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出嫁时我才九岁，那时我正恨着她。
那日离过年还只有五天，是当时最神的江边瞎子推算的。他说那日风和日丽，阴阳调和，最宜嫁娶。大姐属相金箔金虎，性刚命硬，女生男相，最好找个能压得住其势头的日子方能成就美事。那日正好也是壬寅，和大姐属相一母同胞。正所谓二虎相斗必有一伤，斗来斗去，自然再恶不起来。况且饿虎入冬，皮肉皆松，要恶也气势有限……
她婆婆听人家这样说，就定这一日，再不考虑其它。
也怪，那日天气确不一般——冰风苦雨了一个多月，突然来了这么个大晴天。第二日又接着冰风苦雨。这无疑给大姐的婚姻生活预示了好兆头。人们都断言：大姐好福气，将来的日子肯定如这日的光景般金灿灿、暖融融。
当母亲又哭又唱地哼着离别歌，诉说大姐出嫁后的种种不便与艰辛；当硬汉父亲为痛失一个好劳力、好帮手暗自饮泣；当贤惠大嫂为离去这个闺中伴侣而伤心落泪时，我却乐不可吱地躲在门背拍手偷笑：“哈！这个恶婆！让她嫁了好！嫁了她就成了客，再没资格管我！最好是让她嫁个狠丈夫、碰上个恶家娘，对她一日三餐打、三日九餐刑！帮我出了这口恶气！”
也难怪九岁的我竟如此怨毒。大姐留给我的创痛实在是太深了！时至三十年后的今天，我的右脑门靠太阳穴处还存留着一个比蚕豆还大的硬疙瘩——这是大姐送给我的离妹纪念品！我曾怀疑这可怕的纪念品会不会有一天突然癌变致我于死地？至少，它也是恼人的骨质增生。因为每逢晴雨变化，它都酸疼难当，时刻提醒我它的存在和威胁。我很怀疑：我成年时突然冒出来的偏头疼就与它有关——我真想除掉它！这个可怕的阴影！可恨它长的地方太特殊，我一直不能如愿。
事情还得从那年夏天说起。那是端午节后的第二天下午，大队部的赤脚医生杨华来给吃粽子吃得拉肚子的二哥看病，顺便带来了母亲托他买的两只塑胶网袋。这网袋母亲是一见钟情。她去二十里外的镇中心合作社给大姐办嫁妆时，那里的一个女营业员正挎着织毛衣。母亲觉得这家伙既好看又实用，就爱了。那网袋大小与后来流行的纸礼品袋差不多，但质量绝对比纸袋牢靠，能提得起上十斤重的东西。而且，颜色也蛮好看：糖果色。红的红得耀眼，绿的绿得迷人。杨华给母亲带的两只网袋——一只粉红、一只翠绿，除了颜色和大小不一样外，其它没什么差别：网线都只有缝衣针大，鲜艳而透明，如美玉般泛出一层油光。尤其那提手，又圆又粗，光滑明亮，大小适中，一如金银铺里的玉手镯。如果拆下来套在手上，绝对可以以假乱真。
这两只网袋母亲早有打算：一只给我做书包。一只给即将出嫁的大姐织毛衣。按习俗，她必须给婆家至亲人物见面礼。毛衣（实质是晴纶）既体面又实惠。有了这网袋，大姐的毛线球就不会再四处乱滚了。而且，走到哪都可以带着信手编织。
这俩网袋虽然漂亮，我虽然都很喜欢，但从实际出发，又不乐意接受。我天生是个实用主义者——这样两只四处透窟窿的网袋，哪一只能适合装笔？
可是，很显然我又没了别的选择。母亲既然说了这两只当中之一就是我的书包，我再不乐意也得接受。否则，我就连这样虽不适用、却很漂亮的“书包”都没有了。那时的农村，家家户户都还很穷。许多人连几块钱的学费都交不起，更别指望书包、文具盒之类的奢侈品了。象我，书是有得读了，可即将升入三年级，还从没拥有过一个象样的书包。此前，我不是用父亲给我编织的苎麻绳网袋，就是用母亲弃置的空洗衣粉袋。那些铅笔、钢笔、圆珠笔等尖嘴文具常常趁虚开溜。我因此也就常常为那些刚刚产生感情的文具又来一次哀悼。
我真不明白：母亲既有那零钱一次次给我补买笔，为何不干脆就将这些钱凑齐了一次性给我买个帆布书包？哪怕是用最廉价的土布给我做个简易书包也好啊！
如今，当她终于想起给我添置书包时，居然又是这么个中看不中用的货！
我怀着满心的不快，暗地里将那两只网袋相了相。发现绿的那只外形短些，比较适合我这样的小个子提。可惜它眼太大，不适合装笔。红的那只于我虽说偏长，但它的眼小，对笔们的约束力应该相对较大。
出于对笔的珍惜，我决定要那只红的，虽然天然的审美观让我觉得绿的更不俗。
我主意已定，却不言明，礼让竞争对手大姐先挑。她此时也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两只网袋瞧。一会儿瞧瞧这只，一会儿瞧瞧那只，好贪婪的样子。明显两只都想要，两只都舍不得。我不由得很紧张，生怕了她两只都要，又怕她也选中那只红的。但在她面前，我不敢抢先。虽然，人人都说该尊老爱幼，懂事的大人该让着不太懂事的小孩。但我的大姐，从来只望别人让她。我虽然年纪小，却也明了她的个性——我不愿又挨她揍，只能让她先挑。
这时，母亲权威地开了口：“晓露，你人小，先挑。”
我一阵窃喜，迅速瞥了明显不悦的大姐一眼，有点担心地说：“我要红的……”
“不！我要红的！”我话音未落，大姐便迫不及待地大嚷道。嚷着，还满带威胁地瞪我一眼。
我吓了一大跳，怯怯地看了她一眼。一碰上那凶巴巴、满含威胁的目光，体内天性的倔强又呼地喷发。我挺了挺胸，勇敢而坚决地说：“不行！我只能要红的！它眼小，不容易掉笔。你反正是放红绳，眼大些还有利于走线！”
母亲听了我的辩解，赞同地点头：“晓露讲的有道理，红的就给她。你不要争了，拿绿的吧。”
杨医生笑着插嘴：“都说你家晓露飞灵，读书成绩好，又能说会道。看看，小小年纪，说出来的话就一道一道的。长大了，可不是个角色？”
不知是不满母亲向着我，还是不忿杨医生赞了我。大姐竟恼羞成怒，一把抓过红网袋迅速抱在胸前，一边蛮横地白了我一眼，说：“我说要红的就要红的！那个你不要就算了！啰啰嗦嗦什么？”
接着，她意犹未尽地补上一句：“你不要最好——我全要了！我调换着用！”
我被她吓得缩在母亲的腋下不敢吱声。
母亲皱了皱眉，好声好气地劝她：“你这么大个人，眼见也要当娘了，还跟一个几岁大的细妹子争什么？这东西又不是再买不到。你实在喜欢，下次杨医生再去县城时，不会再叫他帮带一只来？”
谁知这话更惹恼了大姐，她冲母亲一瞪眼，嚷道：“我人大怎么了？人大就不是你亲生的女？你事事都依着她，我偏不服这口气！”
母亲被激恼，也提高了嗓音，斥道：“自家屋里的妹妹都让不得，将来嫁到别人家去，可怎么得了？不要以为人人都和家里人一样好说话！反正那时我管不着，也懒得管！由你自个去碰钉！”说着，将绿网袋递给我：“晓露，你懂事，先将就用这个。等下次杨医生再去县城，另帮你带个真书包来。那时，这只网袋仍归你。”
我不晓得健忘的母亲这“买好书包”的诺言是否会兑现，何时才能兑现？但想想大人们都拿她没辙，我一个小孩又能把她怎样？只有强忍着不满，眼睁睁地看着她把那只心仪的红网袋强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