?”

答:“打算练二万人。”

问:“还是兵多些,勇多些?”

答:“现尚未定,大约勇多于兵。”

问:“刘铭传之勇(即淮军的一部)现扎何处?”

答:“扎在山东境内张秋地方。他那一军有一万一千余人,此外尚须练一万人,或就直隶六军增练,或另募北勇练之,候臣到任后察看,再行奏明办理。”

问:“近来外省督抚,也说及海防的事不?”

答:“近来因长毛捻子,闹了多年,就把海防事都看松些。”

问:“这是一件大事。”

答:“这是第一件大事。兵是必要练的,那怕一百年不开仗,也须练兵防备。兵虽练得好,却断不可先开衅。讲和也要认真,练兵也要认真,二事不可偏废,都要细心的办。”(此段问答见《曾文正公大事记》)

曾氏到任后,奏称“直隶练兵,当参用东南练勇之法”,奉旨报可。我们在前面的问答词中,可以想见洪杨战役后,清廷对于地方疆吏的职权,认练兵为其最重要职权之一,绝无疑义。后来因中日战争失败,各省督抚以力求自强相号召,更相率创练新军;于是清代单元体的军队组织,完全化为多元体。那些多元体的军队,就是后来革命党的工具,也就是后来各省分立小军阀的老祖宗;而洪杨战役期中,由地方自由编练临时军队,则又为其最远之伏线。

概括起来,清政府地方势力在洪杨战役期中的变化不外两点:一、督抚取得军事上的实权,其势渐重;二、军队由单元体化为多元体,中央失去把握之权。这两点是清廷颠覆的诱因,也是民国时代军阀割据的诱因。

此外,还有一种新起的地方势力,就是地方的缙绅阶级。洪杨战役中,长江流域及南部各省举办团练,皆由各本省巨绅司其事;这些巨绅,因募兵饷筹剿匪,渐参与各本省的重要政务,或且被延揽入本省督抚的幕府,如左宗棠、李鸿章,皆曾在本省巡抚幕中主持要政。那些明敏的督抚,看到局势艰难的情形,知道要应付这些艰难,非得本省有名望的缙绅的援助不可,故处处尊重地方缙绅的意见;地方的缙绅阶级,不知不觉,养成一种潜势力,甚至在有些省内,有左右并动摇地方长官的能力。后来变法维新,运动立宪,主张的和反对的两方面,都有这种地方势力参在里面。追索这种势力的来源,也是由洪杨时代培养起来的。

故洪杨战役,为后此几十年政治变化的一个大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