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神道设教(5)

按寇准本意，是要为国家“取士”，取那种“以天下为己任”，有德有能且有志的“国士”。史上的吏部工作一向就存在悖论，完全按照制度规定，几年几年晋半级，几年几年晋一级，只要不出错，反正到时候就升职多拿俸禄，这就容易使得一群吃饭不做事的庸人升官，“国士”混在这样的官员行列中会有耻辱感，不愿意为“五斗米”而折腰，所以很可能要么借故“致仕”，退休，远离庸俗官场，悠游于山水云林，要么寄情于文字，不再关心邦国命运。故此类制度，令国家“得士”的可能性不大。但完全按照大臣举荐，又容易因为举荐者修养、眼光的差异，被举荐者机缘、运气的不同，最后朝廷也未必顺利“得士”：那些靠近举荐者或夤缘举荐者的官员就容易上位，而多年辛勤工作，无缘接近或不屑于夤缘举荐者的官员就只能默默无闻。像李沆、寇准、毕士安这样的举荐者，当然有眼光，自然可以举荐像样人才；但如果碰到童贯、蔡京、贾似道这样的举荐者，举荐一批佞人上台，则国家必危。千年以来，这个悖论并没有合理完善解决。

因为寇准这种自负，阻滞了一批“到日子”该晋升的官员不能晋升，所以“下面”怨气颇重，史称“同列颇不悦”。

寇准自负的特点，也让他失去了克制。

举朝颂唱“澶渊之盟”的光辉，真宗更因此庆慰有加时，寇准开始了“自矜”，自负自夸自我表彰，恨不能将一场“澶渊之盟”的泼天功劳记在自家名下。这样，就距离“节制”之“礼”越来越远。

古人设“礼法”，几千年传统，养成一个“衣冠之族”的文明。

且不论“礼法”的现代价值，但说在“礼法”盛行的中原，寇准此类作态就有了让人无法相容的后果。谚云：“十履而一跣，则跣者耻；十跣而一履，则履者耻。”如果十个人穿着鞋子，那么赤足的容易被人耻笑；但如果十个人赤足，那么穿鞋的就容易被人耻笑。所以明代思想家吕坤有言：“礼教大明，中有犯礼者一人焉，则众以为肆而无所容；礼教不明，中有守礼者一人焉，则众以为怪而无所容。”在礼教礼法流行的时区，有一个人违反礼教礼法，众人就会认为他放肆而不愿意接受他；如果礼教礼法不能流行，有一个人恪守礼教礼法，众人就会认为他怪异而不愿意接受他。寇准生活在一个“礼教大明”的时区，却不遵守“彬彬有礼”的士君子之行，而是以一种“狂者”态度对待同列和下属，甚至对待真宗，虽然真宗也确实感激他在澶渊的推演之功，但寇准的“狂”却深深地激起了弥漫于朝堂的嫉妒之心。

后来，真宗起用王旦为相。王旦上任那天，真宗与他谈话，说：“寇准做宰辅时，许了很多人升官，将这事当作赏给他人的恩典。你做宰相后，要深刻地戒惕这一点。”

此事证明：寇准一方面举荐了不少人才，另一方面也抑制了不少人才。

他不喜欢的人就没有能够升官，这部分人就给了他诋毁性质的恶评，其中一个恶评就是“施恩”，以至于连真宗也相信了此说，最终参与到“倒寇”运动中来。王钦若则在“倒寇”中，给了寇准致命一击。

王钦若巧言“倒寇”

王钦若此时官职是资政殿大学士、尚书左丞，主持编修《册府元龟》和国史。当初他做“资政殿学士”，寇准为相，上朝时站班，寇准将其班序排在翰林学士之下。王钦若内心不平，认为自己曾知天雄军，也算有功之人，却被排在翰林承旨这些朝廷秘书之下，是寇准在“抑制”他，就来跟真宗诉苦。真宗就在他的职位间加了个“大”字，这样就班在翰林们的前面了。

王钦若以“大秘”的身份，得以接近真宗，天天都能看到寇准，我甚至能感觉到王钦若那一双静静地看着寇准的眸子后面，不断冒出蓝色的妒火。

有一次朝会，寇准大大咧咧地奏完公事，先行退下。真宗目送着寇准的背影，久久不语。经历“抑制晏殊”事件后，真宗对寇准有了复杂的感情。

王钦若似乎觉察出皇上隐约流露的一丝疑惑，于是抓住时机，对真宗说：“陛下敬寇准，为其有社稷功邪？”陛下如此敬重寇准，是因为他有安定社稷之功吗？

真宗说：“是啊。”

王钦若紧上一步，说：“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反而认为寇准有社稷之功，这是为何呢？”

真宗愕然，忙问：“耻？你这话啥意思啊？”

王钦若不慌不忙，说出了一番早就背得滚瓜烂熟的意见：

“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也。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敌人兵临城下，而与之签署和约，圣人修《春秋》，也认为这是国家耻辱。“澶渊之盟”，就是“城下之盟”。您想想，以您万乘大国君主的高贵，而与敌人签署“城下之盟”，这种耻辱到了什么地步！

真宗感到震惊，果然就有了耻辱感，面现不悦之色。

王钦若抓住时机，再紧一步，道：

“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陛下您听说过赌博吗？赌博的人钱快输光了，就将剩下的所有的钱都拿出来，这就是“孤注”，最后的一笔赌注。而陛下你，就是寇准的“孤注”。澶渊之役那个时刻，陛下的处境真是很危险啊！

这一番话深深地打动了真宗。

从此以后，真宗不再信任寇准，对寇准的看法忽然间就判若二人。但他对朝廷的“法度”还是有敬畏，不愿意一逞个人快意，一直拖到第二年，罢免了寇准的宰辅之职，降级为刑部尚书，知陕州（今属河南三门峡市）。

王旦为相后，虽然继续“抑制”王钦若，但已经不像寇准那么凌厉。

王钦若于是得以凸显出来。真宗给他加官知枢密院事。

万国来朝

“和议”之后，大宋有了“万国来朝”的景象。

自景德年间开始，就不断有“外国”前来大宋朝贡。检点史料，荦荦大者计有如下诸国来朝——

蒲端国，也即今天所属菲律宾的一个岛国，国王遣使来贡方物。

于阗国，也即今天新疆所属的部落王国，他们的国主黑韩王派遣回鹘人前来贡献方物。使者还跪奏道：“臣万里来朝，获见天日，愿圣人万岁，与远蕃作主。”这是主动“归附”大宋帝国的意思。真宗问他在路上走了多久，大约距离汴梁有多少里程。使者道：“我自路上走了一年，这一年间，白天走路晚上休息，不知道有多少里路。过去这条通往中原的道路常常苦于为盗匪抢劫，现在，从瓜州、沙洲（今属甘肃酒泉、敦煌）到于阗，道路很清静安全，行旅如流。愿意大国派遣使者到于阗，去安抚远方。”真宗回答他：“派遣使者去，就会给你们添麻烦，让你们太过于劳费。现在降一份诏书，就让你带去，这样就跟我大宋派遣使者没有什么区别了。”

西北的回纥也派遣使者来贡方物。

交州（今属越南）国王黎桓派遣他的儿子来朝贡，并请求大宋派使者赴“本道”（黎桓自称交州为大宋省级行政单位）慰抚远近。真宗答应了他的请求。

占城国（在今越南中部）遣使来贡方物。

甘州（今属甘肃张掖）回鹘国派遣使者来贡方物。当时大宋有禁令不许蕃部私买香药，但这一批来朝贡的回鹘人中有人违禁，朝廷议论应该处决。真宗说：“他们从遥远的地方而来，不知道国法。忽然面临大刑，这样就失去了安抚远人的道义。”于是，只将“罪状”告知违禁者，没有处罚他们。

大食国派遣使者来朝贡。大食乃是今属阿拉伯、伊朗一带的部落王国。

此地的王国对大宋很是友好，到了后来大宋到泰山封禅，大食国一个商人船队的舶主也即船长还上书表示愿意带着大食国的方物（特产）到泰山“修贡”。真宗下诏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三佛齐（今属马来半岛）国王遣使来朝贡。

龟兹（今属新疆）国王遣使来贡方物。

……

一时间众多异邦来朝，虽然不及大唐开元天宝年间之盛，但异邦异族的朝贡使团，迤逦一行，等待重重宫禁打开朱漆大门，随后依次列行、升阶、进殿，接受真宗大帝的接见，那风景，也颇有“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之象。

但这些太平景象，并没有让真宗开心。“孤注”这个主题词，让他有了心结。更让他感到不安的是，总有消息报来，契丹那边祭天祭地，各种祭祀活动不断。契丹，在与神对话。

“受命于天”与“天人感应”

王钦若对大礼仪式很有研究，曾著有《卤簿记》三卷。卤簿，就是仪仗及大礼活动的意思。因此真宗又任命他为卤簿使，负责国家大典的礼仪活动。

他才气了得，对天神地祇排座次有独到看法。国家重要的祭祀活动就是郊祀，也即在郊外祭祀天地神祇。南郊祭天，北郊祭地。其中以南郊祭天礼最为隆重，仪式也很复杂，需要君臣沐浴，先到太庙告祭，而后到南郊。筑坛，坛上有龛，列出神位；而后将牲体与玉帛放到预先备好的积薪之上，点燃，燔柴，敬献礼器，因烟气上达，表示神已接受。再由执事者根据预先写有神位的神版，唱念天神名号，君臣跪拜，皇帝自称“天子”，执事唱祭词，祭词内容一般就是感谢神祇赐予社稷江山，请求神祇庇佑吾土万民。还需要仪仗中的乐舞唱《郊祀歌》十九章。礼成，退下。

整个礼仪活动，要用几天时间，加上事先的准备，总要一两个月不止。

活动中都少不了庞大的卤簿队伍的扈从、保卫，以及庄严肃穆的集体歌舞。

郊祀与战争，是国家运作中两件同等重要的大事。

一般认为，郊祀这类祭祀活动，是帝王获得与神界沟通的权力，以此来彰显王权来源合法性，利用迷信活动欺骗、压迫、统治万民的手段，云云。

我，不信此类意见。

我不怀疑历来之君臣在郊祀活动中的虔诚。千年圣贤教育中的“三畏”之一就是“畏天命”。所谓“天命”，就是上天赋予皇权的命数。上天即天神、上帝，是为《尚书》以来的信仰之神。殷周以至于唐宋，其超验传统与理念在此。古人相信在“人”之外，必有“神”。这是超越于经验世界的存在。

而这个超验存在决定着人间权力的或吉或凶。超验的意思，简言之可获致如下逻辑：

帝王“受命于天”之说，到大宋时，已经流衍二千年之久。皇权在万有格局中，并非有理由行使“绝对权力”，相反，必须将权力限制在“天命”之下。“天命”所赐予皇权的利益可以称之为“天禄”，如果治理天下无效，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天禄永终”。因此，从究极方向看，人间的最高权力——皇权——还不过是一种“有限权力”。

皇权，对天命有足够敬畏，并将这种敬畏设计为一种仪式，预表了帝王向天下昭示“循礼”的两大功能：当位与节制。

当位，就是明白告知“我是天帝派在人间的管理者”，因此需要按照天帝的意志行事；节制，就是明白告知“我不敢违背天帝启示于我的神意”，因此需要有效治理天下。

皇权“循礼”，当且仅当做到“当位”与“节制”时，才有希望获得“天命眷顾”。施行皇权，必须要天帝满意。但施政之际，如何才算做到让天帝满意呢？《尚书》给出了三千年“君道”的最强音：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天帝所要看到的，来自我这个天子治理下万民所看到的，天帝所要听到的，来自我这个天子治理下万民所听到的。不要说百姓万民有过错，即使真的有过错，也是我这个天子一人的责任。

这样的逻辑已经内化为一种文明治理传统。在汉代人那里，就是“天人感应”。如果对天帝负责，如果敬畏天帝，就要相信皇权所施行的政治都会在上天那里得到回应。譬如，如果治理无效，上天就会出现灾害示警等等。

郊祀，就是向天地神祇定期或不定期地“汇报工作”（郊祀或三年或一年举办一次）。所以，郊祀是一种指向内心和上天的礼仪活动。在郊祀活动中，君臣同样怀有敬畏之心。

郊祀，是一种信仰活动。对这种信仰，有人真诚，有人怀疑，二者之间存在一种辽阔而又顽厚的文化隔膜，沟通极难。郊祀者，不是无神论者。

因此，以无神论话语“批判”郊祀或信仰，事实上是言不及义的。有神论与无神论二者之间的争辩，因为不存在最后的权威的仲裁者，因此，所有的争辩也将在“辽阔而又顽厚的文化隔膜”中两存。所以法国那位概率论者、思想家帕斯卡尔，以他出色的颖悟力告知世人：真理，往往是以矛盾着的形式存在的。

郊祀，无论祭天、祭地，都会同时祭祀群神，故史称郊祀为“群祀”。

而“群祀”就需要对群神唱名，而既然要唱名就有了“排座次”问题。

信神的大宋，将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很认真地讨论群神中谁是第一，谁是第二、第三，等等。

有人看到神版上的神位排列有问题，“多不严肃”，于是向真宗汇报，真宗于是下诏，要王钦若“改造”，修改后另外制定。王钦若“改造”之处不少，这里说一个案例。

传统神仙谱系中，至迟到汉代，出现了分别主管东南西北中五个方向的“五帝神”。按东汉学者郑玄的说法，历来之“王者”，他们的先祖，都是因为感应这“五帝”之精而出生的。所以，汉代以来的祭祀，都有“五帝神”的龛位。王钦若观察到，在郊祀活动中，“五帝神”在第一龛，而“天皇大帝”在第二龛。他认为这个不合理。因为“五帝”乃是“天神”的辅佐，其位格不当居于第一，“天皇大帝”才应该居于第一。

但这个意见遭遇了礼仪使赵安仁的反对。

他的意见是：“昊天”也即“苍天”，因为人间最尊贵的是“帝”，所以托称“天”为“帝”，故名“上帝”。这个“上帝”是没有形质的“元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