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关键时刻(4)

除了运气使然之外，当然还得靠硬拼。拼士气、拼武器、拼后援，成为当时国内正规战的一个普遍特点，以“李白”为代表的新桂系本身敢拼能拼，是他们得以成功的一个关键。

“李白”因龙潭之役而身价大涨，心也随之变得更大了。他们曾打出过“反蒋拥汪”的旗号，但当通过庐山之行，发现汪精卫连手握重兵的唐生智都驾驭不了时，便不再把他放在眼里。

泥菩萨

9月5日，汪精卫偕武汉政府要员自武汉抵达南京。当天街上便贴反汪的不署名标语、辞句极尽尖酸刻薄之能事。

汪精卫岂能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在欢迎会上，他当面质问李宗仁：“你们既然欢迎我到南京来，为什么又要贴标语骂我呢？”

“汪先生，谁敢贴标语骂你呢？”李宗仁做一脸无辜状，“只是宁汉刚恢复合作，局势尚未安定，一部分下级党员不识大体，擅自贴出这些标语来——你看这些标语，不都是不署名的吗？”

汪精卫气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李宗仁居然还能继续劝导：“汪先生，做个政治家，有人拥护，有人反对，总是难免的。你看美国选举总统时，不是也有人反对吗？我希望你能淡然处之，并长驻中央，继续领导。”

汪精卫可没有李宗仁所说的那种“淡然处之”的涵养，在南京稍一逗留，便前往上海租界。汪精卫毕竟拥有政治号召力，他一走，在南京的中央执监委都纷纷去了上海。

中国的玩政治，跟美国选总统完全是两码事，说穿了，要诀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拉人站队。李宗仁自身在国民党内无根基，拉人方面比较弱，他便着意与谭延闿、孙科等人结交。谭、孙虽然是原武汉政府的官员，但两人并非汪系官员，现在见李宗仁这么把他们当回事，也就乐得拉着他一道去上海开开眼界。

这时的上海冠盖云集，从中央执监委到西山派，能来的都来了，只有蒋介石因为仍在和汪精卫闹意见，所以没有出席。

开了几天谈话会后，各方决定合组“特别委员会”（以下简称特委会）作为国民党的最高政治领导机构，同时宁汉政府合并改组，由特委会另行选举政府成员。

特委会主要由沪、宁、汉三部分委员组成。宁汉是蒋汪两系的人物，所谓沪是指整个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派以张继为首，包括林森、邹鲁等人，他们都是同盟会时代的老人，且均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持有异议。孙中山去世后，这些元老在北京西山碧云寺的孙中山灵前集议，主张坚决反共，从而与当时以容共为号召的蒋汪相对抗，由此被称为“西山会议派”（简称西山派）。

由于涉及对孙中山政治遗产的继承问题，西山派与蒋汪都矛盾极深，这甚至已经超出了反共容共的范围。即便后来宁汉分裂，宁方已经“清党”，蒋介石对这一派别的态度仍无丝毫改变，在总理纪念周上，他经常把西山派骂得狗血喷头。

西山派也一样对蒋汪始终保持着敌视的态度。张继公开说，蒋汪都曾与共产党合作过，都是有罪的人，不能让他们参加特委会和未来的南京政府。

在上海，李宗仁和西山派可以说是一见如故。李宗仁有枪杆子，但缺政治资源，亟须这些“年高德劭的老同志”推上一把，于是便称赞对方“为人正派，名利之心比较淡泊，颇有令人尊敬之处”。

西山派的人见新桂系声势日隆，又与蒋汪不对付，也存心拉拢。在素昧平生的情况下，这些老头子就处处对李宗仁表示好感。

双方一拍即合，里外一吆喝，对汪精卫展开夹攻。他们紧紧抓住汪精卫在宁汉对立中“反共过迟”的把柄，对汪展开了毫不留情的攻击和谩骂。汪精卫有苦难言，被迫一再声明：“及时引退，听候处分。”

9月15日，特委会召开成立大会，会议由谭延闿主持，张继做政治报告。会议同时任命了一批国府政务委员和军委会委员。

虽然汪精卫也被任命为国府政务常委，但他失去了控制权，而且宁、汉两派在特委会中的名额也均不占有优势。汪精卫为此大失所望，遂以患病为由拒绝加入特委会，之后动身离开上海。汪系人士亦随之离开了京沪。

特委会和军委会的成立，标志着新桂系大权独揽。南京政府表面由谭延闿、李烈钧主持，实际一举一动都必须遵循“李白”的意旨。军委会的情形也差不多，这个军事指挥机构一共有三个常委，分别是程潜、何应钦、白崇禧。程潜虽位列常委之首，但他的老部队早就被蒋介石解除，新部队又不受重视，“李白”不过是利用他的老招牌来发发通电、壮壮声势而已。何应钦与白崇禧的私谊不错，又有帮助“李白”“逼宫”、合力促成龙潭大捷的功劳，然而因为他终究不是新桂系团体的成员，所以“李白”也始终不把他当自己人对待。

何应钦当然有理由表示不满，可是凭他的那点能力和心眼，要独自与新桂系抗衡，也是件不可能的事。在军委会，何应钦的处境和程潜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无权过问具体事务的“泥菩萨”。

栽赃陷害

一场角逐下来，蒋汪两败俱伤，以“李白”为代表的新桂系势力从此开始抬头，这让唐生智感到了压力。

唐生智曾趁“李白”苦战龙潭，无暇分身之际而占领芜湖。龙潭战役后，他知道“李白”一定不会善罢甘休，就派叶琪出使南京，声言他绝不放弃安徽。

李宗仁告诉叶琪，唐生智如不让出安徽，兵争将在所难免。叶琪说，唐生智连安徽省主席都任命好了，省政府也已经在安庆办公很久，所以最多只能答应让出芜湖，不会放弃安庆。那意思，放弃安庆不是单纯地盘的问题，而是还涉及个人面子——如果“李白”坚持要把安徽全都收过去，“唐总司令将不惜以武力周旋”。

“唐总司令”真是太不明事理了。经过龙潭之役，李、白、何的部队损失很大，一时难以补充，这是他预料得到的。他没料到的是，另外还有两个人和他过不去。这两个人的加盟，在弥补南京革命军损失的同时，又令对方如虎添翼。

两个人，一个是谭延闿，一个是程潜。谭、程历史上都担任过湘军总司令，是湖南军政界的老前辈，后来在湘军内斗中被逐出湘，才率部“来粤就食”。按照唐生智原先的设想，谭、程都是湖南人，纵然不帮他的忙，至少也不会和他为难。

可是唐生智想错了。都是湖南人怎么了？大家还都是中国人呢！帮忙抑或为难，跟哪里人没关系，跟你以前表现怎样，对人家做过什么极有关系。

唐生智这个人，只要一得意，屁股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摆。谭、程在湖南时都和他打过仗，也都对他印象不佳。当初听到援唐北伐，谭延闿就不起劲，他说：“你要唐生智加入革命？他恐怕靠不住吧！”

老谭是翰林出身，久历官场，讲话一般都留有分寸。程潜就没有他这么含蓄了，而且对唐生智余怒犹存：“唐生智那小子能加入革命？他以前依靠北洋军阀打我们，现在吴佩孚打他，还要我们去救他？且让吴佩孚把他打败了，我们好去收编他的部队。然后，我们再定计北伐不迟。”

谭、程都是有部队的人，一个是第二军军长，一个是第六军军长，在最初参与北伐的八个军中都各占有一席之地。他们的兵固然没有唐生智的部队精悍能战，可若与新桂系合为一处，那就不容小觑了。

除此之外，汪精卫及其所代表政治派系的分崩离析，也让唐生智失去了所能借重的政治势力。实际上，无论军、政哪一方面，唐生智都没有一点可以与“李白”“周旋”的把握。

退一万步说，就算唐生智愿意吐出安徽，基于过去的积怨，“李白”肯不肯放过他还是个问题，何况他还舍不得吐呢。

民国纷争犹如春秋演义，要么不打仗，打仗就得师出有名。说唐生智抢了自己地盘，或者骂自己“老长毛”之类，很难上得了台面，要想上台面，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栽赃陷害！

南方人眼里的坏人是北洋，若是唐生智与孙传芳有一腿，自然他也就成了坏人。“李白”便说唐生智与孙传芳互相勾结，意图夹攻南京政府于京、沪、杭三角地带。他们为此编了个段子：唐生智在听到孙传芳兵败龙潭的消息后，曾顿足叹息，痛骂孙传芳，说你为什么不等我的部队到达南京，然后再渡江发动攻势？你妄图“先入关者为王”，是自招覆灭，祸有应得！

作为实物证据，“李白”还举出，在龙潭之役后，南京革命军缴获了孙传芳的秘密文件，里面载有“友军唐生智部自上游夹击南京”的字样。

不管唐生智承不承认，反正这盆脏水是泼他脑袋上了。10月19日，“李白”联合谭延闿、程潜，发起西征讨唐的战役。因为程潜是军委会名义上的第一常委，加上唐生智的根据地又在湖南，所以在“李白”操纵下，程潜便被任命为西征军总指挥。

西征的准备行动非常隐秘，所有部署都以北伐为掩护悄悄进行，部队也都是黑夜渡江，以避开侦探的耳目，唐生智对此毫无察觉。

唐生智派出的特使叶琪虽属湘军，但他是广西人，且与“李白”等都是广西陆军小学的同学，所以“李白”待之甚厚。其间叶琪住在第七军军长，同时也是他的同乡兼亲戚的夏威家里，李宗仁特地关照夏威：“你可别把军事机密泄露给叶琪呀！”夏威笑道：“这种军国大事如何能泄露呢？”夏威终日带着叶琪游山玩水，叶琪对“李白”发兵的事也毫不知情。

到西征军正式发起进攻，已用不着对叶琪保密了。叶琪知晓后勃然大怒，说你们要打唐生智可以，但不应该瞒着我。他要求按照“两军交战，不斩来使”的原则，立刻放他回武汉。

李宗仁把人情做到底，将叶琪送到下关，同时他也乘轮西上，到前方去指挥西征军。两人都要乘船出发，只是心境和目的大有不同，这一番握手道别的情景倒也颇有意思。

问问再说

唐生智的部队号称百团，但基干主力实际只有三个军，其余大多是临时拼凑而成的乌合之众，战斗力并不强。同时，这三个可供指挥的军又都分别集中在安庆、芜湖、武汉，每座城市驻一个军，成了一条长蛇阵，力量很分散，并不利于作战。西征军势如破竹，为时不足一月，便已攻至武汉城下。

其实唐生智本来有更好的选择。早在蒋介石遭到“李白”“逼宫”时，黄郛和蒋百里就曾到汉口找过唐生智。他们认为，以当时军事人物所拥有的影响力而论，蒋介石、新桂系、冯玉祥、阎锡山可谓并驾齐驱。既然蒋与桂已有意见，黄郛建议唐生智与蒋合作，然后以蒋、唐合作为中心，再联合阎、冯，这样，新桂系就不敢动了。

蒋百里也向唐生智强调了与蒋介石合作的重要性，甚至还说：“你们可以拜把子嘛！”

那个时候，唐生智谁都看不起，无论蒋还是桂，遂一口回绝。

黄郛来汉口，当然是替蒋介石说话。与之稍有不同的是，蒋百里主要还是为唐生智着想。作为民国时期首屈一指的兵学家，蒋百里曾任保定军校校长，唐生智就读于保定军校第一期，在校时学习成绩优异，是蒋百里的得意门生。

眼见得唐生智终于被新桂系一步步逼至绝境。蒋百里又重新联络已从日本归国，即将准备复出的蒋介石，蒋介石表示仍愿意与唐生智合作，并授之以计：能打垮新桂系就打，否则按兵不动，并退回湖南，经济上可由他负责接济。

唐生智的部队以湘军为主体，收缩至湖南后，他们既有熟悉地形之利，又能相对地集中力量，至少守住湖南是有可能的。要说有问题，其实也就是经济会遭遇困难，过去唐生智遇到军费不足的情况，都得靠湖北、安徽两省的税收接济。

在蒋介石已经承诺由他补贴银子的情况下，蒋百里感到这是帮助唐生智摆脱困境的一条上上之选，因此急忙托人转告唐生智。

没想到一番好意却并没有能够得到爱徒的理解。唐生智认为，蒋、桂以后终究要发生冲突，如果他同蒋合作，桂一看情势不对，也可能会迅速改变立场，转而与蒋合作，那还不如回到先前的状态呢。

唐生智的说法可以说有道理，也可以说毫无道理。民国交战，本来就是分分合合、合合分分，但这种分合也都会依条件维持一段时间。蒋既答应跟唐生智合作，只要不出现太大的意外，不见得就会马上抛下自己的合作伙伴，否则于情于理都不太讲得通。

唐生智实际上还是看不惯蒋介石，不想跟他合作。第一次北伐战争期间，蒋介石在南昌召集会议，着重讨论军队整编问题，唐生智也参加了那次会议。他认为蒋介石持论不公，私心很重，从此就对蒋心怀不满。

在唐生智的心目中，他是把自己和蒋、桂放在一个盘子里的，所谓三足鼎立。按照他的算计，如果他不下野，就会有三种可能。第一种，他不出所料地被桂打垮，那么他将和桂两败俱伤，占便宜的是蒋介石。第二种，发生奇迹，新桂系被他打垮，但唐、桂还是两败俱伤，占便宜的仍然是蒋介石。第三种，蒋、桂合起来打他，那他唐生智就可能万劫不复了。

为了不让这三种可能中的任何一种发生，唐生智下决心离开部队，通电下野。当然他的下野跟老蒋一样，都是暂时离开，没有打算从此洗手不干。

无论湘军还是桂军，维系首领与军队关系的，都不是什么“革命”，而是私人感情。说穿了，就是首领与各层面军官们的利益关系。因为军官们都知道，只有提拔自己的大头头在，他们的利益和位置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维护。唐生智估计，至少两三年内，他的湘军不会出问题，也就是说两三年后等他回来，那些军官大部分还在，他仍然可以掌握住这支军队。

唐生智在江湖上摸爬滚打多年，早就练就了一套生存技能和过硬的心理素质。决心既下，他立即做出部署：自己东渡日本，部队退回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