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并不完全赞同当前正持续升温的“西方文化东方化”思潮，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西方文化思想吸收了大量外来文化基因。
在当前世界发展日趋多元化的背景下，特别是随着近代以来以欧美为中心的现代化逐渐普及到了世界各民族、各地区的形势下，欧美社会的先发优势日益缩小。与此相适应，欧美世界在文化话语上的主导地位也开始受到日益加强的多元倾向所影响。这种发展趋势在文化研究中体现出人们逐渐对欧洲中心论提出了质疑与反思。旅居美国的西亚学者萨义德以一部《东方学》解构了西方学术话语中的东方学。这是东方文化思想研究中的重要观念革新。20世纪90年代后，大量摆脱传统观念束缚，探讨西方文化演变史的著作开始涌现。这些著作从追寻西方文化的来源开始，逐渐拨开西方文化中心论的迷雾，为恢复西方文化的真实演变作出了贡献。1991年出版的马丁·伯纳尔教授的《黑色雅典娜》[1]将希腊文明的起源理解为一种“修正的古代模式”，认为近东文明尤其是埃及文明对希腊文化的早期形成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1997年出版的朱利安·鲍尔迪（Julian Baldick）的《黑色上帝——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起源》[2]从比较宗教学的角度提出非洲亚洲宗教体系，从信仰层面上找到了东西方文化起源上的关联；最近，约翰·霍布森的《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3]认为西方在近代以前一直受东方文化的影响，以至于形成了东方化的西方。
结合对世界古代史经典史料的考察、辅之以近代以来的文明考古成果，我们认为在西方文化起源中，古代两河文明、古代埃及文明、古代希伯来文明曾经起到过重要的影响。因此，我们提出“西方文化思想多途来源”说作为对文化中心论争论的一个总结。具体表现在本书的写作上，我们把对西方文化思想的起源研究分为西方本土文化思想的起源与东方文明对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两部分。
第一节西方本土文化思想的起源
这里所谓的“本土文化”是指以古希腊为中心的古代欧洲大陆文化。通过文献与考古学综合研究，有确切史料与考古学根据的主要西方文化发源地有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与荷马时代文明。传统上，又习惯于将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合称为爱琴文明。
一、西方本土文化起源的历史演变
以古希腊为中心的西方文化发源地在很早时期就形成了早期文明，但是由于考古学的证据相对分散，难以形成清晰明确的概念。1870年一个爱好考古的德国商人海因里希·施里曼用经商所得在特洛伊和迈锡尼进行考古发掘，获得重大发现，可以证明《荷马史诗》所记载的一些重要史实的真实性。1900年，英国考古学家阿图尔·伊文思又在克里特岛发掘出克里特文明，将古希腊史向前推进了约1000年。这样，根据较为充分的考古学证据并结合《荷马史诗》等历史文献，古代希腊比较明确可考的历史从兴盛于约公元前2000年的克里特文明开始，就可以理出相对清晰的线索。
（一）克里特文明（约公元前20世纪-前14世纪）
克里特文明是由位于地中海东部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人创造的，所以也被称为米诺斯文明。通过考古发掘成果，结合不同时代地层的文化特点，又把克里特文明分为早王宫时代（约公元前20世纪-前17世纪）和后王宫时代（约公元前17世纪-前14世纪）。根据考古发现与神话传说相互印证，克里特文明时期已经形成了国家。大体上，在早王宫时期可能是国家发展还不完备，形成小国分立的形势；而在后王宫时期，有可能形成了统一的克里特王国。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完整发掘出来的气势宏大、功能复杂的著名米诺斯王宫加以证明。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说明当时也产生了文字，并显示出由图画文字向象形文字演变的轨迹，最后形成的象形文字被称为“线形文字A”，约有132个字，目前还没有被成功释读。
大约公元前1500年左右，米诺斯王宫为代表的克里特岛各地王宫突然毁坏。其原因历来有两种说法：一为希腊人入侵毁坏说；一为火山爆发毁坏说。随着王宫的毁坏，克里特文明也迅速衰落，后起的迈锡尼文明走上前台。
（二）迈锡尼文明（约公元前14世纪-前11世纪）
迈锡尼文明的创造者是希腊人的一支——阿卡亚人。大约在公元前1450年阿卡亚人占领了米诺斯，当克里特文明迅速衰落后，他们成为爱琴文明的领跑者。他们也有自己的文字“线形文字B”。这一文字已经在20世纪50年代被英国学者文特里斯和柴德威克成功释读。因此，我们就可以通过考古所得文物上的文字对迈锡尼文明进行准确的解读。迈锡尼文明时期产生了更加发达的国家，城邦周围有巨石城墙，社会上也形成了较为严格的等级制度。这些都说明在迈锡尼文明时期，国家的权力集中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大约在公元前11世纪，希腊人中的另一支——多利亚人入侵，迈锡尼诸王国连同其文明一同消亡。
（三）荷马时代文明（约公元前11世纪-前9世纪）
公元前11世纪，多利亚人入侵克里特岛后，希腊历史进入了荷马时代。这是因为关于这一时期的文献都已湮没无闻，只有在著名的《荷马史诗》中有一些掺杂着神话的关于希腊社会与历史的记载。也正是由于缺少关于这一时期的史料，人们对这一时期历史了解甚少，所以历史学家又常常把这一时期称为“黑暗时代”。但是也有历史学家根据《荷马史诗》所反映出来的战争历史，以及在这一历史记述中体现出来的英雄主义，而将这一时代称为“英雄时代”，如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都持此观点。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荷马史诗》所反映出来的这一历史时期的文明，都倾向于“倒退说”。这主要是从生产力发展标准上考察的结果。然而，如果我们从精神生产的角度看，从这一时期的历史记叙及其对后世产生的巨大影响来看，就会发现这一时期为古希腊乃至整个西方文明的基本精神与价值传统奠定了许多重要的基本观念。应该说，整个早期希腊文明成果，正是通过这一时期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历史记叙，才得以流传下来，并对西方文化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文化起源时期的希腊文化思想
关于希腊文化起源时期的文化思想，主要通过《荷马史诗》时代的文字记载得以保留下来。近些年来的考古发现又进一步证明了其史料价值。这一时期所形成的历史观念、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美德观都对后世的希腊，以及整个西方社会的人文传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历史观念的产生
我们知道，历史就是对前言往事的记录，这种记录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我们说就是一种观念（可以理解为历史观），也可以说是一种思想。这种观念的核心思想就是通过系统地记录、分析历史，为未来的行动提供理论根据或者行动指南。在西方文化思想史上，最早的历史观念产生于荷马时代。现在的西方“历史”一词就是源于希腊语，就是“研究”和“调查”之义。
《荷马史诗》的许多篇章在解决复杂问题时，都显示出了通过对目击者提供的证词进行调查，从而获得事实真相的思路。这常常被认为是历史观念的初级形态。而第一次明确使用“历史”一词的历史学家是希罗多德，他在其巨著《历史》中首次使用“历史”一词。[4]
（二）英雄主义的形成
英雄崇拜在不同类型的早期文明中都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这一主题在早期希腊文明中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在古希腊的早期文明史料记载中，英雄常常与神话人物合为一体。这本身就是一个进步。原因有二：其一，相对于人们对于超自然崇拜中所显示出的对诸多自然现象的恐惧心理，英雄的神化使人们从精神领域重新找到自信心与安全感，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英雄与神对话。其二，相对于爱琴文明时期已经发育得比较完善的君主专制，王权也不断地神化，这在早期的东方文明中也是一个自然规律。然而，在古希腊，却由于多利亚人的入侵，导致了这一进程的中断。这为以后古希腊走上城邦与民主准备了条件。从这一个角度来说，把荷马时代称作黑暗时代就缺乏历史观念，不免有以今释古之嫌。
（三）浪漫主义与美德典范
人们习惯上把西方社会看作一个有着悠久法治传统的社会。但是，稍有社会科学分析能力者都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规范越完备，对人的束缚力就越大，人的创造力就会日益枯竭。那么，西方从古罗马时代至今发展出一套如此完备的法制规范系统，西方为什么依然保持了创造活力，特别是近代工业革命以来，更是长期保持了世界领先的地位？我们认为，在西方文化思想中的另一个传统——浪漫主义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浪漫主义为人们展示了丰富的想象力、探险精神和为追求理想百折不挠的精神。这些精神也就逐渐成为西方的伦理道德中的重要精神。
《荷马史诗》正是充满了这样的浪漫主义情怀。首先从其所记叙的故事主题来看，长达10多年的战争竟然是为了一个名字叫海伦的美女，这从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带有浪漫底色的战争。同时，我们在《荷马史诗》的浪漫主义中还发现，追求理想者还要时刻恪守美德。奥德修斯在回乡途中受到重重阻碍，巨兽威胁、女神挽留、女妖歌声的诱惑等等，历经10年艰辛，最后回到家乡。其妻子也千方百计摆脱了众多有权势的未婚者，一直等待奥德修斯的归来。这些故事中体现出来的：坚持、节制、忠贞不渝等等，成为日后西方伦理道德的典范精神。
综上，同“黑暗时代论”相比，“文明的中断使后来的希腊文明在一定程度上免除了古老传统、宗教和宗法制度的限制，而这些东西通常是代代相传的，它们发挥着维系文明的稳定性基础性的作用”[5]的观点，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处于西方文化起源时期的希腊文化为西方文化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和一些重要的精神典范。
第二节东方文明对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
通过考古发现的实证研究以及文化人类学的考察，人们普遍发现西方文化思想的起源受到了东方文化的深远影响。东方文化思想中的一些精髓被西方文化所吸收，构成了西方文化思想中的重要成分。
一、两河文明对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
古代两河流域指的是幼发拉底河（Eupharates）和底格里斯河（Tigris）流域地区。这一地区在古代历史文献记载中通常是根据希腊语称为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意思就是“两河之间的土地”，包括今伊拉克境内的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中下游地区和叙利亚东北部地区以及今天伊朗的部分地区。古代两河流域分为南北两部分，南部地区称为巴比伦尼亚（Babylonia），北部地区称亚述（Assyria）。巴比伦尼亚地区也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称为阿卡德（Akkade），南部称为苏美尔（Sumer）。
（一）两河流域历史发展的脉络
由于我们是对文化思想起源的历史背景作研究，因此主要从有考古及文献证明的初始文明开始我们的历史考察之旅。
1.苏美尔初始文明时期（约公元前4300-前2800）
两河流域所孕育的文明，能够被考古学所证明，时代最早的就是苏美尔文明。苏美尔地区位于两河流域的南部，生活在这里的苏美尔人创造了两河流域最早的文明。根据考古材料，早期的苏美尔文明时期大约为公元前4300年-前2800年。这一时段又被划分为3个文化时期：埃利都·欧贝特文化时期（公元前4300-前3500）、乌鲁克文化时期（公元前3500-前3100）和捷姆迭特·那色文化时期（公元前3100-前2800）。
2.苏美尔城邦时期（约公元前2800-前2371）
苏美尔城邦时期有时也称苏美尔早王朝时期。我们这里之所以采用苏美尔城邦时期作为标题，是因为城邦的发展是苏美尔文明的一个独具特色之处。有学者认为，根据迄今为止的考古学研究表明，苏美尔人是人类群体中有史料证明最早创造出城市文明的人。[6]
公元前3000年代初期开始，苏美尔地区城邦林立，其形势有点类似于中国的战国时期。当时较大的城邦有埃利都、乌尔、乌鲁克、拉伽什、乌玛、苏鲁帕克、尼基尔、基什等。这些大大小小、星罗棋布的城邦之间争霸战争此起彼伏。这种局面持续到后期，逐渐在南北形成了两个大的军事同盟：以乌尔和乌鲁克为霸主的南方同盟和以基什为霸主的北方同盟。这标志着两河流域开始由城邦争霸走向了统一国家的时期。
3.阿卡德王国（约公元前2371-前2191）
两河流域最早的统一国家是由阿卡德人建立起来的。公元前3000年代中后期，当苏美尔城邦混战之机，北方的阿卡德人在其杰出的领袖萨尔贡的领导下，异军突起，逐渐统一了巴比伦尼亚的大部分地区。阿卡德王国统治仅仅百余年后便为东方的库提人所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