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扼要归纳西方文化发展的历史背景，对西方文化历史演变中形成的主要思想观念加以梳理，把握其文化思想发展的脉络，是一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工作。
一、西方文化思想史的学术定位
我们研究西方文化思想史，要先对其内涵进行辨析，然后再对相关理论的变迁规律加以总结。这样就可以为这个新兴学科作出明确的学术定位，从而保证相关研究的准确性和前沿性。
（一）文化释义
关于文化概念的阐释长期众说纷纭，难以达成共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近代科学主义观念渗透于人们思维习惯中，导致用经验科学的思维方式解决社会科学问题所带来的偏差。这里不再重复那种过度的诠释工作，就以《辞海》的文化定义为根据：“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有时又专指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知识与设施……”[1]《辞海》的文化定义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文化就是对人类精神与物质实践成就的记录。这种成就表现在人类如何在充满困难与挑战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中，协调处理好各种关系。正如《周易》所言，文化的功能是“观乎人文，化成天下”。
（二）思想史辩证
“思想史”是西方学术中“Intellectual History”或“History of Ideas”的翻译。我们从英文字面上来看，可以发现前者内涵与知识或智力相关，而后者与思想或观念相关。近代日本人首先将它们整合翻译为思想史，后被汉语世界所采用。所以，当我们今天思考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时候，就要从其与西方学术的关系以及它与中国传统学术的关系两个方面入手，辨明其在当前学术谱系中的坐标。
1.中国学术话语中的思想史
在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与近代学科属性意义上的“思想史”相对应的应该是“学术史”。梁启超在广泛接触近代西方学术文化后，对中国的传统学术作了有利于现代人理解的疏解：“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者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二者如辅车相依而不可离。学而不足以应用于术者，无益之学也；术而不以科学上之真理为基础者，欺世误人之术也。”[2]梁启超在分别辨明学与术的内涵后，又着重说明了学、术在内涵上的通合性。因此，我们在理解思想史这一学科自身特点时，在认识到它是对历史资料进行理论抽象结果的同时，更要把握其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特色。
2.西方学术背景下的思想史
西方学术背景下的思想史特征主要体现在它与相关学科的区分与比较中，具体表现在与哲学史的区分上。关于思想史与哲学史的区分问题，我们采纳罗格·斯柯鲁顿的观点：“哲学史关注的是对哲学结论与观点之内容的描述，而不是对于这些观点与结论之间的关系以及导致这些结论与观点的影响因素的描述。”[3]如果对罗格·斯柯鲁顿的观点进行详细解说的话：思想史着重讨论思想与思想之间的关系，以及产生这种思想的原因与背景；哲学史则着重讨论某一观点的具体内容。
（三）西方文化思想史的学术定位
我们通过对文化内涵的分析，对思想史与哲学史的比较与区分，把西方文化思想史的研究理解为以下几个方面：
不同的历史时代向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提出不同的问题，面对不同的时代问题，西方思想家们进行了解决问题的思考与实践；这些思考与实践即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也就是作为人类物质与精神财富总和形态的文化。
回答历史与时代问题而形成的文化观点，经过历史的检验，被证明具有永恒的价值即成为文化思想。
在历史视野下分析和总结曾经帮助人类应对不同时代问题的那些重要文化思想的演变轨迹就是文化思想史。
综上所述，西方文化思想史就是在历史分析的视野下，对西方文化在解决历史与时代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文化观念与文化思想及其演变轨迹的记载。
二、西方文化思想史研究的理论变迁
由于本书以探讨西方文化思想历史发展轨迹为宗旨，因此我们首先要从理论上把握西方文化研究理论变迁的前沿。文化与文明是相通的，所以，我们探讨西方文化思想的起源与历史演变在广义上同西方文明起源与变迁相一致。
（一）历史变迁的视角
传统上的西方文明起源与演变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往往侧重于从社会进步的角度来启示人类总结历史与实践经验的过程。这实际上是从历史进程这一时间进程的角度为文明的起源确定标准。在这样的历史性思维下，我们当前对文明起源的常识性判断主要是看一个群体中是否产生了文字、形成了私有制和国家。这一理论的雏形最早是由美国民俗学家摩尔根1877年在其所著的《古代社会》一书中所提出来的。这本书以“生存技术”的进步为标准，把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分成“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大的阶段，把注音字母的发明和文字的使用作为文明的标志。恩格斯在摩尔根理论的基础上，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将社会分工、阶级剥削的产生和国家的出现作为进一步的补充，用唯物史观完成了对文明起源的解说。
（二）文明区域变迁的理论演变
然而从恩格斯1895年去世至今，已经有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在这一个世纪里，随着社会科学的不断进步，特别是考古学的长足发展，人们对恩格斯的文明起源论进行了新的思考，形成了以出土器物的先进程度为标准探讨某一地区文明程度的模式。这是我们研究古代文明起源的另一种思维方式——空间标准，即从区域特点加以解释的方式。在这一思维方式的影响下，传统观点认为，早期的进入文明的人类都居住于大河流域。如西亚的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流域，埃及的尼罗河流，古代印度的印度河与恒河流域及中国的长江、黄河流域曾经孕育出著名的“四大文明古国”。
但是，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不断进步，这种传统观念也受到了质疑。有学者认为，农业文明最早的产生并不是像我们常识中所认为的那样，在河流平原或三角洲。埃及考古发掘证明，农业是起源于高地的。[4]持这种观点者倾向于认为，原始农业不是一开始就能利用河流的水利功能的，而是主要依靠天然降雨。这种观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最新的考古成果，例如近年来我们考古学发现的一些有代表性的文明，如爱琴文明、中美洲文明就难以用传统的大河文明说来解释，可以用高地农业说加以解释。
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反思与演变过程中，继四大文明古国说之后有五大文明发祥地之说，在四大文明古国的基础上，再加以爱琴文明。接着，又有人从考古学为中心的立场上，提出三大文明地区说，即美洲、拉丁美洲、中央安第斯文明区，东亚、南亚、中国和印度文明区，西亚、北非、南欧文明区。
以上对世界范围内文明发源地的不同划分方法，是文明研究不断发展的结果。根据这些既有的成果，全面结合当前的文化研究进展，特别是考古学的成绩，我们认为，在当前的文明与文化起源研究中，既要注意历史分析，同时又要注意运用近年来区域文明研究的成果。因此，本书对西方文化思想的研究，就从西方本土文明的起源以及外来文化对西方文化思想形成的影响两个方面展开。
注释
[1]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1765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2]梁启超：《学与术》，载《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五》（下），转引自冯天瑜、邓建华、彭池编著：《中国学术流变》，上册，2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3]Roger Scruton，A Short History of Modern Philosophy，London：Routledge，1993，p.2.原文为：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concern is to describe the content of philosophical conclusions and arguments，and not the context in which they occurred or the influences which led to them.
[4]参见孔令平：《埃及的农业起源问题》，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