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金融的未来

更多国际金融中心形成

国际金融中心，是指聚集了大量金融机构和相关服务产业，全面集中地开展国际资本借贷、债券发行、外汇交易、保险等金融服务业的城市或地区。

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是建立在多种资源条件的综合优势之上的，是在一系列供给和需求因素的推动下形成和巩固的。根据历史经验和相关研究成果，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大都包括以下这几个条件：强大繁荣的经济基础；安定和平的政治环境；高效健全的金融制度；分布集中的金融机构；鼓励扶持的政策取向；低廉合理的税费成本；完备齐全的基础设施。

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路径有两种，一种是自然演进的发展路径，即经济贸易发展—金融服务需求—自发形成国内金融中心—自然演进为国际金融中心，典型代表为纽约、伦敦；另外一种是政府推动的发展路径，政府推动金融中心建设—政策措施引导—金融机构聚集—迅速成长为国际金融中心，典型代表为东京、新加坡。

在整个20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国际金融中心基本呈现“双头”模式，即美国的纽约和英国的伦敦，相互角力、各有千秋。但是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美国和欧盟在西方、俄罗斯和海外合作委员会国家在中亚和与中东、中国及今后的印度在东方出面支撑，国际金融格局在史上首次真正展现出全球化和多极化的特征。特别是这场“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之后，国际金融中心的格局将发生重大的变化，也许这个过程会很长，但趋势却十分的明朗，那就是随着中国金融体系在全球地位的逐渐上升，作用日益重要，以上海为核心的另一个新的全球性金融中心正在形成，它将与纽约、伦敦各司其职、各尽其能，从而构成三足鼎立的国际金融中心新格局。也有人认为，上海将与纽约、伦敦、东京构成一个思变结构的国际金融中心新格局。

此次危机凸显出人们开始对杠杆作用低的金融市场产生了兴趣，伊斯兰金融市场也可能得到推动。尽管全球化和多极化的金融秩序显示出美国实力相对下降，但市场竞争加剧，复杂性也在加深，这些负面趋势也可能带来积极因素。假以时日，随着这些多元金融中心的发展，它们也可能制造过剩，从而促使市场与金融冲击和货币危机相隔绝，在全球性危机蔓延之前消除其影响。

事实上，新的国际金融危机总是伴随着新的世界经济格局的形成而出现，未来经济复苏，中国将与其他的“金砖四国”共同作为全球经济重新启动的力量，并在21世纪接下来90年的时间里慢慢接棒发展为世界经济的引擎。随着这些新兴国家对本地金融中心投资的增多，维护地缘政治稳定、保护资金流动的动力也将增大。后危机时代的国际金融秩序不仅需要国际货币体系从单一走向多元，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国际监管系统顺应时代要求进行变革和发展，更需要国际金融中心由“双头”充实到“三足”，这样的国际金融秩序才可能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

历史表明，这种重新面向地区性金融中心的趋势，很快就会影响到其他领域。很少有“最后贷款人”愿意将影响力严格限制在金融领域之内。随着美国和欧美间经济和货币政策的工作重点愈发不同，西方就更难共同领导和发展全球经济，美欧间的关系紧张可能导致西方的分裂。

金融全球化的机遇与风险

金融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国、各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政策等方面相互交往和协调、相互渗透和扩张、相互竞争和制约已发展到相当水平，进而使全球金融形成一个联系密切、不可分割的整体。

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发展，金融领域的跨国活动也在以汹涌澎湃之势迅猛发展。金融全球化不仅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同时也成为最为敏感的一个环节。金融全球化促使资金在全世界范围内重新配置，使欧美等国的金融中心得以蓬勃发展，也使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获得了大量急需的经济发展启动资金。

全球化创造了一个竞争更加激烈的环境，降低了利润并迫使企业寻求外部融资。这加强了对企业的监管，也促使企业到处游说以建立一个更加有效、灵活和便捷的金融体系。对外金融机构的开放促进了金融业的竞争，并提供了本国与国际金融机构接触的机会。由于外资金融机构无法获得境内金融机构能够获得的内幕信息，因此他们会力争提高透明度。更加开放和具有竞争力的金融体系同时也能够推动国内立法水平的提高。金融全球化促进了多元化的和更有效率的国际资本流动，各国越来越按比较优势原则来进行生产和贸易。

金融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从长远来看，金融全球化降低了金融交易成本，提高了世界金融市场的效率，促进了资本流动和贸易发展，给世界各国带来了种种发展机遇。但是，金融全球化也使国际资本的流动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运行，导致资本大规模无序流动。由于对巨额国际资本不能实行有效监控，加之投机资本运用金融衍生工具进行投机炒作，金融全球化也带来了全球“金融泡沫”，蕴藏着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

金融最主要的风险就是危机。当“承诺的金字塔”开始倒塌，而所有一切看起来都处于令人害怕的不稳定状态时，危机就会出现。在这一情形下，投资者急于提现，以至于降低了风险高或流动性较低的证券的价格，而且迫使金融机构缩短其资产负债表各种投资的到期时间。金融市场是一个高风险的市场，因为它需要面对各种挑战——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羊群效应等。特别是监管不力的金融市场在缺乏货币管制的情况下将会特别的危险。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已经爆发了四次大的金融危机。第一次是欧洲货币体系危机。1992年9月，投机资本抢购马克，抛售里拉、英镑，迫使里拉和英镑退出欧洲货币体系，实行自由浮动。第二次是墨西哥比索危机。1994年12月，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三周之内比索贬值40%，按美元计算，股票市场下跌40%。第三次是亚洲金融危机。1997～1998年，亚洲发生严重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使东盟国家陷入31年来最为困难的时期。最严重时，东亚危机国家的货币平均贬值约50%，股票价格下跌近70%，房地产价格下跌40%～60%。企业大量破产，银行瘫痪，生产下滑，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民怨沸腾，社会关系紧张，甚至发生严重暴乱。据估计，危机使东盟国家损失GDP3万亿美元，银行不良资产上升到1万亿美元。第四次是由美国2007年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即使多国中央银行多次向金融市场注入巨额资金，也无法阻止这场金融危机的爆发。在金融全球化发展中，任何国家和地区发生的金融危机，都会产生连锁反应，影响世界经济发展。到了2008年9月9日，这场金融危机开始失控，并导致多间相当大型的金融机构倒闭或被政府接管。据统计，金融危机使全球损失50万亿美元以上，并让全球经济一度陷入衰退。

金融全球化起源于产业全球化，产业全球化产生了国际分工，原料国、生产国、消费国完成全球性链接，在产业全球化的过程中，美元大量流向全世界，造成美元泛滥局面。美元泛滥之后，金钱游戏盛行，尤其金融衍生品大行其道，一倍的债务，经过CDO的反复发行，可以扩大8倍，只要原始债务出问题，CDO就变成了烫手山芋。

事实上，这次“次贷危机”是美国主导的金融全球化与自由化的典型反应。冷战结束后，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与自由化，呼唤金融交易全球化和自由化，这或许是时代的潮流。但问题是，美国主导的金融全球化与自由化是以强权政治为基础的。其推行的过程也是一个强权化的“单行线模式”。其他国家，包括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也不得不被动接受美国“金融牛仔”的“市场开放论”。

美国的这个模式单方面强调了“市场的开放化、金融商品及交易的自由化”，而没有建立基于平等、公平、协商的“共同制度”，包括会计制度、市场评级体系、风险控制程序，乃至金融政策，甚至市场适用的语言、计价货币等，一应俱全的是美国规则。美国金融行政当局不惜漠视市场评级体系的“暧昧”操作，掩盖了类似次贷这种低信用产品的真实风险。

在金融市场中，真实风险的虚假化，必将导致投资收益的泡沫化。一旦风险暴露，不仅投资收益荡然无存，恐怕连优良资产也很难保住。这就是“次贷危机”的严重性所在。而作为其恶果，美联储自己都被虚假的评级所蒙蔽，不知道风险已被分散到何处，也无法控制风险，导致美国模式备受怀疑。

正如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所说，国际金融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和风险。国际金融风险的本质上是对任何金融体系故有风险的集中和放大，当金融进入新兴市场经济体时，这一切会变得更加严重。因为这些经济体的管理水平相对低下，公共财政比较脆弱，透明度低，腐败更严重，还存在更多的关联交易，法律体系也更虚弱，产权保护也不合理，对于银行的依赖性更强。简而言之，它们拥有更低的道德风险水平，逆向选择以及其他风险。所以这些新兴国家在融入金融全球化的时候，在看到机遇的同时，也要看清风险，趋利避害，要将金融的安全性放在第一位，这样才能相对减少全球金融化的巨大冲击。渐进危害国际金融中心，典型代表为纽约、伦敦，几乎不可能被接受。

全球面临储蓄过剩时代到来？

《下一轮全球金融》的作者马丁·沃尔夫认为，近年来全球储蓄过剩数量已经达到世界美国之外其余部分储蓄总额的1/6。其结果就是造成实际利率下降的趋势，这也导致美国必须承受巨额经常项目赤字。实际利率偏低的事实强烈地表明了美国的赤字并未流向投资领域。与世界其他地方紧缩开支的现象相比，美国借用大量外债进行消费。

所谓的货币过剩又有什么含意呢？作者认为它意味着“世界上的储蓄者都是被动的受害者，挥霍的美国人是失衡的代理人，而美联储则是一个并非英雄的主角。在这个世界上，美国央行是一系列泡沫的始作俑者，它扭曲资产价格，它向全球的贸易伙伴强加了大量的多余货币，而这些伙伴们试图通过盯住汇率制度来寻求货币的稳定性……美元过多导致了低水平的名义（由于非常低的通胀期望而产生的）和实际利率。这导致了消费者贷款的快速上升和家庭储蓄的急剧下降”。这样的结果必然是，“过度消费的洪水冲破了防线，造成大量的贸易赤字以及美元的相应外流。外流削弱了美元的力量。浮动货币被迫上升到不具竞争力的水平。但是盯住美元的货币由于其外汇干预还能够维持其低水平。这就导致了外汇储备的大量囤积。这也导致了在冲销货币供应和通胀所带来的一些影响过程中困难更多。”

储蓄过剩该如何衡量？储蓄过剩不是能够观察到的数据，至少在世界经济层面上无法观察到。从定义上说，全球的储蓄量必须与投资量持平。有三种识别储蓄过剩的方式：测算实际利率水平（包括储蓄价格），私人领域的储蓄和投资持平，单个或者一组国家之间的平衡。随着新兴市场的发展，全球的私人投资者都更乐意借钱给这些高速增长的新经济体，而不是美国。于是，在这些贸易盈余国家中，外汇储备的增幅超过了其经常账户盈余。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的第A16幅图表我们可以看出：2006、2007、2008年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率占其GDP的33%，跟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整个90年代24%的储蓄率提高了很多。这意味着，新兴经济体国家能够在以创纪录的规模进行投资的同时，能够同样以创纪录的规模借钱给美国，而借给欧洲的幅度也在飞速提升。

各国央行并没有持有太多的次级债或者是转抵押债务担保票据，因此他们并没有直接借钱给那些高风险的借钱炒房的美国民众，虽然只有那些作为中间人的私人金融机构承担了央行一般来说不愿意承担的信贷风险，但是那些无力负担大房子和出国游的美国民众也因此获得了借款。加之这些国家的美元储备实质上是将钱借给了美国，他们购买大量的国债是美国政府的借款，公司债券则把钱借给了美国的公司。

这种对于美国债券的巨大需求使得其价格上升而收益下降，从而降低了美国国内的利率并最终助长了泡沫。所以，即使这些外汇储备没有直接流入次级债市场，至少这些钱降低了那些投资者投资次级债的成本。当然美国政府当时在阻止热钱流入方面的工作也没做好。这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对于绝大多数的金融危机来说，债权人与债务人都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一方面债务人借贷太多，另一方面债权人则放贷太多了。如果不是新兴国家在获得巨大的经常账户盈余的同时，维持了高储蓄并持续买入外汇，美国是不可能在长期贸易赤字的前提下保持经济增长的。要不是这些新兴国家，美国国内市场上就不会充斥着美元，也就不会导致高风险的“贷款潮”。一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美国的贸易赤字完全是由经常账户盈余国家的高储蓄率造成的。但实际上，在这个互动过程中，参与的每一方都扮演了一个积极的角色。如果不是美国政府乐于鼓励和支持（最起码是默许）个人和机构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外借贷，美国是不可能维持过去若干年的增长的。如果我们将整个世界和主要国家看做一个整体，我们会发现关于储蓄过剩的观点并不正确，而很可能是缺乏投资机会的一种做法。世界各国之间的储蓄率有极大的差异，美国、英国、中欧和东欧国家的储蓄率较低，是资本输入国。日本、独立国家联合体、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中的亚洲国家储蓄率较高，是资本输出国。低储蓄率的国家经济体对境外融资的依赖性非常的强，比如2006年美国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几乎都是来自于境外融资。美国吸收了世界其他地方约70%的盈余，不过不是通过增加投资而是通过高额消费和低水平储蓄。同时，美国政府也没有好好地去控制过借贷规模，或者去控制一下金融业的杠杆。与其说他们去试图控制风险，倒不如说他们在煽风点火。

这十年来，美国和其他一些高收入国家作为支出者和最终借款人的抵消作用出现。债务激增的美国家庭通过动用他们的住房“储蓄罐”，进行着前所未有的疯狂支出。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收到大量持续流入的国外贷款，便承担着随后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因为外部和内部的金融脆弱性都将增加。目前美国和其他一些高收入国家所经历的，正是这种危机。

“储蓄过剩”导致新兴经济体对欧美的资本输出，因而导致超过1万亿美元被输送到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因而再导致美国最贫穷、信用最差的人大量贷款买房，最后导致了次贷危机的发生。

要消灭“储蓄过剩”并不难，英美发达国家有着强大的实力，完全可以拒绝“储蓄过剩”对他们的“资本输出”。例如可以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为由，通过国会否决新兴经济体购买美国政府债券、企业股份，可以禁止这些新兴经济体向濒临倒闭的英美金融机构输血，甚至可以要求新兴经济体把已经购买的美元资产限期退还……但是美国没有，他们只是在贪婪且毫无节制地吸收资本利益，等到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又开始责怪这些国家储蓄过剩。

实际上，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高储蓄国家，外汇储备和外贸依存度往往较高，最容易受到金融风险的冲击。这种全球消费储蓄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各国经济的实力、文化的传统、人口结构的影响，要改变这种模式，绝非一年半载就可能实现。当前，可以从发挥各自的优势，调整贸易结构入手，发达国家增加技术、服务和高端产品的出口，减少经常项目的赤字，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促进他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中国家要注重改善民生，扩大内部需求，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同时也要改善投资环境，吸纳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转移，努力实现双向互动、互补、互赢来逐步调整消费储蓄结构当前不平衡的状况。

国际金融如何走向更稳定的世界

金融稳定是指一种状态，即国家或世界的整个金融体系不出现大的波动，金融作为资金媒介的功能得以有效发挥，金融业本身也能保持稳定、有序、协调发展。

美国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米什金认为，金融稳定缘于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能有效提供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机会而不会产生大的动荡的金融体系。国际清算银行前任总经理安德鲁·克罗克特，金融稳定可包括：金融体系中关键性的金融机构保持稳定，因为公众有充分信心认为这些机构能履行合同义务而无需干预或外部支持；关键性的市场保持稳定，因为经济主体能以反映市场基本因素的价格进行交易，并且该价格在基本面没有变化时短期内不会大幅波动。

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共有93个国家先后爆发117起系统性银行危机，还有45个国家发生了51起局部性银行危机。欧元之父蒙代尔认为，我们首先要注意一个基本的重大历史事实。那就是固定汇率时代几乎没有爆发过大规模的经济危机，而在浮动汇率时代金融危机却此起彼伏。1971年以来最大的三次危机分别是：1982～1983的国际债务危机、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系统的坍塌。小规模的金融危机或区域性的金融危机数量更多，有统计说超过120次。全球金融危机频繁爆发的根源是国际汇率的急剧动荡。2008年的金融海啸，原因也是汇率动荡。他认为美联储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美联储不应该放任美元大幅升值。尽管当时美联储已经放低利率到1%的水平，流动性非常充分，但由于世界各地资金都到美国避险，美元汇率开始急剧升值。本来已经开始改善的美国经济，出口开始急速下降，2008年三季度经济增长速度开始下滑，结果2008年后三个季度的经济增长率都为负值。如果当时美联储干预外汇市场、阻止美元大规模升值，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会下降得如此之快，随后也不会出现灾难性的经济衰退。雷曼破产引发金融海啸，直接触发点就是美元汇率大幅度升值，雷曼破产和金融海啸并非是必然发生的。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暂时中止了金本位制，20年代各国恢复金本位制，后来崩溃了。崩溃的原因不是固定汇率行不通，而是没有一个机制来提高黄金的价格，等到人们认识到这一点，各国都已经脱离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不是固定汇率体系行不通，也是没有一个机制来提高黄金的价格。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的货币政策没有遵照布雷顿森林协议的规则，美联储采取冲销干预措施来抵消黄金外流的货币紧缩效果。不遵守一些基本的规则，任何货币体系都无法运转。后来转向浮动汇率，什么规则也没有，国际货币体系因此长期动荡不安。

蒙代尔认为，现在全球金融制度有很多问题，特别是浮动汇率体系，它是导致整个全球金融危机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应该努力使国际货币体系回到固定汇率体制，这样才能避免大范围的爆发经济危机。

据路透社消息，2009年6月26日至27日，旨在监管国际金融体系运作状况的金融稳定委员会在瑞士的巴塞尔举行成立大会，标志着应对金融危机、评估未来风险的崭新的世界性金融监管机构正式诞生。

经过有关各方的进一步磋商，金融稳定委员会设立全体会议和指导委员会，同时成立三个常设委员会：脆弱性评估委员会、监管和管理合作委员会、标准执行委员会。金融稳定委员会的职能十分广泛，主要包括：评估国际金融体系运作中的风险，促进各国监管机构的合作与信息交流，协调国际标准制订机构的工作，制订国际性危机的应急预案等。

为推动全球经济稳定复苏，各国应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根据各自国情谨慎确定退出战略的时机和方式；在致力于经济增长的同时，要防范和应对通货膨胀和财政风险；继续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促进国际贸易健康发展。

实现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发达国家应采取有效措施解决自身存在的增长乏力、财政难以持续等问题，保持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相对稳定，减少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比如美国的赤字应该减少，但不必消失。目前多个国家存在大量盈余，包括德国、日本、石油输出国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如果基本面上较有偿付能力的高收入国家能够吸收部分多余的储蓄，这对世界宏观经济的稳定是有益的；发展中国家要通过改革和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一些新兴市场国家除了积累大量的外汇储备外，还应当做更多事情以便获得所需要的稳定。比如他们应当建立可以融入国际金融市场的金融体系。如果不能建立这样的金融体系，就应当尽可能与国际金融市场保持距离。必要的步骤是鼓励外国直接投资和证券组合投资的流入；保持大多数借贷使用本国货币；建立良好的金融体系，这个体系能够维持财政和货币纪律并且能够去除金融体系中的各种严重扭曲行为；严格查看国家财政状况，必要时直接采取管制措施，从而防止发生货币的错配问题；对汇率问题做出承诺一定要建立在有把握的基础上。

金融稳定委员会的任务就是在主权国家之外，建立一套包括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涵盖主要经济体的制度和机制，加强国际监管的协调与合作。简单地说，其职能首先是制订技术性标准来识别和评估风险状况，其次是提出监管的建议，再者就是一旦出事，按照既定预案进行应急管理。

加强监管可以说是对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的“适应性治理”，短期之内有利于弥合全球金融经济体系的创口。但是，国际金融稳定还有赖于从根本上理顺全球经济体系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必须把监管和改革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结合起来。

由于不同国家经济金融发展程度很不一样，所以制订全球金融监管政策和危机应对预案的时候，应该特别考虑不同国家金融发展程度的差异。鉴于此次危机发源于发达国家，监管的重点应放在对全球经济金融安全具有重要影响的发达经济体、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和国际金融中心上。

未来金融投资充满陷阱

随着投资活动日渐深入生活，各种投资陷阱也铺天盖地随之而来。对投资者而言，一个未知的行业就像遥远沙漠上空美丽的海市蜃楼，因为遥远而显得美丽。只有穿越之后，才知道美丽的远景只是各种光线融汇而成的图景而已。优惠政策、垄断行业的高利润高回报、高新技术等，对准备进入和新进入者而言，没有实实在在的调查研究和充分的风险准备，都只能是一道美丽的幻影。投资者稍不留神，可能就陷入投资陷阱。特别是当通货膨胀来临时，我们要保证即使不能使我们持有的资产升值，也不要使其缩水。以下几种是我们无论如何都要避免的投资方向。

1．尽量避免现金投资

持有现金在急用的时候是非常方便的，但是它并不像其他比较好的投资那样能够让资产升值。特别是当通货膨胀来临的时候，货币必然会贬值，现金的实际购买力就会随之下降。通货膨胀率越高，我们手里的钱所具有的价值消失得就越快。所以在未来高通货膨胀的趋势下，持有现金是最不明智的一种投资方式。

现金投资一般包括储蓄账户、银行存款、短期国债和其他短期储蓄。我们都会希望用现金投资的利率来弥补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失。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比如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通货膨胀率就远高于现金投资的利率。当时人们储蓄账户上的钱虽然比原来多了很多，但是购买率却是严重下降了。

所以，我们在未来要远离现金投资，才能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

2．尽量回避债券投资

债券投资是退休人员和一些寻求经常性收入的人传统的一种理财方式，它的年利率比现金投资要高，同时也比股票更加安全。但是，债券对通货膨胀非常的敏感。通常情况下，通货膨胀率越高，债券的回报率也就高。

债券的价格与回报率有点像跷跷板的两端，经常此起彼伏、此消彼长，无法处在同一个水平上。当债券回报率上升的时候，它的价格会下降；当价格上涨的时候，回报率又会下跌。随着通货膨胀率的增长，债券的价格也会随着下降。

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通货膨胀曾达到了一个顶峰时期，然后情况才出现了好转。根据预测，正在发生的全球通胀也会在某一时刻达到顶峰，那时各种债券的利率必定会纷纷下跌，那时可能是购买债券的好时机，但是在那个巅峰时刻到来之前，我们要尽量回避债券投资。

3．尽量避免股票投资

提到股票投资，一般人的反应是：股市是赌场，风险很高。再询问你身边买过股票的人，你会发现，十之八九亏本，赚钱的不到十之一二。更使人好奇的是：既然如此，何以仍有人前仆后继？

股市的魅力，就是在它的变幻莫测，越难以捉摸的东西，吸引力越大。在股市中，每一个交易都是一个挑战，每一次的交易，盈亏都是个未知数，就好像进入赌场的人，有下注就有赢钱的希望一样。所以，尽管明知十赌九输，仍乐此不疲。

虽然不少人在20世纪90年代的股票市场上获取了巨大的收益，但是股票市场的未来前景并不乐观。目前和未来的一段时期，全球都将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没有人知道未来的物价会有多高，投资者对高价购买股票常常会持谨慎态度，这样的话股票的价格收益比率就会降低。

一般来说，投资者并不重视通货膨胀的增长，而更重视实际增长。通货膨胀适用于任何公司，实际增长则靠这家公司的良好管理来实现。大部分人在买进时，根本对有关公司的基本面：业务、结构、赢利、管理层结构、财务情况、前景等等，一无所知。他们在买进时，只关心有关股票会不会被炒起，公司的好坏，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对他们来说，会涨价的就是好股，不会涨价，好股有何用？他们根本没有参股的念头，他是在买赌桌上的筹码，所以常常买进没有前途的公司的股票，股票价值不断下降，怎能赚钱？当收益的增长大都是由通货膨胀带来的时候，投资者就不会为这种华而不实的增长去投入更多的资金，这时候股票的价格收益比率就会下降。

通常情况下，那些防御性股票会被投资者看成是安全的港湾。因为防御性股票的利润都来自食品、日常用品和个人护理用品等商品，这些商品无论在经济繁荣时还是在经济萧条时都是人们必需的。但是，在通货膨胀率高涨的时候，这类股票的价格收益率并不高。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标准普尔500指数股票的价格收益比率从16降到了8以下，当时零售业、化妆品、食品类的股票都比较差。在未来的几年内，这类股票依然是最脆弱的股票，投资这类股票将会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我们要注意进行合理的规避。

4．不可忽视房地产投资风险

为应对金融危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大开印钞机，我国为防止经济过度下行也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些都带给人们强烈的通胀预期。如何避免手中货币贬值，成了人们面临的一道难题。投资国债或放银行吧，收益率低得不足以抵御通胀。投资股市吧，说不定哪天股价大跌。于是，选择投资不动产就成为最优选择，因为不动产生根于土地，而不可再生的土地只会越来越稀缺。加之，随着我国城市化不断推进，城市房产的需求只会越来越大，从而房产的价格在未来只会越来越高，于是不少投资者就将投资房产当成了抗通胀的最好手段。

但是，投资房地产存在着这么两个不可忽视的风险：

（1）市场风险。期望以后我国城市房价再能像前几年那样持续大幅度上涨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以上海为例，21世纪初上海中心城区商品房均价大约每平方米5000多元，现在则是3万元；目前上海全市（包括远郊区）均价已达1.8万元，而21世纪初不到3000元。房价在短短10年不到涨了6倍多，已严重透支了未来。房价收入比已如此不合理，泡沫也非常之大，除非今后我国会出现连续多年的两位数的高通胀，房价再大涨的可能性几乎已不存在。

（2）政策风险。高房价早已让民怨沸腾，如果通胀预期使房市投资需求过于猛烈，政府很可能从民生的角度进行调控，加大对开发商囤地行为的打击力度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开发力度，进一步提高二套房贷门槛……投资者可能把这些成本转嫁到购房人和租房人身上，问题是这些人能否承受，如果不能，就会形成投资亏损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