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13日，总工会用特别紧急启事的方式，在《申报》上刊出了事件真相。白崇禧的戒严司令部闻风而动，立即派人将该启事删去，同时另行发表紧急启事，否认租界有武装流氓冲出，说这次事件纯属地方上的“流氓莠民”与纠察队发生纠纷，军队只是为了维持治安，才将双方枪械临时缴存。
戒严司令部急于推脱责任，忘了之前与杜月笙等人达成的协议。杜月笙一看启事上说他们是“流氓莠民”，当然很不痛快，于是和杜月笙联系的陈群又赶快出来更正，声明这次事件是由总工会内两派互相殴斗所引发。
戒严司令部的紧急启事和更正声明出来后，工人们愤怒异常。总工会决定举行全市总罢工，以示抗议。这是上海工人两个月来发动的第三次总同盟罢工，全市参与罢工的工人达到了二十万以上。
罢工开始后，总工会先在闸北召开群众大会，要求严厉惩办杀人凶手和主谋犯，立即发还被缴枪械，会后又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游行队伍分成两支，一支前往新龙华，向上海警备司令部请愿，一支前往宝山路，向第二十六军司令部请愿。童奎芳在无法与孙、沈取得联系的情况下，也加入了前往新龙华的游行队伍。他看到成千上万的人从各个方向聚拢而来，队伍愈接愈长，“简直不知道排得多远”。
上午十点，前头红旗一挥，游行大军像一股巨大的洪流，立即向前奔腾而去。游行队伍的出发点外滩距离新龙华相当远，大家走了五六个小时还未抵达目的地。其间下起了雨，人人浑身湿透，但没有人停步。
周恩来事先指示，要在马路上发传单、贴标语，直接喊出“反对新军阀”等口号，而不必再顾虑其他。按照指示，人们不仅沿路散发传单，还振臂高呼：“打倒新军阀蒋介石！”
先头队伍抵达新龙华时，天色已黑，司令部前军人密布，阻止游行队伍接近。这一情形如同火上浇油，只听有人喊一声“冲”，大家便不顾士兵的拦阻，蜂拥向前。
就在此时，人们听到了三声枪响，但大多数人都以为军队只是例行鸣枪示警，并不敢真的开枪，所以仍在向前冲，没想到随后机枪对着人群扫射起来，霎时便有一大批人在暗夜中应声倒地。
游行至宝山路的徒手群众同样也遭到了密伏士兵的疯狂射击，现场尸横满街，血流遍地。事后一项统计数据表明，仅宝山路这一边，就牺牲了两百余人，另有三百余人被捕。
童奎芳随着人群疏散，侥幸没有遇难，当他回到南站时已是深夜。屠杀现场令他受到强烈刺激，以至于很多年后仍无法释怀：“当时情景之惨，简直使我不忍回忆。”
陷害
对游行队伍的这次大屠杀由白崇禧策划指挥，陈群、杨虎具体执行，他们敢于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与一个人有着很大关联，这个人就是杜月笙。
流氓们在对纠察队住所发动突袭时，把里面的东西抢劫一空。杜月笙后来对物品进行清点，发现里面有鲁军的符号证件。这些符号证件原本是纠察队通过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所获得的战利品，可是杜月笙见了却建议陈群、杨虎以此为由对纠察队进行栽赃陷害。
那两天局势混乱，面对各界质疑，陈、杨一直发愁找不到一个动手的好借口，他们只能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弄得许多人都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们自己也焦头烂额，穷于应付。杜月笙的建议让他们如获至宝——这比什么“工人内讧”、调解冲突可不知道要劲爆多少去了，自然能做的文章也更多。
正是在“通敌有据”的幌子下，陈、杨壮起胆子，指挥军队对游行队伍展开了屠杀。随后军警重新占领总工会，总工会所领导的所有组织全都遭到了查封。
上海青帮也是有组织的，叫作“中华共进会”，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是主要负责人。按照蒋介石、白崇禧的指示，陈群拟了一份通电，由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三人共同署名发出。通电对中共极尽诬蔑诽谤之能事，并大肆攻击总工会及纠察队负责人，末了以“中华共进会”的名义，声称要“邀集同志，揭竿为旗，斩木为兵，灭此共产凶鹰，以免贻害子孙”。
这份通电印了几千份在上海的大街小巷散发，第二天上海和南京的一些报纸上也都予以刊登，它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混淆视听、掩人耳目的作用。
1927年4月14日，天还没亮，住在南站铁路职工宿舍的童奎芳突然听见附近枪声四起，他从三楼向外窥望，看到对面电车公司工会房屋已被大批军警紧紧包围。
童奎芳所站的楼房高，视野范围大，只见军警一面开枪一面喊话，要里面的工人缴出枪械。工人们毫不退缩，在军警进攻时，他们有的靠着窗户，有的爬上屋顶，用手提机枪进行扫射，击退了对方的多次冲锋。
反复激战了近一个小时，因纠察队弹尽无援，军警才得以冲了进去。随即，就有三十多个纠察队员被捆绑着押上了囚车。
虽然大部分纠察队都已在两天前遭到缴械和解散，但仍有少量武装工人在坚守据点，童奎芳所见到的正是其中一幕，而这也是上海工人纠察队能够组织起武装抵抗的最后一天。
仅仅两天时间，上海号称八十万工人的组织及其武装几乎被敌人摧毁殆尽。蒋派对此自然是击掌相庆，当天晚上，白崇禧即赴南京向蒋介石复命，李宗仁也很得意地说：“共产党和左倾国民党分子，一经镇压，不出数天，便烟消云散，于此也可见其基础的脆弱。”
对于蒋介石反戈一击这一点，包括瞿秋白在内的一部分中央负责人其实曾有所警惕，他们已经决定让各地党组织改变一下策略，以免遭到更大的损失，只是谁都没有料到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会来得如此之快。
4月14日早晨，李立三、聂荣臻、陈延年由武汉抵达上海，就是为了传达中央有关改变策略的指示，以及对上海党组织进行调整的命令。从汉口动身时，他们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还一无所知，在路上才获悉了这一消息。
三人到达上海后，辗转找到了罗亦农、赵世炎。根据中央决定，罗亦农调回武汉，其职务由陈延年接任，赵世炎则继续留在上海主持工作，他除负责上海党和工会组织的恢复整顿外，还一度兼代了汪寿华被害后所留下的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一职。
根据中央“隐蔽力量，准备再干”的指示，赵世炎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复工。随着各厂工人相继奉命，总工会及各级党组织全部转入地下。
遇难者
蒋介石、白崇禧搞“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所需承受的心理压力也不小，杜月笙不但替他们打掩护、背黑锅，而且还献出了栽赃陷害的所谓“得意之作”，自然很得蒋、白的欢心。白崇禧赴南京向蒋介石复命，行前还特地把杜月笙等人叫去勉励嘉奖了一番。
1927年4月15日，在陈群的指使下，与国民党有关的六七十个团体凑到一块儿，在各报刊出了一则致蒋介石、白崇禧的通电。通电把杜月笙等人捧为“救国义士”，说他们在“四一二”的凌晨亲自率领“敢死同志”搜缴总工会枪支，解散纠察队，从而“使全市中外人士为之欢跃庆贺”云云。
这份新的通电显然比杜月笙的那份“中华共进会”通电更进一步，作为一次舆论试探，它表明国民党已经准备直接站到台前来了。
舆论阵地素来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左派报人胡愈之目睹国民党军用机枪屠杀游行请愿的工人群众，感到十分愤懑，他当即写了一封抗议书，郑振铎等著名文人都在抗议书上签了字。抗议书除直接寄送国民党高层外，还在国民党通电发表的同一天，刊登于报纸之上，与之形成了对峙。
可是在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下，光靠这样一份抗议书力量还是太小，而且很快，就连在这份抗议书上签名的人都有了随时被捕杀的危险。之后各报刊当然只能噤若寒蝉，任由国民党一家吆喝了。
4月16日，陈群奉蒋介石之命，要杜月笙等人出面招待新闻界，发表反共谈话，杜月笙等人也干得十分起劲。因为上海青帮有着这样充当反共急先锋的功劳，蒋介石特别对杜月笙等人表示了好感。不久当他到上海时，更是设盛宴进行招待，并且当面称赞杜月笙、黄金荣等“深明大义”，是“识时务的俊杰”。
经过一系列的试探之后，蒋介石和白崇禧不再像以往那样犹抱琵琶半遮面，终于公开提出反共言论，其反共行动也迅速蔓延至其势力所及区域。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李济深即在广州宣布戒严，仅仅一天就逮捕了约两千名中共党员及革命群众，封闭两百多个工会及政治团体。
广州方面所使用的“清党”手段非常残酷，很多共产党员都被绑上石头，直接推入了珠江。当时在黄埔军校里的共产党员，包括患肺病正在医院里治疗的萧楚女，几乎全部遇害，这就是“四一五政变”。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熊雄是少共成员之一，当年曾与周恩来、赵世炎一起在法国勤学俭学，不幸也牺牲于此次劫难。
在当时，论屠杀共产党之惨、共产党人牺牲之多，广州被公认远超上海，可列为各省市之最。接着便轮到了广西，广西大开杀戒比上海尚早三天，而且同样把人性冷酷和黑暗的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遇难者名单中，有一个是李宗仁的表弟，叫李珍凤。李珍凤是个能说会道、干劲十足的有为青年，在李宗仁面前，他并不讳言自己是共产党，有一次还大胆地对李宗仁说：“表哥，中国二十年后便是我们共产党的天下！”
李宗仁听了赶紧回答：“不要胡说。”
尽管李宗仁是“清党”的推动者，但在他事后的回忆中，仍充满了对这位表弟的欣赏和怜惜。连李宗仁喜爱的表弟都难逃一死，足见“清党”运动有多么恐怖和可怕。
时任蒋介石机要秘书的陈立夫曾谈到“清党”最大的困难，是分不清谁是共产党，谁又不是共产党。陈立夫的办法是在各地召集国民党大会，他要左倾的站在左边，右倾的站到右边。这样站左边和中间的就被戴上红帽子，成了可能被逮捕甚至杀害的对象。
问题在于，左倾不等于就是共产党，而站到右边去的人里面也未必就没有共产党员或思想左倾者。至于那些徘徊于中间的，可能人家真的没有明显的左右倾思想，又怎么会是共产党？
陈立夫所述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清党”的混乱，以及受到株连的人员之多。在广州，甚至连阅读汪精卫演讲文集的人都遭到了枪杀。李宗仁也承认，“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广西的共产党员其实很少，国民党的党部委员中，也只有少数人属他们认定的“左倾分子”，并没有真正的共产党员。
可是“清党”电令一到，广西留守人员便将这些“左倾分子”全部枪杀了。
空言无补于实际
1927年4月10日，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两天，汪精卫由上海抵达武汉。当时国共及武汉各界都对他寄予了莫大希望，第四军军长张发奎说，对于汪精卫的到来，“我高兴得不得了，我的脑子里只有汪精卫”。
欢迎场面十分热烈，汪精卫自己也显露出踌躇满志的样子，在盛大的欢呼声中，发表了激昂动人的演说。之后，当着张国焘的面，他不无悔意和歉疚地表示，过去一年来革命形势紧张，而他竟然出国养病去了，确实不太合适，这次回来，当负起责任，“为党国效劳，不使总理遗训遭到破坏”。
两天后，政变和“清党”消息陆续传来。如同人们所期待的那样，汪精卫立即高举“党权”旗帜，摆出了和蒋介石正邪不两立的姿态。每次讲演，他都要滔滔不绝地讲上两个多小时，把蒋介石骂到狗血淋头，其间还要带头大喊“讨伐蒋介石”“革命的向左转，不革命的滚开去”等口号。
当时汪精卫的主张和词锋不仅同中共一致，甚至更“左”，连中共党报《向导》周刊在发表汪精卫的讲演词时，都觉得过于激烈，全部刊登不合适，只能摘要发表。
不久，汪精卫亲自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会议，决定开除蒋介石党籍，撤销其包括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在内的所有职务，并下令通缉。
蒋介石及其党羽对此已有准备，他们也一不做二不干休，拒绝承认武汉国民党中央的合法地位。4月18日，即蒋介石被开除党籍免掉军职的第二天，宁沪两地的国民党要员齐集南京，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至此，便形成了宁汉分立的局面。
宁汉分立初期，“整理党务案”的限定被突破，武汉国民党重新邀请共产党人“入阁”，担任国民政府的高级领导职务，其中共产党员谭平山出任农政部长，苏兆征出任劳工部长。
那时武汉的红色浪潮可谓盛极一时，除了各种反蒋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外，开会忙、演说忙也蔚成一种风气。会议演说的内容都是越左越好，就连工商界的老板们演说时，都会大呼“世界革命万岁”的口号。
可是在刀光剑影的年代里，口号毕竟不能当饭吃。大家热闹归热闹，但一旦涉及真正的行动如东征讨蒋之议，就开始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了。
问题首先出在武汉的国民党员和社会知名人士中间，这些人能够会聚在武汉，应该说政治上都偏左，或起码不是那么右倾，然而具体到对待蒋介石的态度，又很不一致。
一种意见认为，蒋介石不择手段地杀害合作的同志，无异于摧毁革命的基础，同时他从根本上破坏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着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叛徒。
另一种意见却把范围缩小到了国共之争，认为这仅仅是蒋介石与共产党之间的冲突，各有是非，要说蒋氏有错，主要错在不应该另建政权中心，在国民党内部搞分裂。还有些人甚至站在蒋介石一边，暗中赞许他反共坚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