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勇于改革创新：两大历史性课题破解(1)

全党要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牢牢把握党的建设总要求，坚定理想信念，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保持党的肌体健康，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使我们党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习近平

我们党已经在全国执政近70年了。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发展任务，能不能经受住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关键在于应对、解决和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

一、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历史课题

我们党之所以提出和强调两大历史性课题，一方面是因为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对于任何执政党来说都是一个永恒的课题，这关系到执政的兴衰成败和政党的生死存亡，然而包括我们党在内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虽有过一些探索但却未能很好地加以解决；另一方面也是由我们党所处的历史地位发生变化和继续执政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所决定的，能否解决好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后都未能及时、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列宁领导创建了共产党执政的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初步探索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以及共产党的执政问题。认识到共产党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整个历史过程中的唯一执政党，党所领导的苏维埃政权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特别是先进生产力，加快国家的经济、文化建设。提出执政党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对国家机关的改革和加强执政后党的自身建设。发现共产党在执政中“最大最严重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因此要通过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民众的参与和监督、精简机构、健全制度、提高工作效率、反对官僚主义等措施，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但由于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世时间较短，领导共产党执政的时间太短，尽管有一个好的开端，但没有能够回答在社会主义社会共产党执政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他的后继者斯大林在领导苏联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创立了共产党作为唯一执政党的社会主义苏联模式，也曾把党脱离群众就会遭到灭亡当成“一个规律”，却没有从体制和机制上解决党执政后如何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社会如何执政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斯大林之后，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仍未能及时有效地解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的问题。其结果就是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所发生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剧变使苏东一些执政几十年的政党先后下台，有的甚至走向衰亡。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史上这一前所未有的变化，原因很复杂，教训很深刻，需要认真总结，吸取经验教训。这一剧变也给世人以强烈震撼，并引起了我们党的高度警觉。

综观当今世界，任何一个执政党，无论资产阶级执政党，还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其执政时间的长短都与“两个能力”的强弱息息相关。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从1929年开始执政，到1997年下台，期间主政近70年。在前50年里，它曾以强大的执政能力创造了辉煌的经济社会发展业绩，使墨西哥一跃成为拉丁美洲仅次于巴西的第二大经济强国，被世人称为“墨西哥奇迹”。但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革命制度党由于执政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的衰退，致使墨西哥先后出现了外债危机、农民暴动及严重的金融危机等一系列经济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终于在1997年中期选举中被左翼的民主革命党和右翼的国家行动党击败。这些曾经为民族独立、解放或是经济振兴、国家发展建立过丰功伟绩，但又被曾经真诚拥戴过他们的选民所抛弃的政党还有：一党单独连续执政40年的印度国大党；一党单独连续执政38年的日本自民党；一党单独连续执政32年的印度尼西亚专业集团等。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些政党兴衰成败的历史告诉我们，作为一个执政党，只有不断提高“两个能力”，才能长盛不衰，永固其执政地位。否则，无论怎样自恃强大，都难以逃脱党亡政息的悲惨命运。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所肩负的任务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具体说来，就是从一个领导全国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所处的历史地位的变化，一方面集中反映了党长期奋斗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另一方面又反映出党今后所面临的全部挑战和考验。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执政党的建设比没有执政的政党要艰难得多，党执政时间越长，党的建设就越艰难。

1.党要适应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市场经济有着与计划经济完全不同的特点。过去，党在革命斗争和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一套领导体制和机制、领导方式和方法在新形势、新任务面前已经出现明显的不适应，这是对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和驾驭复杂局面能力的重大挑战。同时，在国际上，尽管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在可以预料的较长时期内，我们可以争取到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然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断发展，特别是“9·11”事件后，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此同时，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在政治上施压，在经济上“制裁”，在文化上渗透，并公然支持境外和国内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和分裂主义势力搞颠覆活动，使我们的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面临着严重威胁。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科技的突飞猛进，对于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既是机遇，也是巨大的压力和挑战。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世界经济的波动对我国的影响和冲击会越来越直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任务将变得更为艰巨和严峻。如果我们不了解当今信息时代国际资本运行的规律，缺乏对金融市场的监管能力，或者我们的技术设备落后，那么我们奋斗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家底也许会在一夜之间被人鲸吞。因此，在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盘根错节和复杂多变的新形势下，如果我们党不进一步提高应对国际事变的能力和斗争艺术，将难以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无法有效地在保证国家经济利益、促进经济长足发展的同时，坚决维护党和国家的政治安全，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

2.党要适应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事业深入发展的挑战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场新的伟大实践，是一项极为艰巨复杂的创造性事业。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和不断深化，有力地推动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也锻炼得更加成熟和坚强。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生活和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经济利益以及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多样化，社会矛盾异常复杂，有的还十分尖锐。在这一过程中如何保持中国共产党自身先进性，如何减少、化解矛盾，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考验着党对群众的组织、动员能力，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环境变化带来的重大问题，它要求党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3.党要适应自身发展变化提出的严峻挑战

改革开放后，不仅党在新时期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变化，党的自身建设的情况也都同过去大不一样了。新党员数量大幅度增加，干部队伍新老交替不断进行，一批又一批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这给党的发展带来了新活力，也提出了新挑战。更为严峻的是，在新的形势下一些惰性的、消极的甚至腐朽的东西逐渐滋生起来，从思想上、作风上和组织上严重侵蚀着党员、干部队伍，影响着党的凝聚力、战斗力的增强和党同群众关系的加强。虽然我们始终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和组织建设，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的成绩也不小，但党员领导干部中的违纪犯法、腐化堕落案件仍时有发生，有些案情之恶劣、涉案人数之多，是新中国成立后所没有过的。

我们党只有不断从实际出发，善于洞察党的历史地位的变化，善于觉察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态势，善于把握民众的意愿和要求，善于总结自身和其他执政党的经验教训，坚持在实践中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推进理论创新、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才能始终走在时代发展的前列，始终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核心，不断夺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

二、两大历史性课题的提出

一般说来，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的问题，是在政党执政以后才被提出的问题。可是，对于我们党来说，党在全国执政之前，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就以不同的形式被反复提出过。

由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从江西瑞金红色政权建立起，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开始成为一个在局部地区执政的执政党。特别是在延安时期，这种特点更为鲜明。于是，就有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执政和执政党建设的历史。

1945年7月抗战胜利前夕，受中共中央邀请，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黄炎培和其他五位国民参议员访问延安。在杨家岭的窑洞里，黄炎培对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历史“周期律”的问题。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确实如此，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历代剥削阶级统治集团都经历了从艰苦创业到腐败灭亡的发展过程，如此循环往复，形成了始兴终亡的历史“周期律”。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避免这一种命运，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无疑是一个必须解决好的历史课题。面对黄炎培的忧思，毛泽东同志当时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应该说，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解答，既是对党已有的局部执政的有益探索和经验总结，也是对日后全国执政提出的努力方向。

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科学有效地执掌政权并实现长期执政更不容易。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即提出了党要经受住全国执政考验的问题。他严肃地告诫全党要适应由夺取政权到掌握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历史转变。针对党内可能滋长的居功自傲、停滞不前、贪图享乐等思想情绪，他向全党不断敲警钟，要求学习《甲申三百年祭》，教育全党“不当李自成”，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他还谆谆告诫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启程奔赴北平，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有一段著名的对话，即要进京赶考，希望考个好成绩，不做李自成。这些都说明，党中央在革命胜利面前是非常清醒的，对执政后会遇到的风险和考验有着充分的估计。

无产阶级政党通过革命掌握了政权以后，由于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负有对人民群众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领导的责任，坚持党的领导就成了党执政后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如果说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即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作用的话，那么党的执政，则是指党进入国家权力系统、执掌国家权力的行为，主要是围绕立法、推荐重要干部和依法执政这些掌控政权、维护执政地位方面的问题而展开的。因此，坚持党的领导地位，实现党的执政，就必须有鲜明的执政意识、科学合理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来体现和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