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盘点自己(2)

苏霍姆林斯基说:“只有那些始终不忘自己也曾是一个孩子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老师。”

我说:“要蹲下来看学生。”

张光鉴教授说:“蹲下来看学生,就是老师要和学生相似。”

如果说,我在教学中取得了一点成功,原因之一,是我有一颗童心。用学生的话来说,我是他们的“大朋友”;用思维科学家张光鉴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于永正和学生相似”;用苏霍姆林斯基的话来说,就是我“始终不忘记自己也曾是孩子”。

年轻的时候,我也是一个“隔着讲桌和学生会面”的人,也是一个“只是凭成绩和分数来衡量和评价学生的精神世界,根据孩子学不学功课把他们分成两类”的老师(苏霍姆林斯基语)。

后来变了。因为我明白了,分数的确不是学生的全部,好多成功者读书时考试成绩并不好,比如达尔文、爱因斯坦。

学生需要掌握知识,需要有多方面的兴趣和爱好,需要丰富的精神生活,他们的成长离不开集体的交往,离不开活动。我要求自己尽可能地把课上得轻松一些,讲课生动、形象一些,说话幽默一些,因为,我喜欢这样的老师。把课上得有意思是我不懈的追求。我的逻辑是:先让学生喜欢我,再“爱屋及乌”——喜欢我教的学科。

让学生做对终身发展有益的作业——读书、写字、作文,不做令学生生畏、生厌的“哈达卷”和“练习册”。

“教不严、师之惰。”该宽的宽,该严的严。学生应该做到的、达到的要求,必须做到、达到,否则,绝不放过。在师范学校如果不是遇到了要求严格、教学顶真的陆有信老师,我是不会掌握难度较高的“分解和弦”的伴奏技巧的。

“教不严”,我把它看作自己工作的失职。

我不怕苦,也不怕麻烦,经常带领学生到大自然中去,到军营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到博物馆去……钓鱼、钓虾比赛,作文、写字、绘画比赛,还有多种文体活动,都是我经常开展的。活动,对孩子成长来说,是不可缺少的。“缺少这种欢乐,就难以想象有充实的教育。”(苏霍姆林斯基语)著名少先队活动家顾岫荫老师说:“一个人亲身经历一些有意义、有情趣的活动,会在记忆里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每一个精彩的活动留给孩子的都是一颗珍珠。当他长大后,岁月的丝线把这些珍珠串起来,就成为人生珍贵的项链。”

我总希望我的学生拥有更多这样的珍珠,拥有一个金色的、快乐的童年。

我会千方百计地、但看起来又是不经意地激发学生多方面的兴趣。读书是我首先考虑的。其他如书法、绘画、音乐(包括器乐)、手工制作,甚至花鸟虫鱼……我会像孩子一样,和学生一起去拥抱、去感受这些美的东西。

我对自己说:要蹲下来看学生。思维科学家张光鉴教授说:“蹲下来看学生,就是老师要和学生相似。于永正和学生相似了,所以他成了学生喜欢的老师。”蹲下来看学生,对学生就会有更多的理解。多一分理解,就多一分爱。因为“爱是理解的别名”(泰戈尔语)。

学生的成长离不开老师的爱。老师的爱,是理解,是尊重,是鼓励,是宽容,是微笑,是跟学生打成一片,是与学生同欢乐、同忧愁。我不能保证不训斥学生,但我的训斥中绝没有伤害和挖苦;我不能做到爱每一个学生,但我可以做到尊重每一个人。

总之,我时刻记住我曾经是一个孩子,时时想想我小时候的所思、所想、所做、所为,想想我上学时最希望老师怎么样,最想老师做什么,最想得到的是什么。

没想到我精心设计的课,很少有让学生记住的,让他们难忘的,竟是故事。

每次学生聚会时,他们回忆得最多的,第一是故事,第二是活动。至于我精心设计的课竟很少有谁记住的(除了少数的课还记得其中的片断)。学生说,他们永远忘不了的是故事——我给他们讲的故事,读的故事,还有我和他们之间的故事。

我对学生讲的故事很多,有古代的,有现代的,也有外国的。读的故事更多,因为可以从报刊中信手拈来,朗读一遍就可以进课堂了。学生喜欢听我朗诵,我能把故事中的人物读活。这些故事,有的我已经忘记了,学生们却记忆犹新。他们更记住了我和他们之间的故事——其实,有的算不上是故事,只是一个细节而已。耿臻记住了有一次语文考试,考得不理想而掉“金豆豆”时,我跟她开的一个玩笑。张维维记住了她一次数学没考及格而沮丧时,我对她讲的我小时候数学有时也考不及格的事。魏亚军记住了他小时候偷人家的黄瓜被我知道后,我没有批评他,只是对着他的耳朵,轻声问了一句:“魏亚军,偷到的黄瓜是吃的吧?”然后一笑了之这件事。刘其太记住了一个下雨天,他因为生病而晕倒在路旁,正巧被我遇到了,把他背回家的事。张莉的故事长一些:一次我带领全班学生到皇藏峪玩,她下山时不幸摔破了头,我亲自送她到医院治疗,然后送她回家,并向她家长道歉的事……

当初我留给学生的只是一些爱的碎片罢了,今天收获的却是温暖的回忆。

我曾听过郭振有先生一个报告。郭振有先生说过一段很深刻的话:“教师有没有文化主要不在于教师的职称、职位,而在于教师有没有高尚的师德、丰富的学识、生动的个性、感人的故事在学校里流传。有些学校没有文化气息,问学生老师有哪些感人的故事,学生讲不出,或只能讲一些课堂的笑话。”郭振有先生语重心长地说:“只有大德之人,才能干大事业。”

如果我在年轻的时候就明白这样的道理该多好哇!我一定会为学生留下更美、更好的故事。

有位教育家说:“孩子在未成年以前,接受的是形象而不是理念。”

我想这就是故事之所以会长久地保留在学生心中的缘故吧!因为故事——特别是老师的故事——是形象。

我是个普通的小学教师。如果说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那就是思考得更多一些,每有所得,会立即转化为教育行为。

平心而论,我真的是一个普通的小学老师,读书并不很多,而且读得速度慢。天资也并不那么聪颖,读小学时,除了美术、作文好一些,其他学科成绩平平。到了中学、师范,懂得了思考,掌握了一些学习方法,各科成绩才上来了。1977年,我在徐州党校学习时,同班的大学生都考不过我。

关键在于会学习。会学习就是会思考——能把厚书读薄,能把薄书读厚。

走上工作岗位,便思考教育,思考教学,思考学生。我是一个思考型的实践者。我写的所有东西(包括日记),都是用文字凝固下来的思考。写,是最全面、最深刻、最理性、最冷静的思考。我十分感谢我的老师使我对写作有了浓厚的兴趣,十分感谢我的写作习惯。我写的东西不是为了发表,只是觉得有点意思时,才小心翼翼地寄给报刊社。不是怕不发表,是怕发表了贻害大家。

我不是只说不做的人,从不坐而论道,纸上谈兵。每有所得,必定转化为教育、教学行为。这也正是我至今没有落后于时代的原因。

有人说,教育的理论是古老的理论。是这样。教育的好多方面早被孔子、苏格拉底所认识,而且凝成了千古不朽的文字。但,我能用古今理论家的理论,演绎出新的故事。我还能“举一反三”,借别人演绎的故事,去演绎属于自己的故事。我的《教海漫记》记下来的,就是我演绎的许多故事中的一部分。

作者简介:

于永正,1941年生于山东莱阳。1962年毕业于徐州师范学校。1985年被评为语文特级教师,同年被徐州市人民政府授予劳动模范称号,1995年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2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在各种教育刊物上发表文章百余篇,出版《于永正课堂教学教例与经验》《教海漫记》《于永正与五重教学》《于永正文集》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