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打开国门(1)

越洋惊雷

从任何人都不曾想到的遥遥北方——苍茫、荒凉、人迹罕至的虾夷地（今北海道），传来了一批欧洲人叩打日本国门的声音。沙俄从彼得大帝时代起就快速向西伯利亚扩张，虽一度在与康熙大帝统治的大清的交手中吃了败仗，但《尼布楚条约》签订（1689年）后沙俄转头继续挺进极北，甚至还跨过白令海峡进入了北美阿拉斯加。俄国人设想的贸易线路是派遣船只收购动物皮毛等北方特产，然后南下经过日本、朝鲜至中国贩卖。1792年，沙俄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派遣使节坐军舰来到虾夷地根室，递交国书和礼物，要求与日本通商。幕府只给使团提供了补给，一口回绝其通商要求。俄国船只此后便开始对千岛群岛、虾夷地进行地理测量，甚至发生了郭洛宁舰长（Glownin）在测量时被幕府逮捕的事件，好歹最终和平解决。

随后，日本南方海面也出现了新一批“南蛮”人，但不再是过去的葡萄牙、西班牙人，而是英国人和美国人。1813年，拿破仑在欧洲大陆上所向披靡，控制了荷兰。与法国交战的英国船只便来到了长崎港，要求接手出岛的荷兰商馆，但遭幕府拒绝。此后英国船队越发活跃，追逐着有利可图的鲸鱼群出没。有鉴于此，幕府认为除了进一步加强锁国体制以外别无他法，于是在1825年发布了《异国船只驱逐令》，规定不论任何情况，只要是异国船只靠近海岸线，便要设法加以驱逐，与其进行任何沟通交流或提供补给都是违令的。1837年，驻广州的美国商船摩利逊号以送还日本漂流民为名进入江户湾（摩利逊号为了表示友好没有装备任何武器），但遭到海岸炮台警告射击，只好离去。如果不是从一海相隔的大清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幕府如此做法显然会无头无脑地一直持续下去。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战败的清朝政府于1842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安坐紫禁城中的道光皇帝并不为此事过多担心，他不过是施舍了一个南洋小岛给洋人，付了一笔不大不小的费用，就解决了一桩麻烦事。鸦片战争后，大清朝内虽有零星几人开始“开眼看世界”，但主流仍是浑浑噩噩，而这一声惊天巨雷却在日本立刻产生了效果。这场战争期间，幕府老中水野中邦便在给友人的信中称“深有唇亡齿寒之感”。在《南京条约》签署的同一年，幕府立马废除了《异国船只驱逐令》，允许向异国船只提供燃料和饮用水，如对方有不轨迹象才能炮击。危机感尽管已经产生，但幕府不可能立刻想明白眼前世界大势如何，也没有能力和意愿去主动推进军备改革及更深刻的社会变革。

摆在幕府眼前的已经是一个穷于应对的烂摊子了。1830年（天保元年），天灾人祸接连不断，米价疯狂上涨，幕府及各藩都负债累累。1836年，甲斐农民发起暴动，几乎将甲府城给打了下来。紧接着德川家祖居所在三河国也发生了百姓暴动，幕府处死了上万人才将暴动血腥镇压下去。1837年2月，日本的经济中心大阪也发生了大事，一位名叫大盐平八郎的町奉行所前任与力（治安小吏），同时也是王阳明学说的钻研者，发表檄文并率领仇恨囤积居奇、抬高米价之富商的民众大闹大阪城，虽然仅半天时间就被镇压下去，但类似暴动已然扩散开来。幕府的执政集团中，首先是水户藩开始采取实际行动。藩主德川齐昭十分警惕甲斐农民暴动和大盐平八郎之乱在本藩上演，下令“选拔枪炮队长以下普通武士以上的嫡子编成近卫队”，并发给甲胄、洋枪等物。该“近卫队”装备的“洋枪”即火绳铳，是藩内自造的，其技术仍然停留于两百多年前。

在西方人看来，清兵所持“鸟铳”和日兵所持“铁炮”，都是遥远的火绳铳时代遗物。在东亚各国完成锁国体制的17世纪末，欧洲人将他们手中的火绳枪改换成了燧发枪，并配备了插座式刺刀。燧发枪不再用不可靠的燃烧引信点燃火药，而是由燧石打击钢镰点火，这才使得火枪这种热兵器首次真正变得可靠，也更加安全。其射击火力和前排士兵整齐的刺刀阵，使得步兵部队可以毫不畏惧地面对骑兵的快速冲锋。由此带来的进一步变革是线性战术的出现。1715年之后，线性战术基本确立为每个步兵排都排列成三行，依次跪立、射击，循环往复（由此可见数百年前织田信长已经采用“三段击”的传说不可置信）。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将线性战术发展成为令人惊叹的战争艺术，但带来近代战争革命的人则是第一法兰西帝国皇帝拿破仑。进入19世纪的西方军队早已褪去贵族军队的鲜亮外壳，成为了庞大无比、训练有素的国民军团，不仅手持更为先进的线膛来复枪，连专业的参谋军官团也开始出现。西方在军舰、火炮方面的领先，比起在这些领域自废武功的日本来说，更是遥遥在前了。

对以上这一切，幕府基本是两眼一抹黑，一无所知。此时的德川齐昭搞一支近卫队已经力有不逮，另外他又不停上书要求幕府撤销《建造大船禁令》，到后来就干脆指责幕府极力隐瞒鸦片战争相关情报，以致社会上流言四起。结果在1844年，幕府找了一些由头，强迫齐昭下野隐居去了。此前的1841年5月，幕府已经邀请了一个佐贺藩长崎奉行所的“地方小吏”，名叫高岛秋帆的人前来演示使用洋枪、洋炮的西式军法。演示结果，是幕府承认“蛮夷各国战斗组织与日本、中华之制不同”，即变相承认西式军队更强的意思。因此幕府于1842年6月准许各藩自由学习利用西式武器和兵法。但仅仅数月之后，幕府就罗织了高岛进行走私贸易的罪名，将其逮捕下狱。倒霉的高岛直至佩里黑船来航后才获释。幕府对于世界局势变动的反应，至此告一段落。但日本独特的幕藩体制下，地方藩国所享有的一定程度自主权，终于使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眺望无垠天际，尝试击破缠绕日本躯体上的一条条锁链。

高岛流炮术

德川幕府只在长崎出岛保留了与荷兰人沟通的商馆，而长崎又位于九州岛肥前佐贺藩近旁，因此，日本近代化的第一步由佐贺藩迈出，实属顺理成章。说起属于外样大名的佐贺藩，亦颇有典故。战国时代后期，北九州肥前国大名龙造寺隆信，在击败原先的北九州霸主大友军后猛然崛起，然而三秋霸业转眼成空，隆信在1584年的冲田畷合战中被萨摩岛津军击败杀死。隆信手下大将锅岛直茂趁势掌控权力，并在关原之战中投靠东军，于是德川家康封其为肥前佐贺藩主，正式取代龙造寺家。虽说也闹出过隆信后人表达不满的“妖猫骚动”，但佐贺藩一向治理得不错。幕府将长崎这个外向窗口的警备工作，交由佐贺藩与邻近的福冈藩每年交替执行。如此一来佐贺藩可实时感受世界风潮，例如欧洲拿破仑战争如火如荼之际，英国船只闯来长崎要求捕获荷兰船只、接收商馆（1809年“菲顿号事件”），便是由佐贺藩前去交涉的。这看似吃力不讨好的工作（遥遥千里外的幕府只管乱指挥、瞎指责），强迫佐贺藩必须要随时保持对外交流的高度敏感。

1830年，年仅17岁的第十代佐贺藩主锅岛直正（又名闲叟）上任，但佐贺藩因受两年前超强台风袭击，死亡近万人的同时藩内财政也被摧毁。直正发现本藩已经穷得叮当响，而上门催债的人又多到没有办法，传言他甚至被逼至债主面前痛哭流涕。这位年轻的藩主立即进行藩政改革，主要内容包括厉行节约（他自己平素吃饭只一菜一汤）、裁撤冗员、分配闲置土地、开发特产品实行专卖制等等。由于直正亲自拿着算盘成天计算各项支出和收益，所以在被人称为日本近代化先驱之“兰癖大名”前，首先送与他的外号是颇有商味的“算盘大名”。对于直正来说，学习兰学和打算盘就如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佐贺藩还积极建造蒸汽动力船，如1865年建成凌风丸（后世海军史学家推测该船长约18.3米、宽约3.4米，蒸汽机功率约为10马力），其目的就是为将藩内产物（陶器、白蜡、石炭）更快更多地出口，赚取利润。

藩主锅岛直正废寝忘食地改善财政的同时，高岛秋帆正在努力钻研西方枪炮。高岛家世代在长崎奉行所担任低级管理官员，高岛从1831年起主动向长崎出岛荷兰商馆馆长（退役军官）学习西方军事学和炮术，并自费购买了西洋火枪、臼炮，组织奉行所人员演练。陆续有佐贺、萨摩、长州等各地藩士闻讯而来，投在他门下学习“阿兰陀直传高岛流炮术”，至有二三百人规模。1835年，高岛在荷兰人的帮助下制成一门青铜臼炮，献给佐贺藩。鸦片战争爆发的消息通过长崎商人传入日本后，高岛立刻上书长崎奉行（史称“天保上书”），预言英国必能战胜中国，其理由便是西洋炮术远远领先，同时批评当时国内各派炮术都是“无稽之法门”，百无一用，建议改革全国火炮，充实防务。

高岛的“天保上书”只是站在一个炮术专家立场上的发言，清朝战败也未必仅仅因为炮不如人。但其上书内容堪称著有预见，鸦片战争的进程便是最佳佐证。正如上文所言，受到震动的幕府邀请高岛率领近百名西洋炮术门徒来到武藏德丸原（后为纪念此事，该地名称由“德丸原”改为“高岛平”并沿用至今）进行演练展示。现藏于东京都板桥区（高岛平就位于这个区）乡土资料馆的绘画，真切描绘出了这首支欧洲式军队的面貌：士兵身穿带筒袖，下身着袴，头上戴着高岛亲自设计的铳阵笠——顶上尖角好似金枪鱼的尖嘴，因此被起个诨名“鲔头”。士兵手中所持武器，则完全是洋枪：从荷兰购买的格韦尔（Geweer）前装滑膛枪，口径17.5毫米，全长137.5厘米，最大射程300米。荷兰军队当时正在换装新式步枪，将淘汰旧枪贩卖至海外。因此高岛所引进的旧式格韦尔步枪仍使用燧石击发，命中率相当低，因发射圆形铅弹缺乏杀伤力，枪上配有插座式刺刀。演练时士兵先以横线阵排列，向左右后方实施射击动作，再转换成方阵，装刺刀实施突击。然后转换成三列阵型，实施交替掩护撤退。各战术动作均训练有素，现场观看的幕府官员亦承认其“步伐整齐、动作迅捷”。所发射的火炮则是青铜臼炮（有可能是自造的）及从荷兰购入的加农炮。

正如上文所提，只产生一时紧张情绪的幕府，很快将高岛逮捕入狱了。他手下的炮术门徒们作鸟兽散（有些人还改了姓名），或效力幕府或投靠藩国，道虽不同，但这些人均成为推动日本军事近代化的一份子。高岛给日本留下了一些引进的荷兰语词汇，因为教授他西洋炮术的荷兰人为了保持以后对日本军事领域的影响，坚持军事术语一定要使用荷兰语，而高岛谨遵师命，同样如此要求手下门徒。此后日本军队乃至学校中所使用的口令，诸如“前进”、“停止”、“注意”等，都是近似荷兰语发音。

高岛下狱之后，幕府在对外开放方面没了动静，老中水野忠邦又开始推进新一轮内部改革，其宗旨仍不越以往重农、厉行节俭之类条框，甚至于要将江户、大阪周边“十里四方”土地收归幕府直辖，引发普遍不满，将军德川家庆只得将其罢免。历史的大潮，转由地方藩国大名继续搅动。

南国萨摩

众所周知，日本倒幕运动是由西部的萨、长、土、肥四藩推动的，但土佐高知藩与肥前佐贺藩只是两小跟班，他们原没有能力和胆量来推翻统治日本两百多年的德川家。倒幕的核心是“萨、长同盟”，即萨摩鹿儿岛藩与长州（山口）藩，其原因是历史纠葛与现实困境，以及这两大藩本身实力的综合因素所决定的。下文将简短叙述一下萨摩藩的来龙去脉。

支配日本极南之地的岛津家在战国时代亦书写了辉煌篇章。岛津军是早期接触欧洲殖民者并很快普及使用火绳铳的军队，将所谓“钓野伏”（以小股部队引诱，而后四面设伏，一同急攻）战法使得出神入化，先是在1578年耳川合战中击溃大友军，后又于1584年冲田畷合战中几近全灭龙造寺军，接近统一九州岛之伟业。随后面对丰臣秀吉数十万大军相逼，岛津家不得不臣服。在侵略朝鲜的日本各大名军队中，由岛津义弘率领的萨摩军可以说表现得最好（取得泗川战役大捷），以至明军将其称为“鬼石曼子”（“石曼子”来自岛津日文发音“SIMAZU”），但岛津军的损失也堪称巨大。在数年后的关原之战中，岛津军虽参加了西军，但关键时刻遭盟友背叛，被迫杀出一条路退回到九州岛。德川家康取得天下后，与岛津家形成合意谅解：岛津放弃已征服的九州岛大部，保留萨摩、大隅、日向一部为藩国领地，但可以向南征伐琉球王国来获取收益。

1609年4月，萨摩藩初代藩主岛津家久发动了征伐琉球战役。3000岛津军搭乘数十艘战船，连续十余日发起多次登陆攻势，连克琉球王国的奄美大岛、德之岛、冲永良部岛、今归仁城、那霸港和首里城，击溃总数在本军一倍以上的守军。有史料记载，岛津军装备火绳铳700余挺，火力完全压倒只装备中国式旧火铳的守军，伤亡不过一二百人便结束了战斗。琉球国王尚宁王被俘，随后押往日本签署了屈从萨摩藩的条约。萨摩藩对琉球的统治颇有殖民侵略的意味，不仅强迫奄美群岛的岛民大量种植甘蔗，垄断黑糖贩卖日本内地的利润，还通过琉球口岸与中国明、清政府进行贸易。正是为了保存贸易渠道，萨摩藩允许琉球王国保持与中国的宗藩关系，每当中国使节来到琉球时，萨摩藩人士甚至还主动回避。

尽管有来自琉球的增收，但仍抵不过萨摩藩本身的庞大支出。当初岛津家放弃九州霸业，德川幕府亦知其绝不会甘愿俯首，因此将其列为最需提防的外样大名。幕府在诸如木曾三川治水等大工程上便命令萨摩藩出力完成，工程完毕时藩内已然财政破产，担当工程监修的家老不得不切腹谢罪。萨摩藩主从鹿儿岛出发至江户参勤交代，须走日本所有大名中最为漫长的道路，花费亦堪称巨大。第八代藩主岛津重豪是一个“兰癖大名”，建立藩校造士馆（儒学校）与演武馆，又曾前往长崎与荷兰人交流（传说他学会了荷兰语），建立明时馆（天文台）与医学院；但同时重豪又颇好奢侈名利，将女儿嫁与将军德川家齐（外样大名中有女成为将军正室的独此一家），结果更是加重了财政负担。至19世纪20年代，萨摩藩负债竟达五百万两，天下皆称其为欠债最巨大名。

重豪只得提拔一个名叫调所广乡的茶坊店老板处理危局。此人为了捞钱，简直是不择手段，对奄美群岛的砂糖垄断政策执行之残酷，几可与荷兰殖民者在荷属东印度（印尼）的作为相映衬，岛民私自舔一舔黑糖都会被抓进牢房。调所又通过贿赂和篡改账单赖掉欠款，最后甚至雇佣工匠按照一分金两分银的比例造假钱，该钱被人戏称为“天妇罗钱”（天妇罗是表面油炸成金黄色的便宜小吃）。同时，调所也采取了一些开发特产、整备新田之类的举措，终于将藩内财政由赤字扭转为黑字。但其不法行为被幕府发现，一番斗争之后调所服毒自杀（1849年），重豪之孙齐兴被迫隐退，由其曾孙岛津齐彬接任第十一代藩主之位（1851年）。

齐彬在藩内斗争中获胜上台，背后也得到了幕府首席老中阿部正弘的支持。其原因则是齐彬和他的曾祖父重豪一样对西洋事务较为了解。上文已提及1837年美国商船摩利逊号前往江户湾寻求通商，却遭幕府炮击的事件，此船随后便向南来到鹿儿岛近海，徘徊多日，同样因为船上没有武器，什么都干不了，最后悻悻然离开日本。但萨摩藩主岛津齐兴已然深受刺激，因他发现本藩防御炮台中的火炮早已腐朽不堪，如果与洋船开战将毫无抵抗力。齐兴遂派遣岛井平七前往长崎成为高岛秋帆的门徒之一。岛井回到萨摩藩后在中村海滨演练西洋炮术，齐兴“深感其技术之巧妙”，将之命名为“御流仪炮术”。日后萨摩藩在萨英战争中，能够给英国人造成一定死伤，多半要归因于其较早学习西方炮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