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在一个叫铁匠镇的小镇上，哪能不快活呢！”他说，“我到这儿来，完全是为了躲避纠纷。城里到处是纠纷和在性事上狡狯的人。对于我身上的有些部分，我不再鼓励女人随意摆弄了。我在底特律时，和一个女人陷进了一桩纠纷。她因为诉讼离婚，竟然需要我的精液。具有反讽意义的是，我热爱女人。某一个周日，当我见到修长的玉腿在晨光的闪耀中轻快地迈动，如同一阵微风从河上轻轻吹拂而来，我就会神魂颠倒。第二个反讽是，我渴望的终极目标不是女人的身体，而是她们的头脑。女人的头脑。微妙的存储和单向的流动，犹如一个物理学实验。与一个穿长统袜、交叉着双腿的聪明女人聊天，是何等的乐趣！尼龙袜摩擦产生的细小恬静的声响，在几个层次上给我愉快。第三个相关的反讽是，吸引我的总是那些最复杂、最神经质、最难对付的女人。我喜欢单纯的男人和复杂的女人。”
默里长着一脑袋密实的头发，眉毛浓重，一绺绺头发鬈在他脖子的后面。那一小把硬胡须待在下巴上，没有上唇的小胡子做伴，似乎是一个可选择的部件，以便视情况需要粘上或撕掉。
“你打算做什么样的讲座？”
“那正是我要和你谈的，”他说，“你以希特勒为名目在此建立了一个奇妙的东西。你创造了它，培育了它，使它属于你。这个地区任何一所学院或大学，没有一个教员说到希特勒的名字时会不朝你这儿点一下头—真的这样做或者打个比方。这儿就是中心，无可置疑的源泉。他是你的希特勒，格拉迪尼的希特勒。你一定深为满足。这所学院因希特勒研究而享誉世界。它具有个性，带来一种成就感。你以这个人物为中心发展出了一整套体系，一个具有无数从属部门的结构，一部历史中的历史。我赞赏这样的努力。这是大师手笔，精明而且漂亮地先发制人。这就是我想要对埃尔维斯[3]所做的事。”
几天后，默里邀我一起游览一处名叫“美洲照相之最的农舍”的旅游胜地。我们驱车二十二英里来到农耕镇附近的乡村。这儿有一片片草地和一个个苹果园。白色的篱笆伸展在起伏的田野上。不一会儿，标示牌就开始出现：美洲照相之最的农舍。我们到达这个景点之前数了数，一共有五块这样的标示牌。临时停车场停放着四十辆小车和一辆旅游大客车。我们沿着牛车道步行来到专为观景和拍照的高处。所有的人都带着照相机，有人还有三角架、长焦镜头和滤色镜。亭子里的一个男人出售明信片和幻灯片—从这个高处拍摄的照片。我们站在一片树丛边上，看着拍照的人。默里久久地沉默不语，偶尔往一个小本子里草草记些什么。
“没人看见农舍。”他说道。
一阵长久的沉默。
“一旦你看到了那些关于农舍的标示牌，就不可能再看到农舍了。”
他又一次陷入沉默。带照相机的人离开高地，立刻被别人取代。
“我们到这儿不是来捕捉一种形象，我们之所以在此是来保持这种形象。每一个照相的人都强化了这儿的气氛。你能感觉到这一点吗，杰克？无名能量的一种积累。”
一阵时间更长的沉默。亭子里的男人出售明信片和幻灯片。
“来到此地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投降。我们所见的仅仅是旁人之所见。过去来此的成千上万的人，将来要到此一游的人。我们心甘情愿地成为一种集体感觉的组成部分。这一点实实在在地丰富我们的想象。这与所有的旅游活动一模一样，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宗教经验。”
又是一阵沉默。
“他们拍摄人家拍照。”他说。
他好一阵子没有说话。我们听着快门不停的喀嚓声和卷胶片的手柄簌簌作响。
“这座农舍没有被人拍照之前是个什么样子？”他说，“它以前看起来像什么？它与别的农舍有什么不同，又有什么相同？我们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因为我们已经读过标示牌上写的东西，看见过人们喀嚓喀嚓地照相。我们不能跳出这个氛围，我们是它的一个部分。我们身处此时此地。”
他似乎对此感到极其高兴。
4
日子不好过的时候，人们就觉得必须大吃大喝。于是，铁匠镇上到处是肥胖的成人和儿童，个个有粗短的大腿，穿着肥大的裤子，摇摇摆摆地蹒跚而过。他们费力地从小汽车里钻出来。他们穿运动衫，全家一块儿外出跑步。他们脑满肠肥地招摇过市。他们在商店里、在汽车里、在停车场上吃，在大树底下吃，排队等公共汽车和买电影票时也吃。
似乎只有上了年纪的人才免了这吃喝的狂热。虽然他们有时候语无伦次、手足无措，却身材苗条、面色健康—女人们精心修饰得整洁大方，男人们神色专一、衣冠楚楚—在超市的外面挑选购物车。
我穿过中学的草地，来到大楼的后面，向露天小体育馆走去。芭比特正在沿着体育馆的台阶往上跑。我在石条座位的头排坐下。天空布满了条纹状的云。她跑到体育馆的顶部之后停下来，两手放在高高的护墙上，身体斜伏在上面略事休息。然后，她转过身来往下走，乳房在胸前抖动。风吹动她那宽大的运动衣。往下走时，她张开双手的五指，按着臀部。她抬起脸，享受凉爽的空气，所以没有看见我。走到最底下的台阶时，她又转身面向座位，做起舒展头颈的运动。然后她重新开始往上跑。
她三次这样跑着上台阶，然后慢慢地走下来。周围一个人也没有。她认真地做着这项运动，头发飘拂，双腿摆动，肩膀起伏。每次到达顶部她就俯身在护墙上，低着头，上身抖动。当她最后一次下来时，我到运动场边上去迎她。我拥抱了她，两手伸进她灰色的棉运动裤裤腰里。树梢顶上出现了一架小飞机。芭比特一身湿漉漉的汗，暖暖的，还发出一种小动物的嗡嗡声。
她跑步，她铲雪，她给澡盆和洗碗池堵缝。她与怀尔德一起做字谜游戏；每到晚上，她就在床上朗读经典的色情小说。我做什么呢？我转动垃圾袋，把它们拧起来；我在学校的泳池里游上几圈。我外出步行时，如果颠簸的车子悄然无声地跟着我，突然出现在我身边，我会吓得像白痴似的跳起来。芭比特对狗和猫说话。我从右眼角瞥见彩色的光点。她计划着我们从不实行的滑雪旅行，满脸激动得放光。我步行上山到学院去，看见有些新家舍的车道两旁刷成白色的石头。
谁会先死？
这个问题居然像汽车钥匙在哪里一样，不时地冒出来。它使我们之间的一句话戛然而止，把相互的一瞥延长。我纳闷这种想法本身是否就是性爱本质的一部分，是颠倒过来的达尔文主义，赐予未亡人忧愁和恐惧。或者它是我们所呼吸的空气中的某种惰性气体，像氖之类的稀有元素，具有熔点和原子量？我在煤渣跑道上用双臂搂住了她。孩子们跑着来到了我们身边，有三十个穿鲜艳短裤的女孩，简直是难以想像的跳动着的一团物质。急促的呼吸，脚步落地时参差不齐的节奏。有时候，我想是我们的爱情缺乏经验，关于死亡的问题就成了理智的提醒，它治愈我们对未来的无知。简单的事物注定灭亡，或者那只不过是一种迷信？我们看着女孩们又跑过来了。她们现在做好了比赛的准备，脸上和特别的步态所表现的渴望中几乎没有一点儿沉重，因而能够轻轻落地。
马里奥特机场，市区旅行社，谢拉顿旅馆和会议中心。
回家的路上，我说：“比伊想在圣诞节来玩。我们可以让她跟斯泰菲一起睡。”
“她们俩认识吗？”
“她们在迪士尼乐园见过。不会有问题的。”
“你什么时候到过洛杉矶？”
“你说的是阿纳海姆吧。”
“你什么时候到过阿纳海姆？”
“你说的是奥兰多吧。到现在有三年了。”
“我那时在什么地方？”她说。
比伊是我与特薇迪·布朗纳结婚生的女儿，在华盛顿郊区刚刚开始上七年级。她在韩国住了两年，难以适应美国的生活。她上学乘出租车，给汉城和东京的朋友打国际长途电话。在国外时，她要吃番茄酱三明治和特里克斯牌的玉米条。现在，她用韭芽和虾米做哧哧响的饭菜，老是霸占特薇迪那饭店级别的煤气灶。
那个星期五的晚上，我们预订了中国饭菜，全家六口人坐在一起看电视。这是芭比特定下的规矩。她似乎认为，如果孩子们每周一个晚上与父母或继父母一起看电视，其效果就是让电视在他们眼中失去魅力，并使它成为健康的家庭活动，电视中的麻醉作用和毒害脑筋的可怕力量就会减弱。这种推理让我模糊地感到自己被藐视了。事实上，这样度过的晚上对于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种微妙的惩罚。海因利希一声不响地坐着吃他的蛋卷。每次电视屏幕上有什么可耻或侮辱性的事情似乎要发生在某人身上时，斯泰菲都变得焦躁不安。她有一种为别人着急的博大胸怀。她常常会离开房间，直到丹妮斯向她发出场面结束的信号才回来。丹妮斯利用这种时候劝导妹妹要坚强，说人活在世上需要卑鄙无耻的厚脸皮。
每逢星期五，在电视机前坐了一晚上之后，我就埋首于有关希特勒的研究直至深夜，这成了我的正式习惯。
某个这样的夜晚，我上床之后，对躺在身边的芭比特说，校长早在1968年就曾经劝告过我，如果我想被严肃地当作希特勒问题的创新者，我就应该对自己的名字和外表下点儿功夫。他说杰克·格拉迪尼这名字不行，问我还有什么别的名字可以用。我们最后商定，我应该创造几个额外的缩写首字母，称自己为J.A.K.格拉迪尼，这个标签使我的名字好像穿了一件借来的外套。
校长警告我注意他所谓我对自我形象表现不力的倾向。他大力建议我增加体重。他要我“长大”，成为当之无愧的希特勒问题专家。他自己身材高大、下颚宽厚、红光满面、大腹便便，拖着一双大脚丫，一副呆鹅的样子，真是一个可怕的组合。我的优势是身材相当高，大手大脚，可是太需要块头了—或者他是这么认为的—一副不健康的超重模样，充垫过的、笨重庞大夸张的样子。他似乎是在说，如果我变得更丑，将大大有利于我的事业。
所以，希特勒赋予我成长和发展的目标；我有时已经在这么尝试。厚重的黑框眼镜和暗色的镜片是我自己的主意，这是因为我现任妻子要我不留蓬蓬松松的大胡子而做出的选择。芭比特说她喜欢J.A.K.这一组字母，并且认为这样做不是庸俗地惹人注意。对她来说，这几个缩写字母暗示着尊严、重要性和声誉。
我只是名字后面的虚构人物。
5
我害怕这些无目的的日子一眨眼就完结了，于是对自己说：让我们在还能够享受的时候，享受这些无目的的日子吧。
早饭时，芭比特用她讲故事的声调朗读了对我们每个人的占卜结果。当她读到我的卜辞时，我心里想听却尽量不听，我认为我找到了几条线索。
吃完晚饭，我上楼时，听到电视里说：“让我们静坐如莲花半开，意守命门。”
那晚我入睡不一会儿，就觉得砰的一下，像猛地跳进了浅水，心脏停止跳动，从自己身体里掉了出来。我被震得醒过来之后，便向黑暗中凝视，意识到自己刚经历了大致属于正常的“肌痉挛”。它是否就是这个样子：突然和不由自主？我想，死亡会不会像天鹅投水，白翅膀、优雅和平稳，水面上不起一丝波纹？
蓝色的牛仔裤在烘干机里滚动。
我们在超级市场里撞见默里·杰伊·西斯金德。他的篮子里装着普通食品和饮料，是一些无牌子的东西，简易的白色包装上只有三言两语的标示。有一个白色罐头上标着“罐装桃子”。猪肉的白色包装盒上，没有透明塑料窗口显示其中代表性的一片。炒花生仁的瓶子上有一块白纸，上书“不同寻常的花生仁”。我向默里介绍认识芭比特时，他不停地向芭比特点头。
“这是新式的消费节制。”他说，“这样的包装确实没有韵味。它引起我的兴趣。我觉得自己不仅省了钱，而且对某种精神上的共识做出了贡献。好像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开战。每件东西都是白色的。他们要剥夺我们鲜艳的颜色，并全部用于战争。”
他一边盯着芭比特的眼睛，一边从我们的购物车里拿起食品闻着。
“我以前买过这种花生仁，它们圆溜溜的、中间裂开有凹坑。这些是碎花生仁，瓶底有很多小碎粒，但是好吃。我最喜欢的是这样的包装。杰克，你是对的，这是最后的先锋派。大胆的新形式，震撼人的力量。”
一个女人跌倒在商店前面的平装书架上。远处拐角的地方，一个矮胖男人从高处的亭子里钻出来，小心翼翼地向她走去，侧着脑袋，以便看得清楚一些。这时，收款的姑娘喊起来：“莱昂，荷兰芹。”他一边走近跌倒的女人，一边回答说：“七角五分。”他胸前的口袋里插满了软毡尖的水彩笔。
“这样说来，你在寄宿公寓自己做饭。”芭比特说。
“我在房间里划出一块地方做饭。我在那里很快活。我看电视节目报，看《当代飞碟爱好者》上的广告。我要让自己沉浸在美国式的魔力和恐怖之中。我的讨论课进展顺利。学生聪明，反应热烈。他们提出问题，我回答。我讲话时，他们记笔记。这在我的生活中，算得上是不小的惊喜。”
他拿起我们挑的一瓶强力去痛药，在防止儿童开启的瓶盖四周嗅着。他还闻了闻我们的蜜露瓜、苏打水和姜味汽水。芭比特走到冷冻食品部去，那是我的医生劝告我避而远之的地方。
“你妻子的头发简直是人间奇迹。”默里紧盯着我的脸说，好像要以这一新信息向我表达深深的敬意。
“是的。”我说。
“她有‘了不起’的头发。”[4]
“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希望你以那个女人为荣。”
“绝对。”
“因为那样的女人不可多得。”
“我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