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治疗

中世纪及近代文献中，我国对音乐治疗活动有了更翔实的记载，中医古籍《黄帝内经》中的《五音五味篇》，把五音（宫、商、角、徵、羽）与五脏（脾、肺、肝、心、肾）及五志（思、忧、怒、喜、恐）相对应，阐述了五音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先秦时期的《白虎通·礼乐》中“调和五声以养万物”之说，体现出先秦时期，人们在音乐医疗的应用和对音乐医疗功效的认识。

汉代《史记·乐书》中记载有：“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流通精神而和正心也”。

晋代阮籍在《乐论》中提到：“天下无乐，而欲阴阳调和、灾害不生，亦已难矣。乐者，使人精神平和，衰气不入”。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好听琴》中“本性好丝桐，尘机闻即空，一声来耳里，万事离心中；清畅堪销疾，恬和好养蒙，尤宜听三乐，安慰白头翁。" 诗句强调了音乐对人的心理调节功能。

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在《欧阳文忠公集》中，记载了他曾因忧伤政事，而形体消瘦，屡进药物无效。后来，他抚琴排忧，每天听古乐《宫声》数次，心情逐渐从忧郁、沉闷转为快乐、开朗。为此，欧阳修还深有感触地说：“用药不如用乐也”。

元代时期，四大名医之一的张子和，在用针灸治疗悲伤过度的病人时，让一些乐手吹笛抚琴，并配以歌声来转移病人的注意力，每次都能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在他撰写的《儒门事记》指出“好药者，与之笙笛”，更是提倡让病人学习器乐，通过音乐来缓解疾病带来的痛苦。

明代著名医学家张景岳在《类经附翼》中提到“十二律为神物，可以通天地而和神明”，说明了音乐对人精神世界的影响。

清代名医吴师机不仅擅长膏药疗法，而且非常重视音乐疗法。在他的《理瀹骈文》写道“七情之病，看化解闷，听曲消愁，有胜于服药也”，说的也是音乐对身心的好处所在。

在中世纪的西方，当时的基督教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宗教音乐当时在医疗方面担当了重要角色。其中出现了专为治疗感冒的圣歌，宫廷乐师们也利用专门谱写的音乐来为达官贵族们解脱病痛。

在中世纪希腊文化中，医学实践仍是以四种特质的理论为基础，这个架构提供音乐在治疗疾病上作为基本的角色。这时的许多政治家和哲学家都相信音乐治疗的力量。如：伯耶斯（Boethius）认为音乐可以增加或降低人的道德。就像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一样，康斯多瑞斯（Cassiodorus）也把音乐视为强力净化的功能，席·贝寿（St. Basil）倡导音乐对恐惧情绪是一个正向的媒介，许多人相信，赞美诗对于一种无法具体说明的呼吸方面的疾病具有疗效（Strunk, 1965）。

进入到文艺复兴时期，绘画艺术、物理学、医学等学科有了新的进展，音乐治疗也朝着更科学的方向发展。这一时期著名的音乐家莎尔威纳（Zarlino）和维萨里（Vesalius）医师就探讨和联系了音乐和医疗的关系（Boxberger, 1962）。当时的作家像萨士比亚（Shakespeare）和阿姆斯特朗（Armstrong）都在所创作的戏剧和诗歌中，记录了运用音乐治疗的例子（Davis, 1985）。

到了18、19世纪，欧洲和美国的医师们开始深入了解音乐对人体在生理方面的作用，观察到音乐对呼吸、心率、血压、消化系统的影响（陈建华；Alvin, 1975）。这时西方出现最早介绍音乐治疗的著作，比如：英国布朗的《音乐医学》、奥地利医师利希藤塔尔的《音乐医生》（陈建华，2001）。1804年埃德温阿特利（Edwin Alee）撰写的论文《论音乐对疾病治疗的影响》（An Inaugural Essay on the Influence of Music in the Cure of Diseasee）在文中写道：“音乐对心灵影响重大，对生理也是。”

文艺复兴时期，音乐不仅用于治疗忧郁、绝望与精神疾病，也被医师作为预防药物来使用，音乐被视为能促进情绪健康。对于一些可负担豪华现场表演的人，音乐可以协助他们维持生活的正向观点。音乐在这一阶段显得特别重要，因为欧洲被流行病肆虐破坏，有时甚至会造成整个村庄的灭亡（Boxberger, 1962）。18世纪，在美国出现最早的音乐治疗文献是1789年由一匿名的作者发表在《哥伦比亚杂志》（Columbian Magazine）上的一篇关于《思考音乐医疗》（Music Physically Considered）的文章，这一匿名作者提到一个有价值的结论是：人的心理状态可能会影响身心健康。他声称音乐是种“被证明有治疗效果的媒介，因为它会影响人的情绪。" 该作者建议在使用音乐技巧治疗疾病时，需要一位严格训练的从业者。这一建议至今仍被采用。同期发表的还有另一篇《音乐退烧：一个明确的例证》（Remarkable Cure of a Fever by Music: An Attested Fact）的文章，这篇文章于1796年发表在《纽约周刊杂志》（New York Weekly Magazine）上。这位匿名的作者在文中陈述了一名来自法国的音乐教师经历一次严重的发烧，经过2周持续发烧的痛苦后，在病人的要求下，为他举办了一场器乐演奏会，据作者描述，病人的发烧症状在表演期间是消失的，但在表演结束后症状又恢复了。就这样，音乐在这位音乐老师醒着的时候不停地播放，结果是暂时可以遏制他的病情，经过2周的时间，这位音乐老师完全康复。在19世纪，美国有两位著名的精神科医师也致力于音乐治疗研究，其中一位叫威廉·波尔的医生在1877年举行的全国年度会议上发表了《音乐和心灵的关系》（Music in Its Relation to the Mind）。另一位医师科林（Corning），基于音乐可以抑制病人的噩梦、消除病人疑虑、使病人的日常生活能力可以有效控制下，广泛运用音乐治疗在病人身上。史塔文斯基（Igor Stavsky）也同意此说法，他在1939到1940年间，在哈佛大学的讲学期间，明确指出：“音乐的意义及其根本目的……在于促进一种交融，人与他人，以及人与上帝的合一。" 在1889年9月的《纽约医学期刊》（New Yor Medical Journal）上，塞瓦斯蒂安丁·威默（Sebastian J. Wimmer）发表了《音乐的影响与治疗价值》（The Influence of Music and Its Therapeutic Value）。威默使用标示日期的概念，证明了音乐是一种治疗工具的价值。他提倡音乐可以带来身体与心灵和谐的构想。在19世纪，从事音乐治疗实践的音乐家、医生、精神病学家们所提出的音乐治疗功效都是在自身所从事领域里独立存在的，音乐治疗的学科整合和全面应用并没有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