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暗。或许我快要死了。妖魔鬼怪纠缠着我，心脏监视器、氧气筒、点滴、七缠八绕的塑料管，这全都是死亡的征象。我闭上双眼，滑入黑暗。
但接着，我由床上一跃而起，冲出病房，闯进阳光灿烂的葛兰艾可游乐园，几十年前，我曾在这里度过许多夏日的星期天。我听见旋转木马的音乐，闻到黏腻爆米花和苹果的甜香。我一直向前走，并没有在雪糕摊、云霄飞车或摩天轮前迟疑驻足，一直朝着鬼屋票亭前的人龙而去。付了票款，我等着下一列缆车由角落转来，轰隆轰隆在我面前停住。坐上去之后，我放下安全杆，把自己牢牢锁在里头，再朝周遭望一眼。那里，在一小群围观者中，我看到了她。
我挥舞双臂，拼命喊叫，声音大到人人都听得见：“妈妈！妈妈！”就在这一刻，缆车一个踉跄向前移动，撞上鬼屋的旋转门，门立即张开大口，露出黑暗的深渊。我尽量朝后靠，在被黑暗吞噬以前再度大喊：“妈妈！我表现得怎么样？妈妈？我表现得怎么样？”
我从枕头上爬起身来，想把梦境甩掉，即使在这时，这些字眼依旧卡在我的喉头：“妈妈！我表现得怎么样？妈妈？我表现得怎么样？”
然而妈妈已经入土六尺，葬在华盛顿郊区安纳柯斯夏墓地的松木棺中已经十年了，尸骨已寒。她还剩下什么？我猜只有骨骸了。微生物显然已经销蚀了她每一寸的肉身，或许还留下几绺黑发，或许还有几块发着幽光的软骨还黏附在大块的骨头上——大腿骨和胫骨。哦，对了，还有戒指。在骨灰的某处必定留着父亲买给她的银细丝婚戒，那是当年他们坐统舱由半个地球以外的俄罗斯抵达纽约之后不久，父亲在海斯特街买的。
是的，很久以前了。已经十年了，她已经驾鹤西归，肉身也都腐化了。只剩下头发、软骨、骨骸和一枚银婚戒。然而她的音容依然埋藏在我的回忆和梦里。
为什么我在梦里向妈妈招手？多年来我已经不再招手了，多少年？说不定有数十年。或许就是半个世纪前那个下午，她带着八岁的我上父亲店铺转角的西尔文影院看电影那次。虽然影院里还有很多空位，她却一屁股就坐在比我大一岁的街头小霸王旁边，“太太，那个位子有人坐。”他咆哮道。
“哦，有人坐了！”我母亲一边轻蔑地说，一边调整姿势，“他还占位子呢，这位大人物！”她向周遭的人这么宣布。我尽量缩进红褐色的天鹅绒椅垫里。稍后，在灯光已熄的影院中，我鼓足勇气张目四顾。他就坐在那里，几排后面他朋友的身旁。没错，他们正瞪着我，还用手指指点点，其中一个握起拳头，装模作样地说：“等着瞧！”妈妈毁了我的西尔文影院，现在那里成了敌人领地，是我的禁地，至少在光天化日之下是如此。如果我想要看周六的电影——太空英雄、蝙蝠侠、青蜂侠，就得在影片开演之后蹑手蹑脚地进去，在黑暗中摸到戏院最后一排的位子，越靠近逃生门越好，而且要在灯光打亮之前赶紧溜走。在我家附近，什么都比不上逃过被扁的噩运重要。挨揍不难想象：顶多给你下巴来上一拳就了事，打你耳光、飞脚踢人也都差不多，但被打得鼻青眼肿，我的老天爷。你还剩什么？你已经完蛋，永远被贴上“被海扁”的标签。
向妈妈招手？为什么我会招手？年复一年，我和她虽朝夕相处，却相互憎恨的朝夕相处之后？她虚荣、一意孤行、爱管闲事、疑心、满怀敌意、抱持强烈偏见和不可理喻的无知（然而就算我也不得不承认她很聪明）。我从来不记得曾和她共度温馨的时刻，也从不以她为我的母亲为傲，我从没有过“有她做我妈妈我真高兴”的念头。她是个刻薄的人，对任何人都有刻薄的批评，只除了对我父亲和姐姐之外。
我爱汉娜姑姑，她是我父亲的妹妹：我爱她的甜美、温暖，她的烤热狗夹在脆脆的香肠片里，她的卷面饼无人能出其右（但我弄丢了食谱，而她的儿子又不肯再给我一份，此事说来话长）。我最爱周日的汉娜姑姑，那天她的熟食铺休息，她会免费让我玩弹球机达数小时。我总是把小团的纸块塞在弹球机的前脚下，减缓珠子落下的速度，以求获得更高的分数，她也从不会阻止。我对汉娜姑姑的赞美和崇拜令妈妈怒不可遏，她对汉娜姑姑做了连珠炮似的恶毒攻击：汉娜的贫穷、她对店员工作的厌恶、她的缺乏生意眼光、她那老土丈夫、她的缺乏自尊，只知伸手接受别人给的一切。
妈妈的言辞令人无法忍受。她的英文有很重的口音，还夹杂着许多意第绪的词语。她从没来我的学校参加过家长会，真是谢天谢地！一想到把她介绍给我的同学，我就不禁汗毛直竖。我和妈妈斗争、反抗她、向她大吼大叫、逃避她，最后，在青春期中期，我干脆不再和她说话。
我童年时期最想不通的就是，爸爸怎么能忍受她？我还记得周日上午的幸福时刻，他边和我下棋，边随着唱片哼俄罗斯或犹太歌曲，头还随着旋律摇摆，但迟早这愉快的气氛会被妈妈从楼上传来的刺耳声浪打断：“吉佛特，吉佛特，够了！Vasyizmir，唱够了，噪声够了！”爸爸会一言不发地起身关掉留声机，在沉默中继续和我下棋。我祈祷了多少次，爸爸，求求你，只要一次就好，打倒她！
因此，为什么招手？为什么在我生命的最后还要问：“我表现得怎么样？妈妈？”难道——这样的可能让我感到惊恐，难道我的一生都以这名可悲的妇人为主要观众？终我一生，我都想要逃离、躲开我的过去——犹太小村庄、统舱、犹太区、犹太教徒祈祷时披的大方巾、黑色的犹太长袍和杂货店。终我一生，我都追求解放和成长。难道我既没有逃脱我的过去，亦未摆脱母亲？
我多么嫉妒父母亲慈爱、慷慨、和蔼的朋友。然而他们却很少想到他们的母亲，既不常打电话问候，也很少探望、梦到甚至想到她们。而我却每天都得一再地把母亲的身影从心中洗涤除尽，甚至连现在，她死后十年，还经常出于反射拿起电话想打给她。
在理智上，我能了解这一切。我曾就这个现象做过演讲，向病人解释受虐儿童常觉得很难摆脱病态家庭的阴影，而慈爱父母教养下成长的孩子往往没有这方面的困难。毕竟，好父母的天职不是让羽翼已丰的孩子顺利离家吗？
我明白这点，但我不喜欢它。我不喜欢母亲每天来看我，我恨她悄悄溜进我心中的缝隙，使我无法把她连根拔起。最重要的，我恨在我生命之终，却不得不问：“我表现得怎么样？妈妈？”
我想到她位于华盛顿养老院中塞得满满的椅子，这张椅子挡住了她房间的入口，椅旁的小桌上陈列着我所写的每一本书，每种至少一本，多则好几本。十来本书再加上另外二十几本外文译本，成排地堆放着，摇摇欲坠。我经常想，只要来一场中级地震，就足以把她淹没在她独子的著作下。
我每次去看她，她都一动也不动地坐在椅子上，膝上放着两三本我的作品。她掂量它们的重量、闻它们、抚触它们，一切的一切，就是不读它们。她的眼睛已经快瞎了，但就算她能看见，也不可能理解书中的内容：她受的唯一教育就是要归化成美国公民前上的归化课。
我是个作家，而母亲却不识字。然而我依旧向她追求毕生作品的意义。她怎么评估我的著作？靠气味？还是纯凭书的重量？封面设计？抑或书皮光滑如铁弗龙般的触感？我费尽心血的研究、灵光一现的启发、上穷碧落下黄泉才得来的优雅文句……她永远不明白这些。
人生的意义？我的人生意义？堆在母亲案头摇摇欲坠的那些书里，就包含了我对这些问题自命不凡的回答。“我们都是追求意义的生物，”我写道，“必须面对被抛入无意义宇宙的困境。”接着我解释，为了避免虚无主义，我们必须有两个使命：第一个使命是发明或发现生命意义的计划，让我们足以为它奉献一生；第二个是努力忘却前方才发明的行为，说服自己并不是发明而是发现了生命意义的计划，它原先就独立发生在“存在”之外。
虽然我佯装接受每一个人对生命的意义的解答，不做判断，但其实却偷偷地把它们分为铜、银和金三层。有些人一生都执着于报复式的胜利；有些人则在绝望的束缚下，只能梦想和平、超越和免于苦痛的自由；有些人为了成功、富足、力量和真理而奉献生命；也有些人追求自我超越，为某种信念或其他生命，比如所爱或神祇倾其所有；另外也有人在奉献、自我实践或创意表达中，找到生命的意义。
尼采说，我们需要艺术，以免因真相而死亡，因此我认为创造力是黄金之道，转变了我全部的生命、所有的经验、整个的思想，化为心灵的沃土，让我不时能由其中塑造美丽新事物。
然而我的梦却透露了另一层看法，它指出我的一生都在追求另一个目标——争取已逝母亲的认同赞许。
这个梦的控诉具有无可忽视的强大力量，令人心头澎湃难以释怀。然而我明白，梦并非不可理解无法驯服，终我一生，我都是解梦人，我早已学会如何把它拆解组合，如何挤出梦里的秘密。
因此，我任头坠回枕上，任思绪飘浮，重新把梦的发条转回鬼屋的缆车座位上。
缆车突然停住，让我撞上安全杆。过了一会儿，它逆向行驶，缓缓退回旋转门，再度浮出阳光灿烂的葛兰艾可游乐园。
“妈妈，妈妈！”我双手挥舞呐喊，“我表现得怎么样？”
她听到我了。我看到她左推右挤，穿过人群：“欧文，你这算什么问题啊。”她边说边解开安全杆，把我拉出缆车。
我看着她，她约莫五六十岁，矮胖结实，毫不费力地拎着鼓鼓的木柄绣花手提袋。她长相平庸，但却不自知，走路时抬头挺胸，一副自以为漂亮的模样。我注意到她上臂垂下来的赘肉，她的长袜松了，堆在膝盖上方。她给了我湿湿的一个吻，我也假装回应。
“你表现得很好。还有谁能奢求更多？这些书，你真让我骄傲。要是你爸爸能看得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