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神道设教(6)

而“天皇大帝”则属于“北辰”也即“北极”之星，是“星中之尊”。这样，按照古礼，“天皇大帝”和“五帝神”，都应该列在第二龛，第一龛应该让出给“上帝”。

王钦若又反对赵安仁的意见，认为“古礼旧制，未必全是”，然后引经据典，说出一番佶屈聱牙的“星经”理论，大意认为“天皇大帝”是“天皇大帝”，“北极”是“北极”，并将自己制作的“天皇大帝”第一，“北极”第二，其他第三、第四的版位图呈上。

真宗做了折中，将“天皇大帝”和“北极”均列入第一龛。

其他诸神，也有位格变化。后来还有一些争议，真宗都做了折中处理。

王钦若精心制作了神版，郊祀的高坛摆放神位的前四位神版都是朱漆金字，其余都是黑漆。第一位阶之神的名号用金字，第二位阶用黄字，第三位阶以下用朱字。所有的神版都放在漆盒里，外面覆盖黄色的缣帊也即布帛。真宗走下台阶来看，很满意，当即交付有关部门（史称“有司”），叮嘱他们要恭谨从事。

真宗对王钦若的信任前所未有。

而这位喜欢“神道”的瘿相则因此有了更为野心勃勃的规划。

封禅——太宗的“未竟事业”

事实上，王钦若也许对真宗有一种男人之间的友情。他比真宗大六七岁，因此行事风格很像一个“大哥哥”，对真宗有发自本性的照料与呵护，这个意思的另一种说法就是“揣摩帝意”。

他能感觉到真宗对契丹的忧虑更多不是来源于军事，而是文化。他知道契丹一面在“汉化”，一面还在坚持草原风格，在务实精神之下，也将国事管理得井井有条，士庶似乎也颇安居乐业。契丹似乎正在向着古来圣贤向往的那种民生境界渐渐攀升。令人吃惊的是，契丹解释他们的国名“契丹”“大辽”时，居然有“大中央”的意思，那意思是说，他们才是“中国”。

更令人惊异的是，他们居然宣称他们也是炎黄的后裔！他们说他们乃是“轩辕后”。最令人惊异的是，他们从耶律阿保机开始，就不断宣称有上界神祇下凡，他们是受到天神保佑的邦族！说有一位名叫“君基太一”的大神，就多次降临过草原。据说这是位福神，可以保佑契丹建构国统制度，可以令臣民敬畏信服，国家将因此而大为兴旺。至于这个“君基太一”大神的来历，则几乎无人知晓。

将这几个片段联系起来，契丹几乎就是想说：我们契丹才是源于轩辕黄帝并得到天神保佑的“中国”。

契丹一直认为自己是“中国”，并不是“中国”之外的“外国”。所以“和议”之后他们自称“北朝”，称大宋为“南朝”。

契丹人似乎特别相信“天神保佑契丹”。

这事给予宋廷很大压力。两个势均力敌的邦族，在“和议”条件下对峙，谁更为天神所眷顾？

“不语怪力乱神”的朝臣并不关心这类问题，“尽人事，听天命”是他们千年以来的习惯姿态。但大宋真宗皇帝感到责任重大，他感觉在力量的消长中，江山社稷来源于天道的“合法性”将会越来越凸显。

而在举朝无人对此有感觉时，大宋名臣王钦若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一点。

他知道真宗对道教有特殊的偏爱。

有几个实例。

有一个名叫贺兰栖真的人，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世背景。此人自称道士，说自己已经百岁。寒冬不怕冷，炎夏不怕热，更善于呼吸吐纳，往往辟谷不食，但又可以游走市肆，纵酒，可以一顿吃几斤肉。他曾经居住在嵩山紫虚观，后来又迁到济源（今属河南）奉先观。名相张齐贤跟他有交游。真宗听说此人后，非常想见他，就给他下了一份措辞友善的邀请函，大意说：

“大师您栖身于岩壑烟霞之间，志向高尚，观心于众妙之门，弃世至浮云之外。朕敬奉虚寂玄妙而为教宗，效法清静无为用来治国，一直期望能遇见有道之人，向他访求无为之理。早就听说了上士您，渴望见到真人风采。于是命特使驾车，前往您处礼聘。请大师暂时作别林谷，来至阙庭。您一定要接受这个请求，不要怕路途辛苦。”

贺兰栖真来到朝廷后，真宗很愉快，还专门为他写了诗赠给他，赐封号为“宗玄大师”，赐给紫服、白金、茗茶、布帛、香料、药品等，并下诏，济源奉先观的田租全部蠲免。

此人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去世。据说，他死的那天，天寒大雪，但是三天过去了，他的头顶还很温热。人们都很奇怪。

真宗一朝，这类道士或隐士不少，如陕州善于辟谷长啸的紫通玄，河中讲授经传而又躬耕的刘巽，敷水精于药术的李宁，华山炼气不避寒暑的郑隐等人，都被真宗召到“阙庭”给予封号、奖赏。这些人都曾隐居在穷乡僻壤或深山老林，多有一技之长，或精通道术，属于出世隐遁的“高士”。

真宗景德四年（1007）十一月的一天，有个殿中侍御史名叫赵湘，忽然心血来潮给中书上言，请真宗封禅。中书得到这份奏章，说给真宗听。

真宗端坐，两手揣在袖子里，略作一个“拱揖”的动作，一言不发。

宰辅王旦试探着说：“封禅之礼旷废已久，若非圣朝承平，岂能振举？”

王旦的意思是说：封禅大典，古来不多，至今已经停止很多很多年啦。

如果不是天下太平的“圣朝”，谁敢做这样一件大事？封禅，其规模之大，耗费之广，动员人力物力之多，不亚于一场战争。王旦不想做这一场法事，所以话里话外有婉言否决的意思。

真宗能感觉到中书和朝臣的心思，也不想违拗诸人，就淡淡回答道：“朕之不德，安敢轻议！”

朕这个没有大德的皇上，哪里敢轻易议论这么大的一件事情！

王钦若看到这里，估计有了异样心动。

“封禅”，两个汉字，“封”是“祭天”，“禅”是“祭地”，都是动词，合起来就是“祭祀天地”。封禅，是帝王行为，但比起郊祀，规模要大得多。

郊祀就在京师南城；封禅则必到东岳泰山。五岳中，泰山最为雄峻，史称“五岳独尊”，为天下第一山。所以“祭天”必要到泰山最高峰，才可以接近上帝。“祭地”则到泰山下的小丘社首山，平整一块土地，以此接近地祇。

封禅的扈从、仪仗、法器、祭品、祈祷文和各类告敕，地方迎送，官员封赏，以及封禅前后的“告庙”活动等，都是足够规模的国家动作。所以，从古到今，试图封禅者甚多，但真正有始有终做完这一场大事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帝王。夏商周的封禅，年代久远，渺茫而不可寻，有记录的是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是最后一位。南宋之后，郊祀替代封禅，不但“祭天”而且“祭地”。从此之后，中原取消了封禅大典。而魏明帝、南朝宋文帝、梁武帝、隋文帝、唐太宗等，虽然都很热衷封禅，但没有成行。

大宋，太祖赵匡胤不做此想，但太宗赵炅却曾有过积极谋划。

太平兴国四年（979），太宗扫灭了太祖都没有扫灭的北汉这个五代十国中最难对付的顽梗之邦，举国欢庆。到了太平兴国八年（983）夏季，兖州的泰山父老以及附近七个县的士庶4793人，组成请愿团，说要到京师请求太宗封禅。一位观察判官廖文铎亲自护送这批人物来到汴梁。太宗当时很谦逊，表示自己的德行不够，不敢接受这份“民意”，赐给每人一束帛，让他们回去了。但是到了雍熙元年（984）四月，又来了千余人的“泰山父老”，坚决要求太宗皇上封禅。这时，群臣也认为大宋文盛，太宗功高，可以封禅，于是“群臣上表”，奏请封禅。连上三次后，太宗答应下来，告知冬季十一月“有事于泰山”，也即前往封禅，从现在开始，有半年的准备时间。当时还安排翰林学士承旨扈蒙、学士贾黄中、散骑常侍徐铉等名流一同详细拟定封禅的仪式流程。更派出朝臣四人开始主持修筑从汴梁到泰山的道路，此外，泰山之下要修建宫墙。当时的封禅大礼使是宰辅宋琪。但是到了第二个月，宫中的乾元殿、文明殿遭遇火灾被焚毁。太宗不安，很想中止封禅，可是已经准备了一个多月，很多大典工程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如果中止，很担心冷了满朝一片热情……太宗犹豫了一个月，最后，对宰辅说：“封禅之废已久，今时和年丰，行之固其宜矣。然正殿被灾，遂举大事，或未符天意。且炎暑方炽，深虑劳人。徐图之，亦未为晚也。”

太宗这番话并没有完全否定封禅，只说两座正殿遭灾，很可能是天意示警，此时又当盛夏，劳役太苦，可以暂缓，等以后再说。于是，下诏暂停封禅，所有“祭天”“祭地”活动，都等到冬至时到南郊去搞。

说话间二十一年过去了，现在是景德四年（1007），一个叫赵湘的家伙居然有了这么漂亮的创意。可惜这个创意让他得了先，而不是由王钦若率先提出。但王钦若决计怂恿真宗封禅，那就等于你赵湘提议在先，我王钦若底定在后，也是大功一件！何况，真宗若能完成太宗时代的这个“未竟事业”，估计心情也会好起来。

人造天瑞

真宗自从“城下之盟”事件后，史称“自是常怏怏”，心情不佳。王钦若就像“大哥哥”一样，开导皇上。

有一天，真宗向他提问：与契丹签订的“城下之盟”，该如何雪耻？

王钦若觉得机会来了，就故意慷慨大言道：“陛下以兵取幽蓟，乃可以刷此耻也。”

他知道皇上“厌兵”，一定不会同意这个意见。

果然，真宗回答他说：“河朔生灵始得休息，吾不忍复驱之死地。卿盍思其次？”

河北生灵这才刚刚安居乐业，我不忍再驱使他们进入充满死亡风险的战争环境。爱卿何不想想其次，还可以怎样刷洗耻辱？

王钦若道：“陛下苟不用兵，则当为大功业，庶可以镇服四海，夸示远人也。”陛下您如果不愿意用兵，那就应当做一番泼天大事业，这样才有希望镇服天下，向“远人”夸耀展示我们的大功。

他这里说的“远人”，包括契丹。

真宗问：“何谓大功业？”

王钦若说：“封禅是矣。然封禅当得天瑞希世绝伦之事，乃可为。”那就是封禅了。但是封禅需要得到天降瑞应，并且是世上罕见唯一的瑞应，才可以来做。

真宗沉吟不语。

王钦若知道皇上有点失望，因为这个“希世绝伦”的“天瑞”，眼下，没有啊！但他早已筹谋成熟，就等着皇上这个时刻。所以，当他成功地“导演”出皇上的情绪后，又不失时机地“教唆”道：

“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人力为之。若人主主而崇奉焉，以明示天下，则与天无异也。陛下谓河图、洛书果有此乎？圣人以神道设教耳！”“天瑞”哪里可以想得到就得到？前代有些“天瑞”那是人力策划的结果。但君主如能主持此事并极力崇奉，以此来明白地告示天下，那么人力制造的这个“天瑞”，就与上天下降的“天瑞”没有什么两样。譬如，那个传说中特别有名的“河图”“洛书”，真的有这回事吗？没有的！那是圣人用神道奇迹来设计教化天下罢了。

这一番话对真宗触动很深。

他沉思很久，渐渐明白过来，可以在以后的日子做些什么了。他觉得这件事值得去做。必须向天下、主要是向契丹，展示大宋帝国的合理性、合法性、正当性。上帝保佑大宋。此念一出，他很快由一个哲学意义上的“信神者”，变成了一个哲学意义上的“怀疑者”，并且参与到王钦若的格局中来，成为哲学意义上的“信仰游戏者”。

但是他对宰辅王旦有些担心，史称真宗“独惮王旦”。他说：

“王旦得无不可乎？”对这种早晚涉及造假的事，王旦恐怕不会答应吧？

王钦若说：“臣请以圣意谕旦，宜无不可。”臣请求就将圣上的意思晓谕王旦，应该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于是王钦若就找个机会，向王旦暗示了圣上准备“神道设教”的来龙去脉，主要是威吓契丹，与契丹争“神佑”之正当之排场之必要。

读圣贤书的大宋第一宰辅王旦，此际开始犹豫。如果真要搞什么幺蛾子，欺骗谁呢？欺天？欺人？封禅倒也罢了，可“人造天瑞”该如何正当讲述？岂不既背离孔子“丘之祷久矣”的那种敬神的虔诚，也背离圣贤主张“敬鬼神而远之”的理性传统？那样，岂不就陷入一场既亵渎神灵，又推演迷狂的疯癫中去？何况“子不语怪力乱神”！王旦知道，一旦与王钦若沆瀣一气，这一世的令名付诸东流还是小事，带动国家走入疯癫可是大事！

王旦很郁闷，很想找个时间私下与真宗“从容”聊聊这个事。

一壶珠宝搞定当朝宰辅

“圣人以神道设教”，这事直接改变了真宗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

让他对治理天下的运作秘密有了全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