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改革

世界央行或将建立

金融海啸以来，未有国家推出的措施能有效整固环球经济，耶鲁大学国际贸易及金融系教授加滕认为，美联储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已无法发挥世界领导者角色，建议成立世界央行，其职能将包括监察环球金融巨擘，以及在危机来临前提出预警，敦促各国领袖于下月全球峰会期间为世界央行铺路。

他认为，世界央行可担当多个重要功能。首先是，领导对花旗等环球金融机构的监管，若发现环球市场风险渐增，可向银行及有关国家监管机构提出预警，促使它们改变政策。

其次是，当跨国银行需要重组时，它可担当破产法庭。除了大型银行，它亦监管对冲基金、私募机构和主权基金等以往不受监管的另类金融制度。世界央行对主要汇率也将具影响力，例如可协助调整汇价。

另外，世界央行还负责引导各国政策配合环球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例如当全球步向衰退时可协调各国刺激方案，避免埋下全球通胀的种子。

为了赋予认同性，世界央行管理层须反映政治现实，意味董事局成员除了来自美国、英国、欧元区和日本的财经官员外，亦须包括来自中国、沙特阿拉伯、巴西和南非等国的代表。

确实，当前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确是存在着致命的缺陷。目前经济全球化已经使各国之间的经济一体化全面加强，贸易和投资充分自由交易，自由流动，彼此间的经济利益也相互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现有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却依然以美元为核心，由美联储肩负美元货币发行和货币监管等职责，并通过美国金融机构向世界传导，美联储实际上在扮演着“世界央行”的角色。

这次金融海啸就是因为美联储监管失误，并通过美国金融机构传导，从而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让全球经济集体遭殃。这种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是很脆弱的。美国凭着强大的综合实力以一家的利益覆盖了全球的利益，并由此取得了巨大的“美元溢价”。但是，在最关键的时刻，在金融海啸猛然覆盖全球、众多国家遭受严重损失的时候，美联储却并没有因为它的监管失误向全球经济走向衰退承担责任，各国不能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可以向美联署追究责任。所以我们应该在联合国内设货币理事会行使“世界央行”的职能。这是世界经济、政治在和平中向前发展的正确方向。

中信集团高级主管李才元认为，如果美元崩溃了，必然导致世界经济至少是世界贸易和金融体系的崩溃。从长期看来，无论美国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和策略，都改变不了美元看贬的趋势。从中短期来看，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国家，国民生产总值是欧盟、日本和中国三大经济体的总和，美元仍然是“最硬的一国纸币”，当今世界上还没有另一种以一国信用为基础的纸币可以取代美元成为全球纸币。

摆在美元面前的第一种前途是，美元回归到美国自己的货币，世界货币体系回归“战国时代”，世界的经济、政治甚至军事，也会回归“战国时代”，这是最危险的大倒退。

既然人类需要全球纸币，目前第二大国际性货币欧元也不能充当全球纸币，我们只能扶持美元并协调诸币，酝酿并最终促成美元升级到真正的全球纸币——“世元”。这个“世元”，是指面向未来的世界纸币。这是美元的第二种前途，也是世界货币体系、世界经济、政治甚至军事在和平中向前发展的正确方向。

近年来，在“美元圈”、“欧元圈”之后再有一个“亚元圈”的呼声很高。李才元认为意义不大，原因很简单，世界主要贸易日益向中、美、欧集中，“世元”的基础已具备，完全可以在现存货币体系基础上直接开始“世元”进程。这个史上最大的货币婴儿或许不会比欧元难产。

全球应择机启动“全球统一货币进程”，继续承认美元的全球纸币地位，维护并巩固现行一主多辅的全球货币体系。各国央行一致化和一体化，以真正的“世界央行”代替“美国整个国家的世界央行化”，明确“世元”的发行主体和“全球信用原则”。在联合国内设货币理事会行使世界央行职能。而“世界央行”以全球价值为基础，建立一主多辅的全球货币联动发行机制，将“美元”和平升级为“世元”。

据埃菲社华盛顿2010年2月26日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多米尼克·卡恩建议让该组织承担世界中央银行的职责，并建立一种有朝一日能取代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自己的货币。

他认为，我们寻求的是一个新的关注点以及处理系统性风险的能力。世界经济架构中的一个弱点是依赖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位高官表示，危机就是对美元作为储备货币不稳定性的一个信号。外汇储备已超过2万亿美元的中国也对此表示担忧。

卡恩指出，目前有许多种储备货币可以起到减少全球对美国政策依赖性的作用。有朝一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能会按照“特别提款权”的风格发行一种新的储备货币。“特别提款权”是一种虚拟货币，其价值按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四种可兑换储备货币来计算。

归结世界多国专家的意见，目前关于世界央行的构建大概有以下三种方案：

1．将IMF转变为拥有真实世界货币发行权的世界中央银行，这种真实货币将取代美元，保证汇率的稳定，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在增长中调整”所需的清偿能力。

2．把世界银行变成一种基金，从发达国家吸收国际资本，并注入发展中国家，而不是美国。这种意在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资本流动调节同时会迫使美国减少其巨额的经常项目赤字。

3．重建联合国体系，使之成为政治和经济谈判的场所，以便于把世界主要地区的金融活动和货币政策协调机制建立起来。

全球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呼之欲出

从雷曼“迷你债券”风波到“掠夺性贷款”，这次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金融产品的不当销售，特别是金融欺诈和滥用公众投资者利益造成的侵害，也反映出监管当局在保护消费者利益方面存在的缺陷。这次全球金融危机，首先爆发的是美国次级债券危机，根本原因是美国金融监管的漏洞和美国金融机构无限制地发明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产品。美国金融衍生产品翻新速度快，复杂程度日益提高，而交易和营销却未得到充分监管，致使泡沫不断膨胀，最终酿成严重的金融危机。

德国安联集团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海瑟说，这场金融风暴让我们意识到国际通用制度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欧洲。一直以来，在欧洲建立一个统一的金融市场与各国政府条块分割的监管思路难以协调。但随着金融危机的逐渐蔓延，政客们似乎意识到了“统一监管”的重要性。我们正面临一个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各国政府携手制订解决方案至关重要，否则将引发更大的灾难。政府联合救市“是一个完全必要的举措”。

眼下，希腊的债务危机持续恶化，再次引发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而希腊债务危机的根源就在于当初做假账时没有一个有力的监管机构进行金融监管。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洲经济货币同盟成员国必须符合两个关键标准，那就是预算赤字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负债率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2001年急于加入欧元区的希腊并不符合这两个条件。于是希腊找到了高盛集团，高盛为希腊量身定做了一套“货币掉期交易”：高盛让希腊的政府债务先用美元等其他货币发行，再在未来某个特定的时间段交换回欧元债务，债务到期后，高盛再将其换回美元。即：高盛向希腊借贷10亿欧元，约定一个低汇率，希腊还贷期限为10年甚至更长，由此冲减了希腊政府的公共负债率，不体现在加入欧元区所需要统计的公共负债率里面。

通过金融衍生交易，希腊政府实际上的债务转换成了一笔笔的衍生金融工具，移出了希腊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掩盖了真实的债务水平，让希腊的预算赤字从账面上看仅为GDP的1.5%，并顺利地加入了欧元区。

除此之外，高盛还为希腊设计了多种敛财却不会使负债率上升的办法。例如，为希腊和15家银行牵线达成货币掉期协议，帮助希腊掩盖真实的赤字状况，让希腊在这10年来能一再低报其预算赤字的数目。然而，纸是包不住火的。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融资越来越困难，融资的成本也越来越昂贵，直接导致希腊的债务链无法再延续。2009年10月初，希腊政府被迫突然宣布当年的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预计将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12.7%和113%。这个远远超出了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和60%的上限，一时间希腊债务链全线崩溃，直接震动了世界金融市场。

做假账仅仅是掩盖问题，债务本身并不会消失。从根本上说，不少银行在希腊债务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并无太大的差别，他们也是惯用大量的衍生产品，将实际的债务和风险从资产负债表中转移出来，将真实的风险掩盖起来。而经由这些交易所创造出来的有毒资产，流入到全球各地不明就里的投资者手中，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在全球的蔓延。更可怕的是，由于这些交易的目的就是掩盖和转移风险，在全球那么多数额极其庞大的衍生产品交易中，到底还隐藏着多少类似的风险？没有人知道。但是这些风险绝对是定时炸弹，谁也不知道它会在未来的什么时候突然爆炸。

所以，加强国际金融体系的监管，从制度上稳定金融体系，已经提上了后危机时代世界各国的议事日程。完善国际金融体系的监管，就是要加强国际监管合作，建立评级机构的行为准则，加大全球资本流动检测力度，加强对各类金融机构和中介组织的监管，增强金融市场及其产品透明度。

在修复危机背后失败的监管模式方面，光靠单个国家是不行的。这次危机已经证明了，由于世界各国的金融市场已经日益连为一体，无论是一个国家内部的金融行政检查，还是金融机构的内部监督体系，都有其局限性。要想全面掌握了解跨国银行获投资公司的详情，进行有效的金融监管，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金融监管当局而言，都是力所不能及的，很难彻底杜绝金融机构过度投机、内线交易和黑箱操作等行为。

所以，稳定本国金融体系，尤其是防止跨国金融犯罪，越来越仰仗于各国金融监管当局之间的合作。加强全球金融监管协作，是全球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所在。新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必须建立在可问责和透明的基础上，通过一个更加宏观和全面的信息系统来确保透明的金融交易，防止制度安排助长冒险行为。其次是要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风险评估，并建立风险预警系统。特别要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和金融创新风险的监督和预警。正如温家宝总理多次强调的：“我们需要进行金融改革创新，但我们更需要对金融的监控。”

为了加强风险评估和建立预警系统，有专家呼吁，应当设立一个由各国监管机构代表组成的联席机构。单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说，目前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明显跟不上时代脚步了，它已经没有能力监管不断发展变化的金融体系了。未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将工作重点转向监管金融业，并促进各国金融当局的合作，以确保相关措施得到有效贯彻。目前，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各国加强监管金融体系最迫切的愿望。总的来说，全球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即将呼之欲出。大体的趋势包括下面这几个方面：

1．更加注重资本的约束。金融机构普遍使用财富杠杆比例，过度投机，大量地介入复杂结构性衍生品交易，这是金融危机的重要诱因。这次金融危机将促使商业银行更加重视对资本的约束，更加重视提升资本的质量，降低对辅助资本的依赖，注重克服新一轮资本框架中的顺周期因素。

2．更加关注信息的透明度。这次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金融产品虽然在衍生的过程中将风险分散转移到了资本市场，但投资机构并没有把与风险相关的信息同时真实准确的传递给广大的投资者，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严重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失灵。正是由于信息披露对于金融机构风险管控的阶段重要性，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将市场约束与资本监管要求等被列为新巴塞尔协议的三大支柱。充分真实地将公司治理、风险管控、金融产品特征等信息进行公开的披露，有效的信息披露将提高商业银行的信息透明度，强化商业银行的外部治理和市场约束，为商业银行创造出广大存款人和无数投资者。

3．各国将更加重视政府的监管作用。这次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金融监管理念出现的偏差和弊端，那就是过度相信市场，过度依赖市场自我修复和调节，忽视资本逐利带来的风险。最好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一直是西方国家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监管理念。危机发生以后各国政府纷纷掀起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浪潮无一例外的将强化政府在金融监管中的重要作用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而危机发生前政府对金融体系的有效监管是保证金融市场有序运作的重要基石。

4．国际金融监管标准趋于强化和一致。为了防止资本的跨国套利，国际社会将会努力推动不同国家和地区银行监管标准的系统性和一致性，尤其是对财务杠杆率、资本充足率等指标的监管上切实改变以前对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监管标准和模式相差悬殊的做法。

5．致力于金融消费者利益的保护。加强销售售前阶段、销售产品过程中及销售产品后的披露。完善追偿和事后赔偿。

6．制定和完善金融监管法。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和营业规模这两个方面进行全方位监管。通过强化监管当局的权限，限制金融机构从事高风险的金融业务，禁止商业银行直接交易高风险的金融衍生商品。限制金融机构的经营规模，打破因金融机构规模过大而无法倒闭的羁绊。从微观交易行为体系上，防止再度爆发金融危机。

7．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与合作，完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监管好全球资本的流动状况。特别是尽快制定普遍接受的国际金融监管标准和规范，完善评级机构行为准则和监管制度，建立覆盖全球特别是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早期预警机制，提高早期应对能力。

8．制定统一的国际金融监管标准，改革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制定合理有效的金融监管标准、预警系统和风险防范体系，共同关注和追踪跨国金融活动和资金流动，着重对离岸金融、对冲基金、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等跨境短期资本流动的统计与监测。设立一个更有效的会计准则以评估公司资产，建立金融预警机制“甄别”类似美国次级抵押贷款证券等危险投资品，强化对金融创新风险的监管。

全球货币体系或将建立

2010年6月25日晚，在陆家嘴论坛演讲中，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谢国忠表示，美元之前是跟黄金挂钩的，30美元一盎司，现在已经达到了250。谢国忠认为，将来有可能是5000美元才能换一盎司黄金，这些将带来更大的危机，比如说华尔街或者次贷危机等等。因为欧洲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货币必须要有非常强劲的政府或者经济支持，欧洲缺少其中的任何条件，所以美元不太可能被欧元替代，至少近期不会，全球贸易、商品等等所谓计价还是用美元进行，美国就更有优势了，他们可以发债。美国会大大的受益，肯定会继续这么做，尽管真实的价格在不断地贬值，其他货币会升值，唯一受到伤害的就是持有美元的人。

为应对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而不断大量投放货币，表面看可能是一剂强心针，实际上却可能是在实施安乐死。在金融危机中，美国通过大开“印钞机”来刺激经济。这种行为曾引发较大争议。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纷纷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提出改革以美元为主导的全球货币体系的建议。本轮金融危机爆发后有越来越多的专家指出，由单一的主权货币充当国际储备货币显然已经不再适应全球经济发展的现状，储备货币发展的长期趋势是多元化。据联合国在一份报告中表示，为提高全球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应建立一种新的储备货币体系取代美元成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该报告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态度尤为鲜明：当今体制下美元主导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有诸多弊端，解决方法应该是建立一种“全球储备货币”。并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现已存在的“特别提款权”（SDR）可以作为发展这种全球货币的原型。

其他国家持有作为储备货币的美元，本身就意味着美国必须保持国际收支逆差——美国支付给其他国家的钱多于其他国家支付给美国的钱。如果美国收缩逆差，会让全球收入下降，对经济形成打压；如果继续扩大这种逆差，则会造成全球通胀。这两种选择都有可能导致全球失衡加剧，汇率波动，人们对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信心日渐丧失。而美国在执行货币政策的时候，很少会考虑其国际影响。这是当今货币体系的“先天不足”。

在危机中承担“救火”职责的IMF，在施以援手的同时附加的政策条件往往具有“顺周期性”，也就是会在一国经济陷入衰退而需要扩张政策刺激的时候，反而要求其紧缩。不少受到过IMF贷款的国家，不得不经历数年的困难时期，甚至引发社会动荡。这种代价，更令发展中国家坚信，只能靠自己。

十年前亚洲和俄罗斯的金融危机让很多发展中国家为了弥补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被迫积累大量外汇储备，被迫采取各种措施制造经常账户的盈余，即本国消费小于本国生产。这直接导致了全球总需求的收缩，成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巨大诱因。同时，全球收支失衡让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了发行储备货币的发达国家，建立大量的美元储备也意味着他们必须得接受以非常低的利率贷款给美国。这是非常不平等的。

报告认为，由两个或多个储备货币组成的国际货币体系，可能比单一货币的储备体系更糟。因为，这会加上另一个不稳定因素，也就是几大储备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当汇率波动，持有大量储备货币的央行可能会调整其储备资产的构成，这将加大汇率的波动。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有更多希望实行固定汇率安排的呼声，但在当今资本自由流动的世界中，要在主要货币之间实行固定汇率，也就是让渡一部分货币主权，在政治层面几乎不可能被接受。

比较折中的办法就是，选择与某一具体国家外部无关的全球储备货币，打消一国通过积累外部盈余来“自我保护”的需要。为此，专家们提出了两种设想：建立一个全球储备银行，要求各国同意以本国货币交换这种“全球货币”；由IMF或者“全球储备银行”直接发行货币，然后发放给成员国，类似于今天IMF向成员国发放SDR的做法。全球货币可视为各国在IFM或全球储备银行的存款，存款所得的收益（如借贷给遭遇国际收支危机的国家的利息，或购买一国国债的利息），可以用来支付那些“存款国”的利息。

“全球货币”与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由各国自己选择。由于发展中国家持有外汇储备占GDP的比例，远远高于发达国家，所以“全球货币“的分配应该朝发展中国家倾斜。这种分配方式还可以引入激励或惩罚机制，防止一国故意扩大外部盈余，平衡全球需求水平。

“全球货币的发行量”，可以根据每年世界对储备货币的需求发行一个固定的数额，也可以反周期的方式，在全球增长低于潜在水平时加大发放，反之减少。

报告认为，这一系列的建议都可以通过对现有的SDR进行改革来实现。因为事实上， SDR在20世纪60年代末创造的初衷，就是成为一种国际货币。实现这种根本性的变革绝非朝夕可就，但我们可以以渐进的方式进行。例如，先发展地区性的储备池，将区域内的大多数国家的储备集中起来，创造一个共同的储备货币，这种储备货币可以跟本国货币自由兑换。

只要一种新货币能与硬通货自由兑换，也就能与世界上任何货币相转换，那么它的实际效果就是在发挥储备货币的作用。参与这种安排的国家可能会愿意减少其持有的其他储备货币，而增持这种新货币。

实际上，现在已有的类似区域性货币安排包括20世纪80年代成立的拉丁美洲储备基金（FLAR），以及亚洲金融危机后逐渐发展的清迈倡议。这都有利于全球货币体系的建立。

全球金融面对新改革

《黄帝内经》曾提出“上工治未病”之说。两千多年后，对在短短二十年内经历拉美和亚洲两场地区性金融危机以及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各国而言，中医这一“未病先防”的古老理念同样有益于现代金融治理。

华尔街有句名言：“证明有罪之前尽管贪婪。”华尔街投行及其他大型金融机构在美国次贷衍生品交易中极尽能事，导致美国金融业系统性崩溃，进而引爆金融危机。野村证券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仲野认为，美元主导下全球虚拟经济的形成路径是这样的：世界各国通过与美国的贸易顺差形成外汇储备和美元资金，再用外汇储备和美元资金购买美国国债、企业债、股票及衍生品等，以美元资金进入美国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资本市场以及衍生金融产品市场。这样，美国通过财政和贸易两个“赤字”，使各国成为美元帝国的支持者，而美国则又以投资等形式拥有各国的资产，形成了一个虚假的、恶性循环的国际金融体系的基本框架。

据有关资料显示，2006年美国的GDP是13.5万亿美元，当年未进行平仓的衍生产品合约总市值大概是518万亿美元，衍生品合约市值大概是GDP的40倍。2008年上半年该比值达到50倍左右，衍生品合约总市值超过600万亿美元。

造成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主导的过度自由经济模式，政府监管缺位导致虚拟经济放任自流，引发金融混乱和恐慌并危及实体经济。美欧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助长了金融市场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的倾向，再加上现代金融业务的多样化，开发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相互关联的金融衍生产品进行跨国交易，使人难以把握其真正的风险。面对这种跨国交易的巨大市场，国际社会没有建立相应的应对机制，各国也无法预防问题的发生，致使危机迅速蔓延全球。

美国金融系统“发病”导致世界“发烧”的事实揭示出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国际金融改革面临的最根本挑战是如何解决美元本位制和现行汇率体系的缺陷。二者是全球金融危机、全球货币动荡以及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美元本位制给予美国巨额铸币税收益不仅对世界贻害无穷，对美国自身同样有害。

美国经济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24%，但全球42%的主权债务、52%的银行贷款和64%的国际储备用美元记账。美元需求与供应难以实现平衡，这成为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一大系统性风险。在后危机时期，一个逐渐提升的声音就是，在金融危机过程中和结束之后，应由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发起，进行对将来美元的发行、义务等方面广泛的国际对话，制订类似“美元全球公约”的硬性制度。从全球金融体系的发展历程看，寻求一个良好的制度和机制来实现货币和金融稳定是所有政策与改革的目标。中国、巴西、俄罗斯以及印度领导人在“金砖四国”领导人第二次正式会晤上强调，世界需要一个经过改革、更稳健的金融体系，使全球经济能有效地预防和抵御未来危机的冲击，所以有必要建立一个更加稳定、更可预见、更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

金融危机波及全球，美国金融风暴不仅动摇了美国在全球经济金融格局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对欧洲、亚太地区乃至全球金融的稳定和经济增长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金融危机再一次告诉人们，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无法预见和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出现了发展方向的迷失，必须进行深层次改革。世界范围内对围绕改革的争论持续不断，特别是美国更是反映出其改革的急迫性。美国改革法案已于2010年7月21日获得通过，该法案力求减少系统风险，并强化创新金融工具的可靠性。若美国改革成功，将会对全球市场产生显著影响。通过加强监控大金融机构、限制商业银行的自营交易、红利政策改革、强化对衍生品的监控等措施来减少全球金融风险。增强消费者保护，减少社会和经济不稳定，降低泡沫风险。通过增加监管监控、消费者保护新工具和应对泡沫风险的合理工具强化各国央行的权力。各国将会安排更为迅速和更好的机制来应对危机情势。更高的资本和流动性要求可能会导致交易减少。大型银行最具风险性的活动可能会从西方经济体转移到新兴国家。

在2010年举行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联合发展委员会会议上，发展中国家在世行的整体投票权重增加，中国等主要新兴经济体的代表性得到进一步体现。在基金组织方面，尽管份额改革没有实质进展，但职责改革出现了积极变化，尤其是监督职责。基金组织承诺通过份额和治理改革，以及对自身的监督和融资职责进行现代化改造，推进该组织在提升合法性、可信性和有效性方面的工作。

对于当前具有紧迫性的希腊主权债务危机问题，会议透露，基金组织与欧盟即将达成解决方案，此举将有助于避免希腊主权债务违约对世界经济造成新一轮打击。会议传达出的另一个信号是，金融部门的修复与改革将成为近期关注的重点。公报还称，金融部门问题是近期危机的核心。加强金融监管、提升抗冲击能力仍是一项至关重要但尚未完成的任务。

应该看到，本次会议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得到进一步重视，但国际金融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与此同时，在巩固复苏基础、避免危机重演、实现联合国千年目标方面，国际社会仍面临着重大挑战。

国际金融机构面临重组

为适应国际经济发展的需要，曾先后出现各种进行国际金融业务的政府间国际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包括国际清算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欧洲投资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泛美开发银行等。

这些金融机构对国际货币制度与世界经济的发展都曾有过深远的积极影响。但是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也将现行国际金融机构的弊端暴露无遗。

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FM）和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国际金融机构即布雷顿森林机构，成立于二战后初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功能是在建立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并适时对发生债务问题或货币危机国家，提供短期贷款。世界银行功能是以长期贷款帮助受创国振兴经济，嗣后逐渐以援助发展中国家为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自成立以来，都是由发达国家掌控，最初是美国及英国主导，日本及西德经济崛起后，地位跃居英国之前，而美国始终拥有最大的发言权及投票权。“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布雷顿森林机构仍然存在，但其存在的问题也非常明显的：

1．制度设计缺陷

（1）份额确定与调整不合理。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的份额计算公式虽然包括了GDP、储备规模、经常项目收支、开放程度等变量，但是忽略了人口、经济增长等重要因素。甚至在在历次份额分配中，份额计算公式中有关参数和权重的调整不仅没有公开程序，而且具有较大的随意性。这种状况，势必影响份额计算公式作为决定成员国份额客观依据的公平性与合理性。由此得出的投票权夸大了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中的分量，而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实力的增长在份额分配中根本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

（2）决策与治理机制不合理。布雷顿森林机构投票权分为基本投票权和加权投票权。基本投票权是成员国拥有的固定投票权，反映主权平等原则。而加权投票权则随成员国份额的增加而增加，体现成员国的贡献度。这种制度安排导致两种投票权比率严重失调，“一国一票”为基础的主权平等原则最终为“美元”决定投票权的原则所取代。美国一国独大拥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6.77%的投票权，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的投票权所占比例分别为6.02%、5.88%、4.85%和4.85%，这五个发达国家控制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38.37%的投票权。从世界银行的情况来看，美国的投票权为16.36%，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的投票权所占比例分别为7.85%、4.48%、4.30%和4.30%，五大国控制了世界银行37.29%的投票权。投票权过度集中于少数发达国家导致其拥有了实际否决权。这两大机构所做的决议，必须获得半数以上投票权才能通过，重大决议则需要获得85%以上投票权，这实际上赋予了美国在这两大机构重大决议上的决策权和否决权。

（3）高管遴选机制不合理。长期以来，总裁人选始终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大股东的政府秘密决定，由美欧等西方国家政府相互协商产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和世界银行行长分别由欧洲人和美国人担任已成为惯例。这不仅难以体现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而且从根本上削弱了发展中国家对这些机构管理层进行监督与问责的基础，使之成为发达国家控制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平台。

2．指导思想僵化

以居于国际金融体系核心地位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例，在成立之初它的功能是维持固定汇率制度，协助成员国干预市场汇率的波动；据监督成员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为发生严重逆差的成员国提供资金援助并协助其执行调整计划；协助建立成员国之间经常账户交易的多边支付体系，并消除阻碍世界贸易发展的汇兑限制。但在实际运作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未能对成员国一视同仁，对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监管缺位，放任其实施过度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投机盛行。而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则监管过度推崇紧缩性宏观政策，在提供救助时往往对被救助国附加不切实际的苛刻条件，反而加重了成员国的危机。这直接导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沦为少数发达国家借以实现本国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重要场所。

3．危机管理失职

近二十多年来，全球范围内各种类型的金融危机此起彼伏，布雷顿森林机构作为世界经济的治理者和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监管者，没能有效预测和预防金融危机的爆发，其工作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失职。在危机发生后，作为金融危机的救助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具有全球系统重要性的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爆发的危机显得无能为力，这不仅充分暴露出现行国际金融机构指导思想僵化所产生的严重弊端，而且也表明了国际金融机构体系自身改革的迫切性。

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国际金融机构是建立在旧的国际货币体系之上的，目前已根本不能适应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改革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特别是近年改革国际金融机构的呼声愈来愈大，主因是新兴市场如“金砖四国”崛起及影响力扩增，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无法适应变动剧烈的国际金融新情势。

2010年4月，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通过投票权改革方案，中国投票权从2.77%增加至4.42%，提高60%，排名从第6位跃居第3位，超越德国，仅次于美国与日本。中国在世银地位的显著提升，反映经济实力及影响力的受到重视及确认，也为改革国际金融机构改革跨出了重要一步。

世银投票权改革，发达国家让出3.13%投票权，使发展中国家投票权从44.06%增至47.19%，反映出两者经济实力的消长，也是体现国际多边主义的改革方向。但是，因为美国投票权没有任何变动，维持在15.8%，从而让美国保有独一无二的“否决权”，在世银的领导地位仍难撼动。美国是引发全球金融海啸的祸首，世银结构重整刻意忽视此一因素，显示改革理念仍是迁就国际政治现实。

尽管如此，世银跨出改革第一步仍有重要意义，接下来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股权及投票权的改革。唯有改革方向持续下去，国际金融机构才能与时俱进，发挥应有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