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中学岁月(1)

Ⅰ

11岁时，我被送去了位于巴塞尔的中学上学，那一年对我来说意义非凡。从那以后，我便与乡村的小伙伴分别，真正进入了“大城市”。那里有很多有权势的大人物——要比我父亲的权力大很多。他们住在宽敞高大的宅邸，乘着豪华马车，讲一口优雅的德语或法语。他们的孩子也都衣着光鲜，看起来一表人才的样子，口袋中塞满了钞票。这些富家子弟现在成了我的同学。每当听到他们吹嘘在阿尔卑斯山度假的情景之时，我心头就会交织着惊异和妒忌的情绪，这种隐蔽的情绪甚至让我感到恐惧。还有人说自己曾爬上过苏黎世附近那亮闪闪的雪峰，还到过大海边，这几乎让我目瞪口呆。我呆望着他们，感觉他们来自另一个世界，来自那白雪覆盖着的闪亮发光的但我却无法到达的山峰；他们来自我无法企及的、神秘的大海。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贫穷！意识到父亲只不过是个乡村穷牧师，而我则是乡村牧师更穷的儿子——他穿着破了洞的鞋子，他的袜子一旦湿了就没有换的了。我开始以不同于以往的眼光来审视父母了，开始体贴理解他们的辛苦了。我对父亲尤其同情，奇怪的是，我却不太同情母亲，我总感觉她比父亲要强势些。然而，一旦父亲对她发脾气，我依旧还是站在她这边。我必须明确表示出要支持哪一方，那些是不利于我性格的形成的。为了从他们的冲突中摆脱出来，我不得不扮演一个仲裁者的角色，我必须无奈地对父母的是非过错进行裁判。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滋生了我的妄自尊大；原本就自信满满的我，现在则时而膨胀，时而收敛，变得不稳定了。

母亲在我9岁时又生了一个女孩。父亲既兴奋又高兴，告诉我说：“你在今晚多了一个小妹妹。”我却是出奇地惊讶，因为我从未觉察到，只是觉得母亲躺在床上的时间比平日多了很多，我压根就没把那放心上。我原以为，她卧床不起是一种不可谅解的软弱。父亲带我到床边去看母亲，她正抱着一个看起来令人有些失望的小人：那是一张皱巴巴的、红彤彤的脸，就像个老人；她的眼睛紧闭，就像一只瞎了眼的小狗；背上还长有根根分明且很长的红毛，她不会是要长成猴子吧？当时我很困惑，有种不可道出的感觉，难道刚生下的孩子就是这个样子的？他们含糊不清地谈论着鹳，据说婴儿是由鹳鸟送来的。那小狗、小猫的崽儿们又是怎么出来的呢？鹳鸟需要在一窝崽儿生完之前往返飞多少趟啊？那母牛呢？我想象不出鹳鸟怎样用嘴刁起一整头牛犊。并且，有个农夫也对我说过牛仔是母牛生的，不是由鹳鸟叼来的。显然这故事又是一个谎言，这又是人们告诉我的众谎言之一。我确信母亲又做了一件我本不想知道的事情。

妹妹的出生令我产生了一种朦胧的不安全感，我的好奇心和洞察力变得更加强烈。母亲随后的一些古怪行为也证实了我的猜测：某些不顺心的事的发生与此次生育相关，否则的话这个事就不会让我那么有想法了，不过它确实强化了我12岁时的经历。

母亲有个令人不喜欢的习惯，那就是每当我外出之时，她总会追在我的屁股后面唠叨各种忠告。她要我穿上最好的衣服，皮鞋要擦得锃亮，同时还要记住保持在公众场合中的形象，举止大方。这样，人们在大街上都能听见母亲在身后喊的那些丢人的话：“别忘了转达爸爸妈妈对他们的问候。别忘了擦擦鼻涕。带手帕了吗？洗过手了吗？”等诸如此类的话。这对我来说真是难堪。我要表现出骄傲，要展现出一种完美形象。于是，那种妄自尊大背后的自卑被暴露出来了。我觉得确实不太合时宜，这些公共场合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在去作客的路上我觉得自己很高贵，在平日穿上节假日才穿的衣服时就会有这种感觉。然而，当我一看到将要拜访的那个房子时，画面就发生了颠覆性改变，房屋主人家的奢华让我心生畏惧。我感到他们乃有权势之人，与我相距甚远。我太渺小了，我甚至有些自卑了，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这时，在我听来，房内传出的铃声就像在提示厄运将到一般。我胆怯畏缩，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母亲预先为我做的精细准备，现在反而都“实现”了。我现在就是她说的样子：我的鞋子是脏的，手也是脏的，我没有带手帕，我的脖子也不干净。这些话一直萦绕耳边。出于叛逆心理我也不想转达父母的问候，或者说我的行为会表现出不必要的害羞与固执。要是情况变得糟糕透顶了，我就会想到自己藏在顶楼上的秘密宝贝，这样我便能够恢复平静。每当我身处孤独无助境地之时，我就会想起我是那“另一个人”，他拥有着不容侵犯的神秘，是那块石头和穿长袍戴高帽的小人。

我现在无法回想起童年时期的那些想法：耶稣——那个穿着黑长袍的耶稣会会士——那些穿黑礼服、戴高帽子站在坟墓边的人们，草地上如坟墓般的洞穴，那个有男性生殖器的地下神殿，还有铅笔盒中的小人，以及它们之间存有的联系。我人生的第一个大秘密就是那个关于酒神祭典游行时抬着阴茎像的梦，第二个就是那个小人儿。然而，我现在似乎模糊地意识到：那块“灵魂之石”与代表了“我”的那块石头之间存有某种联系。

时至今日——在我83岁撰写回忆录之时，仍未能将早期记忆中的疑问解开。它们犹如在地下生长的一个根茎生发出的几株枝芽，像在潜意识发展阶段的禁点。虽说我并不能对耶稣采取积极的态度，我却还能记得，从11岁时起，我便开始对与上帝相关的观念产生了兴趣。我开始向上帝祷告，这样可带给我一种充实之感，因为我可以摒弃内心矛盾。上帝并未因为我的不信任而变得复杂。更进一步讲，他也不是那个穿着黑袍的人，但也不是墙壁画上的耶稣。画上的耶稣衣着华丽，人们对他已形成了习惯。正如大家所知，上帝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人们不可能对他形成正确概念。他看起来很像一位很有权势的老人。不过令我感到满意的是，他蕴含着一种戒律，大体上是说，“他不能成为一张人们制造的画像，也不能实行那些活动”。于是人们对他就不像对待耶稣画像那般随意了，耶稣并不神秘。与我在阁楼上的秘密的某种相拟性开始使我有所领悟了。

我开始厌倦学校了，我宁愿花更多时间去画打仗的图画、玩火，二者相比来看，学校实在是占据了太多时间。宗教课更是说不出的枯燥，而我对数学课也产生了彻底的恐惧。老师说代数是一种自然简单的事，不用费劲就能学会，但我甚至都不知道数字究竟为何物。它不是鲜花，不是动物，不是化石，它们不是能够被想象出来的东西，它只是通过运算产生的数。令我不解的是，现在这些数可用字母来代表的，字母能发出声音，因此我们能听到它们。奇怪的是，我的同学们能够轻松掌握它们，他们能够理解那些东西。没人告诉我数字是什么，我也不能明确说出自己想知道什么。更糟糕的是，我发现没人可以理解我的困难。必须承认，我的老师已经尽全力对我讲解这种数转化为声音的奇特运算了。我终于明白，转换的目的在于形成一种简化系统，借助这种系统许多数量能够形成一个简短公式。但这也没能引起我的兴趣。我认为这完全是强词夺理。为什么数字要用声音来发音？人们也可用苹果树表示a，用香蕉树表示b。a、b、c、x、y、z不是具体之物，它们不像苹果树，并不能直观阐述出数字的实质。并且最令我气愤的是那些定理：如果a=b且b=c，那么a=c。根据定义a与b相等，那就不必说再等同于c了。如果这是一个等式问题，那么就说a=a，b=b好了。在我看来，a=b又是个完全的谎言或者说骗局。当老师完全不顾平行线之定义，说它们在无穷大时能够相交，对此我也同样地感到气愤。我认为这就是用来愚弄笨蛋的愚蠢把戏。因此，我不能也不想参与到这愚蠢的欺骗中去。我的思想在这些反复无常的自相矛盾中翻腾着，它们使我永远也不能理解数学。这种感觉一直延续到了晚年。如果我像其他同学那样轻松地接受了a=b、太阳=月亮或狗=猫等这样的定理，那我就被数学永远地作弄了——或许直到83岁的时候才能意识到那些。我毕生始终存有一个疑惑，即我能够进行正常的运算却为何总无法在数学中探索人生的途径。我尤其质疑数学以及自己从道义角度对它的理解。

只有在我用数值代替字母，并且在通过具体计算来验证其意义时，才能够理解方程式。伴随着数学课的学习，通过抄写并不明白的代数公式，还有记黑板上那些字母组合的位置，多少也学到了些东西。后来我再也做不到通过这种替换手段学习了，因为老师常说，“我们在这儿写上某某式”，然后他就会在黑板上写上几个字母。我不知道它们是从哪儿来，也不明白为何要写成这样——但这样他能得到他感到满意的结论。我的困惑令我感到气馁，我不敢问问题了。

数学课于我简直成了一种恐怖与折磨。我发现其他课程还是很容易的，由于我有不错的视觉记忆能力，于是数学课也蒙混了很长时间，还常能得到高分。但是，害怕失败及当我面对周围世界时的那种渺小感让我产生了厌恶，如有一种无奈的绝望，这让我对学校彻底失望了。此外，我还说完全学不会，就免修了绘画课。这令我感到愉快，因为我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可支配了；但另一方面这也是个意外的失败，因为我还是有点绘画天赋的，但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绘画只需凭感觉。我是能够画出那些能激发起我想象的东西的，但学校中，我却要被迫临摹那些瞎眼的希腊众神，当我临摹得不好时，老师便认为我需要某种自然些的东西，于是就把画着山羊头的画放在我的面前让我学。我画不好也不想画，这就宣告了我那绘画课的结束。

12岁那年对我而言，是决定命运的一年。1887年初夏的一天，12点了，上午的课都结束了，我来到大教堂广场等一位与我同路的同学回家。突然另一个男孩猛地推了我一下，我倒了，头重重地撞在了路旁的石头上，当时几乎失去了知觉。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我的感觉就是头晕目眩。在被撞的那一瞬间，有个念头在头脑中掠过：“现在你再也不用上学了。”我只是半失去知觉，但我在地上还是多躺了一会，主要是为了对我的袭击者进行报复。不久，有人把我抱了起来，就近送到了一户人家，那儿住着两位上了年纪的阿姨，她们是单身。

从那时起，每当必须要我返回学校，或者是父母要求我做功课时，我就会昏厥。因此，我有半年多没去学校，那段时间就是我“无限美好”的时光。我生活得逍遥自在，还能连续几个小时去幻想，可以去到林中、水边或者画画。我画了关于战争的画，还画了战争的残暴场面、画古老的城堡遭到攻击和焚烧的样子，或者一页页地画些漫画。直到今天，入睡前，那些漫画还会时不时浮现在脑海，它们在那里不断地变幻着，其中也有一些是死后不久的熟人的面孔。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那时的我可以沉浸于自己的神秘世界。那里有属于我的树木、河流、沼泽、石头、动物，还有父亲的图书室。我离尘世渐行渐远了，这让我隐约感到有些难过。我到处闲游：收藏东西、读书、玩耍——消磨着时光，但这些也并未让我觉得更快乐。我有一种莫名的感觉，那时的我在自我逃离。

我完全记不得事情是如何发生的，但我也理解到了为此忧虑的父母。他们去找了很多医生询问，医生们也无能为力，只能建议我去温特图尔的亲戚家度假。那里有个火车站，那是一个为我带来了无尽欢乐的地方。但回到家之后，一切又恢复了原样。有个医生认为我是癫痫病，我知道癫痫病发作是怎么回事儿，心中忍不住嘲笑医生的胡扯，但父母却愈加忧虑了。一天，有位朋友来看父亲，他们在花园里坐着，我偷偷躲在灌木丛后面，彼时，我好奇他们在谈什么。我听到了客人问父亲：“你儿子究竟怎么了？”“唉，太奇怪了。”父亲回答说，“医生无论如何也不明白他到底得了什么病。说可能是癫痫病。如果治不好那可太可怕了。我已经没有什么了，要是这孩子不能自力更生会是怎样的后果呢？”

这就是自我与现实的冲突，它如晴天霹雳一般冲击了我。我突然意识到：我不能这样下去了！

从那一刻起，我变得严肃认真了。离开花园后，我来到父亲的书房，取出我的拉丁文语法书，全神贯注地学了起来。10分钟后，我的昏厥发作起来，我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但几分钟后感觉好些了，于是就又继续看书。“见鬼，我不要再晕倒了。”我对自己说道，又坚持学了下去。大约过了15分钟，再次发作了。这次也像前一次那样挺了过去。“现在你必须真的好好学了。”我继续坚持着，半个小时后第三次发作了，但我仍未放弃，又忍着学了1个小时，直到我认为自己已经战胜它了。猛然间，我感觉自己的状况比前几个月都好。事实上，自此之后，昏厥病再未发作。从那天起，我每天都学拉丁文法，也看其他教科书。几个星期后，我返回了学校，以后也没发病了。我结束了一出鬼把戏！我就是在这时明白了所谓的神经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