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分歧，就需要有人出来进行统一和号召，并且带领众人把握局势发展，挽狂澜于既倒，可是身为左派领袖的汪精卫却并没有这种能力。
其实还在汪精卫刚刚抵达武汉时，张国焘就看出他有些神色不安，已不如广州时期那样容光焕发，而这种不安还仅仅是因为在上海遭到了蒋派的不满和讥讽而已。到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继而宁汉分立，汪精卫除了开会和演说外，就没有更多能拿得出手的招了。
空言无补于实际，汪氏不仅不能将左派团结起来，使之共同反蒋，反而使得武汉阵营更加动摇。在反蒋行动方面，唯一能够算得上有点实际成效的，也只是争取到了江西一地的支持而已。
江西原为蒋介石的控制范围，但在蒋介石离开江西后，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以江西省政府主席的名义掌握了实权。朱培德原来的苏联军事顾问利曼诺夫为了把他拉到武汉一边，专程跑到江西找他，做了许多工作。在一次谈话中，两人提到了和中共的关系问题，利曼诺夫竭力说服朱培德，强调：“与中国共产党人决裂，就是与革命决裂。要想成功，只有实现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朱培德颇以为然，连声说：“是的，是的。”自此，他才投向了武汉一边。
时机被错过了
武汉政府在财政经济上面临着很大困难。武汉三镇那时集中着除蒋派外的几乎所有国民革命军及政治组织，后勤需求浩繁。原本武汉政府派财政部长宋子文前往上海，欲接管上海、南京等地的财政，但被蒋介石挡在了门外。
“四一二”之后，蒋介石所控制的长江下游地区更是对武汉实施了经济封锁。
广州曾是北伐的大后方和大本营，可是在“清党”过程中，李济深改组了广东省政府，直接导致有八百万银圆储备的广州中央银行对武汉政府不再予以支持。
面对一连串的围堵，武汉政府只得颁布《现金集中条例》，走上了靠发行纸币来维持开支的道路。然而这条路同样步履维艰，几天后，北京、上海银行界便共同宣布与汉口各银行断绝往来，南京政府也明令禁止武汉中央货币的流通。
如此一来，犹如雪上加霜，武汉中央银行的钞票变得一天比一天不值钱，一个人吃顿饭就要十多块钱，而用其他银行的钞票，即便吃一顿好的，一块钱也就够了。可以说，武汉的整个经济状况已到了近乎窒息的程度。
显然，只有主动突围，给予蒋介石以有力打击，武汉方面的处境才有得到改善的可能，但国民党内的主流意见却是先举行北伐。
苏联总军事顾问加伦也持这一看法，按照他的分析，当时中国有三大力量，分别是北京的张作霖、南京的蒋介石和武汉阵营。以一般人的观点来判断，张作霖的实力最强，蒋介石次之，武汉最弱。张作霖恃其兵力之盛，正在河南增兵准备南下，如果武汉阵营能首先消灭张作霖，那么自身的实力地位就能跃升第一，在三强之中便能稳操胜券。
加伦是个军事家，他的论点主要还是着眼于战场博弈。打个比方来说，就是他认为武汉方面是条“小鱼”，蒋是条“中鱼”，张是条“大鱼”。
“小鱼”要想立于不败之地，最好是能寻机先吃掉“大鱼”，把自己养肥后再与“中鱼”对决。
与加伦不同，苏联总政治顾问鲍罗廷是东征的支持者。鲍罗廷说，历史上任何一个革命，都要先肃清内部，现在内部已产生了第二个陈炯明（指蒋介石），怎么谈北伐？他主张乘蒋介石立足未稳之机，迅速实施东征。在他看来，唯有除去蒋介石这个心腹之患，武汉政府才能立住脚，也才可以从从容容地进行北伐。
中共的立场相对更为微妙，张国焘对加伦的见解持赞成态度，理由倒不是什么小鱼吃大鱼，而是他发现东征根本就组织不起来！
无论东征抑或北伐，都要靠枪杆子说话。大革命时期，中共除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外，并不名正言顺地掌握军事集团。这与苏联的援华政策又有着相当大的关系，鲍罗廷有一句人所共知的“名言”，即“中共是中国革命中的苦力”，他向来都把开展群众运动列在各项任务的首位，末位才是帮助中共建立武装。
即便在中山舰事件之后，苏联军事援助的大门仍只对国民党敞开。鲍罗廷曾经这样讲道：“现在说空话是无补时艰的，唯一可以指望的东西，是我口袋里还有一些草。”
“草”者，苏联运来的军火也。鲍罗廷试图用这种办法来改变蒋介石的态度，但事实上，“草支票”的兑现只是壮大了蒋介石的实力，中共却因为没有自己的正规武装，在一些人眼里，“已降格为无足轻重的啦啦队”。
中共领导人不是没有看到问题所在，张国焘为此向鲍罗廷郑重提议：苏联政府既然可以将大量军火供应不可靠的蒋介石，为何不直接供应一些给中国工农？
张国焘还表示，如果苏联政府能够直接向工农提供军援，中共可以通过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所控制的港口，协助解决运输上的困难。
鲍罗廷考虑了一阵后，还是拒绝了这一提议，给出的理由是时机尚不成熟。
不是时机不成熟，是时机被错过了！
等到需要枪杆子的时候，便只能单纯依赖于支持武汉政府的国民革命军。在这些军队中，张发奎的粤军和唐生智的湘军是最重要的两支力量，若要发起东征，就必须得到他们的赞成和支持。
张国焘和加伦所了解到的情况是，一些粤军将领认定主要敌人是张作霖，都主张先北伐，打倒张作霖再说。这些将领甚至引述中下级基层军官的话说，先东征讨伐蒋介石是“自家人打自家人”，容易影响士气。
相对于张发奎，唐生智与蒋介石的个人矛盾较深。当初唐生智想扩充自己的势力，把一个军扩成三个军，蒋介石极力反对，还讥讽道：“看来，我们得为军长们修建一个全国性的疗养院了，以后军长会多很多很多的。”
由追逐军权引发的争斗，使得唐生智几乎逢蒋必反，但他的反蒋主要还是停留于口头上，碰到要与蒋介石硬拼，消耗自己实力这种事，又只会选择绕着走。
几天后，鲍罗廷也转变了态度。他在中共中央的一次会议上发言说，现在奉张的军队正沿京汉路南下，如果此时东征，武汉有受奉张侵袭的危险，因此武汉的军队应与潜伏于潼关的冯玉祥部进行配合，先消灭河南方面的奉军，再定第二步办法。
这样，国共在再次北伐上就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1927年4月19日，国民革命军在武昌举行誓师典礼，随后各部即以唐生智为前敌总指挥，沿京汉路进行北伐。
人算不如天算
汪精卫、陈独秀先后到达武汉后，国共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由汪精卫任主席。汪精卫最初似乎还比较热心于团结国共两党，有通过联席会议来解决武汉内部分歧，进而稳定反蒋阵线的意图，但是很快，他的论调主题就变了，“工农运动的过火”开始替换“东征讨蒋”。
中共方面倒确实希望联席会议能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比如你指责工农运动过火，那就得说清楚何种行为属于过火，何种行为属于不过火，并就此制定出详细措施。可是一说到这些，汪精卫的态度就显得非常冷淡，他说具体问题应由有关机关做出具体规定，但这些所谓的有关机关又从来没有提出过什么具体规定。
大家发现，汪精卫其实只是个空谈家而已，他根本不具备负起责任领导一切的能力和胆魄，尤其在了解到武汉政府所面临的实际困境，对反蒋前途感到悲观后，他性格中既软弱又圆滑的一面也暴露无遗。换言之，此人主持和参加联席会议并不是要真正解决问题，而是想通过反对工农运动等言论，向外界表明自己向右转的政策倾向，以便为将来预留后路。
和善于空谈的汪精卫颇有相似之处，身为中共领袖的陈独秀身上也颇多书生气。久而久之，联席会议已沦为茶话会，往往都是先由汪精卫在那里叙述一些工农运动如何如何过火的事例，再由陈独秀起而唱和一番，或加以若干轻描淡写的答辩，之后会议便草草收场。
“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是后期国共联席会议的真实写照，这使得它既不能收到稳定局势的效果，也无法在国共合作反蒋上取得任何突破。
就在反蒋行动近乎陷于停滞之际，武汉政府的敌人们却相继使出了毒招。
1927年4月28日，在北洋首领张作霖的主使下，以中共北方领导人李大钊为首的二十名国共人员被害。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当张作霖尚在考虑是否处死李大钊等人时，曾有“南方某要人”密电张作霖，主张将他们即行处决，事后有报纸披露，所谓“南方某要人”其实就是蒋介石。
李大钊等人被害案不仅使国共痛失了一批精英，而且还给两党在北方的活动造成严重破坏。与此同时，宁汉双方虽然在军事上暂未相互直接攻击，但蒋介石一直都未放弃从内部颠覆武汉政府的活动。
川东的杨森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宁汉分立后，两边都在对他进行争取，南京开出的条件是让其控制汉阳兵工厂，武汉则是提供一船军火。杨森一算账，兵工厂好似能够下蛋的老母鸡，他觉得这个更合算，便集中一师之众，分乘数艘火轮顺流东下，秘密袭取宜昌。
驻防宜昌的夏斗寅独立第十四师彼时正分散于鄂西各地，短时间内难以集中，只得慌不迭地撤出了宜昌。之后他们即移防沙市，这一举动立即引起了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警觉。
邓演达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国民党左派，同时又是武汉政府名义上的军事负责人，他虽无直辖部队，但各方并不敢予以轻视。
比如张发奎及其手下的粤军将领，他们与邓演达之间既是同乡同学（保定生），又是多年同事，双方合作起来没有太多障碍。又比如唐生智，他尽管是前敌总指挥，然而所指挥的湘军与粤军相比并不占有优势，只要粤军支持邓演达，他就不得不对之谦让三分。
早在再次北伐开始前，邓演达就认定唐生智是危险人物，不可靠，在北伐军向前推进的过程中，两湖也不能落入唐生智之手，否则对方的所作所为将很难控制。为此，在编制兵力时，他特地将前后方的湘军和粤军平衡配备，以便使唐生智部在两边都不能独立担当任务，同时还把受唐生智节制的夏斗寅部改编成独立第十四师，直属中央指挥。
夏斗寅部不是湘军，是鄂军，用这支部队来巩固武汉后方，当初看来似乎没有什么不合适。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夏斗寅守不住宜昌且不说，更严重的是不经请示即擅自移防沙市，这其中就隐伏着倒戈的可能。
此时中原战事正酣，邓演达正在河南督战，事发后他急忙赶回武汉进行处置。让邓演达感到格外焦虑的是，如今的武汉近乎是一座空城，北伐军一时半会儿又不能撤回来，如果夏斗寅真的叛变了，同杨森合力东下，直捣武汉，那是一个什么局面？
邓演达曾派共产党员包惠僧到第十四师任党代表，但事发前包惠僧触犯党纪，已被中共中央调回武汉。抵达武汉后，邓演达便让包惠僧以政府代表的名义去见夏斗寅，劝其立即返回鄂西，条件是答应将第十四师由师扩充成军。
“现在的局势，我们不是要消灭夏斗寅，而是要争取夏斗寅，我们不难为他，你去不会有危险。”
听了邓演达的话，包惠僧只好冒险一试，乘着为第十四师运送给养的“江天”轮离开了汉口。
大势去矣
1927年5月14日上午，“江天”轮到达沙市下游的嘉鱼。嘉鱼县的江边停着几只小火轮、几十只民船和一只汽船，它们同“江天”轮交换了信号，“江天”轮遂在江中抛锚。
不一会儿，一只小火轮和几只民船靠拢过来，包惠僧认识的几个官兵登上了“江天”轮。包惠僧这才知道，夏斗寅的部队已经东下到了嘉鱼。
按照来人的要求，包惠僧带着卫士和译电员下了“江天”轮，坐小划子来到江边停泊的汽船旁。夏斗寅派来等候的副官长周崇新就坐在汽船上，他和包惠僧打着招呼，让包惠僧登上汽船，但表情非常冷淡。
包惠僧从汽船下层走到上层，两旁持短枪的卫兵神情都很紧张，有人手上还拿着麻绳，周围一副弓上弦刀出鞘的肃杀气氛。等包惠僧登上船顶舱房，与周崇新相见的时候，只听得后面一阵吵闹，卫士已被缴了枪。
周崇新首先交给包惠僧一封通电。看到这封通电，包惠僧从心底里蹦出四个字：大势去矣！
原来夏斗寅在失守宜昌后，既怕身后的杨森继续追击，又担心武汉政府追究其弃守重镇的责任，内心十分惶恐。
夏斗寅的鄂军小集团成军已有十年之久，在这十年里，各大诸侯争战不息，他们能够一直成建制地延续下来，靠的无非就是夹缝里求生存、见风使舵的本事。夏斗寅和他的部属无论对于唐生智还是武汉政府，实际都谈不上有多少忠诚度，只不过临时挂个单而已。
现在一看情况不妙，团长万耀煌便引述历史上陈胜、吴广“失期者斩”的例子，建议夏斗寅改投南京。
在万耀煌等人的怂恿下，夏斗寅下决心背叛武汉政府。他仿效杨森偷袭武昌的办法，一边秘密分配船只，做出击武汉的军事准备，一边向武汉政府报告，说他的部队已击败杨森某部，目前正集结兵力，“一俟准备完成即反攻宜昌”。
未离开沙市以前，夏斗寅至少每隔一两个小时就向武汉发出一次报告，有的是报告打胜仗，有的是报告打败仗，当然，获胜的报告要比落败的报告多，为的就是麻痹武汉政府。
他们最后一次发出的电报是告捷电，电报发出后即破坏电报系统，将陆上所有电线也都予以截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