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遥远而古老的东方，有一个和欧洲中世纪时期十分相似的国家，那就是中国。那里的每一座城市，都修建了坚固的城门和高大的围墙，尽管历经风雨洗刷，这些城墙却没有丁点破损和残缺，其防御外敌的功能也丝毫不受影响。其中一些地理位置优越的城市，则被中国的统治者——满族人，选作军队安营扎寨的国防要地，每当突发战事或者遇到外敌侵袭，满族人就进入这些城市，躲避灾难。
和坚不可摧的城墙相比，中国的街道则要逊色许多。中国城市的街道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道路大都窄小不平，弯弯曲曲，脏兮兮的路面还时不时地散发出一股难闻的臭味。城市的公共交通具有鲜明的南北差异。在中国北部城市的街道上，最常见的交通工具是一种用骡子拉客的载人马车，满大街随处可见，它和来来往往的行人一起形成了一派车水马龙的热闹景象。但在盛产水稻的中国南方，情形却大不一样。骡子拉的马车几乎就看不到了，那里的人们用手推车来解决出行问题。不然，他们就干脆步行。但由于交通规则的缺失，城市街道几乎被商贩们侵占，通行十分困难。随便想象一下：在一条不到两米宽的道路上，充塞着商贩、货架、柜台以及一排排用篮子构成的货摊，还有手工艺人和他们的工具，将会是多么的拥挤和混乱！幸亏权威机构有一条为坐轿腾出通道的规定，否则，街道会变得更加拥挤和狭窄。不过，即便是这样，也难以改写旅行者心目中对中国的印象：街道拥挤不堪，城市人口众多，人口高度密集。但很少有游客真正科学地统计过中国城市的人口数量，他们在游记中关于这点的描写，大多是一种感官上的揣测，再加上文学效果的需要，很大程度上夸大了事实。
中国的城市面积都不大，最大的要数北京了。低矮、宽阔的平房是中国城市的主要风景线。此外，还能在大街上看到一些身穿统一黄褐色制服、手拿警棍的警察。他们的职责是维持公共秩序，不过，这样的街景只是在最近才刚刚出现。一旦遇到动乱，这些警察就会不堪一击。广州的士兵大都不穿鞋，个个看起来萎靡不振，一脸和善，法律的威严根本无法从他们身上展现出来。
城市的公共设施十分匮乏，既没有公共用水，也没有公共照明。在一些傍水而建的城市，当地居民就依靠河水维持生活。挑夫挑着满满一桶的河水，挨家挨户地送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去往河边的石板路，终年都是湿漉漉的。由于河水未经过任何处理，遇到浑浊不堪，无法饮用的情况，人们就在竹筒里加入一些块状的明矾，然后将竹筒放到水里搅拌，不大一会儿，水就会变得清澈。
由于没有公共照明，每当夜幕降临时，城市就会笼罩在一片黑暗中，街道上冷冷清清，看不到一个行人，气氛阴沉可怖。人们的照明设备十分简陋，最常见的两种是纸灯笼和花生油灯，点亮纸灯笼里面的蜡烛或者花生油碗里的棉灯芯，就可以看到光亮了。后来，随着煤油灯的出现，人们的生活便利了很多。他们逐渐打破了规律的作息，不再按部就班地一天亮就干活，天黑就睡觉，而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聊天或者读书。
城市燃料的供应常常捉襟见肘，人们想尽各种办法自给自足，树木的枝叶、谷物的皮壳、干枯的杂草，凡是能够燃烧的花草树木，全被视为柴火，平日里用来加热泥炉、砖炉，煮衣、煮饭，到了冬天，就用来烧炕，以此抵御寒冷。不过，稳定供应的柴火并不是没有，伐木者盯上了茂密的森林，一棵棵参天大树轰然倒下，然后被加工制作成一捆一捆的干木柴，这些干木柴在广州和香港有很好的销量。在珠江的干流西江最繁忙的航道上，可以看到络绎不绝的运输船载满柴火，顺着河流的方向南下。伐木者寻找财富的脚步从未停止，他们甚至逆流而上，在河流的上游城市开辟新的市场，森林遭到了更加严重的破坏。
燃料的匮乏，也对人们饮食习惯的形成起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穷人家庭，为了节省柴火，他们常常去街上买熟食填饱肚子，久而久之，这就成了一种生活习惯。这个习惯无形中养活了那些以卖小吃谋生的人群，大街上的小吃摊点前总是人头攒动，生意火爆。不过，西方人很少去凑这个热闹，在他们看来，熟食是一种昂贵的食物，普通家庭是消费不起的。
如果走进中国内地城市的居民住宅，一定能在厨房看到一面黑乎乎的墙壁，几乎家家如此。由于房屋没有烟囱，灶炉生火时产生的烟雾总是直接喷到墙壁上，于是烟熏的黑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屋子的采光情况也不尽如人意，大部分光线被不设玻璃的门窗挡在室外，只有极少部分能透过粘上白纸的窗棱照射进来，内地的人们就在昏暗的环境里起居生活，但他们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瓦片是铺设地面和屋顶的主要原材料，除此之外，人们也会用到泥土、砖块，或者茅草。
这里讲到的是绝大多数内地人的生活环境，在许多西方人眼里，他们大都过着一种清贫、简朴的生活。当然，富贵人家也是存在的，他们的房屋大都藏匿在一堵高大的围墙之内，若想一睹高贵华丽的风采，普通人是没有这个眼福的。
在这些富丽堂皇的宅子里，室内的陈设十分奢华：也许有价值不菲的瓷器、有美妙绝伦的工艺刺绣，也许还摆放着全世界最令人赏心悦目的家具。不过，西方人在欣赏这一件件亮丽出彩的物件时，并没有完全被其魅力折服，一是因为它们的表面经常覆盖着灰尘，有时还有蜘蛛网，一些东西甚至出现损坏，但无论是宅子的主人还是仆人，似乎都对此视而不见；二是因为，若和西方的富人阶层横向比较，中国内地富豪的这份深受传统手工艺影响的儒雅，就相形见绌了。
中国人一向极少重视环境和物品的美观和卫生，这点和日本人有着显著的差异。通常，人们对“中国”一词条件反射般的印象是：石砌的道路坑坑洼洼，凹凸不平，路面开裂倾斜严重；茅草屋破破烂烂，顶棚肮脏腐烂；寺庙的屋顶向下凹陷，泥瓦上布满苔藓，祭坊屏饰犹如一团乱麻；船舶用破烂不堪的草席搭建而成，根本没有遮风挡雨的作用；在乡村，随处可见粪便、污水池、水泥坑。中国人似乎对创造优美环境，清洁、修补事物这类事情毫不关心。所以，很难在内地城市看到为居民休闲而建的花园或者草地，顶多寺庙内会种植一些树木。究其原因，或许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关，他们不关心眼前的小问题，也不担心小问题会演变成大问题，如果要费尽心思修葺、保护旧有事物，还不如重新做一个新的。
日本的环境和中国完全相反。路面平整干净，道路两边看不到成堆的垃圾；墙壁被精心清洗过，草屋也被打理得十分整齐。眼所能及之处，都是一片干净、整洁的景象，哪怕是到了日本的乡村，依然保持着这样整洁的风貌。日本人无法容忍破损、杂乱的事物存在，无论修补工程大小，他们从来不计较，大到加固堤坝桥梁、修整道路，小到翻修栅栏、墙壁、屋顶，他们毫不含糊。
倘若要在世界上列举出一些能够与之媲美的环境，我想只可能在荷兰、法国诺曼底、英国的一些地区或者美国境内侨民和新英格兰人集中居住的区域才能找到了。日本人一直享有讲卫生、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赞誉， 一九一零年夏天那场令世人铭记于心的洪水发生过后，日本人更加声名远扬。
谈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中国记忆，就不得不提到一种蓝颜色的棉衣，由于这种棉衣不易穿坏，十分受中国百姓欢迎。平日里，他们穿用棉布本色裁剪的深蓝色棉衣，这种衣服摸起来手感比较粗糙。在节庆日，他们就会穿上专门的服装，要么是做工精良的淡蓝色棉衣，要么是绚丽多彩的丝质外套。到了冬天，人们很容易从穿着上分辨出是穷人和富人：穿厚棉衣的是穷人，穿着一身丝质棉袄，棉袄还镶嵌有动物毛皮的一定是富人。
西方人的服装和中国完全不同，多是穿用毛料纺织而成的衣服。如果有人想在中国推广毛料制成的西式服装，恐怕会因为原材料匮乏的问题失望而归。现在，中国的畜牧业还处在自给自足的阶段，大规模的养殖场凤毛麟角，羊毛的供应量根本无法满足批量生产成衣的需要。但是客观地讲，中国人的棉衣是十分实用的，他们把开口留在衣服的侧面，扣上肩上的扣锁后，人的身体就能严严实实地躲在厚厚的棉衣里，即使是在北京遇到从西伯利亚南下的凛冽寒风，也能毫不畏惧。相比之下，西式服装的开口习惯实在太愚笨了，大大的V型开口，把人胸口以上的部位全部裸露在外，寒风肆无忌惮地往身体里灌，这个时候，你要是看到一个穿着粗布棉衣的中国人，一定会觉得自己就跟一个衣衫褴褛的图腾崇拜者差不多。
在中国，政府通常会在城市主干道口修建一道拱形的大门，名曰牌楼。牌楼闻名于世，是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建筑，一般由两门或者三门构成，样式各异，但造型都十分精致，有一种磅礴之气。建造牌楼的初衷主要是为了对一些事件或者人物进行表彰，不过战绩显赫的遇难士兵通常被排除在外，能够享此荣耀的人，单指一些在相关领域成就非凡的文人学士。中国人之所以热衷于建造牌楼，一是因为牌楼的使用寿命能达到几百年，相当坚固耐用；二是因为胸怀博大的中国人需要通过修建纪念性的建造物来满足消费需求，同时借此传播仁爱之心。于是，在一些城市边缘的路面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牌坊，这些牌坊延续精美的品质，但由于样式单调重复，谁看久了也会产生审美疲劳。
如果看腻了千篇一律的牌楼，去中国华南的城市看看，一定会有耳目一新的发现。在一排排简朴的平房间，耸立着一些近八层楼高的平顶塔楼，外有壕沟围绕，上有隐蔽的天窗，它们的外观和中世纪时的欧洲城堡的高楼极其相似。建筑可以相似，人的情感也有相同之处。十三世纪，比利时佛莱芒人和汉莎商人到伦敦讨生活，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十分强烈，如今，在中国的几个大城市中，那些来自其他省份的异乡人也同样体验到和比利时人一样的感受。于是，他们和同乡一起，成立行会，建造会馆，没记错的话，一批生活在西安的四川人、河南人、山西人，就在当地修建了一座金碧辉煌的“三省会馆”。
在中国，当铺的功能十分强大，当你经济拮据时，可以把一些值钱的东西拿到当铺换成现金救急，同时，物品又可以安安稳稳地被“寄存”在当铺行。要是遇上盗贼，藏身于当铺是最明智不过的选择。换个角度来看，当铺既是银行，又是托管中心，还是避难所。
中国河流众多，在公路建设滞后、负重牲口良莠不齐的情况下，水路无疑是百姓出行、货物运输的最佳选择。因此，中国的船多得惊人，如果把其他国家的船只加在一起，或许刚好能和中国的船只数划上等号。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大量的劳动力涌向港口和码头，使中国成为世界水上作业劳动力最庞大的地方，当然，中国船夫的能力在世界上也数一数二。
船舶机械化程度不高，多是依靠人力划桨前行，所以总能看到甲板上奋力划桨的船夫。如果看到近二十多个光着胳膊的船夫正伴着船工号子的呼喊声有节奏地划浆，那一定是一艘大船。在顺风顺水时，船夫们比较轻松，但到了有些河段，船夫们不得不选择逆水行舟。这时，他们来到湿滑、陡峭的河堤，手里紧握纤绳，由于没有现成的纤路，他们必须一面用力拉船，一面探索纤路，翻越岩石、穿过狭小的壁架，每走一步都异常困难。
许多贫困的南方人一辈子过着水上漂的生活，在丢掉土地以后，他们不得不把家安置在舢板小船上，在天气晴好之时，他们的水上房屋，看起来就像一个个连接游廊的独立单间。虽然远离陆地，但那里不存在地主、工头、老板，这使他们远离了失业、受剥削和工作的压力，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他们从来不会感到冷清、寂寞，因为在水上世界，总能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有河水缓缓流动的声音，船只碰在一起时发出的嘎吱声，人们在一起唠唠叨叨的交谈声以及婴儿的咿呀学语的声音。水上人家的家居环境大都十分整洁，和荷兰人的家里一样干净，这和取水的便利是分不开的。住在水上的好处还远不止这一点，因为免交租赁税，他们可以凭自己的喜好，在任何喜欢的地方安家、随心所欲地选择邻居和居住环境。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的心态十分开朗，即使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他们也从未唉声叹气过，在坚持简朴生活的同时，他们乐观快乐地享受着这份自由。有谁能像他们一样把日子过得如此自在、多彩的呢！
由于智力开发得较早，水上人家的子女大都聪慧机智，这完全得益于他们生活的环境。生活在水上，不慎落水是绝对不可避免的，为此，孩子一出生，大人们便会拿出一个封好口的空坛子，然后把孩子用绳子系在上面，如果孩子掉进水里，大人只要找到坛子，就能轻而易举地找到孩子了。这些孩子的智力发育速度比同龄人要快很多：一岁时，他们就学会了照顾自己；到了三四岁，他们的智力水平几乎相当于美国六七岁的孩子，他们学会了用竹竿撑船，用浆划船，用黑溜溜的、机灵的眼睛观察着周围的一切。这使得他们像意大利婴孩一样讨人喜欢，你会情不自禁地从腰包掏出铜钱，送给这些机智的孩子。