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法律文书学导论(3)

伯杨父定下了判词：“牧牛！你的行为被确定为诬告。你竟和你的师父打官司。你违背了先前的誓言。现在你已办理了誓词，到啬去见朕，交还五个奴隶。既然已立下了誓词，你就应遵守誓词。最初的责罚，我本应鞭你一千，并鏑龌；现在我赦宥你，应鞭你一千，并黜龌；现在我再赦宥你，鞭五百，罚铜三百镩。”

这道判词的结构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确定罪名，即牧牛因违背誓言被定为诬告罪；第二部分为法律责任，即判处鞭刑五百并处罚铜三百镩。据考证，这是目前发现的我国最早的一篇法律判决书，反映了我国早期裁判文书粗疏、简约、不甚规范的风格，但它毕竟开创了我国2000年法律文书制作历史的先河。

（二）形成阶段（秦、汉）

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规范的法律文书正式形成的时期。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出土了秦代竹简1000余片，称为“云梦秦简”。秦简中的《封珍式》记载的内容大多是关于秦代法律条文和法律文书，是我们研究古代法律文书的宝贵资料。秦代的法律文书已经不再局限于“判词”，从出土的竹简来看，大量法律文书是关于法医鉴定和现场勘验的记录。例如：

经死爰书：某里典甲曰：“里人士五（伍）丙经死其室，不知故，耒告。”即令令使某往诊。令使某爰书：与牢隶臣某即甲、丙妻、女诊丙。丙死（尸）县（悬）其室东内中北权，南乡（向），以炱索大如大指，旋通系颈，旋终在项。索上终权，再周结索，余末二尺。头上去权二尺，足不傅地二寸，头北（背）癖，舌出齐唇吻，下遗失弱（溺），污两脚。解索，其口鼻气出渭（味）然。索迹椒郁，不周项二寸。它度母兵刃木索迹。权大一围，袤三尺，西北堪二尺，堪上可道终索。地坚，不可知人迹。索袤丈。衣络禅襦吊各一，践囗。即令甲、女载丙死（尸）诣廷。

这是一份制作内容翔实的模拟现场勘验笔录。其中，“经死”，是简文的标题；“爰书”，则是表述文书的一般程式，主要用于记录囚犯口供、告状人和争执双方的陈述。这份笔录没有使用真实姓名，丙为死者，甲为现场勘验员，丙的妻女为在场见证人。全文重点叙述丙自杀现场的实况：死者上吊的具体方位，绳索系束的部位、方式，头足与房顶、地面的距离，吐舌出唇的情况，尸体遗留绳索淤血痕迹，而其他部位并未发现刀砍、棒击、绳勒的痕迹，等等。这种文书的制作方法和形式，反映了中国古代司法官兼侦查与审判角色为一身的特点。

到了汉代，法律制度有了很大的发展，萧何在李悝《法经》和秦律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汉朝的法律体系。法律文书的制作侧重于案例和文言修辞，在制作技术上比秦代有了较大改进。汉代法律适用和文书制作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春秋决狱”，汉朝统治者奉行《盐铁论》中所谓的“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二是“决事比”，即“律其有断事，皆以旧事断之，其无条，取比类以决定”。也就是说，汉代的法律适用活动采用的是成文法与判例法相结合的方式。

总体来看，汉代以前的原始判词保留下来的极少，很多文献材料中记载的并非原始判词，而是判词材料，难以全面反映古代判词的真正状况。但从以上周至汉代的法律文书材料来看，当时的判词在内容和结构方面已经形成了固定的程式和要求，主要表现在：①判词的主要内容为确定被告的罪名或民事诉讼当事人的民事责任；②判词中一般都说明判决的法律根据，说明判决的理由。但是，这一时期的判词一般不包括案件争议事实的描述，反映了我国古代判词在产生和形成阶段的不足之处。

（三）发展阶段（唐、宋）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判词的繁荣发展阶段。唐、宋时期中国古代判词之所以取得长足发展，主要原因就是这一时期中国处于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封建法律制度日趋完善。

1．唐代判词

在保留下来的唐代判词中，以张卓（音）编著的《龙筋凤髓判》、白居易编著的《白氏长庆集》中的《甲乙判》、敦煌出土的《文苑精华》中所列的判词最具代表性。唐代判词的发达，与隋唐以后封建统治者实行科举考试制度有关。在科举考试制度下，选用人才的标准有4项，即“身、言、书、判”。据《新唐书·选举志》记载：“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甲乙判》，就是为科举考试而事先准备的判词。正是因为唐代判词多是为科举考试而准备的拟判，因而形成了语言庄重、文词简练、说理充分的判词特色。但由于拟判大都是在假定的法律事实范围内作判，判词的内容往往忽略对事实的认定和证明，从而影响法律适用的准确性。例如：

奉判：黄门缪贤，先聘毛君女为妇，娶经三载，便诞一男。后五年，即逢恩赦。乃有西邻宋玉，追理其男，云与阿毛私通，随生此子。依追毛问，乃承相许未奸。验儿酷似缪贤，论妇状似奸宋玉。未知儿合规谁族？

所拟判词如下：

阿毛宦者之妻，久积标梅之欢。春情易感，水情难留，眷彼芳年，能无怨旷？夜闻琴调，思托志于相如；朝望危圜，随留心于宋玉。因兹结念，夫复何疑。况玉住西邻，连瓦结栋，水火交贸，盖其是常；日久月深，自堪稠密。贤乃家风浅薄，本阙防闲，知彼往来，素无闺禁。玉有悦毛之志，毛怀许玉之心。彼此既自相贪，偶合谁其限约。所款虽言未合，当是惧此风声。妇人唯恶奸名，公府岂疑披露。未奸之语，实此之由。相许之言，足堪明白。贤既身为宦者，理绝阴阳。妻诞一男，明非己胤。设令酷似，似亦何妨。今若相似着皆许为儿，不似者即同行路，便恐家家有父，人人是男。诉父竟儿，此喧何已。宋玉承奸是实，毛亦奸状分明，奸罪并无赦原，生子理须归父。儿还宋玉，妇付缪贤。毛宋往来，即亦断绝。

2．宋代判词

宋代判词保留下来的判词大多为实判。《明公书判清明集》收录有判词117篇，这是最为主要的宋代判词文集。宋代判词除保留了唐代判词重视分析、说理、文字表达准确、精练的特点之外，还十分重视事实、情理的分析，并在判词中引用法律条文。从结构上来看，宋代判词一改唐代“拟判事实”与“判词”分别书写的结构形式，实现了事实与判词的融合，使事实成为判词有机联系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形成了结构完整、严密、科学的判词结构；从判词的内容来看，一般包括当事人身份、法律地位、案件事实、证据及理由、判决结果、执行方式等。例如：

蔡安政生子三人，长男新，次男先，幼男安仁单身，将所受分田逊于二兄，籍以供养，其意甚佳。今安仁虽无户，而原来分关声载分明。二兄俱丧，其侄却欲给据出卖。既卖此田，则安仁何所养给？何且存留，为安仁日瞻其用。候其身故，却照元约为主。

这道判词，首先说明了各方当事人的关系、法律地位及争议点，接着说明了附条件遗嘱的效力和生效条件。判词指出，在蔡安政的遗嘱中，既然分关载明将田产遗于蔡新、蔡先二子，那么蔡安仁有生之年必须凭藉此田产作为供养。因此，蔡安政的遗嘱为附条件遗嘱，其死后遗嘱所附条件成就，此项田产方能被处分。整个判词虽然只有一百余字，但结构井然、内容完整，相当成熟。

（四）成熟阶段（明、清）

明、清时代是中国古代判词的成熟阶段。明清判词保留下来的很多，目前保存较为完整的明代判词主要有李清的《折狱新语》、祁彪佳的《莆阳涎牍》、张肯堂的《莹辞》等。清代判词更是纷繁复杂，个人判案专集就有《于成龙判牍精华》《张船山判牍》《曾国藩判牍》《曾国荃判牍》等。明、清时代，中国古代判词已经确立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地位，表现在：①从表述上看，判词字斟句酌，遣词造句极为严谨，而且继承了唐代判词重文学色彩的表达方式，具有很高的文学欣赏价值；②从内容看，判词的实事、判决理由、根据及裁判结果成为判词内容的有机联系的整体，而且，根据具体案情的不同，有的判词重在案件事实分析，有的判词重在法律分析和评价，风格各异；③从法律适用来看，明清判词强调“引律入判”，彻底改变了唐代骈判“不拘律格”的现象。

1．明代判词

明代判词专集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李清的《折狱新语》，其在明代判词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写作风格上，每篇判词均以“审得”开始，然后是当事人、案由、事实、理由、法律依据、判决结果等，表明我国明代判词既吸收了前代的优秀成果，也有创新和发展，已步入了判词的成熟时期。下面以“逼嫁事”的婚约判词为例进行说明：

审得孔弘祖者，乃生员袁尚鼎婿，而二女则尚鼎女，弘祖妇也。先因瑾民何挺，曾求姻尚鼎，而此以红贴往，彼以红贴答。夫以红贴代红叶，何必新诗之当媒。胡历十余年，不闻挺以聘礼往也？迨夭桃之桂已过，标梅之晚感渐生，则二女已二十五岁矣。“有女怀春，吉士诱之”，虽贞姬亦钟情良匹。而顾以一纸空言，必欲责二女为罢舞之孤鸾也！此非近情论也。今弘祖娉请后，忽来何挺告，云有金钗彩缎之聘。以其有与无，俱不必辩。而可所一言折者，则二女失节于锁窗，洒涕于登舆，至今仍涕号弘祖之舍者是也。夫使他宅之双飞无心，则当尚鼎逼嫁时，应割耳毁面，誓死靡他耳。既或箱束繇人，垂涕升车，则盛事而往，浴体而缢，古贞女不以尸还阴书乎！何适弘祖后寂无一闻也？“狂风落尽深红色，已非昔日青春也”，挺可觅雕梁于别处矣。今乃以破甑之故，谬希完璧之返者，何也？及召二女当堂面质，则愿作孔家妇者，有同“唤江郎觉”矣。夫二女既失身弘祖，岂复与挺为藕丝之连若竖子哉！伤心于夺妇之惨，而“一恸俱损”，想挺之真情不至是也。非垂情彼妇，实垂涎家产耳！念系愚稚，姑免究拟。然则袁尚鼎独无过乎？红贴之一答，亦祸胎也，薄罚示惩。

在该“逼嫁事”案中，何挺与袁尚鼎之女袁二女订有婚约，历经10年，何挺仍未迎娶，至袁二女25岁时，嫁给孔弘祖，于是何挺起诉，要求维护其与袁二女的婚约关系。按照封建法律，本应严格维护婚约的效力，以实现“父母之名、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但本案在判处时，虽给予袁尚鼎“薄罚示惩”，但判词不厌其烦地列举种种理由，维护了孔与袁二女的婚姻关系：一是何挺订婚后10年不聘，实属不近情理；二是袁二女嫁孔弘祖，并不违背袁二女意愿；三是何挺诉请维护婚约关系，并非垂情袁二女，实垂涎家产。判决理由说理透彻，令人信服。

2．清代判词

清代判词是我国古代判词发展的最高峰，现存清代判词以《新编樊山批公判牍精华》和《清朝名吏判牍选》最具代表性。后者在汇集清代著名官吏判牍的同时，不仅对判词作了汇编，而且还对判词作了案情评析。下面以《湮灭古迹之妙判》为例进行简要介绍：该案简要案情是，灵寿县东有高台意，相传为汉纪信曾登临其上，名纪信台。有焕幼乔者，素引无赖，占霸一乡。因此台居高临下，登其上遍瞰一切，即据为己有。将台之四周，先筑墙，再造屋，以台为己有。所有台上各种古迹，悉行除下，而易以新匾起名曰乔木堂。众乡民知之而不敢言，历任官吏亦均以事不干己，且无人出首，亦听之。陆公到任后，不及三日，即闻悉此事。大怒，即差下乡提焕幼乔至。焕素知公名，不敢违。陆公判词如下：

古迹为物，所以志景仰而凭吊也。吾人读书论世，不得见古人，则与古人之所登临求摩萨者而珍宝之。如见古人，如晤一室。所谓存之于目，则思之于心也。故其用宏，其效大。所以自历代以至今日，地方上凡有先圣贤以至一善之士，苟有遗迹留于后代，足以使人流连徘徊而不忍去者，无论为真为伪，应一律保存。此景仰古人之本意，而亦为后人观摩之资也。圣朝入关定鼎，一再颁发上谕，禁止军人毁损古迹，并训喻各地方官，如遇有古迹因军事而倾坠者，应著地方官一律修葺保存，不得听其淹没。圣谕皇皇，伦音焕发。凡为臣子，无不鼎礼欢呼。乃审得焕幼乔者，湮灭古迹，将公作私，妄造屋宇，摘易匾额。以数千年留下之古迹，做一人一家之私物。如此居心，显背圣朝则古称先之至意。按律：湮灭古迹者，杖八十。据作私有者，加杖六十，徒一年。焕幼乔擅改纪信台匾额、外围房屋，用作私产，实属显背律例，法无可恕。本应重杖以儆，姑念一再哀求，自愿将古迹回复，匾额取下，并以盖造之房屋、外转之墙壁，一律捐入公家，用作罚抵，准予暂免杖责。并为防止后来再有如此行为，致古迹湮没无闻，听候移文学官，延本邑鸿儒撰文刊碑，永留后祀。并派公正耋老，专司此事，以垂不朽。所有焕幼乔罚捐之房屋，改作纪信庙，春秋致祭。从此馨香俎豆，千秋常新；庙貌钟鼓，万世景仰。其所以瑁忠臣硕士者，正无极也。此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