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黑塞的生平与作品(3)

寓居凯恩赫芬期间，黑塞亦写下了他一些最受欢迎的故事与小说（如《在轮下》及《生命之歌》Gertrude）。声名日噪的结果，使他不得不卷入成功文人的作秀生活。除了与人合办一份“自由——反对派”的杂志《三月》（M.rz）之外，他亦被坚邀为战前的其他流行期刊撰稿。除此之外，他亦为好几十本书籍撰写书评，并编辑了好几本选集及德国浪漫文学的作品。就一切外在的标准来衡量，黑塞应该可以算是一个成功的年轻作家。但是，表面上的幸福却只是虚饰着他内心所潜伏的情感不满而已——家庭生活的不如意，在他的小说《艺术家的命运》（Rosshalde，1914）里，曾毫无保留地被揭穿，该部小说曾对艺术家的家庭生活作了一个结论——一个成功的艺术家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丈夫与父亲。

1911年，黑塞跟画家汉斯·史都杰纳吉（Hans Sturzenegger）前往东印度旅行，但是到了印度之后，他发现一个完美的东方乐工的期望却落空了。一直到10年之后，黑塞才终于能够坦然面对他的东方经验，并在小说《流浪者之歌》里，将之客观化。但是同时，他仍然试图透过外在的推动力，以补偿他内在的混乱。

1921年，他举家自凯恩赫芬迁到伯恩，随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便爆发了。跟他同时代许多德国人与法国人不同的是，他自一开始即对这次战争大感恐慌。黑塞透过许多流传极广的反战论文——皆收集于《如果战争继续下去……》一书里——强烈地抨击当时迷漫全欧的好战心态，他这种反战态度触怒了他的许多朋友与读者，他们立即转过来以冷嘲热讽的态度敌视他。这种严重的心理震荡复因他家庭的遭遇而加剧：1916年，他父亲病故，他的幼子也病得相当厉害，而他太太也因情绪上的严重困扰而不得不进入精神病院治疗。在这些重重压力的烦扰之下，黑塞终于不得不于同年年底住进鲁柴伦（Lucerne）附近的松麻特疗养院（Sonnmatt），接受杨格的一位门生约瑟夫·朗博士（Dr.Josef B.Lang）的照护。但是不要以为黑塞经此打击就无法再从事任何有意义的活动。事实上，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仍然积极地为瑞士的救援组织工作，并在瑞士编辑一份双周刊的周日杂志，为德国战俘出版文学刊物，且为被德国拘禁的人编辑一份报纸。此外，我们必须提醒的是，心理分析对黑塞的震撼，并不只是一种启示而已，它同时对他过去自伟大文学作品间接求得的洞见，也作了一种系统性的证实。黑塞与朗博士之间的心理晤谈一直持续到1917年，其间，他又经由朗博士的介绍而结识了杨格，由于这两位心理学大师的启发，他确有一种精神解放之感。在经过了传统是非观念冲突的历练之后，黑塞终于学到在他自身灵魂及世界里认识它们的存在。但是此种认识并没有迫使他的思想与情感接受社会既定的形态，他决意接受他自身意识里的“混沌”状态，在此种混沌状态里，善与恶之间的界限并没有原初基督教伦理般地醒目而清楚。此种心灵解脱的直接产物乃是小说《彷徨少年时》，该小说是黑塞在1917年的几个星期内写成的。这部小说的激进伦理理念在他1920年出版的《混沌之一瞥》里，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两篇论文中，更为系统地表陈出来。这两篇论文曾引起艾略特的注意，他在《荒原》诗作的注脚里，曾提到这本书。

当战争结束时，黑塞便结束了他在伯恩的业务，此时，他决心彻底摆脱他的过去。1919年初，他离开了家庭，只身搬到南瑞士的“迪西诺”（Ticino）。在鲁加诺（Lugano）山上的蒙达纽拉（Montagnola）镇里，黑塞度过了他后来所称的，他一生中最快乐且成果最丰硕的一年。为了象征这种新的开始，黑塞在那一年——匿名辛克莱（Emil Sinclair）——出版了许多作品——包括小说《彷徨少年时》以及几篇散文。除此之外，黑塞还写下了他两部最优美的小说——《克林梭最后的夏日》（Klingsor's Last Summer）及《克林与华格纳》（Kleinand Wagner）——并开始小说《流浪者之歌》的创作。1919年，他甚至严肃地考虑要放弃他写作的生涯，改行当画家（虽然他主要仍以写作为业，但是水彩画已愈来愈成为他的重要副业，同时也是他收入的来源之一）。

然而，1919年的幸福感并没有持续下去。接下去，黑塞便面临到他所说的，他一生中最沮丧且成果最差的岁月。此外，战后的通货膨胀使他的积蓄耗光，而他的德国版税也几乎化为乌有。为了贴补他拮据的经济状况，他开始在自己诗集与童话故事上加上插图，以收取佣金。在1923年成为正式的瑞士公民之后，黑塞即因此后一直令他深受其苦的风湿痛，而首次前往巴登（Baden）温泉作秋季之旅，他在巴登经常住在维雷纳——霍夫饭店（Verena-Hof）的同一个客房里[根据有关记载，黑塞在1924年曾再婚；但与露蒂·布恩卡（Ruth Wenger）女士的此次婚姻仅持续了几个月，而于1927年正式仳离]。1925年至1931年，黑塞皆在苏黎士过冬，而中断了他在蒙塔诺拉的隐士生活。

黑塞最后30年的生命，应始自他与妮侬女士（NinonDobin）的婚姻以及他们迁入蒙达纽拉的新居（1931年），这所新居是他友人汉斯·鲍德玛（Hans C.Bodmer）为黑塞兴建的，此一阶段，黑塞的生命，无论在气质或在内涵上，皆异乎他过去的50年。此后，黑塞每年秋季仍然到巴登温泉乡疗养几个星期，并经常在殷嘉定（Engadine）的西尔斯·玛里亚（Sils Maria）避暑。但是这些短暂的居留，只不过是他新生命平稳节奏的一个温和节拍而已。黑塞前40年的生命系以狂热的外在动作——逃学，离家出走，走遍欧亚两地，远离家庭生活——为其主要特色。1919年至1931年间，外表上至少平静了一些，但他的内心却为一种精神重估的狂暴过程——即他所谓的“自我炼狱的旅程”——所撕裂。而在最后一个阶段里，他的生命则似乎闪烁着内在的平和与外在的宁静。

确切地说，在30及40岁出头之时，黑塞仍然介入于外在世界：他不断地写信给友人抗议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他写了几十本书的书评，特别是在德国被禁的作家所写的书籍；他帮助许多朋友与同事逃离了纳粹的魔掌。而在战后，他立即获得新的赞誉——诺贝尔文学奖与歌德奖等殊荣——先后降临到他身上。许多读者业已认识到，黑塞的作品业已完整地保存了，在国家社会主义12年的文学与文化真空状态中所丧失的许多价值（精神的无时领域）。

虽然底下的世界动荡不安，但是黑塞在蒙达纽拉山上的生活，皆始终根据某种不变，甚至是神秘的形态运行着。或许，黑塞是因为久习于这种生活形态，才不敢前往德国或瑞典去接受文学上的殊荣吧！

值得吾人三思的是，在1943年《玻璃珠游戏》出版之后，黑塞几乎不再写任何小说及分析性的自传。直到1962年8月9日他死之前，他自我表白的必要性皆由公开的信函及回忆性的散文来补足——或许，这是他最适当的自我表白方式吧。

一般黑塞的爱好者，对黑塞的小说虽然赞誉备至，但是他们对黑塞事迹的了解却十分有限。黑塞的读者如果能够一阅《黑塞自传（孤独者之歌）》的话，他们将立即会发现，黑塞小说的引人之处并不全在于它的“虚构性”，最主要的仍在于作者表现他自身生命的“性质”。

事实上，黑塞早年的生活形态正是“疏离化”青年的一个典型——既无法接受过时的价值，又不愿出卖现行体制，于是自弃于结构化的社会以寻求自我。而黑塞成年后的精神危机则反映出本世纪许多中年以上的人的“良心危机”（crisede conscience）——他们因过去十年的“世态”——战争、贫穷、技术化——而被迫重估自身的价值。而我们的“老”黑塞，正如《玻璃珠游戏》的那些“宁静致远”的哲人一样，正代表着另外一种生活模式。他自安于自己的信仰，因此不为狂热地追求自我个性所扰，他在蒙达纽拉山上创造了他自己的“卡斯塔里”，而在“现实”之中，生活在价值完美无缺，生命根据永恒不变的形态而运作的精神领域里。在以下的篇章里，我们将再度幸会“辛克莱”“悉达多”“哈勒”、古德孟特及纳希特等人——其实，这些人皆是黑塞自己。或以黑塞自己在《玻璃珠游戏》里的“自剖”来说，自传性的作品往往能显现出作者本身的“生命活力”。就此而言，黑塞的虚构性角色绝不只是短暂的“装扮”而已。

西奥多·齐奥科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