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关中迎来了大丰收，生产得到了恢复，李世民的统治也逐渐巩固。那时突厥地区连年遭到灾害天气，牲畜大量死亡。突厥可汗对各部进行勒索，各部纷纷叛离。李世民觉得时机成熟，就派大将李绩、李靖带领十几万军队出击突厥，俘虏了突厥可汗，东突厥灭亡。李世民见到突厥可汗后说：“当年我们歃血为盟，你也没有违背我们的誓约，所以我不会杀你。”还把他和他的家属安置好。然而突厥可汗住不惯房屋，在院子里搭了帐篷，每天和家人相拥而泣。李世民知道后，让他当虢州刺史，对他说：“虢州的野兽很多，可以打猎，和你家乡的环境比较接近。”可是他不想去，李世民又任命他为右卫大将军，赏赐了大量田宅。后来突厥可汗病死，李世民按照突厥的风俗施行火葬，为他修筑了高大的坟墓，让他的儿子终身袭得父亲的官职。
对于归附唐朝的突厥人，李世民不知应该怎样处理才好，于是召集群臣商议。有的大臣主张把他们分到内地的各州县，改变他们的生活和风俗；有的大臣如魏征等，认为突厥人来到内地会有后患，主张让他们回到原来的地方居住。李世民最终采取了温彦博的主张，把归附的突厥人安置在河南朔方，保留原有的部落，维持原有的风俗习惯，仍以畜牧业生产为主。也有近万户突厥人住进了长安城，与当地人和睦相处、热闹非凡。李世民还任用了一些少数民族大臣，比如以智勇闻名的阿史那社尔，他被李世民封为左骁卫大将军，后在平定高昌的战役中立功，被封为毕国公。还有一位被封为左领军将军的契苾何力，他屡建战功，有一次他被敌军刺伤，李世民还亲自为他敷药疗伤。
唐太宗李世民统治下的大唐王朝，国力强盛，他和手下的将领们四面出击，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四海折服，周边各族的首领派出的求婚者纷至沓来，所以唐代也是我国历史上和亲公主最多的一个朝代。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文成公主入藏，嫁给吐蕃的松赞干布。当时突厥、波斯、霍尔、格萨、吐蕃等都派出了使者前往长安求婚。李世民出了几个难题给这些使者。第一道题是分辨出一百匹小马的妈妈，松赞干布的使者让人把母马喂饱，母马吃饱后开始招呼自己的小马去吃奶，于是他毫不费力地解开了这个难题。第二道题要用线穿过弯曲孔道的玉石，松赞干布的使者捉来一只蚂蚁，把细线粘在蚂蚁脚上，在玉石另一个孔处抹上蜜，蚂蚁闻到蜜香，使劲往里钻，结果又是松赞干布的使者得胜。第三道题是让使者分辨一根两头被削得一样粗细的木头，哪头是树梢，哪头是树根，松赞干布的使者把木头放在河里，木头浮起，轻者是树梢，重者是树根。最后一道题要在五百个打扮得一模一样的姑娘中认出谁是文成公主，松赞干布的使者从一位老妇人那里得知公主从小喜欢涂香水，经常引得蜜蜂在周围飞，于是他辨认出了公主。文成公主进藏后将当时汉族的纺织、建筑、造纸、酿酒、制陶等先进生产技术，以及儒家书籍、历法、医药等带了过去，促进了民族团结和文化交融。
东突厥灭亡后，薛延陀汗国强盛起来。贞观二十年（646年），唐朝出兵平定漠北。贞观四年，四夷君长请唐太宗李世民当天可汗，群臣及四夷皆称万岁。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朝设置六都督府七州，统治漠北。诸部的首领纷纷说：“我们都是唐朝的子民，到天可汗这里来就像见到父亲，请在回纥、突厥部修建道路，称之为参天可汗道，我们世世代代都会是唐朝的臣民。”
后来，唐太宗李世民逝世的时候，几百名少数民族首领听到这个消息，放声大哭，有的甚至剪去头发，用刀划破脸，割去耳朵，用鲜血去祭奠天可汗。阿史那社尔和契苾何力闻讯赶来，请求自杀殉葬。松赞干布也写信致哀说：“先皇驾崩，现在新的皇帝登基，如果有哪里的臣子不忠，我会带兵协助。”可见“天可汗”唐太宗在少数民族地区是多么深入人心。
集思广益，改革吏制避专权
唐太宗李世民对政治制度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其中的吏制改革不但避免了大臣专权的现象，还加强了皇权，巩固了自己的统治。李世民自己亲身经历过隋王朝从强盛到衰败的整个过程，隋炀帝刚刚登基的时候，隋朝还十分兴盛，储备的粮食够全国食用五十年之久，但是仅仅用了十三年，隋王朝就在农民起义的冲击下土崩瓦解，落得了灭国的悲惨下场。他认真思考过这其中缘由，除了隋炀帝自己昏庸无道之外，政治腐败、官吏侍宠专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唐朝的时候继承了隋朝的制度，中央实行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制，尚书省主要负责行政事务，最高长官是尚书令，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中书省主要掌管军国政令，最高长官是中书令；门下省主要掌管出纳王命，长官为侍中。唐朝初年，尚书令、侍中和中书令都是宰相，但是其中尚书令的地位最为高贵。
在唐高祖李渊统治时期，便对隋朝的各项制度进行了一些改革，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时期，中央和地方的机构改革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行政效率得到了提高。李世民起用了一些资历较浅、品位较低的官员来参与朝政，人数没有限制，也没有统一的名目和头衔。
贞观八年（634年）的时候，尚书仆射李靖因病向皇帝提出了辞职的请求。唐太宗求贤若渴，不想失掉李靖这个人才，但是看他的确是身患重病，就同意他先回去休养一段时间，但同时下令，让李靖的病情好转后就两三日到“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让他隔三差五地去中书门下执行宰相的职权，参与朝廷的决策。
贞观十七年（643年），李世民又让李勣以太子詹事的名义担任中书门下三品，和侍中、中书令的职能一样。中书令和侍中是朝中三品官，“同中书门下三品”就是与中书令和侍中一样参与朝政。在那之后，“同中书门下三品”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便成为用其他官职担任宰相的固定名称。李世民采取这样的方式可以说是十分的聪明，因为原有的三省长官人数有限，用这种方式既可以增加参政决策的人数，达到集思广益的效果，又不会苦恼于让谁担任三省长官才好。而且采用品位比较低的官员和三省长官一起决策，避免了权势大的官员过多，便于控制，还能让宰相之间互相牵制、制约，避免了权臣专权。随着唐太宗李世民这一系列任官措施的改革，尚书和左右仆射的绝对地位开始动摇起来。
李世民十分重视人才的选拔，要求地方官必须德才兼备。他觉得地方官掌管一方百姓的生活和安乐，是亲民官，只有真正为民所忧、为民所思，才能胜任。李世民规定，地方县令必须由五品以上的官员进行推荐，刺史由他自己选拔，为了选好刺史，他把全国各州的刺史姓名写在屏风上，随时记录他们的各种事情，用来作为赏罚的参考。他还规定，地方官每年年末都要来朝廷汇报一次工作，吏部根据汇报和收集来的地方官员政绩，进行品级的评定，优秀的人进行升迁和奖励，政绩差的人进行惩罚和降级。
唐太宗李世民时期的宰相班子和唐高祖李渊时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李渊的门第观念很重，对贵族出身十分看重，看不起布衣出身的朝臣。所以唐高祖时期的朝中重臣大部分都是贵族，比如裴寂、裴矩、萧瑀、封德彝、杨恭仁、陈叔达、窦威等，只有刘文静一个人是出身于庶族。刘文静的父亲本就是官员，勇猛善战，后来因为四处征战而战死沙场，刘文静袭任了父亲的官职，被授仪同三司。但是刘文静最后的下场也并不好。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时期，虽然他从小生长于显贵家族，也有些门第观念，但是在青少年时期经历了长期的战争，了解到百姓的苦难，又接触到了很多来自底层社会但是才华横溢的人才。本着“唯才是举”的原则，只要是有才有志的人，他都兼收并用，给他们安排合适的职位，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太子左庶子张玄素就是出身于庶族，还有刑部尚书张亮出身于农家，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唐朝初年，朝廷的官吏大多由武将担任，这些人都是有功之臣，在沙场上领兵打仗是一把好手，但是处理国事政务就开始纷纷挠头。李世民出身于关陇军事贵族，但是他决定选拔一些真正懂得治国方略的人才，来充实各级政权机构。所以到处寻求有才之士，一旦发现就破格录用。他没有受到关中思想的影响，在贞观时期位居相位的有二十五人，不是关陇贵族出身的多达十八人。关陇贵族是北魏时期主要籍贯位于陕西关中和甘肃陇山周围的门阀军事集团的总称，当时为了保障首都平城的安全，在今天的河北北部、内蒙古南部建立了六个军镇，合称六镇。在最初的时候，六镇将士大部分都是鲜卑的贵族，还有一部分是汉族的豪强，到了后期，汉族慢慢成为了六镇中数量最多的民族。这些人定居关中，各种民族互相通婚，慢慢地就形成了关陇贵族集团。西魏、北周、隋、唐四代的皇帝都出自于这个集团。
李世民还要求，五品以上的官员任命要由宰相讨论之后，经过皇帝的批准才行，这些被选拔出来的官员要轮流到中书省任职，在自己需要的时候随时召见。在处理政事的时候，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官员要相互监督，起草文书的时候也要各抒己见，写好后还要经过中书侍郎、中书令的审查，再送到门下省进行审定，如果有不合适的地方要据理力争，不可以马虎了事。这样既避免了权臣专权和皇帝独断，又保证了各项政策法令制定的准确度。
君心若镜，兼听明偏信暗
在玄武门事变发生之后，有人向李世民告发，东宫有个官员名叫魏征，曾经参加过李密和窦建德的起义军，李密和窦建德失败之后，魏征来到长安，在太子李建成手下做事，还曾经劝说李建成杀掉李世民以绝后患。李世民听后，立刻派人把魏征带来。李世民冷着脸问他：“告诉我，你之前为什么要在我和我哥哥之间挑拨离间？你有什么目的？”旁人听李世民这样问，以为是要跟魏征算账，都替他捏一把汗。但是魏征神态自若、不紧不慢地回答说：“哎，可惜那时候太子没能把你杀掉，要不然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李世民听了，愣了一下，没想到这个人会这样说话，真是胆大包天，但是转念一想，觉得魏征说话直爽，不但没有责怪魏征，反而一挥衣袖说：“罢了，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就不要再提了。”
后来，李世民继位，成为一国之君。他提拔曾经反对过自己的魏征做了谏议大夫。恰好那时，李世民在镇压李建成和李元吉在各地的追随者们，那些人受到各种迫害都在伺机反叛，魏征就此事向唐太宗进谏说：“陛下，作为皇上要不计前嫌，以怨报怨无法解决问题，只能让祸根永远都清除不掉。”唐太宗觉得言之有理，采纳了魏征的意见，下令赦免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部下们，并派魏征作为特使，去做安抚工作。这样，一场一触即发的残酷战争很快就和平解决了。从此之后，李世民对魏征更加信任了。
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说：“历史上的君王，为什么有的明智，有的昏庸？我看隋炀帝这个人，学问渊博，也懂得尧、舜好，桀、纣不好，为什么干出事来这么荒唐？”魏征说：“一个皇帝光靠聪明和学识是不行的，还得虚心倾听臣子的意见，隋炀帝天生聪慧，自以为才高、骄傲自大，说的是尧舜的话，干的是桀纣的事，到后来糊里糊涂，就自取灭亡了。所以要多听各方面的意见，这样可以变得明智，如果只听单方面的话就会变得昏庸，也就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如果治理天下的君王都能够采纳下面的意见，那下情就能上达，他的亲信想蒙蔽也蒙蔽不了。”唐太宗听完连连点头，赞同地说：“你说得真好啊！”
贞观初年，李世民的老部下，汴州刺吏庞相寿因为贪污被人告发，唐太宗极力袒护他，并派人告诉他：“我送你一百匹绢，以后不要再贪污了，你还是做你的刺史好了。”魏征知道此事后，当面责问唐太宗说：“庞相寿因为是你的老部下就可以不追究他的贪污罪，而且还厚赏他，你做亲王时有那么多的部下，如果他们都像他那样贪赃枉法，你又如何惩治他们呢？”在魏征的谏诤下，唐太宗不得不改变了原来的做法。
贞观二年（628年），魏征担任秘书监。李世民想要将官员郑民的女儿纳为妃子。魏征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了人家，立刻入宫进谏，他对李世民说：“陛下，郑民的女儿早已许配给了陆家，您没有详细查问就将她纳入宫中，如果这件事传了出去，该让百姓怎么议论呢？”李世民听后决定收回成命，但是房玄龄等人却坚决要执行诏令。这时，陆家也派人递上了表章，声称之前虽和郑家有资财往来，但是并没有正式订亲。李世民听得半信半疑，又把魏征叫来询问。魏征说：“陛下明鉴，陆家之所以否定此事，是因为害怕您以后会用此事加害于他，所以才谎称并未订婚。”李世民最终还是收回了纳妃的诏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