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专题(1)

性之重量

文/苏丝黄

无论是古希腊的女神还是中国的智者都说过，正确理解自己是通向幸福的道路。然而我们理解自身的过程里，总是有些事情被误解得太过长久。因为有那么多复杂的其他情况，所以不可能存在整齐划一的“中国人的性生活”，但是在羞答答或者假道学的公开讨论中，我们好像谁都不知道这一点似的。

地区文化当然是决定性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1934年林语堂在《吾国吾民》中所提到的各地区文化差异依然多少存在，虽然已经因为人口流动而在大中城市里大大减弱。与文化相关的“性感”定义也是如此，比如在20世纪80、90年代的广州，纯正的广东口音是判断一个男人是否“正点”的重要指标之一，但现在这个指标已经不再管用，普通话可能是比广东话更性感的，因为普通话在教育系统中的强制推行、主流影视节目强行统一对白所用语言、公务员考核普通话、北京作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各地位的确立，从“硬”到“软”的各项指标，都已将广东话的强势“击败”。

然而，当年广东话之所以流行，也并不是因为它比其他中国话更动听，而是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初，香港台湾相对富裕的生活方式，连带他们较为强大的影视产业（背后还是钱和产业化），席卷了尚贫瘠的大陆人的心和梦想而已。现如今时过境迁，港台口音变得滑稽可笑了，性选择自然就发生了变化。

倒是应该承认，判断女性的指标略有不同，因为女性的性感指标较少取决于她的财力和社会背景，财力和社会背景只能加强女性已有的性感指标，而不能独立作为性感指标来考量。换句话说：省长的女儿如果很丑，那么她的省长爸爸不会让她在别人眼里显得更性感，但是如果她比较漂亮，她的省长爸爸就会让她显得比实际要更漂亮。

“性感”只是性吸引的第一步，在这一步里，各项因素都有所交缠，尤其是经济条件，总是会影响其他因素。当然，文化差异在性吸引中起的作用经常是不可测的。除非是因为有足够的幽默感，一个北京女性很难被山东口音的心意倾诉打动——她很可能会发笑，这样的开场倒是不坏。不过有时这种差异导致的结果却没那么有意思，如果一个来自崇尚沉默、思想保守地区的小伙子，在跟发达地区的姑娘交往时，却很容易被后者吓跑；反过来，一个来自发达地区条件较好的小伙子，一般情况下，也更容易被活泼、注重外表和言辞表达的本地区姑娘吸引，而不是沉默老实、婚姻至上的保守地区姑娘（当然，前提是二者的其他各项条件必须相当）。

在性吸引之后，如果幸运，可以进入性生活这一步。在性吸引和性生活之间的因素极其复杂，很多时候必须仰仗于偶然性，尤其在人口高速流动、原本稳定的大家庭和核心家庭都受到威胁的今天。

一个我国成年人在进入性生活之后，往往会发现自己的各种道德信仰不得不一再受到挑战。

首先，性资源总是一再向金钱和权力聚拢，但是公开的道德论战却极其激烈地反对这一点。《蜗居》这部电视剧之所以流行，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特别“低俗”的内容，而是因为它诚实地讲述了性资源的走向。这种“性倾斜”在每个国家每个时代都是正常的，虽然在某些国家（比如，各项资源紧张的发展中国家）受到的公开抨击会比在其他国家更严厉一些。比如在我国，对女性“爱慕虚荣”的抨击是非常狠的，因为她们显然无力回击，而对其他资源分配不公的抨击却温和得多。

其次，无所不在的控制导致双重标准和撒谎。一个16岁的公民可以有“合法”的性生活，但是如果他们仍在读书，他们的性生活权力就会被严重限制，这种限制会持续到22岁，正好是人一生中性能力最活跃的时期。受到荷尔蒙自然驱使的年轻人，会有办法规避这些限制，但撒谎就成为了必须，撒谎和掩盖不及时的人，比如怀孕的大学女生，会被开除（奇怪的是，参与的男生一般不会受到同样待遇）。因为年长者不承认年轻成年人有主宰自己身体的能力和权力，年轻人必须发展出双重人格予以应付——但这种压抑年轻人的情况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已经大大减少了。

其三，在成人世界里，因为长期压抑之后忽然进入发达的信息时代，加上人口流动频率广度飞速增加，性生活的各种可能性忽然暴涨。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结果：私下里中国人对性生活的态度极其开明，可以自由讨论和参与任何性活动，饭桌上的黄段子也越来越令人惊呆，但这些讨论一旦进入公众领域，就立即向中世纪欧洲宗教的性标准靠拢。

不仅仅是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中国的各个方面都令最有经验的管理者头晕——不管他们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是老的还是年轻的，差异太大，可能性太多，最好是人人一样，如果不行，至少假装人人一样，也许假装着，世界就太平了。

“被管理者”却并不是按照这样的逻辑被造出来的，肉体有更强大的逻辑。某些场景，在回顾的时候总是能把我们压垮，举一些可笑的例子：糟糕的牙医治疗，被弟弟关门夹住手指，上课期间画黄色图片被老师当堂逮住，失败的第一次性爱……这只能证明，所有的情感都与肉体相连，都可以被肉体感知，所有的情感都有重量，虽然还没有什么科学精确的度量衡可以测定它们的程度。性有自己的重量，随不同的年龄和经历变化万端。可能轻如片羽，但在适合的情景瞬间，能把意志最坚强的人击垮。但是，一个人得到的性生活越多，性生活的重要性就越发减轻。只有在极度性压抑的情况下，一个人的性冲动才是非常危险的。而这些危险，将首先出现在我国3000万多于女性的男性身上，以及更多因为贫富悬殊而被剥夺了性资源的男性身上。

2009年李银河博士出了一本新书《后村的女人们》，社会学著作，看起来更像是人类学研究，因为取了一个河北村子作为研究点，而不是做蜻蜓点水式的大面儿上的数据分析——众所周知，我国的数据，基本信不得。还是实例更有说服力。

这本书的介绍，在搜狐和新浪网上引来大量争论，或者说是谩骂。攻击者说李银河以偏概全，不科学（不过还没有敢说她在后村这个调研中造谣的）。跟我国大多数所谓的公众讨论一样，这些跟帖充满了不讲道理的情绪化攻击，大多数是取一个相反的例子，比如有人在家受老婆欺负了，证明中国不存在妇女歧视，所以李银河是个贱人，等等。其实我也可以举例子，比如我舅妈在吉林市，做完一家人吃的饭，自己端个碗，并不上桌，随口扒拉些饭菜就完事，迄今依然如此。可幸的是，下一代城里女孩可以上桌了。其实要数据也可以有的，只需要看看中国政府雇员中男女比例，就知道女人到底平不平等。但是讲这些，都不如记录一个村子里生活的女人来得实在。

这些肤浅乃至恶意的争论，往往是用偏激、片面的论证，指责研究者“偏激片面”。为什么看了这些争论，总觉得我国不少男性，对女性获得自然平等权利极其畏惧？或者说，对女性简直无比仇恨？是因为现代城市生活赋予了女性的性选择权，而大多数男性在当下不公正的竞争机制里，反复受到性挫折，所以如此？（不过没有敢公开说女人比男人低一等的了，这比60年前是个进步。）

我国的这些主流网站，是每日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人聚集和获取信息之所。一代代人花费父母心血和国家投入教育出来，长大了却满心怨恨，没有真正进行理性、深入的公众讨论的能力，没有容纳边缘群体的心胸，不愿意尊重与己相异者的平等权利，甚至充满鄙视和仇恨……不管社会多么复杂，这样的现状，都只能证明公众教育和社会教育之不足程度。

自拍有理，春照无罪

文/马家辉

艳照门频出的年代，回顾陈冠希事件。

爱拍就拍我怕谁

艺人性爱照片在网上流传引爆了激烈争议，温文尔雅的练乙铮先生称之为“艳照门”，明刀明枪的梁文道兄则唤之为“裸照门”，我忍不住提出第三个选项以供考虑：春照门。

“裸照”说得太单刀直入了，而且失诸平面死寂，仿佛只有一堆皮肉横陈直躺于小房间内，跟上水屠房里倒挂着的猪尸可有一比，就描述具体场景的词汇能力而言，略为失色。

“艳照”比较有影有色，稍为接近图像真貌，即使不看“原著”，亦能令人联想到照片的情节内容，但仍嫌流于沉静，未能刻画人物主角的缠绵动作；sensational有余，erotic不足。

“春照”一词显然更为贴切，春色如许、春光照人、春风拂脸、春意无边、春日迟迟、春至今朝燕、春罗双鸳鸯、春帆江上雨、春吹回白日、春梦暗随三月景、春水初生乳燕飞……汉字系统里的“春”处处洋溢喜悦情绪，而且动态满盈，简直像连环快拍，一字风流，点破了春艳背后的你来我往，古人用“春宫”形容男女性爱图像，自是一脉相传春心荡，寓精致于湿潮。

善于凭“春”寄意，是这个古老民族的语言贡献，对于“春照门”三字之精之妙，博学善感的练博士和梁先生想必深领其意。

但值得担心的是，这个民族的某些区民毕竟愈来愈摩登了，也奇怪地，愈来愈失语了，尤其从事媒体工作的某些区民，失语程度简直倒退至原始阶段，看见裸露嬉春即只懂骂之为“淫”，以至于几乎无照不淫，正如看见乳房即只懂叫作“波”、看见做爱即只懂叫作“扑”、看见阴户即只懂叫作“西”、看见阳具即只懂叫作“屌”……完全失去了多元词汇的驾驭和欣赏能力。因此，“春照门”也者，恐怕流行不易，说不定更会有人将之误看为“春袋门”，化精致为恶俗，替语言钝化添上一笔额外罪孽。

然而，不管这桩事件叫作什么“门”，也不管这个“门”将在什么时候以什么形式淡出香港报刊的头条和封面，任何一位愿意面对现实的人皆有必要思考这组跟文化研究深切相关的后现代提问：自拍，尤其是女性裸体或性爱自拍，到底是什么样的一回事？可以是什么样的一回事？难道自拍者真的只是为了一时之“爽”？基于一时的所谓“荒淫”？出自一时的“好傻好天真”？难道自拍，尤其是女性裸体或性爱自拍，没有任何“道德”上的合理性？如果有，这又是怎样的一种道德？谁的道德？

陈巧盈在报上发表《我的身体我来拍》，文内列举了一连串欧美女性主义艺术家的名字及范例，充分说明了自拍早已成为一种“女性情欲自主”的探索浪潮；但若把这浪潮放在更深广的两性关系、网络关系上考察，必能看出更多意义和讯息。

纵使不乞灵于例如齐泽克（Slavoj Zizek）之类的文化理论大师，任何一位善于观察的人必知道，后现代消费文明基本上建立在我们对于影像的欲望之上。后现代媒体投射各式各类的人事物影像符号，勾动我们的认同欲望，引诱我们掏钱购享受。后现代城市的玻璃幕墙和商场设计，镜子无处不在，近望远观，我们看见别人更看见自己，也早已惯于透过别人的眼睛窥见自己、想象自己。凡此种种，都是先把自己消融于一个外在影像之中，然后再根据这外在影像来打造一个“完整”的自己；倒过来说，“后现代肉身”必然包含了两部分：“真实肉身”，以及经由影像欲望所勾动的“想象肉身”，两者合而为一，难舍难离。

这就是说，手机自拍狂潮其实是后现代文明发展进程上的一种必然逻辑，因为我们早被灌入了对于影像的无穷渴求，对于自我影像的建构、掌握、探索，早已是植入我们心底的一种“欲望装置”。

吊诡的是，就女性而言，这种“欲望装置”既有保守父权的一面（例如各式时装和美容风尚就是教导女性“女为悦己者容”），却亦有进步开放的一面，因为，在传统的性别关系上，女性的躯体和性爱向来被赋予“陌生化”和“沉默化”特质，所谓“好女孩”是不应该对这认识太多的、发言太多的、暴露太多的，否则，便是“淫荡”；而手机和数码相机正正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性，让女性能在私密的空间内窥探自己的私密躯体影像，甚而窥探自己和情人的私密行为，甚而进一步把影像放在网络上供众人窥探。手机的出现，以及网络的便利，让女性终于可以在毫无技术难度的情况下认识、掌握自己的私密身体，甚至在公共空间内以此影像挑衅男性（别忘了网上有许多女性自拍是刻意拍出所谓“丑陋的裸体”以挑战父权的美丑标准），让自己的身体自在发声。

在性别政治意义上，自拍确让女性在历史上首度“拥有”了自己的身体。

自拍狂潮亦跟网络空间有着极复杂的辩证关系，这里只能略为论述。网络是公共空间，正如现实中的公共空间，基本上属于男性主导。现实里的街头是男性的，所谓“好男孩”是从街角learn to be a man，学习各种求生和竞争技能，女性则刚相反，所谓“好女孩”最好尽量远离街头，以免被坏人侵害，也以免引起所谓“好人”的担心和不安。网络空间正正复制了现实特色，充满父权的色情信息，没人认真批判对待，反而，一旦有女人——尤其是名女人——自拍照被放或主动放上网，例必引起掀然大波，众人在争相之余亦必予以践踏咒骂，斥之为“淫”为“荡”，而说穿了，潜意识只是想在网络空间上维持男性特权而框限女性的自主探索，终极目标是减低父权受到挑衅所引发的焦虑。“好女孩”不上网，即使上网亦要“循规蹈矩”，否则，将被有如猎巫般追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