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盘点自己(1)

于永正[1]

《人民教育》编辑来电话,要我为“名师人生”栏目写篇稿子。我嘴里说“不敢当”,心里却高兴——自己的文章在那里一登,不就俨然成了“名师”了吗?

不过,说实在的,正好可以就此机会简单地盘点一下自己的教育人生,所以就答应下来了。

[1]于永正:《盘点自己》,载《人民教育》,2007(6):53~56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故乡的一山一水,一星一月,一虫一鸟,一草一木,一寒一暑,一时一俗,一丝一缕,一饮一啜,都溶化为童年的血肉,不可分割。

同事们常常讥笑我的普通话是“山普”——带山东味儿的普通话。我反而引以为豪,说:“我是山东人嘛!”我故意把“人”说成带山东味儿的“银”字的音。乡音难改,因为它已溶入了我的血液。

我是14岁那年,在山东莱阳读完小学后来到江苏徐州的。但几十年来,故乡的梦一直追随着我,故乡永远让我魂牵梦萦。

柯灵说:“人生旅途崎岖修远,起点是童年。人第一眼看见的世界——几乎是世界的全部,就是生我育我的乡土。”的确,“乡土的一山一水,一星一月,一虫一鸟,一草一木,一寒一暑,一时一俗,一丝一缕,一饮一啜,都溶化为童年的血肉,不可分割”(柯灵:《乡土情怀》)。

我亲爱的故乡有灵山秀水。山山都有见证先人勤劳、智慧的壮观的层层梯田,那梯田是我心目中最伟大的雕塑。故乡有风格独特的村舍民居,而且村村都有关帝庙。庙宇规模不大,但建筑考究,一砖一瓦,一雕一刻都透露出对关公的崇拜与虔诚。故乡有异常普及的京戏,掌犁扶锄的农民哼“昔日有过三大贤”者,不乏其人。故乡有真正的春节。春节,家家户户洒扫庭院,张贴年画,摆供祭祖;春节,男女老少穿新衣,村村唱大戏;春节,乡亲们走门串户,互相拜年,“过年好”的祝福声不绝于耳;“初三看姑姑”,“初四看舅舅”,“初六看丈母”的习俗一直延续至今……故乡有淳朴、勤劳、乐善好施的人民,在故乡的词典里,没有“偷”“懒”一类的词语……

乡土把我塑造成了一个山东人。

我很庆幸,在小学遇到了张敬斋老师;在中学遇到了李晓旭老师。张老师使我有了许多爱好,对许多学科产生了兴趣;李老师则使我有了梦想和追求。

在小学里,我遇到了一位非常好的老师——张敬斋。张老师刚来到我们村小时才18岁。他的字写得好,课文朗读得好,画儿画得好,京胡、二胡拉得好(二胡是他自己做的),歌儿和京戏唱得好,更重要的是对学生态度好。我脑海里留下的全是张老师的笑脸和那特有的爽朗的笑声。

进入三年级,张老师要我们每天写一篇大字。开始是“写仿”(即“仿影”),张老师给我们每个学生写一幅字,我们把纸蒙在上面描。什么时候老师写的字模糊了,老师就再给我们写一幅。到了四年级便“临帖”了,多数同学临的是柳公权的“玄秘塔”,一直临摹到六年级。大家都努力争取得到张老师的红圈,谁要能得到双圈(写得较好的字,张老师给画两个红圈),那简直是莫大的奖赏,会一蹦三尺高!有一次,我有两个字得了两个红圈,激动不已,把它寄给了在徐州工作的爸爸。张老师喜欢写字,他经常给我们讲欧、颜、柳、赵四种字体的风格。

忘不了张老师给我画的一张奖状。那时农村条件差,奖状都是张老师画的。一次期末考试,我语文成绩突出,张老师发给我一张奖状,奖状上面画了一只展翅欲飞的小鸟,并写了一句鼓励的话。我把它捧回家,妈妈笑,奶奶、爷爷也笑。爸爸远在徐州,如果看到了,肯定也会抿嘴笑。

忘不了张老师在我作文本上画的许许多多的红色波浪线。有时候,一篇作文几乎都画上了波浪线!真的全篇都是妙词佳句吗?哪里!那是张老师的期冀和鼓励!每条波浪线,都拉近了我与书和作文的距离。

忘不了张老师教我们拉京胡、唱京戏。从小学三年级我和京剧便结下了不解之缘。几十年来,京剧给我的太多太多。在张老师的影响下,我还喜欢画画儿。班级的壁报上,经常贴着我的画儿。春节,别人家贴的都是买的年画儿,而我家贴的都是我自己画的。我最喜欢画戏剧人物和花卉。戏剧人物画得最多的是关公、包公,花卉画得最多的是牡丹、荷花、菊花和梅花。

我没有成为京剧演员,但它让我身上多了一些艺术细胞;我没有成为京胡演奏家,但它使我拥有了一份艺术体验;我没有成为画家,但它使我多了一位教学“助手”;我没有成为书法家,但它使我拥有了学生喜欢的第二张端庄的“脸”和名片(有人云:“字是人的第二张脸和名片”)。总之,众多的艺术爱好,成全了我的人格,也成全了我的教学。

在徐州第七中学,我庆幸遇到了一位刚刚大学毕业的李晓旭老师。我上初中时,学的是“文学”。没有一个同学不喜欢上李老师的文学课。如果说,小学的张老师使我有了许多爱好,对许多学科产生了兴趣,那么,李老师则使我有了梦想和追求。在我的一篇作文上,李老师批了一句:“此文有老舍风格,可试投《中国青年报》。”是吗?于是,我兴奋地、认认真真地把作文抄了下来,小心翼翼地寄了出去,小心翼翼地盼望着。然而,至今未发表!但李老师的一句话,使我做起了作家梦,如饥似渴地读书,搜肠刮肚地写稿。书,自然是先读老舍的。退稿很快积了一大堆,但屡败屡战,毫不气馁。

人的理想虽然不可能都实现,但为之奋斗的人生是充实的。

理想和追求在,动力就在,希望就在,充实就在,收获就在。

我虽然没有成为作家,但收获的是读书、写作和思考的习惯,收获的是人格和思想上的成熟。是文学感动了我,同时,是文学使我懂得了形象的重要。讲课离不开形象,教育离不开形象——尤其是老师自身的形象。我懂得了,于是便努力地、不断地、自觉地打造自己的形象。

从跨进师范学校大门的那一天起,我就按照我崇拜的老师来塑造自己。

1959年8月30日,我跨进了江苏省徐州师范学校的大门。

“哦,三年后我真的要当老师了!”我望着教室里张贴的“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又红又专,一专多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等标语,自言自语。于是,所有教过我的老师,一一浮现在我的脑海。老师们成了我的一面面镜子。他们的今天,成了我的明天。那时,我有一个最简单的想法,就是要做一个学生喜欢的老师,绝不能做一个被学生瞧不起甚至奚落的老师。

我要像李晓旭老师那样知识渊博、讲课幽默。于是我更自觉地读书,不但读文学的书,而且读教育方面的书,马卡连柯的书读遍了。此外还读哲学、啃政治经济学,不但读,而且做笔记。

我要像张敬斋老师那样多才多艺。那时学校对我们师范生的要求是“又红又专,一专多能”。我除了继续保持着对文学的爱好外,对绘画、书法、音乐、戏剧仍有浓厚的兴趣。我是“三好学生”,是学校的文艺骨干,既是合唱队队员,又是民乐队队员——在乐队里拉板胡、二胡。

三年的师范学习生活,使我养成了很多好的习惯,包括生活习惯。我最感谢母校培养了我思考的习惯。读书,我思考了,所以养成了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习惯;“吾日三省吾身”了,所以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思考自己的明天了,所以养成了读我身边的老师的习惯,记他们的优点,同时也思考他们的不足。

毕业前一个多月的实习,是对我三年学习的检验。实习结束时,我和实习班的小朋友洒泪而别的场面,是我向母校交出的最好的答卷。我的目标是做一个学生喜欢的老师,一个月下来,我觉得离这个目标已经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