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婴儿的成活率只有百分之二十，和成活率高达百分之七十的西方国家相比，相差甚远。东西方国家迥然不同的生活环境，是形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中国儿童从小生活在艰苦的环境中，所以其成活率一直处在很低的水平。但是，在体质方面，中国人比西方人要好很多。
一些白人孩子和中国孩子，他们在刚出生时都具备同样的生命活力，随后会因为各种原因，夭折一部分，剩下一些幸存者，但在他们当中，中国人的体质总是强于西方人。如果将白人婴儿中幸存下来的百分之七十拿到中国养育，成活率并不乐观，能够克服恶劣环境并最终存活下来的婴儿，兴许只有百分之二十，其余百分之五十体质较弱的婴儿，则因无法适应环境而夭折。中国婴儿虽然只有百分之二十获得幸存，但他们却将体内优异的基因——强大的生命力，保留了下来并代代相传。
如果想弄清楚白种人和黄种人的体格差异到底在哪，分析东西方儿童的成活率无疑是一个极好的切入点。在当代，西方国家的医疗卫生水平领先于世界，人们的生活也十分富足、优越，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即使是一些身体孱弱的白人儿童，也有了存活的机会。但在中国，身体素质较弱的婴儿，却只能被动地适应强者生存、弱者淘汰的自然法则。在东西方条件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是什么重要的因素使得中国人的生命力反倒比白种人强呢？了解了这个问题，对改善白种人的体质会有极大的帮助。
在近两百年的时间里，西方人一直在不懈地努力，致力于提高自身的生活质量和生存能力，事实证明，这些努力成效显著，着实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不过，西方人的体质有没有随之增强，甚至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呢？带着这个疑问，我走访了许多中国教会和医院，从三十三位白人医生的口中获得了不少新的认识。
在青岛，我遇到一位医术娴熟、医德高尚的德国医生，在他看来，中国人的体质并不比白人强多少。他说，来中国之前，曾经在德国中部的绍林吉地区工作过一段时间，那里的农民吃苦耐劳，体格强健，但是中国人的体质远不如这些人。中国人免疫力低下，体弱多病，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还会出现反应迟钝，畏惧病痛的现象。另外三名在中国旅居了二十多年的外籍医生，和这位德国医生有着相似的观点。他们一致认为，白种人和黄种人的体质是一样的，区别不大。随后，我又问了他们几个问题，其中两位医生的回答却和这一结论自相矛盾。他们指出中国人高烧时，忍受病痛的能力很强；对于白种人来说，血毒症无疑是绝症，但中国人却能战胜它。显而易见，这样的事实明显证实了中国人的体质在某些方面是比白种人强的。这三位医生之所以做出前后矛盾的表达，和他们缺乏将白种人和中国人进行比较的意识有关。他们远离家乡二十多年，恐怕早已不记得白种人的体质状况，所以，也难以对白种人和黄种人体质方面的差异做出客观的评价。
其余二十九名医生的观点出奇地一致：和家乡所在地的白种人相比，中国人的体内确实存在某种更加优良的基因。外科医生们在对中国人做手术时发现，中国人极少出现休克的状况，“在手术中，中国人总是平安无事。”一位来自英国的医生这样说道。这些白人医生还告诉我，东西方的医疗条件优劣分明，中国的教会医院一般规模不大，医疗设备也十分简陋，即缺乏设备又没有良好的消毒环境，西方国家医院的条件则要好得多，那里设备齐全，品质优良，医院环境也十分洁净，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两种环境的手术效果却差不多，中国人被治愈的机率并不比白种人低。
一位在福建从医的肯奈尔医生就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了这一点。前段时间，他去德国度假，回到中国后，他将两国的医疗条件和治疗效果做了一番对比，在治疗炎症方面，在柏林从医的冯·鲍曼医生用的都是先进的医疗设备，而自己则只能使用那些极其简陋的设备，但是，中国人和柏林人的治疗效果却不相上下。由此可见，倘若中国人能和白种人享受一样的医疗条件，他们在经历过大手术后，身体就会恢复得更快，治愈的可能性也更高。
令白人医生们惊诧不已的是，中国人即使受到重伤，也能极快恢复。他们告诉我，有一次，他们遇到一名腹部被划伤的苦力，当时，他的伤情十分严重，连肠子都露了出来，被人抬进医院时，他不得不用手托着肠子。几名医生把他的肠子放回体内，然后缝住伤口，就完成了简单的手术。没有消毒设备，和肠子一起进入腹内的还有看不见的细菌。没过多久，这个人就痊愈出院了，实在出人意料！
事实上，让医生们大感惊讶的还不止这些。在治疗过程中，中国患者往往能表现出异常灵敏的反应。比方说，在一次意外中，小孩被切去了几根手指，为了应急，大人们赶紧把切下的手指放在原来的位置，然后用几块烂布条将其缠绕在一起，当然，这样草草了事的包扎完全忽略了可能会加重伤情的因素——细菌感染。不出一周，小孩的手就肿了起来，大人们不得不带孩子来医院治疗，但已经出现的破伤风，使医生们对治愈不抱希望，他们清洗了孩子手上的伤口，就大人带孩子离开了。他们都以为这个孩子很快就会死于破伤风，没想到三天后，这个孩子的破伤风竟奇迹般消失了，孩子也恢复了活蹦乱跳的生机。
一辆马车轧伤了一个人的手指，很快就引发了血毒症，病症集中出现在胳膊以及腋下腺，经过医生的简单治疗，这个人的血毒症就不见了。一名患者刚来医院时，高烧已经持续了数日，受伤破裂的地方也生了蛆，但当医生对他的伤口进行过药物清洁后，他很快就退烧了。一位乳腺癌患者，由于手术后伤口感染，她一度烧到了华氏一百零六度，进食困难，在高烧不止的日子里，她就靠着丈夫喂给她的硬水栗子勉强填肚子，最后，她挺了过来，烧退了，身体也完全康复了。
中国人在面对血毒症时，表现出了极强的抵抗力，关于这一点，几乎所有白人医生都觉得吃惊。他们不由得对这个现象展开了讨论。大多数谈话都被我记在了笔记本里：“中国人体内存在着对抗疾病的优质基因”；“血毒症是一种十分少见的疾病，但中国人对它的抵抗力要比我们西方人强得多”；“中国人对产脓病菌有的免疫力也很强”；“我们国家的人一旦染上坏疽这种疾病，很快就会发展成更为严重的疽病，但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在中国人身上发生过，显然，他们比我们更能抵抗坏疽病”；“即使是非常严重的疽伤，也不会使中国人发烧，他们好得很快”；“有时，医生们会对一些身患妇科病，又不幸染上败血症的妇女，放弃治疗，但最后，她们却总能靠着自身强大的抵抗力，渡过难关”；“我们白种人如果连续高烧七天，多半会丢掉性命，但中国人却能痊愈。”由此看来，那段在洋医生们口中广为流传的话，真是一点也不夸张：“除非死亡来临，否则千万别放弃对任何一个中国人的生命进行挽救。”
生孩子对于南方妇女来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她们在生产过程中也很少大声喊叫，她们的身体恢复得极快，一般不到三天就能自如地活动了，这或许和南方妇女不需要裹足有关，在中国，裹足现象更多地出现在北方。我从一位叫斯文的医生那里，听到了这样的例子：他在河边找到一个女船家，想坐她的小船到河对面去，不料，她示意他等上一会儿，十五分钟，最多不超过三十分钟就行。原来这位女船家已有十个月的身孕，此刻正要分娩。不到半个小时的工夫，她就生完孩子，拿起船桨去送医生渡江了！船尾的一堆破布中，不时传来婴儿的哭声。斯文说，在广州工作时，他碰到过很多次类似的情况。
如果妇女是在家里分娩，通常会请来一位助产婆帮忙接生，她们大多是一些年纪较大的老人。由于屋子里总是脏兮兮的，孕妇生产的环境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产婆们对这些也视而不见，反正就算条件再恶劣，中国妇女也很少有产褥热的症状。但西方人是绝不会允许产妇在这样糟糕的环境里生产的，因为这很可能会要了一个白人产妇的性命。如果中国妇女遇到难产，只能忍受着巨痛，等待家人去请洋医生。往往一等就是两三天，这时，腹中的胎儿已经死了，产妇也出现了低烧的状况。但只要洋医生将死胎从体内取出来后，产妇的身体很快就能复原，其性生活也没有因此受到任何影响。
中国人口众多，环境拥挤，时常让人产生一种呼吸困难的感觉，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具备一定的卫生常识是很有必要的，但是中国人对卫生知识的了解基本为零。从表面看起来，病菌更易入侵中国人的身体，事实恰恰相反，中国人的机体因为长期和它们对抗，免疫力反倒变得越来越强。许多外国人对此即惊讶又羡慕。要证实这一点并不难，可以找到很多事例。就拿蚊虫叮咬来说，凡是来中国不久的老外，被蚊子叮咬过的地方总会马上出现肿块，但中国人从来都是安然无恙；即使喝了不干净的河水，中国人也从未得过痢疾；以前，医生总是把伤寒病和一种与之是非相似的病症混为一谈，所以现在，如果没有经过细致的检查，医生不再轻易做出诊断。事实上，中国人是极少患伤寒的；此外，风湿性心脏病在中国也不多见。在三十三位医生看来，天花这样的疾病，在中国并不算什么大病，对于中国人来说，天花顶多就是一种流行性腮腺炎。
白人医生们还发现，中国人在呕吐过后，很快就能回到正常的状态。在对麻醉药——氯仿的反应方面，中国人比白种人要平静得多，中国人总能很快地进入昏睡的状况，而白种人在此之前，总会兴奋一段时间。一位医生说，他在中国长达二十五年的从医生涯中，从未碰到过一个因使用麻醉剂而死亡的患者。有六次外科手术，他甚至没有使用麻醉剂，病人不但没有胆怯畏缩，还表现出了极强的忍耐力。白种人无法忍受这种疼痛，没有麻醉剂，手术根本无法进行。但在中国，做手术不用麻醉剂是司空见惯的事，小到拔牙，大到切除肿瘤以及烂掉的肌肉都是如此。当肿瘤长在体内不易探寻的地方，或者腐肉刚好位于肋骨顶端时，手术带来的巨大疼痛，常人难以想象，但中国人却都能咬牙忍受，并最终坚持到手术结束。这些事实无不展示了中国人在面临疼痛时，具有超强的忍耐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