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苏·布克、洛伊丝·华莱士】
1
中午时分，旅行车排成一条闪亮的长龙，鱼贯穿过西校区，然后缓缓绕过橘黄色的工字钢雕塑，向宿舍区行进。旅行车的车顶上满载着各种各样的物品，小心地绑着的手提箱里塞满了厚薄衣服；盒子里装着毛毯、鞋子、皮靴、文具书籍、床单、枕头和被子；有卷起的小地毯和睡袋；有自行车、雪橇板、帆布背包、英式和西部牛仔式的马鞍、充了气的筏子。当车子减速缓行并终于停下时，大学生们立即跳下车，冲到后面的车门，开始卸车内的东西：立体音响、收音机、个人电脑；小冰箱和小拼桌；唱片盒和音带盒；吹风机和烫发夹；网球拍、足球、冰球和曲棍球杆、弓和箭；管制物品、避孕药丸和器具；还有形形色色仍然装在购物袋里的小吃—葱蒜味土豆片、辣味干酪玉米片、焦糖奶油小馅饼、名叫华夫洛和卡布姆的早餐食品、水果软糖和奶油爆米花；达姆汽水和“神秘”薄荷糖。
这样的景致，二十一年来每年九月我都能见识一次。每次无一例外都是一个精彩的节目。大学生们滑稽地喊叫着互相招呼，情意绵绵地跌进对方的怀抱。他们总是言过其实地吹嘘自己在暑假中怎样无法无天地寻欢作乐。父母们站在车子旁边，被太阳晒得头昏眼花，从各个方向看着他们自己的形象。煞费苦心晒黑的皮肤。精心打扮的面孔和滑稽的表情。他们感觉到一种新生和一种共识。女人们饮食严格，因而身材苗条，表现出活泼有生气的样子，还说得上很多人的名字。她们的丈夫心甘情愿地安排时间，不经意但是也不发牢骚，为父有成，浑身上下透出一股投了大宗保险的神气。现下的这个旅行车大聚会，如同他们一年里会做的任何事情，比起正式的礼拜仪式或法律条文，更明确地让这些父母明白，他们是一群思想上相仿和精神上相连的人，一样的民族，一样的国民。
我离开办公室，下山进城。城内有些房子建有塔楼和两层高的门廊，住户们坐在古老的枫树的阴影下。这里还有希腊复古式和哥特式的教堂。一所疯人院有一条细长的柱廊、带花饰的老虎窗和陡峭的房顶，最上面是凤梨状的尖顶饰。芭比特、我和我们以前结婚所生的孩子，住在一条安静街道的尽头，这里先前是一片坑坑洼洼的林地。后院的远处，下面有一条高速公路。每到晚上，当我们歇息躺到黄铜床上时，就能听到稀稀拉拉的车辆飞驰而过，遥远、平稳和低沉的声响萦绕在我们的睡眠中，好像死去的灵魂在梦际喋喋不休。
我在山上学院任希特勒研究系的主任。1968年3月，我创建的北美希特勒研究系开张，那是一个寒冷、晴朗，偶尔会有一阵东风的日子。当我向校长提议是否可以成立一个研究希特勒生平和事业的系，他立刻看到了这种可能性。此事马上轰动一时，成了成功之举。校长后来当上了尼克松、福特和卡特的顾问，直到他去世—当时他正坐在奥地利的一辆上山吊车中。
在第四大道和榆树街的十字路口，汽车左拐就能到达超级市场。一名女警察蜷伏在盒子一样的汽车里巡视该地区，查看是否有违章停车、超速行驶和过期的验证。全城的电话线杆上，都贴着自撰的寻找猫狗的启事，有的还是小孩子的笔迹。
2
芭比特高个子，比较丰满，腰围有一点儿粗，体重也超了一些。她的头发是一种特别的黄褐色，从前称为“肮脏的金黄色”，扎成一个蓬乱的大发髻。假如她是一个小女人，这样的发式就显得太装腔作势、太调皮和别出心裁了。大身材赋予她蓬乱的外表以某种严肃性。大块头女人不会算计这类事情。她们缺乏在自己的身体上搞阴谋诡计的狡诈本领。
“你真是应该到那里去。”我对她说。
“哪里？”
“今天是旅行车大聚会的日子。”
“我又错过它了？你应该提醒我。”
“车子多得排到音乐资料馆还过去，一直上了州际公路。蓝的、绿的、绛紫的、棕色的，在太阳光底下闪闪发光，就像是一支沙漠旅行车队。”
“你知道我需要提醒，杰克。”
头发蓬乱的芭比特具有某种大人物漫不经心的庄严，这种人物专注于大事业，以至于不了解或无暇顾及自己的外表。这倒并不是说她就是世人一般认为的那种有天赋的干大事业者。她把孩子们拢在自己身边并且照料他们，在成人教育计划里教授一门课程，还参加志愿小组给盲人读书报。她给一位名叫特雷德怀尔的老人每周读一次报刊，老人住在城边上，大家管他叫特雷德怀尔老头，好像他就是一座界标、一段岩层或一片阴森森的沼泽。她给他读的是《国家调查员》、《国家检查员》、《国民快报》、《环球》、《世界》、《明星》。老伙计要求每周来一点儿邪教的神秘故事。何必拒绝他呢？这里，一切的关键是，不管芭比特做什么，她总让我感觉得到了甜滋滋的报答，觉得与全心全意的女人、日光、充实生活的热爱者、热热闹闹的家庭气氛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我一直在观察她有条不紊地、熟练地、似乎轻松地做着各种事情，一点儿不像我的前任妻子们—她们都有一种疏远客观世界的倾向，与情报机关的纠葛使她们成了一小撮专注于自我的总是紧张兮兮的人物。
“我倒不是想看旅行车。那些人什么样子？女人们穿格子衬衫和针织毛线衣吗？男人们是不是穿骑马外套？骑马外套什么样子？”
“他们钱囊鼓鼓，悠然自得。”我说，“他们真的相信他们应该有钱，有权享受。这样的信念给予他们健壮的体魄。他们都有一点儿容光焕发。”
“有那样的收入，我就会操心死亡。”她说。
“也许根本没有我们所知道的死亡。只是一些文件换换手而已。”
“这倒并非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旅行车。”
“我们的那辆车小，铁灰色的，车门又整个儿都锈了。”
“怀尔德在哪儿呀？”她总是那样惊慌失措地喊叫。这是她的一个孩子，正在后院一动不动地坐在他的三轮车上。
芭比特和我总是在厨房里聊天。厨房和卧室是这儿的主要活动天地、动力所在、一切的源泉。有一点上她和我是一致的，我们都把这座房子的其他地方当作储藏室，用来堆放以前的家具、各自所生的孩子们的玩具以及一切没有用过的物品、过去的姻亲们的礼物、遗物和杂物。各种各样的东西和盒子。为什么这些东西如此令人伤心呢？它们带着一种晦气、一种噩兆。它们让我警惕的倒不是个人的失败和挫折，而是某种更笼统的事物，范围更大、内容更多的东西。
她带着怀尔德进来，把他放在厨房的柜台上坐着。丹妮斯和斯泰菲下楼来，我们谈论她们上学需要的物品。很快就到了午饭时间。这是一个混乱和吵闹的时刻。我们到处乱转，争吵一阵子，把各种器皿弄得乒乓响。最后，待我们从碗橱和冰箱里抓到或者从相互的盘子里扒到什么时，个个心满意足，随即开始安静地在色彩鲜艳的食品上抹芥末面和蛋黄酱。整个儿是一派绝对庄严的期待气氛，好不容易赢来的报答！饭桌上放得满满的，芭比特和丹妮斯用胳膊肘互相捅了两次，但是谁也没有说话。怀尔德还坐在柜台上，周围全是打开的纸盒、揉皱了的锡纸、装土豆片的亮闪闪的纸袋、包着塑料薄膜的一碗碗糊状物、易拉罐的拉圈、弯弯曲曲的包扎绳、小块包装的橘黄色奶酪。海因利希进来，仔细地看了一下这个场面，然后从后门走出去消失了。他是我的独子。
“这不是我原来想准备的午餐。”芭比特说，“我可真的一直把麦芽加酸乳酪当回事儿的。”
“我们以前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话？”丹妮斯说。
“也许就在这儿。”斯泰菲说。
“她总是买这玩意儿。”
“可是她从来不吃它。”斯泰菲说。
“因为她想，如果她不断地买这东西，为了解决它，她就不得不吃。就好像她是在哄骗自己。”
“它堆满了半个厨房。”
“但是她在吃之前就把它扔了，因为它已经坏了。”丹妮斯说，“所以接下来她又将这事情从头来一遍。”
“不管你往哪儿看，”斯泰菲说，“它无处不在。”
“如果她不买，她感到内疚；如果她买了不吃，她感到内疚；当她看见它搁在冰箱里，她感到内疚；当她扔掉它时，她感到内疚。”
“就好像她抽烟了，可是她不抽。”斯泰菲说。
丹妮斯十一岁，是个倔强的孩子。她对于母亲那些她认为有破坏性或者危险的习惯，几乎每天领头抗议。我捍卫芭比特。我告诉她，我就是那种在饮食问题上需要做出规矩的人。我提醒她，我是多么喜欢她看起来的那种样子。我暗示，大个子只要大得正好，天生就有一种诚实感。人们信任个子大得恰如其分的人。
但是，她对于自己的臀部和大腿感到不悦，所以就去快步小跑，沿着新古典中学体育馆的台阶往上跑。她说我因为喜欢对爱的人掩盖真相，就把她的缺点说成优点。她说，真相里面潜伏着某种东西。
烟雾报警器在楼上的过道里响起，不是提醒我们电池刚刚用完，就是因为房子确实着火了。我们静悄悄地吃完了午餐。
3
山上学院的系主任们都穿学袍，不是那种华丽的拖地的长玩意儿，而是在肩部皱起的无袖外套。我喜欢这个主意。我喜欢把手臂从袍子的褶层中甩出来看表。核对时间的简单动作变成了手臂的一甩。潇洒的手势给生活增添浪漫色彩。闲逛的学生们见到系主任走过校园时，弯曲的手臂从他那中世纪的袍子里冒出来，数字式手表在仲夏的薄暮中闪烁，他们也许会把时间看作精巧的装饰、人类意识的一种浪漫。当然，袍子是黑色的，几乎可以和任何别的衣服搭配。
希特勒研究系没有自己的大楼。我们与大众文化系合用一座称为“百年堂”的砖瓦建筑。这个系的正式名称叫作美国环境系，有一帮希奇古怪的人。教员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纽约来的外国流亡者，个个神气活现，像一群暴徒，疯了似的迷恋电影和琐屑小事。他们到这儿来译介文化的自然语言，而且，为他们笼罩着欧洲阴影的童年时期所感受到的灿烂的乐趣创造出一套规范—一种泡泡糖纸和洗衣粉广告歌词的亚里士多德学说。该系的系主任名叫阿尔丰斯·（快餐食品）[1]·斯汤帕纳托，是一个胸脯宽大、怒目而视的人。他收藏战前的果味汽水瓶子，并且把他们永久性地展示在一个壁龛里。他属下的所有教员都是男性，穿皱巴巴的衣服，不大理发，往胳肢窝里咳嗽。全体人员看上去都像工人兄弟会的官员，召集起来成立一个残疾人协会，给人以充满苦难、疑虑和阴谋的印象。
上述人员中的一个例外是默里·杰伊·西斯金德，前体育新闻记者。他请我到餐厅和他一块儿用午餐。餐厅里说不上名的食物散发出大众化的味儿，激起我一阵模糊阴暗的回忆。默里新近来到山上。他肩膀下塌，蓄一把阿曼教派[2]教徒的胡须，戴一副小圆框眼镜。他是来讲授当代偶像的访问教师，似乎因为自己在大众文化上与同事们积累的资料相去甚远而感到难堪。
“我懂得音乐，懂得电影，我甚至明白漫画书可以告诉我们些什么。可是，这儿有些正教授却只阅读早餐食品盒子上的说明文字。”
“这是我们仅有的先锋派人物。”
“我可不是在发牢骚。我喜欢这儿。我完全被这个地方迷住了。一派小镇子的景象。我要摆脱城市和性纠缠。热量—这就是城市对我的意义。你下了火车步出车站，就会被热浪所袭。空气、交通和熙来攘往的人群的热量。食物和性的热量。高楼大厦的热量。地铁和隧道里飘上来的热量。城市的气温总是高出十五度。热量从人行道上升空，从有毒的天空中降落。公共汽车吐出热量。购物的人群和办公室人员散发热量。整个基础设施就是建立在热量之上的，消耗热量，生出更多的热量。科学家们喋喋不休的‘宇宙热量的最后耗尽’早已开始，你可以在任何大中城市里感到这一切正发生在你的周围。热量和潮湿。”
“你住在什么地方，默里？”
“一座寄宿公寓。我完全被俘虏和哄骗了。这是疯人院附近一座原本豪华，如今旧得快要塌掉的房子。七八个搭伙的人，除了我，大致是永久居住在此的。其中，一个女人心中藏着某种可怕的秘密；一个男人脸上带着一副忧愁的神情；一个男人从来足不出户；一个女人数小时站在信筒旁边，等待着某件好像永远不会来到的东西；一个男人不知身世；一个女人身世复杂。那儿有一股我真正为之感动的电影中的不幸人们居住地的味儿。”
“你是其中的哪一个？”
“我是犹太人。我还能是别的什么呢？”
默里几乎全身衣服都是灯芯绒的，这种打扮有某种动人的东西。我有一种感觉：自从他十一岁以来，他在一片拥挤的钢筋混凝土建筑中，一直把这种厚实的衣料与某个遥不可及、树荫蔽日之所的深奥学问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